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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是要一个人单独去泡的。在不安于室的时候，在无处可去、哪里也不想去的时候，酒吧是最好的去处。 三两知己或成群结对的聚会，不必去酒吧，不必去咖啡馆。朋友相聚，在哪里不是安然不是恰当？如果必须定个次序，或许首选是中餐馆，可以尽你喧哗啸聚。再则，朋友的家自己的家也不错。 但是，酒吧是一屋子寂寞的合唱，只有寂寞的身影最相宜。 独自去，不想说话的时候，就选一处角落坐下，远远地观望一张张陌生兼落寞的脸。看他们如何借酒装欢借酒浇愁。看他们用酒替你捱过这一个寂寞的夜。如果想说话，就径直走到吧台，踮起脚坐上高高的脚凳。把手肘支在吧台上，同调酒师道声Hallo，然后，绽出一朵笑容、笑容上是掩不住的无聊或寂寞。 花红柳绿的鸡尾酒其实是宴会的装点，血腥玛利清凉世界是给从未到过酒吧的人的惊喜。老熟客嘛，你说：“啤酒。”话音未落，满满一杯白泡沫已在你的面前，那泡沫一点一点瘦下去，直至成为一圈月牙的滚边，就像你自以为寂寞的此刻，不过是另一种的自得其乐。 “好久没来。今夜有空？”调酒师问你。是一个老朋友了，虽然从初次见面到现在，每一次相见都在这里，每一次都是你付账他收钱，却是一个老朋友，只是不挂心。 你回答：“今夜有空。” 嘈嘈的音乐和人声里，他忙着为一个新到客人倒啤酒，不知是否听得见你的话。 听不听见有什么关系？你只不过是想说说而已，最好话落无痕，连雪泥鸿爪都不必。 吧台边的另一个人，端起他的杯子，同你的杯子碰一碰，也不说话，像一个默契多年的朋友。也许他就说了心事，也许不。你也一样。一样地坐在酒吧不想走。 直到凌晨瞌睡得不行。 ——再会。 ——再会。 1 他坐在吧台边，手中握着半杯贝克啤酒，像喝烈酒一样地浅尝辄止。喝酒的时候，如约翰·列侬的长发，哗一下披下来，遮住他大半个脸庞。酒吧里音乐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淡蓝色的烟雾，不是大麻。他保持在他的遗世独立里，只专心地看着玻璃杯中渐渐混灭的白色泡沫，周围的声色犬马是他满意的背景。 有时，他会用橡皮筋箍住一头披肩的长发，如清纯少女般在脑后扎成一束马尾，走在路上，站在公共汽车里，再也没有小女孩一见他就忍不住指指点点偷偷讪笑。 这一把长发是摇滚的标志。首创当然归约翰·列侬，然后传到德国传到美国。 在嘻皮从睡梦中苏醒的时候，在列侬被热爱他的歌迷枪杀以后好多年，才姗姗来迟传到中国。与长发一起传来的，是国际流行色，而不是列侬孩子般的歌声。 酒吧的音响里不放摇滚，长发的他包括他喝酒的心情，都是一场时髦。据说，九十年代，是颠覆物欲嬉皮重来的时代。2 朋友已在日本定居。偶尔回来看看，发现以前一起摇摇笔杆的人，都用起了电脑。还有人告诉他一个新的词汇，因为电脑打字，从前的“写手”现在叫“打手” 朋友皱起了眉头，他说我拒绝用电脑，我崇尚回归自然。 是的，环境是热门话题是人类迫在眉睫的一个危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身为当代知识分子岂能不提环保？ “那么，你如何解决手写的速度赶不上电脑速度的问题？如果写长篇小说，用电脑的话，修改起来，会省力得多。”朋友的朋友问从日本归来的他。 他回答说：“我宁可雇一个专门帮我抄写的秘书。” 总之，让一切回到用手操作的阶段，抵制现代科技对环境的污染破坏。 于是，前卫的服装设计师，推出了用旧报纸做成的长裙，用百纳布拼接的时装。没有人穿过的牛仔裤，在fashion的舞台上，洞穿成一个又一个硕大的窟窿，牵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流苏，模特儿呆板的表情洗尽铅华泯灭物欲。3 从前的法国总会，现在的花园酒店底楼西餐厅，今年走来的女郎个个像村姑。 上海最豪华之地的场所，聚集了看似最寒酸的打扮。在花都巴黎的香气里，女郎足蹬木履般笨重的厚底高跟鞋，长长的布质衬衣外是短到腰部以上的小背心——虽然与这里典雅严谨珠光宝气的作风格格不入，却是今年最时髦的“重叠式穿法”，所有的衣服都像是捉襟见肘中拼凑出来的，连女人崇拜的饰品也为了呼应环保的主旨而选用与贵重无缘的木头制品。 布衣、木料，来自自然的物品呼唤回归自然，然而回归自然的物品，在商店里标示的价格却极端奢靡追金逐银。