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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死后似乎很冷落。年青一代的，对于这位革命前辈，显见得生疏，而学术空气又那么淡薄，对于这位博大精深的学者，要了解他也不大容易，因此他一瞑之后，渐渐被人家忘却了。 其实我们只要一翻阅现代中国史或中国革命史之类，就可以看到四十年前有一位知识青年，因为坚决主张革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去了自己的辫子；又可以看到这位青年为写文章宣传革命，在上海租界踉跄被捕，从容对簿，锒铛入狱。 这位青年，便是五年前在苏州逝世的章太炎。我们只要一翻查清末革命文献，便可看到慷慨激昂的《讨满洲檄》，词严义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可以看到《中华民国解》，知道中华民国这一名词的由来。写这些文章的，便是五年前在苏州逝世的章太炎。我们再往后一点看，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气焰万丈之际，有谁以大勋章作扇坠，闯入总统府，大骂袁世凯蓄心背叛民国的？在民国初年，封建军阀割据一方，万分跋扈之际，有谁敢写文章大骂吉林都督陈昭常是屠杀革命志士的凶手的？那不是章太炎是谁？我们再看到五年前，当北平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而学者名流大叫学生应埋头读书的时候，偏有人以革命元勋的资格出来替学生说话，以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日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这不是章太炎是谁？历史使中国的革命发展得异常迅速，单纯主张种族革命的太炎先生，到晚年来显然有点赶不上时代了，然而他的一贯的“严夷夏之辨”的理论，对于目前的民族抗战，还是适用的。而况他始终保持了革命家的风度，他生平没有一句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论，他遍身没有一根取悦权贵的媚骨。盖棺论定，太炎先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要成为像太炎先生那样的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不仅要有渊博的学问，还须有坚贞的节操与大无畏的精神。清朝末年，革命党人随时有遭受杀身之祸的危险，再加上清廷大吏的威逼利诱，意志不甚坚强的，往往因之而退缩、逃避，甚至于变节 。章太炎的在上海被捕，据说是由于同党人的告密，确否我们不知道；但与章太炎同时参加革命而且学术文章几乎与章氏齐名的刘申叔（师培，一字光汉），却表演了一幕出卖同党的丑剧。一本中国革命史上有着这样一段的记载：己酉年夏，党人陈其美、张恭、王金发、周淡游、褚辅成等在上海有所计划，事为刘光汉、汪公权所闻。光汉鼓吹排满有年，为有名之文学家，时任《民报》撰述，以为其妇何振所挟持，且与章炳麟、陶成章意见不合，遂变节归上海，密充江督端方侦探，至是乃以所得报告端方，端向英租界当局交涉，派巡捕查抄党人机关，捕去张恭一人，周淡游、褚辅成以变服工人得免。王金发怒，挟枪见光汉，将杀之，光汉惧，许以必为保全张恭，恭因不死，光汉由是不敢再至上海。 知识分子由其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当生死关头，往往容易动摇退缩；但也只有知识分子，对于是非顺逆格外认识得清楚。所以往古来今，做权贵清客显要走狗的，甚至于出卖朋友以求脱祸或借此以求进身的，大都是知识分子，而坚持自己的主张，视名节重于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刘申叔代表了前一种知识分子，章太炎则代表了后一种。不过变节动摇的知识分子，虽然一时脱了祸患或竟因此而显赫起来，但到头来还是毁灭了自己。我们只要看刘申叔，到而今“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只剩几种关于音韵学等的著作，偶然还被人称述；而章太炎的姓名，著作，将炳彪千古，永不磨灭。 所以，归根结蒂，变节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在所谓叔世扰攘之际，士大夫既看轻名节 ，而告密、刺探等作风，提倡鼓励者又大有人在，因此，为真理，为信仰，百折不挠，终始如一者鲜睹，而冒没奔竞，投机取巧者滔滔皆是也。从这里说开去，要牵涉到民族道德问题，我想就此带住。不过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些事情，不妨在这里附带说一说。我觉得四十年前的士大夫，其投机取巧处远不及后来的一部分青年来得聪明。刘申叔充端方密探，出卖同党之后，便“由是不敢至上海”，而后来的一些任钩拒刺探工作的人，他们可以永远装出一副前进的革命的面目，把被卖的装在皮鼓里，使他到死还不知其所以然。而尤其聪明的，他不用充密探、卖同党等等拙劣方法，只要找一个机会，写几篇文章就成了。譬如有人说鲁迅是左翼作家，思想要不得，他便写文章来把鲁迅骂一顿，这样就显得他不是左翼作家，思想要得了。又譬如国际间发生一个什么问题，他可以不从这问题的本身上去分析研究，而借端向制度和我们不同的国家，提出一个慷慨激昂的“我们的抗议”，既英勇，又稳当，从此人家就不会把“危险分子”的考语加到他身上，而他还是做稳了爱国的文艺家，岂不一举两得也乎？不过在另一方面，却也因此而显露他自己的原形，告白他自己的没落，归根结蒂，还是愚蠢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为纪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周年作 选自１９４２年９月桂林文献出版社《骨鲠集》初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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