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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改编古典文学，忽视其大部精华，专找那些色情糟粕，并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大作文章。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凡此，都是出于一种“创作思想”：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到海外的青睐，青少年的爱好，评论家的知音。弄好了，可以成为什么名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凡是这种“文艺家”，都是主张中国文艺需要“现代化”的。题材陈腐，思想低下，又要运用现代手法，这真是一种矛盾，一种畸形。 这些年，文艺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导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这种作品的问世，受害的不只是读者、观众，也包含了作者本身。原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经不起热浪的冲击，终于顺流而下。有的从好到坏，只有一两年时间。至于出版社，制片厂，如果因此致富，那赚的是昧心钱，如果赶的时机不好，赔了钱，那是报应。文艺评论，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不应该诱人下水，毁灭作家。 有的作家，还是很年轻，是可以“改邪归正”的。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乘机诅咒谩骂他们。有的报刊，前些日子，还在为一些时兴理论、一些热门作品，鼓掌叫好；气候一变，就跺起脚来，高声叫骂。这种自表清白的作法，实在不怎么样。 读书如同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归有光文集》，四部丛刊本，有十二册，不算不厚。但人们经常诵读的不过三四篇。在这三四篇中，《寒花葬志》不过二三百字，却是最实在的作品。所谓实在，就是牵动了作者的真情。因此，所记无一字不实，亦无一字非艺术。 如果文途也像宦途，（实际上，现在文途和宦途，已经很难分了。）急功好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应该安分守己，循资渐进。不图大富大贵，安于温饱小康就可以了。 近年来，颇不喜读文艺作品，特别是文艺评论之类，因其空洞无物，浪费时间，得不到实际的东西。有时甚至觉得： 反不如翻翻手头的小字典，多认识几个字，多知道几条典故。 宋朝印刷术发展，刻书之风很盛，私家著述多能流传。近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厚册，其中保存文献甚多，暇时读一二页，不只识史事，也是读文章。较翻字典，又实惠多矣。 有人说，从事文艺，能否成名，要看机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艺界既是人间一界，其他界可以有平步青云的人，这一界就没有白日飞升的人？但文字工作，究竟还要有些基础才好。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合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所谓机遇，指的是，一个人原来并没有打算从事文艺，后来因为某种机会使他参与了这种工作，年深日久，做出了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读一些作家的传记，会常常遇到这种例子。但就是这些作家，在他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之前，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例如读书、生活等等。 天赐的机遇是没有的，如果有，总是靠不住的。这些年，这种事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 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的练武艺，挣功名。 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与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觉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1987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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