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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浪花 生命像海，平静的时候一片茫茫，没有目的也无所适从，但忽然间波涛汹涌起来了，澎湃怒号，不可遏止，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前面的推着更前面的，大势所趋，不由得你不随波逐流的翻滚过去。一会儿，风停了，汉平了，剩留下来的仍是一片茫茫，疲乏地，懒散地，带着个波涛的回忆。 我是十二岁那年进中学的，正值暴风雨前夕，空气沉闷得很。我所进的中学不是所谓普通中学，而是叫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是鄙县唯一的中学程度女子读书的所在，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男女同学这回事，而且连做梦也不曾想到。 女子师范在月湖中央，校舍占着一块风景优美的土地，唤做竹洲的。竹洲的古迹很多，说起来在很早的北宋庆历间，就有个楼西湖先生（郁）徒此讲学，不过那时还不叫做竹洲，叫做松岛。到了南宋熙淳时，史忠定公（浩）筑真隐馆于其地，乃更松岛为竹洲。后来又来了沈叔晦先生（焕）同他的弟弟（炳）居于真隐馆之右，各开讲院讲学，热闹非凡。其后更是代有闻人，如楼宜献（钥）之筑锦熙堂，全谢山（祖望）之著书于双韭山房，费做季（以局）之主讲辩志精舍，这些都是四明人士所津津乐道的，我们的校长史老先生更道之不厌。 史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也是我祖父的老朋友。他有一张满月般、带着红光的脸，三塔牙须，说长不长，道短却也不短。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摸着牙须。轻轻的，缓缓的，生怕一不小心摸落了一根，那可不是玩，比打破他那副无边的白玻璃眼镜还要难过。我听说有生以来，他的眼镜玻璃只打破过一次，那是我进这学校的上半年，据说有一个高级女生因入了国民党，清早邀请三五个同学在操场上谈论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什么的，给我五姑母——师范学校的女舍监——听见了，打鼓似的笃笃笃一双小脚穿着皮鞋拚命向校长室跑去报告，那时史老先生刚坐下喝过茶不久，一手摸着牙须，一手正摘下那副眼镜来揩拭，因为茶的热气往上冲把他的眼镜玻璃弄模糊了，五姑母气喘喘的进来，把这话断断续续说了一遍，史老先生听到“国民党”三字，手便一颤，牙须幸而没扯断，眼镜却拍的掉在地上了，虽由我五姑母赶紧弯腰拾起，但已不由得他不痛惜，白的薄的玻璃竟碎了一片。 碎了玻璃还不够，渐渐的连史老先生的心都碎了。因为后来这位入国民党的女生虽经迫令“主动退学”，而高级女生中似乎开了风气，常有切切擦擦私下在操场或在校园或在厕所中私谈情形，害得我五姑母小脚穿皮鞋笃笃笃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史老先生也常摸着牙须轻轻叹气。我进了这学校，瞧着奇隆起来，偶然问人，人家就把这经过告诉了我，我始恍然大悟。但大悟之后却又有些不解：国民党是什么？入了国民党的为什么就要勒令退学？我把这话向五姑母询问时，五姑母却大大的惊慌起来了。 她涨红了脸，气急败坏地警告我：“听么？你……你孩子家也知道国……国民党了吗？谁告诉你的？幸而，…幸而还好，不曾给他……他老人家知道，要是他老人家……史老先生知道了，你得当心……以话伙不许说！” 我也慌了，真是一句也不敢说。但不到下午，史老先生就来叫我到校长室去，我五姑母正站在旁边。五姑母的脸孔通红，史老先生这时却像红光给她全吸了去似的，显得有些青白，他的面容看去似乎很动怒，但却带着轻微的悲哀。 我站在他的面前，抖索索地，一鞠躬。 他略微点点头，左手端着茶杯，右手开始摸牙须起来。他对我说了许多话，文绉绉地，引了许多古书，我一则听不懂，二则心里慌，许久许久，才抓住“玉石俱焚”四个字，大概是说我若再跟她们胡闹下去，将来就不免玉石俱焚了。但是事实上我并不曾跟她们胡闹过什么，我只不过问了一句，不知五姑母是怎样向他报告的，我想解释，然而他已挥手令我出去了。这是我进女子师范后第一次能有机会跟他谈话——不，应该说是“听”他谈话。 第二次他喊我进校长室去，原因是我不该梳了两个辫子头。原来当时女校有一种规矩，便是附小女生梳辫子，师范女生梳头，不问年龄大小，只讲程度高低。我十二岁进中学，当时是最年幼的一个，许多十八九岁甚至于二十余岁的附小女生都拖着长辫子，但我却要组起一个身来。会的式样很多，有直S，有横S，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头，但是我却梳不来。我只能学着一般最老实的人的样子，流项老实、项便当的辫子头，那就是打好一条辫子，把它胡乱给起来，用几个权来夹住便是。有时候连跳带跑，银簪落在地上了，那辫子就失了羁绊，曲曲弯弯，像小洞的流水般垂挂下来。于是有人向我建议：你的年纪轻，后来梳独个会不像样，还是当中挑开梳两个吧。我想起古装美人图上的丫环，觉得她们的垂会样子还好看，就照着做了。 不料史老先生却又喊我过去训斥，这次他的脸色更青更白，右手不是摸牙须而是紧紧握住牙须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守校规？梳两个头，成什么样子？古语说得好，天元二日，民无二主，——真是造反了！” 五姑母站在一旁面色通红，像不胜热闹似的；但四肢却又像怯冷，科索索地。