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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同志们的艺术进修，我把想到的有关创作的两个问题谈一谈，第一是含蓄。 在文学创作里面，主题当然要很明朗，不能使要表达的思想晦暗。但是我想，文学创作需要有含蓄。所谓含蓄，就是不要一泻无遗，不要节外生枝，不要累赘琐碎，要有剪裁，要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 目前，在我们的一些创作里面，写一个人痛苦，或写一个人快乐，表现感情的方法好像都差不多，都是很简单的。这种写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感情的表现，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就只有一种表现。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于痛哭；嬉笑之怒，甚于裂眦。”在出土的古书竹简上有一句话：“至乐不笑”。契诃夫有好几次告诉青年作者：写一个人悲哀，应该写他散步，写他吹口哨。 我想，并不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都能体会到感情方面所有的这些具体表现。 有一年，我住在疗养院里，夜晚很寂寞，想听听收音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节目。当我正要关闭收音机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这声音一下就吸引了我，赶紧对准，原来是杨虎城将军那位宋秘书的女儿，正在报告她的亲人被杀害的经过。这是一种非常悲痛的声音，也是一种极度控制的、有含蓄的声音。这个女孩子，在那里低声地讲着，简直是如泣如诉地讲着。我立时坐下来，一直收听完毕，热泪盈眶。整整一晚上，感动得不能平静。当时，并非没有更强烈的大声喊叫，或者痛哭流涕的节目，而这位烈士的女儿的声音，只是若隐若现的时候，就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含蓄，必须包括真实的感情在里面。 有一天我看报纸，蠡县有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女社员夜晚害了重病，这位队长冒着大雪去给她请大夫。这是平原上很少见的大雪，在回来的路上，医生失足掉在井里面。这位队长立时跳下井去，想救出这位医生，结果自己冻死在井里。 这是一篇很简短的报道，我读它的时候，正是在一天清晨，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向家里的人讲述了这一段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晚报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一个小孩，支气管里塞上了黄豆，结果被父母当作死孩子，抛掷在荒坟里面，被一个出差的解放军抱走救活了。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很简短的新闻报道或广播节目。这里面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很多文艺上的加工描写。但是我可以说，这些事实，即使被以后的作家演义成一、两万字或者更长的小说，它的感动能力也不一定就能超过原来简短的报道。这是在文学创作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当然，有的故事拉长了，它的感染力可能增强，但有的故事拉长了，就像多加了水，它的感染力也可能冲淡。 那部《颜氏家训》里说：“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就是说写文章应该有节制，应该适可而止，应该有含蓄。我们写文章，常常是怕读者看不明白，要面面俱到；怕批评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在作品里面增加一些解释，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对生活了解得愈多的人，他在创作上愈能有节制，有含蓄，凡是生活本钱不大的人，他的文章就容易流于散漫铺张。 文学语言，包括好的比喻，有力的生发，美妙的联想和出奇制胜的描写。这些造诣，无疑都是从对人民生活、社会风习，和时代精神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得来。 戚蓼生说，曹雪芹的写作之所以“神乎”，是因为：第一，“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第二，“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第三，“似谲而正”。他这些分析，当然还不能完全概括曹雪芹在语言上的技巧，但是他所说明的这些道理，我们应该研究。 在文学上，语言、语法和语气，是有很多变化的，是有很多风格的，越是对于生活了解得多的人，了解得深刻的人，他的语言就越不会简单化。但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能了解这一点。在有些评论家看来，一句话只有一个说法，稍微有所变化，他就感觉奇怪。譬如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篇作品写到有人想给一个女孩子介绍一个八路军做爱人，问： “你愿意吗？”女孩子说：“我不愿意。”评论家看到这句话，就下结论说，这个女孩子很“落后”。这句话会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观”有问题。其实，那个女孩子心里是很爱八路军的。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方式，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就应该高兴得跳起来，说：“好极了！谢谢你！快带我去找他吧！”这样，评论家就可以鉴定她很进步，形象高大，作品有进步意义。但是在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在生活里，一个人的说话、口气，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们还从事什么文学工作？如果连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我们还“观”的什么“世界”。当然，在生活里也有“袖里吞棒槌——直出直入”式的语法，但并不能用这个方式概括一切。我下乡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曾经告诉我：“话有百说百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我们才能领会所谓“似谲而正”，所谓“注彼而写此”这些语言工作上的复杂情况。 附注：以上系一九六四年六月一篇讲稿中的断片，一九六六年冬季散失，今重获之，整理出来，投寄刊物，亦奇遇也。 1978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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