颠覆物欲提倡节俭所需要的钱，竟然比锦衣玉馔还贵。4 有位台湾畅销书作家非常自豪地称：我给你的名片是用再生纸做的，地球上没有一棵树因为我的名片而倒下。 说得不错，或许也值得自豪。但是造纸科学家告诉你，废纸回收以后，打碎、制浆、压模、烘干，再制成一张可以用的纸，所需的成本远远超出一张初生纸的价格。没有一定的存款在手，谁能印制这样的名片？5 今日时装中的环境主义，六七十年代的嬉皮风格，都是一种极端前卫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谓前卫，是超越了现在违背了现在的与众不同，而不应当是一种流行。前卫，本质上是不可模仿拒绝模仿的，因而也是难以流行的。 矛盾的是，时装题材，是如此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必须流行的因素。所有的深刻独持，一旦走上Ｔ型舞台，就注定是要被模仿被篡改被庸俗化的。 日本的前卫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将前卫与表面的出众衣饰搭配划上了等号。”所以，今年伊始，上海的街头就有了越来越多束马尾辫的男子，就有了花最贵的钱去消费一些旨在提倡返朴归真节俭随意服装的小姐。 如果，这一切只停留在翻新款式翻新面料的选择上倒好了，糟糕的是追逐时髦的心态，支配了所有的生活领域。所以在物质更富裕的海外，今年除了也重叠穿衣之外，就有人宣布雇一个秘书来代替自己用电脑打字，就有人用初生纸作稿纸写文章赚钱，就有人用昂贵的再生纸做一张小小的名片招摇。6 难怪，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流行，近些年的上海会出现一个无往不胜的词——捣江湖（抑或“捣浆糊”）。相信在别的国度在别的城市，也有这样一个意思相当、作用相当的词吧？ 当深刻清高脱俗的前卫，也终于不免媚俗的可能流行的命运，这世界的荒唐已是无可改变。 山本耀司、高田贤三、川久保玲……一个又一个纯日本的名字照耀世界时装之苑。每一季的时装发布，总有日本设计师的荣耀。名媛淑女贵妇贵夫的口中，频繁出现的是日本设计师的名字。有评论家甚至指出：八十年代以后的时装舞台是日本设计师的天下。东京继巴黎、米兰之后，成为又一个策划、领导世界时装潮流的重镇。 所以，他们说，时装是一种奢侈。 三十年、四十年前，时装，这种巴黎沙龙里的时髦哪里轮得到东方人说话？日本设计师今日的隆隆声誉，是建筑在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时装设计之所以落后，也在于它还处于刚刚脱贫的阶段。 那么，以此类推，说到个人，时装的品味、审美，似乎也就得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认识一位谈吐仪表均不俗的艺人，论及自己的形象时说，她只穿名牌。她口中的名牌，当然不是那些在国内媒体上大呼小叫在国外渺无音信的国产名牌，她说的是ESCADA、CD这样真正的世界名牌。我理解她说这话其实没有夸张、炫耀的意思。她只不过是表述了一个事实。基于她的经验，这些名牌最大的好处，不是款式的新潮时髦，而是用料的考究。比如颜色，好牌子的外国面料，不管是鲜艳还是素淡，不管是印花还是一色，颜色都非常纯正，绿会绿得非常舒服，黑会黑得非常到位，要宝蓝就不可能出现孔雀蓝……这方面，所有爱好打扮的女子应该都有体会，由于工艺先进，同样的花色同样的成分，进口面料的视觉效果绝对是几倍甚至几百倍地好于一般国产面料。 因此大多数理性的人都同意：如果有一笔费用，宁可只买一件名牌，而不买十件“等外品”。所谓时装是一种奢侈的意思其实在这里，所谓名牌的档次也在这里。 但是，如果，是在经济萧条物质匾乏时期呢？如果，翻箱倒柜，你也只能找出几匹被岁月污浊了的丝缎呢？你将如何来体现你的品味，这样的时候，什么样的用料已经不是名牌、档次的内核。唯一而且永远的要求，是精细的做工。 我们是一直相信“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潜意识里常常对自己姑息迁就，把一切堕落的原因，归咎于外在。因此，我们充其量是懂得、需要奢侈，一旦没法奢侈，我们往往“顺应时势”草草了事。决不会如传说中流落上海的白俄后裔那样，即使沦落为舞女，也会把身边仅有的一点钱用去买一技没有实用价值的鲜花。 常常在地摊，见到一些款式很好的时装，很喜欢，但就是白送我我也嫌，因为那做工明明白白的粗劣低下。