我想，梳头与造反又有什么关系？两个辫子头又怎么上比太阳或人主起来，真是莫名其妙。待要启齿询问时，嘴唇一拿动，五姑母便冲着我呵叱：“还不快出去把头梳过了！谁叫你梳两个警的？是谁在教唆你？——快出去呀，赶快把头改梳过。”我噙着眼泪，委屈地退了出来。 从此我的辫子头又归并起来，合而为一了，但整个的中国却仍旧四分五裂，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的奔向浙江省来。 在第二年春光明媚之际，同志们终于完成了光明灿烂的工作，整个的县城里都是满了青天白日旗，只缺少一个地方，那便是我们史老先生管理下的女子师范。红的旗，加上一角青天白日，花样是新鲜的，一切机关，学校，团体，甚至于时髦的家庭都在赶制，制成一面簇新的话，挂起来，挂得愈高愈好，迎风招展，似在普遍地向四方男女青年打招呼。于是青年们仰面对着它，千万颗心儿一齐向上飘，呼声愈来愈高；打倒帝国主义呀！打倒土豪劣绅呀！女子解放呀，剪发呀，最后还来一个要求，便是男女同学，这可把史老先生真真气坏了。他坚决地拒绝悬挂国旗，说是一切罪恶都由它带来，于是高级同学嚷起来了，史老先生便实施封锁政策，一概不许出校门。走读生暂时留住在校中，本埠寄宿生连星期及例假日也不许出外，但是外面终于也得了风声，在学校的周围，墙上，柱子上，商店橱窗上，统统贴满了标语，那便是千篇一律的，驱逐腐化分子史老顽固的要求。这些标语，我们本来也不会瞧见，原因是喊张妈去买花生米，糖果店贪小，把它撕下来作包纸包了，所以才能到达我们眼帘。“铲除腐化分子呀！”“打倒史老顽固呀！”学校里也喊起来了，而且第一次作事实上示威的，便就全体剪去头发。 记得有一位高级同学对我说：“苏青，你不怕麻烦吗？这样小的人梳着个辫子头，小老太婆似的，多难看呀！他们连梳两个都不答应依，专制手段，你还不反抗谋解放吗？”于是我连连点头，她便拿起剪刀路的一声，替我头发求得解放了。 当我五姑母笃笃笃晚上走着来查寝室时，只见桌上满是乱发及剪刀，她便吓了一大跳。她站在房中央喊：“你们都睡着了吗？瞧，这是什么？桌上哪里来的这许多头发？谁是值日生？……”一连串的问题尽管由她追问下去，可是谁也不回答，大家假装睡着了，她更加气起来，去瞧值日表上的名字，真糟糕，写得刚巧是苏青！ 她揭开我的帐子吼：“阿青，还不快醒来，你不知道你是值日生吗？” 我的头早钻进薄棉被里去了，听她这么说，只在被底下吃吃笑着回答：“我值日可是不值夜啊！”五姑母呆了半晌，猛地把棉被直揭开来，我的头发早已被撤在满颈满额！ 当她揭开一张张床的帐子，发现一个个人都变成满头乱蓬蓬的短发时，她忍不住连跌带撞的跑了出去，一面抖索索地嚷：“反了，反了，我去告诉史老先生去！一定是要自由恋爱，所以剪头发。”她的样子像疯婆子，我们都坐起在床上瞧着笑了。 后来大概是为了男女有别，她不好意思在黑夜里去叩史老先生8的寝室门吧，她终于留在自己房间里兜圈子，小脚穿皮鞋笃笃踏着乱响，响了大半夜，也就没有声音了，次日一早，当我们正在对镜梳短发自个儿欣赏的时候，校役老王，拚命的摇着铃说是有紧要事要开大会了。 礼堂中乱糟糟地，一些没有秩序。史老先生站在讲坛上，两旁站着七八个老师，下首还有一个五姑母，脸色苍白，眼睛呆滞地。史老先生穿着灰市长衫，黑马褂，神气很镇静，牙须似乎梳理得特别整齐，一手轻轻捻着，一手按着讲桌开言道：“诸位同学，请不要吵，大家维持秩序！” 顿时全教室中变成死样的寂静。我坐在最前排，心里有些慌。只听见史老先生缓缓的说下去道：“兄弟来到这里，已有十五年了，有许多同学与我说起来都是世交，譬如说苏青君吧，”他放开拍牙须的手指着我，我的头直低下来：‘戏与她祖父是同年进学的，她的母亲也是我学生，现在我看她好像自己的小孙女儿一般。…但是，唉，连像我小孙女儿一般的人，现在都背叛我了——不，应该说是离经叛道了。我从小读圣贤之书，一生自问大节无亏……”他说到这里，只听得台下的嗤嗤笑声放了出来，但不知怎的，我只觉得心酸，暗暗咽着泪。 他又接下去说：“你们不要笑，我是老顽固，我情愿做老顽固，决不肯盲从轻薄子弟，谈什么自由恋——唉，这种粗话我简直说不出口，真是禽兽世界！就是说女大当嫁吧，也得由父母之命。如今你们都剪了发，将来于归之日拿什么插珠花的？……” “我们决不要戴珠花！”“我们决不出……呻！”台下又夹七搭八起来。 史老先生更沉痛而镇静地说：“不，你们一定要戴珠花，女人总是爱美的。就是不戴珠花，也得戴别的，将来你们一定会后悔，一定会重新蓄起发来——” “不！决不！我们不要听。” “你们不要听，也好，”史老先生的声音开始带着嘶哑；“我也不再说给你们听了，我今天就是来向你们告别。我的辞职书已递到教育局去，他们下午就会派人来接收，明天早晨你们大概就可以有一面簇新的旗子是了。其实，哼，我知道他们也只能够替你们是面旗子而且，还有剪头发，这就是所谓革命。——苏青，你的年纪小，犯不着给人家利用，玉石俱焚，下午休了学跟你五姑母回家中去吧。” 不等到我的同意，吃过中饭五姑母就雇来一只划船带我回家中去了。我终于瞧不见簇新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虽然我的头发据说已经得了解放。 住在家里，真是寂寞得很。五姑母常向祖父唠叨，说是世风变了，女孩儿们也变坏了，剪去头发，像只鸭屁股似的。但是祖父却不以为然，说是梳头原也太麻烦，革去辫子倒好。他甚至于连男女平等也赞成，女子服务社会也赞成，就是有一件事他莫名其妙的，却万万不能够同意，便是所谓自由恋爱。 哥哥暑假中从城里回来，说是史老先生早走了，女子师范也将改办中山公学，实行男女同学。祖父说男女同学也好，大家可以切磋学问，只是少男少女相聚一堂，千万别闹出花样来才好。 哥哥说：“便闹花样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许多人都赞成自由恋爱啦！”