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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久远的事，非我所知。就亲身经历过的而言，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在各个根据地办起了报纸，同时成立了通讯社。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就于一九三八年冬季，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各分区成立分社，各县、区委宣传部，都设有通讯干事。我那时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每天与各地通讯员联系，写信可达数十封，我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可惜此书再也找不到一本存书了。 在战争年代，所谓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讯报道。大家都给报纸写稿，大家都做抗日宣传。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我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通讯员、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通讯报道，都是与群众的战斗和生产、生活和感情，息息相关的，都是很真实诚挚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 但是，自从我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下马来治理天下的时候，通讯报道工作，就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政策偏左，主观的成分多了。而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农村工作的。有时，广大农民并不很理解这些政策，但慑于政治的风暴，当记者去采访时，本来质朴的农民，也学会了顺风走，顺竿爬，看颜色行事，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就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了。更何况，有些记者，在下乡之前，自己先有满腹的疑虑和杂念。在这种主客观的交织下，所写出的通讯，内容的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已经登峰造极。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又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路途上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我所能详知，留待新闻工作者去总结吧。 关于通讯、特写，现在我想到的，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 我以为通讯、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现在有一种所谓“报告文学”，把两者的性质混淆起来，造成了不少混乱。通讯、特写都是新闻，是直接为宣传工作服务的。说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订政策的基础。其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现在有些报告文学，名义上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对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对历史情况，又非常生疏无知。强加一些感情抒发，捏造一些生动的场面，采取一些电影手法，以此吸引读者，其结果，因为与事实相违，就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有些记者，醉心于外国式的报道方式，不去研读中国的散文写法，也是使一些新闻通讯，现实主义不强，缺乏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吧。 必也正名乎！我觉得通讯、特写要和当前有些报告文学划清界限，规规矩矩地纳入新闻报道的轨道。 田流同志的散文特写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部有真实内容并有中国散文传统的特写集。他来信叫我写几句话，我感到非常荣幸。田流同志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更准确地说，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青年记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修养，他后来终于成为名记者，新闻工作的领导骨干。他很有才华，如果我记忆不错，他在青年时，还时常写诗、写歌词。老区土地改革期间，在饶阳一带，我们曾有一些日子，在冀中导报社的大院里，一块蹲着吃小米干饭。后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那青年有为又非常谦虚质朴的精神，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里，是很深刻、很清楚的，很值得怀念的。 1982年3月29日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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