祖父听完便勃然大怒道：“什么叫做自由恋爱？那简直是苟合行为，雌狗与雄狗似的一遇便合。”五姑母则坐在旁边抖索索地连声叫我：“阿育还不快出去瞧你母亲，站在这儿听些什么东西？” 我咕嘟着嘴真个出去了，不听也罢，横竖哥哥已偷偷地送给我许多关于三民主义浅说之类的书，闲着没事，我可以悄悄地看。书的里面，还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党歌及谱，另外是一张油印的总理遗嘱。 我欢喜唱歌，央求哥哥教给我唱党歌，但是哥哥不会。我没有办法，只得自己轻轻按着谱哼，哼来哼去，居然自己听起来也还成个调调儿了。至于总理遗嘱呢？那更是我用功的宝典，一字字，一遍遍，念过又念早已念得滚瓜烂熟了。 过了暑假，哥哥便进中山公学去，我便被强留在家中。据祖父说：只要男女学生不要闹得太不像样，下学期就让我去复学；要是不然，还是留在家中帮母亲做些事吧。 我不喜欢帮母亲做事，像五姑母般，说是帮着祖母做菜，却要咖喱烧牛肉啦，乡下没处买咖喱粉，差我去问慎大杂货店老板，老板说：“小姑娘你别导开心，蛤倒粪要到海中去捞，小店哪能买得出呀！”五姑母做不成新花样的菜，赌气要做点心了，她的拿手杰作是香蕉布丁，乡下有的是将于，有的是麦粉，却又缺少香蕉油什么的。 于是五姑母叹气了，祖父也随着叹气。祖父叹气的原因，倒并不是因为吃不着咖喱牛肉或什么布丁，他为的是近来常接到哥哥从校中来信，说是校中教员多相信共产主义，天天闹着同家中小脚老婆离婚，而一般青年学生呢？则是开口马克思，闭口鲍罗廷的，上课时与女生肩并肩儿坐着讲同志爱，因此校中虽然实行不点名制度，可是他们也决不肯随便缺席。而且有时还常有“争席”现象，便是女生人数太少，有许多得不到与女生同桌并坐的，便埋怨辅导处排座位不公平，要求再来个抽签决定，或者索性采用轮流制，一星期换一次座位。 祖父看了信总是长叹，叹息完了，才又记起附着寄来的各种杂志。杂志常是横排的，祖父瞧着嫌吃力，把一副老花镜架上又取下，取下又架上，忙个不停。五姑母说，老人家还是歇歇力吧，这种左道邪说有什么看头？祖父说，国民党共产党理论都还不错，就是实行起来出毛病，男女同学若不能管束得严严密密连互相瞧一眼都不许，索性还是暂缓几年等这些青年老成些再说吧。 以上的话虽然是祖父的私见，并没有向当局建议，但是贤明的当局毕竟与祖父所见略同，不到三个月便把中山公学解散了。解散的原因，听说倒不全是为了澄清男女关系，他们有的是政治背景，这叫做清党。 哥哥回到家里，把学校解散前情报说了又说。他说：真是有趣哪，起初是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城隍菩萨，学生一队队出发，耀武扬威地。后来耀武扬威的权利却不知怎的让给军人了，一队队武装同志冲向学校来，将校门前后把守住，先拣空地放枪示威，于是大搜赤化分子，有红围巾的女生要捉，名字叫做张剑赤的也要捉，党国旗画得歪的，或是和这些画歪党国旗的人通过信，同过寝室，题过纪念册的都要捉。 有的人捉去以后，只要做父亲的有熟人在党部做事，或与什么机关有联络，便可托情保释。有的则是备受苦刑，之后还解到杭州，解到南京。 据说邻县有一个小学女教员，十分漂亮，有位党员老爷追求她不遂，便把赤化嫌疑品交给往捉的人带去，塞在她的小网篮里，这样便把她带进司令部来拷问了。拷问过后，关禁在狱中，于是那位党员又去讨好，向她求婚，说是只要她愿意，便可替她洗清冤枉。可惜那位女教员真是太年轻了，太纯洁了，太不会骗人，她说她实在不能爱他，还骂他无人格。他老羞成怒，结果那个女教员是枪毙了，死的时候很漂亮，看枪毙的人都啧啧称羡她藕也似的玉臂不忍离去，那位党员老爷也下了泪，据说。 那位漂亮的女教员终于屈死了，我哥哥说，中国少了个革命女同志。我五姑母则哼了一声道：漂亮的女人哪里会革命？完全是自由恋爱害了她，怨不得党员。祖父一声不响，眼望着天；我也随着他所望的地方找去，仿佛瞧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女郎，乱舞着藕也似的臂膀在哭喊：“冤枉呀！我死得好苦！” 过了年，那个由女子师范学校而改为中山公学的，终于又从中山公学而改为女子中学校了。校长是一个漂亮的女性，姓邹，刚同她丈夫离婚不久。她在大学还只念完一年课程，中学就在女子师范读的，与我五姑母有师生之谊。她写信来请我五姑母去当辅导主任，五姑母快乐极了，便忘记她的自由恋爱的罪恶，据说邹校长那时正同一位姓商的党员热恋着，商先生在女中教政治训练。 我吵着要复学，祖父犹疑了一会，终于答应下来，只嘱咐五姑母可要严加管束。我到了学校看见校里一切都差不多，就是党国旗是崭新的，校舍也经粉刷，据说在中山公学时代，男学生都染上涂壁恶习，欢喜到处乱写标语，如“打倒烂污婊子XXX”啦，“反对上课递情书”啦，“妹妹我爱你的大腿儿”啦，到处都是，尤以厕所门旁为甚。粉刷过后，虽有些地方还约略可见，但是大家也马马虎虎，好在男生已绝迹了，而门房厨子之类总是下人，癞蛤蟆怎敢吃天鹅肉，娇滴滴女学生是决不会垂青到他们身上的。 但其中值得考虑的却是男教员们，老先生辈都跟着史老先生跑了，虽经邹校长再三敦请，但他们都不肯屈居于一个年青娘儿们之下，没奈何，请来的都是些同商先生差不多的年纪的青年。有一位国文教员姓黄的，常常罩着灰色长衫，头发梳得光光，脸孔却长长的有如马面，眼睛细小，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说话三句不离冰心。他常常在教室里叹息着：“大海呀，我的母亲！”顽皮的同学应一声“在这里”，却又立刻把脸涨得红了。有一次他教墨子兼爱，一面解释，一面连连摇头说：“这种古文沉闷得很，其实不必读，只有冰心的散文，真是恬静，美丽，温婉，多情…… “唉！”’ “先生，究竟什么叫做兼爱呀？”我盯住长长的马儿般面孔，不耐烦地问。 他很快的回答：“兼爱就是你爱我，我爱你。” 全教室同学都笑起来了，他不懂，我却懂的。以后同学们见了我便取笑：“同你讲兼爱的黄先生来了！” 他常常称赞我，说我的文章像冰心。同学中有人问：“究竟是冰心好呢？还是苏青好？”他连连眯着细小眼睛说道：“现在是冰心，将来也许是苏青。”同学们笑了，我不笑，望着他长长的马儿般脸孔，心里只惹气。 原来那时女生有一种风气，便是喜欢追求男教员。有一个姓郑的英文教员，人也生得并不怎样漂亮，头发中间分开，戴近视眼镜，常穿一套浅咖啡色西装，我们都叫他“红皮老鼠”。每当他上课以前，教室中空气便不同了，我只觉得空虚而冷静。我想：同学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后来偶尔给我发现了，原来她们都是在寝室里换袜子，擦粉。 说起来真也可怜，女中学生一律要着校服黑皮鞋，因此出奇制胜只好从一双丝袜上着想，有浅灰的，有纯黑或纯白的，也有咖啡色，但多的却是粉红。当郑先生走进教室来的时候，有的女生故意把脚伸出在座位旁，因此鞠躬时不是“立正”而像“稍息”了。而且有些人弯腰也不规则，直如杨柳般乱摆摇，仿佛在跳舞。为了郑先生，我们女中的同学居然在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之余，也大读其英文。她们常把一课书念了又念，念得顶软顶清脆，于是全教室中便如桥营百喀，呛得郑先生心花怒放，一迭连声说：“明天我来教你们演一出英文剧吧，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Colulnbus！”结果在指派剧中角色的时候，被指定演哥仑布的并不喜欢，得意洋洋，却又假装娇羞不胜的倒是一位说白不到三五句的饰西班牙皇后的某某小姐。 至于商先生呢？虽然也相当的年轻漂亮，但是同学们都不敢惹他，因为他是邹校长的意中人。为了爱邹校长之故，他便不惜和自己乡下太太闹离婚，协议不成，告到法院去。离婚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说她不孝翁姑，骂鸡骂狗，法官问做翁姑的，你媳妇是否如此，南先生的父亲便回答：“我的媳妇是贤孝的，就是儿子被邹婊子迷住了，所以在说热昏话。”结果离婚不成，但南先生还是和邹校长同居的。他教我们政治训练，也常询问时事。有一次他问我一个国际问题，我答不出，他微怒道：“你平日不看报的吗？”我说：“看的。”他说：“那末看些什么呢？”我顿了一顿，便笑着回答道：“看的是请求离婚不准。”他大怒了，一言不发，胸脯挺起来，穿着中山装真是神气得很。我有些羡慕邹校长，也有些妒忌她。 真的，我们在校中看男性的机会是太少了，但被看的机会却多。在一切民众集合的场合中，我们总是被叫去唱党歌的，那时大多数民众还唱不来党歌，而要请女中挑十几个人来代唱。我的身躯生得矮小，站在最前排，尖着嗓子喊唱。唱毕之后。便是主席读遗嘱，有些主席读不出了，或读过又读时，我真善他着急，恨不得滚瓜烂熟地替他代背出来才好。有时候开会完毕后还有余兴，男校是演剧，打拳，或变些化学戏法，而女校则一定担任最受欢迎的节目，便是跳舞。 我记得当时常演的话剧总不外乎《复活的玫瑰》、《南归》。机雀东南飞》、《三个叛逆的女性》、《咖啡店的一夜》、《青春的悲哀》等等，跳舞则是“三蝴蝶”、“海神舞”、“落花流水”等为多，那些会跳舞的同学，平日常以美人自居，温婉作态，校服做得特别小，紧包着身体，而裙子又奇短，吊在离膝差不多有二三寸高处，只遮住个屁股，害得五姑母横眉怒目恨不得把它一把扯下来才好…一旦是毕竟没有扯，因为扯下来以后虽然盖住膝头却又追不牢屁股了，那还了得？ 不久，济南事件发生了，于是我们便不再跳舞，而是出外调查某货。国货与某货分不出来，我们只拣花样美丽的给它们贴上封条，急得商人叫苦连天。我们出去调查，是学联会领导的，学联会又听党部指导，有时也合作。商先生差不多天天与我们碰头，不久他终于爱上了我们与同行的一个女生，名叫张剑英，他写信给她说：‘滋英先生：怎么你的回信还不来？真把我盼望死了；人家说望眼欲穿，我是连肩膀也望穿了！”这封信终于落到我五姑母手中，五姑母把它战栗地递给邻校长，邹校长一言不发。 第二天，邹校长便气愤愤地在纪念周上报告我们说：“商先生因为调查工作太忙，现在政治训练改请何先生教了，请诸位当心听讲。”云云。但是再过几天以后邹先生却又在纪念周上报告我们说：“我近来因为身体不大好，已经向教育局辞职了，新来的是一位刘校长，请诸位…”云云，据说她辞职的原因是为了南先生同她捣蛋。 刘校长的第一件德政便是留住我五姑母。他原是女子师范的旧教员，生得矮胖身材，白麻子，两颗门牙尽管往外扒。他的年纪大概有四十多岁了，态度严肃，使人见了就不敢大放肆。学生们因为畏忌之故，常有人恨恨的在背地唤他为“刘麻”而不名。更因其腹部隆然凸出，走起路来大摇大摆，也就有戏呼之为“十月怀胎”者，不过女孩儿们毕竟脸嫩，提起有关生育的话来未免羞人答答的，因此这个绰号便远没有前者之被叫得响亮而且普遍。 且说那位刘校长是在我级教算学的，从民国十七年秋季开学起，一本段育岸著的初中混合算学第五册，教来教去还不到十页，原因是他一上课堂便训话，训的无非是不要被“共产党徒”利用云云。他来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是上课钟还没有敲毕，他便凸着肚子大摇大摆走进来了，于是我们乱哄哄地跑着跳着找座位，他只不声不响的站在讲坛上，目光四射。等我们大家都站定了，这才恭恭敬敬一鞠躬，若有人不理会，他便用眼睛盯住她，却不喊出她的名字来，一面对全级同学道：“这回不算数，再鞠一次躬。”于是不理会的也只好赧然站起来了。 鞠躬使他满意以后，这便捧起算学书来，故意装出要翻的样子，于是同学们也忙着翻，有的不知是第几页，只用眼睛朝着他瞧，他却忽然露出笑容来了，会找书本子说：“且慢着翻，我还要训话哩。”接着他便说下去了：“第一件，女大当嫁是必然的，同学中要是谁有未婚夫来了，大家千万别跟出去瞧，有一次我瞧见有一位同学的未婚夫来看她……”他一面说，一面把眼光转向卢月香身上，卢月香的脸马上涨得全都红了，这不仅是含羞，也带着不少愤怒的成分在内，于是我就代她解释道：“那不是她的未婚夫，是朋友。”不料刘校长却倏地板起面孔道：“若不是未婚夫就请他以后少到这里来吧，要交朋友切磋学问，这里的女朋友可是多得很哩，还有各位教师，又何必找外面男人去？”说得卢月香的脸几乎凝成紫块了，他才慢慢改变话头： “总之，这件事情不大好，以后要改过……第二，学生会既已改为学生自治会了，范围自应缩小。学联会的命令虽该接受，但差不多的地方只要派几个代表去敷衍下便了，犯不着全体出席，招摇过市，白白给人家品头评足……” “评也只得由他们评去，难道我们就因噎废食？”有位同学轻轻的提出抗议。 于是我也得意地自言自语道：“而且他们会品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品品他们吗？”话犹未毕，只见刘校长在上面猛可变了颜色，怒气冲天地用力把讲桌一拍，大喝道：“谁在说话？站起来！”于是我们都低下头去了，眼中含泡泪，连瞧也不敢再瞧他一下。 “要说话的站起来呀！”他再怒吼一声，唾液飞溅，我坐在最前排，亲承馨教，不禁打了几个恶心。 “没有人说话，”他顿了一顿，声音马上和缓起来：“那么大概是我听错了。——总之，你们应该以学业为重，一切集会还是少参加为是。” 然而集会究竟是必须有人参加的，刘校长也不能十分违反潮流。他对于这些党部或民众团体等虽然敬而远之，但总也不能不稍为敷衍，敷衍的办法就是牺牲代表。最可惜的，便是我当初因得过几次演讲会的奖，便被推定为出席代表了，出席代表去出席任何集会，从前本来是不当缺席论的，但自刘校长接任后，便改为“作请假论”，于是我便无缘无故的每学期要缺上几十点钟课。这事我现在认为可惜，但其时却得意洋洋，为团体而牺牲，有什么不好向自己解释呢？ 于是我直着喉咙在小教场民众大会的演讲台上嚷，嚷些什么呢？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解放！解放！”之类罢了。但我却永不能忘记那时怯怯上台的情形，心是抖动着，嘴唇跟着科，但是拚命要装得镇静，在十数个党部代表、工会代表以及武装同志的身旁钻过去，一个矮而瘦小的女孩子，蓬松的头发向右脸一甩一甩的，眼睛只露出一只，却要正视着台下数千的民众！我来不及想象人们对我的印象如何，批评如何，只是努力把自己的喉咙提高来喊，播音机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广场，因此声音便逼成尖锐刺耳的了，但也管不得由它去，喊完了下来，这才逐出一口气，心中如释重负，马上又觉得自己英雄起来，几乎成为宇宙中心，想来女人以稀为贵，今天哪有人不在啧啧称羡自己的呢？ 意外得到的报酬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武装同志接连给我写来了三四封信，每封信内都会有他的近作白话诗，最后一首我还有两句记得，是：“清了的孤雁哀鸿，希望在你的心中觅个葬身之窗！”这可把刘校长及五姑母都吓坏了。他们把我悄悄地唤到校长空中，屏退仆役，掩上门。他的脸色很严肃，沉默了半晌，说：“自由恋爱我也赞成，不过这位队长的年龄似乎太大了，他已有四十多岁，而你只有十四岁。还有，他是广东人；还有…”他说到这里，我已经给吓得哭了，但五姑母却又面如死灰般急急摇手阻止我，一面又提手蹑足的走到门缝边去瞧外面可有什么人在听，结果当然是没有，她这才如释重负般对我低斥道：“还要哭？这种事情给人家知道了好听吗？现在快到提了，以后不许再当什么代表，赶紧装病辞职…。”她愈说愈兴奋，声音也就高了起来，这次却是刘校长摇手把她止住了，觉得过于逼我也没有用，况且就信中的话看来我实在也是无辜的，又不曾回覆过他半个字，他尽管要写信来，叫我可有什么法子呢？而且这种人在学校方面也是不便得罪他的，以后只要关照门房，有人来访苏小姐就说本校从来没有此人；若是来信呢，对不住就原封退回……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我便给关禁在校内，直到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提灯会那天。 我校接到参加提灯会的通知，是在国庆前三天下午，因为灯笼须各校自备，大会筹备处不能贴钱供给的。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真是兴奋极了，上课时纠纷向各教员打听，征询他们的意见可预备参加。然而一些消息都没有！校长办公室静悄悄地，不闻传出准备参加的通知；总务处办公室也静悄悄地，不见有人去购买灯笼，这可是怎么办呢？看看挨到国庆前一日了，热心的同学们便怒骂起来：“不预备庆祝国庆了吗？亡国奴！” ——大家谁不愿当亡国奴就得参加！ ——没有灯笼也成呀，搓条纸卷儿燃起火把来不就成了吗？ ——向刘校长质问去！ ——向刘校长质问去！ 结果是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召开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再由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召开全体大会。全体大会议决推出七个代表来向刘校长请愿，真糟糕，苏青又是其中之一。 这次刘校长却是且不理别人，只对着我一个训话了：“苏青，你不记得过去这次事情了吗？深更半夜，一大群女孩子提灯笼出去，哼！——苏青，人孰无过，过而不改…”说到这里，他的头便大摇特摇起来，似乎觉得我这个人真有些不知羞耻似的，但是我当时委实被一团高兴弄糊涂了，见众代表都不开口，只得涎着脸说：“但是，刘先生，去开会的人正多着呢！” “人家是男人呀！” “难道女人就不是人吗？”我的男女平等理论又提出来了。 刘校长叹一口气，说：“女子要出去就得有人保护……别奖！你们不懂事，没人保护是不成功的。” 我的眉毛剔起来了，其余六人也都露出愤愤不平之色，校长室外探头探脑的满是围拢过来瞧动静的人，她们察言观色的仿佛知道我们已碰了钉子，大家就在外面切切擦擦地私语起来，有几个胆大的还放大声音喊：“我们要去！要去！”刘校长慢慢站了起来，摇摆着向门口走去，门外的人都笑着跑了，脚步凌乱地。他这才又踱回来，顿了一顿，严肃地向我们说道：“你们一定要去，也可以。我请几位先生保护着你们去吧，不过你们要听话。——国庆是应该欢喜的，我爱民国。但是，唉！”他默默了一会儿，我们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也不理会这些，只鱼贯退了出来，报告众同学去了。 果然，第二天上午总务主任马先生忙着亲自去购办灯笼了，晚饭提早半小时，整队出发。立正，报数完毕，足足有四百六十七人，于是矮的在前，长的在后，灯笼红绿相间，蜿蜒街街间，看热闹的人愈来愈多了，流氓们高声说笑： “这么多的鸭屁股，倒着实好看。” “这些姑娘们只要给我两三个也够了。” “那个好看呀！这个丑死了。” “瞧，她们在笑哩！” “瞧，她们在换自己的……呢！” 说得大的女同学们都把头来低了，小的歪头嘻嘻笑，体育教员吴先生穿着紫红旗袍，短齐膝头，背上还搭块金黄与黑相间成条的大围巾。阳历十月里围巾本来嫌早些，但是吴先生身躯素来娇弱，今年还只有十七岁，刚从上海XX女体专毕业回来的，因此穿得特别漂亮。“这个是谁？”路人们开始注意她了：“是校长的女儿吧？” “也许是小老婆！” 吴先生听了咋声：“要死！”脚下高跟鞋一滑，就跌倒了。总务主任马先生赶快来扶，但她仍痛得走不动，他只好挽着她走，于是队伍中又开始切切擦擦起来，说他们是“两老”（即宁波话夫妇之意），又说他们在“体贴”了。 大家到了中山公园。 于是开会，读遗嘱，演说，喊口号，最后才轮到提灯游行。先是党部代表，机关代表，孤儿院音乐队，各民众团体代表，最后才是整千整万的学生。次序是省立X中在先，县立工校，商校次之，我们女中也是县立的，依理可以接上去了，但是率领的马先生们却羞涩涩的，越趄不前，惹得几个教会中学都不客气地抢上来了，别的私立中学也不甘落后，我们终于成了殿军。幸而其时还有几个妇女协会代表不愿混在别的男人团体当中，诚心诚意来找我们合队，当然我们就让她们在先，自己跟着。 浩浩荡荡的提灯会就此开始了，先是队伍从公园大门口出来，瞧热闹的人们早已万头攒动。那些游行的人也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有的还互相扯耳朵恶该。后来还是指导的人看着太不像样了，便道大家不许扰乱秩序，还是跟着音乐队唱几只歌吧，于是先唱党歌，再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唱着唱着走到园门口了，“哼！女生呀！”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有些吓，但也有些感到莫名其妙的得意。然而情形愈来愈不像样了，不三不四的男人横闯直撞穿入队伍来，有的拧胖女学生一把腿，有的咧着嘴巴嘻嘻笑，样子又下流又令人作呕，这么一来可使我们真着急了。 ——哎呦，要死… ——我的灯笼烧起来啦！ ——马先生！马先生！ 马先生急得满头是汗，一面高喊诸位不要慌，朝前走，朝前走！总算前面也得知了，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了来十几个警察，朝着流氓们吆喝要打，这才使存心揩油的人不得不适可而止，纷纷退出，又是一阵骚乱，女学生们恐怕警棍敲过来殃及地鱼，嚷呀嚷的说要当心，声音还带些哭。惹得警察们也捏着喉咙说：“您甭怕，我的棍子怎舍得触您，放心得哩！”说得吴先生满脸通红，紧紧扯着马先生的袖子低声说：“快逃回学校去，快！”女学生们也没有主张了，只得纷纷脱离队伍，携着轧扁的，烧毁的，甚至只剩一根竹竿儿了的灯笼垂头丧气逃回校去。刘校长是顽固的，然而这个社会却也实在开通不得。 自从我们参加提灯会被搅乱，因而证明刘校长的“先见之明”以后，同学当中也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认为刘校长上了年纪的人毕竟有见识，于是心中佩服，嘴里却也不好意思直说出来的；一派是同我差不多的人，自己也并没有什么高深或正确的见解，只是对这件新鲜玩意儿失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不服气心理。瞧，刘校长的神气是多么的得意洋洋——不，简直有些幸灾乐祸样子。他满脸假正经假慈悲地以家长自居，而把我们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一面放做沉痛的说道：“我也赞成男女平等，不过…”或者说：“你也希望学生爱国，不过……”模不过，竖不过的，我们这批学生子弟，就得像被网的鱼儿般给关在死水池子中了。假如谁敢哼出一声不愿来，就是天生骨头轻，喜欢提着灯笼找野男人去给他们摸呀摸的。 五姑母也常掀起鼻孔对我哼：“阿青，你这个人呀，就是聪明不肯正用。譬如刘校长昨天就对我说起……总之，他很替你可惜。从此你得冷静些儿才好！” 发愤用功吧，冷静些儿！然而，天晓得，读些什么好呢？国文教师程先生是个红鼻子酸秀才，又脏，站在讲坛上嘟的摸出一大串鼻涕来，没有手帕儿搭，只把分剩的讲义纸搓成团来拭了，污纸就塞在抽屉里。算学是刘校长兼的，把难题都跳过，说是女子又不会做工程师，要懂得高深的数理干么，还是天天听他的训活要紧。英文现在也改请一位蒋先生教了，念起来声音像吃糠似的，嘶哑又生硬，听着真吃力，而且据说他又是专研究文法的，一条一条，像法律又像公式，临考时便记一下，有一次考期偶然变更了，大家造一口气，就把这些条条儿忘记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位教党义的赵先生，更是起码角色，因为刘校长说大党员老爷请不起，而且假如无意中开罪了他又吃不消，因此还是马马虎虎的找个候补货来吧，他在讲坛上简直像专供我们开玩笑似的，说到学问连运河是连贯南北抑东西的也不晓得，东方大港又弄不清楚，因此我们就叫他不必念建国方略了，还是说出来让我们笑笑，究竟作先生是不是与孙总理的跟班的儿子点过头，还是给什么省党部委员典过皮包的呢？他只呆笑笑，老着脸皮，一个钟头一块钱还是拿下去了。不过要是他迟到十分钟，我们就要喊：“扣去一角八！扣去一角儿！”他也像过意不去，只好苦着脸哀求我们：‘次家马虎些吧；小考我给你们范围。”不过最后一次他却是醉醺醺的踏了进来，而且听到我们喊“扣去一角八”似乎不屑议的剔起眉毛一笑，他讲他的东方大港及运河，我们嚷我们的，不久就换人了，后来我被学校斥退后有一次在路角碰到他，他昂然坐在包车上，车轮雪亮的，滚着滚着疾转，前面的铃尽管叮当叮当响，他阔了。 现在我得来说说自己为什么被学校斥退的事吧。民国十八年春天，不知怎的校里竟请来了一位姓徐的先生。这位徐先生年纪才不过二十七八岁，瘦削的脸，皮肤是淡黄色，界上架着白金丝边眼镜。他说话声音不高，可是举止很安详，使人见了肃然起敬。他教的课程是历史，可是他说古代的事少知道些也罢，只把从前社会的大概情形弄明白了，历代皇帝姓谁名谁体管他娘，妃子的姿色更不必说了，随后便一本正经地教起我们近百年史来。一个个昏庸无识的人物，一桩桩令人发指的事件，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他都解释得明明白白。他说我们的国家应图自强，青年力谋前进，妥协畏缩是不成的。有时候他简直讲得声泪俱下，同学们也摩拳擦掌听，下课钟打过了都不管它，不知在什么时候上课钟又响了，他还在兴奋地讲，我们也在兴奋地听，刘校长却凸着肚子走了进来。 “别管他！”我的眼睛向他一瞥，即刻回射到徐先生脸上去，希望他再讲，多多讲。 “让他去！”别的同学似乎也发觉了，但是一致的要求是希望历史课延长，算学让它去。 然而，“啄’的一声，徐先生也瞧见了，只得草草结束了议论，挟起点名簿就走。接着刘校长笑吟吟地踏上讲坛，照例是训活，教诲学生们该如何安分守己的读书，安分守己的做人，安分守己的吃饭下去，别自找祸殃，否则“过激分子”是不能见害于社会的，过激分子！ 我们知道他指的是谁，心里替徐先生不服，偏拿话去同他反对，意见当中还透着不胜敬仰徐先生之意，他的脸色恶狠狠起来了，麻点历历可数。但是他还不失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不肯透露自己的愤怒，只咬住下唇歪歪嘴，像在假笑，又像在狞笑。“现在，我们讲不等边多角形——”他匆匆拿起粉笔来向黑板上画了，用力画过去，粉笔啪的一声折成两截，刘校长胸中的气仿佛还未全消议的。以后遇到件不如意的事就起疑心，以为是徐先生在煽动，帮助着学生。 有一次，校中发生了罢饭事情。先是厨子太会揩油，小菜愈来愈劣，愈来愈少。一条龙头烤似的小黄鱼，七个人一桌已经每人夹不着一筷子，而且又臭，鱼肉像粉块似的。菠菜绿豆芽舍不得去根也还罢了，连泥也不忍去；吃得我们满口上气息。有时候我们也想出办法来了，把吃剩的小菜并在一起，另去找只小虫来，自然有苍蝇更好，一面七人七把筷子敲着碗喊：“膳食委员快来看哪！菜中有苍蝇。补一碗。罚一碗。”邻桌的人也加入助威，结果总是厨子忍晦气照补一碗的。后来这办法经采用得次数多了，厨子便不肯认账，说以后在每碗美将吃未吃之前先得察看明白，有央服换，吃过一筷便不换了。我们气不服，但经刘校长认为合理，大家便只好在暗中咕喀。不料事不凑巧，有一天大家在一桶粥快吃完时，忽有人在桶底捞起块脏抹布来，浓的焦黄的污汁已经搀透在粥里了，于是大家捏住喉咙试呕，却已呕不出这不卫生的汁液，闹饭堂便开始了。敲碗，拍桌，踢凳子，闹成一片，而厨子方面坚持的理由却是谁教你们不预先察看明白来。我们说谁又知道你会有这么坏心思呢？我们只注意到菜碗里，哪知问题又转到饭桶底了。其对刘校长便想叫厨子另换一桶粥了事，我们大家都不依，定要厨子负责保证我们以后不生胃病，又说烂了胃可不是玩的，不料刘校长陡然想起一件心事一一一一Alx先生是患胃溃疡的。 据说徐先生在读大学时代，因为他有一位爱人在中学念书，一切费用都是由他供给的，他自己也是贫寒子弟，没有多余的钱可供两人花，只得奔波兼些小事以求弥补，饮食又不慎，因此渐渐成了胃病。后来且又加了心脏病，他自己觉得前途未必有多大希望了，在大学读了三年不等到毕业便跑出来做事，索性让他的爱人进大学，安心读书。刘校长从前且不管他的病，只对于他未曾毕业一点着实引为遗憾，谁知道因了我们这一农闲饭堂的事，定发生误会，仿佛在他的胃病都是有挑拨嫌疑，有鼓励罪状的了，又是我的五姑母凑趣，她要显得自己的机价与挖刻，便冷笑一声对我们说：“胃病倒有听说为女人牺牲而起的，未曾听说因吃粥而起的。”于是我们便愤不吃粥，大家跑山饭堂，跑进寝室里装病。不久五姑母又奉命来锁寝室了，我们都站在走廊及天井里，咬牙切齿，有的还捧往肚子哎呦呦喊不得了，看看挨过午刻还没有结局，于是校役老王及吴妈之流便分批被差遣出校门口小糖果店买面包夫，到了下午三点半光景，才由刘校长出钱买面给我们吃，并讲好明天罚厨子每桌加一碗肉，但徐先生却因此气得病倒了。 徐先生是孤身住宿在校里的，病倒的时候，自刘校长起没有一个教员去看他，饮食也没人照料。于是我们便商量约聚了十几个同学分批去瞧他，但是五姑母传刘校长的话：“女生不得进男教员宿舍。”后来我们聚了钱购鲜花及面包饼干等，叫校役老王送去，这该是没有什么嫌疑的了，谁知刘校长又借故发落老王，从此老工便不肯管我们拿过去了。后来徐先生进了医院，我们先不知道，过了一星期多才探听确实，大家又纷纷请假出去探视，这个原因终于给五姑母发觉了，同刘校长两人愤怒＊常，乃关照辅导处平日不得允许学生请假出校。到了某一个星期日，我们索性集合了一百多人齐向那医院跑去。谁知五姑母及其他好几个辅导处先生却早已等候在院门口，说是医生关照过的，徐先生患心脏病很重，需要静养。而刘校长又说这许多女生赶着瞧一个年轻男教员是要给人家传为新闻的，我们都拥进医院门口集：“我们不怕给人家当作新闻，只要见着徐先生一面。”只见他们切磋了一会儿，结果由五姑母开口告诉我们说：实在为着徐先生的病快好起见，不应该大吵扰他，叫我们各级推出两个代表来再说吧。 我们回到校里，因为是星期日，有许多同学都离开了，召集不成会。到星期一推出代表来时，辅导处坚持不放出校，说要等到下星期日再说。我不幸这次竟被推之为代表之一，有时候五姑母碰到我们时，就带着鄙夷的口吻说：“人家徐先生是有爱人的，他这次痛得厉害，刘校长已拍电报去叫她来了，要你们起劲些什么？”又说：“徐先生平日看看闷声不响，其实骗女人本领倒不惜，所以有这许多女学生拥护他。”种种不堪的话，说得我们更加联想起来。 终于在一个雨蒙蒙的早晨，校中布告处贴出一张纸条说是“本校教员徐某某先生，因病逝世，所以初中各级历史课程，即日起改由模某某先生代投”云云，好一个挨鼻涕的老先生，从此课桌抽屉里更要塞满脏讲义纸了。我们不愿老听“自从盘古开天地，三是五帝定乾坤”的故事，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中人们所应做的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要照出活生生的人，不要专看太古的骷髅。纪念徐先生呀！ 然而学校当局不许。治丧是他的爱人的事，校长只不过送一副挽联，他的爱人收到了也没有悬挂，因为她根本无力替他治什么丧，开什么吊，只买口棺木把尸身装进去放在会馆里就算了。却是我们大家提议召开临时学生大会，校长也派人列席了，建议叫我们学生自治会出面也送一到白分布挽联，句子可请程先生代娱，我便在当时华了一声：“呸！别猫哭老鼠了。”学生会主席前我看一眼。后来又有许多人立起来大骂学校，校长、主席说是暂时散会，改日再议吧，我说：“散了拉倒，人已经死了，这种会本来也是不需要开的。”然而又有人站起来做好做歹的，继续讨论下去，最后总算议决两条：一是全体学生在发上缀一朵绒花，二是这学期不再上历史课。然而列席的几位先生说这个学校可不能答应。 那时主席便接着说：“既然承几位先生指导说是不可以的，我想不如把第二条议决案打消，第一条戴白花的事，就向校长请愿，以求其答应吧。”我说：“议决案怎么可以任意打消？戴白花与否乃各人自由，为什么要向校长请愿丁’许多人都赞成我的说法，主席便赌气说：‘那么请苏青君来做主席吧，我能力薄弱，不干了。”说对眼泪都流下来。大家闹哄哄的说就推苏青做主席把，也有人嗤地说多眼泪的人原不配做主席，但是我当然不肯上去，几个列席的先生也说主席推定了不可更改。结果会便无形的散了。 第二天，我们都不肯上课，继续要开会。刘校长坚持非先上课不可，主席又推病不肯召集，于是学校中便变成无形的罢课。到了晚上刘校长把我们几个当初被推为探望徐先生的病的代表减去，说是你们先服从校规会上课，其余的人自然也肯跟着上了。我们便说：“死不肯上课的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为什么现在要我们先去上课？”刘校长说：“不是你们在帮着徐先生较劲风潮，人家怎么会推你们做代表？”我们便说：“第一，徐先生就并未鼓动过什么风潮，第二，我们就被推为探病代表，这次也没有先行上课的义务。”最后刘校长使用威吓口吻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不甘退让，结果不欢而散。走出校长室的时候我们碰到那位学生自治会主席，我说：“此刻作的病好了吗？”她走上前来假装诚恳地拉着我的手道：“我看大家还是暂时先上课再说吧，否则恐怕要牺牲；刘校长问我要名单，说是谁在鼓动风潮哩！ 到了星期日早晨，那天本来是议定由我们各级代表去探望徐先生病的，现在徐先生已经死了，只剩下布告板上的一张布告在晃动着。使人奇怪的是这张布告旁边另有一张字体较密的布告贴出来了，那就是开除我们这些代表的，开除的罪名是鼓动罢课，又说是受人煽感！这个煽感的人大概是指徐先生吧，可惜他已经不存在于这嫌疑的世间了。 以后风潮还是继续下去，而且更扩大，然而解决的办法只不过是将区区布告收回，历史改由另一位姓文的教，我们则由开除而算是自动退学罢了。其实这事情在我们还是一样的牺牲，一张初中文凭快到手了的，白白又因此失去。 那位做主席的女生不久就拜了刘校长做她的干爸爸，第二年毕业时又考了第一名。 我想：波涛汹涌起来了，人是没法使它平静下来的；水像死样不动的时候，人要掀起浪来也难。且让一切都听话自然吧，暴风雨快来了！我兴奋着；它过去了，我仍旧茫然剩留在寂寞大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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