常常不明白这些制作者的心思，已经是冲着名牌盗版而来，为什么不能盗得像一点？真正让消费者真假难分，不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买吗、况且，做工的考究与粗劣，对一件衣服来说，花费的成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考究的做工需要倾注心血甚至热情。反反复复想了之后才明白，做地摊的人，是因为要价必须低廉而自暴自弃胡乱拼凑；做名牌的人，是因为要价可以高昂而精益求精。天壤之间的差别，原来只在于从业者的态度。 如此说来，时装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极端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衣服已经不是款式或者颜色这样的外观了，它是一种综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 当然，有好的条件有好的技术时，要对得起好的条件好的技术。但在没有优良的物质条件下，崇尚这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应该有对得起文化对得起人类创造力想象力的态度。 在台湾版的《香乃儿的世界》这本传记里，记叙了一件事。二次大战时，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尽管经济萧条物质匿乏，巴黎却仍然有时装发布会仍然有时装沙龙。 那时，已经不可能有厚实的法兰绒平滑的天鹅绒，连透明丝袜也没有，设计师们只好采用粗劣的代用品。可以想见，那一件件穿在漂亮人儿身上的衣服，是如何“没有水准”、“蓝不是蓝红不是红”。然而，当模特儿依然袅袅婷婷地走来，那种气氛和由此代表的文化、生活方式却是实实在在不容隔断的。这就是法国巴黎近代以来一直为世界各国文化人所喜欢的原因。后来著名的克丽斯汀·迪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起步的。几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迪奥就顺理成章地用真正得心应手的面料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束腰女装。 其实，巴黎、米兰这样的城市，从来不曾属于过什么世界超级经济大国，但它们却率先并且依然是世界时装潮流的领导者。而日本时装设计师近年来集体性地在巴黎乃至世界时装舞台上的成功，绝不是在欧洲“学徒期满”而“青出于蓝胜于蓝”，绝不仅仅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他们的成功，应该是日本文化的一种胜利。就如同在文学上，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归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而在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源自日本青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声感叹，都能引起当今全世界城市青年的深深共鸣。 漫步上海街头，各式各样个性突出的小店越来越多，只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却常常有它吸引人的魅力，首先吸引你的当然是店铺内独特的装演布置，如诗如画，温馨中传达出浓浓的异国情调。有闲有空的时候可以约上三五个朋友去那里坐坐、逛逛、聊聊天。店内的服务也差强人意，总之，不致使你不高兴。所以，生意变得越来越好。牌子就这样打出来了。 说到牌子，上海这类店中，店名是所有软、硬件中最差的一环。一多半都是外国人名。外国人名，如果是世界名人，比如达利、萨特、莎士比亚之类还勉强算是对杰出人士的一点崇敬。偏偏又都是些普通的外国名字，什么迈克、约翰、露意丝、裘丽等等，一点诗意一点情调也没有。偶尔花哨一点、文化一点的，也至多用一个“梦”字。 常想，如果能将这些玲珑小店的招牌，也做得如它的室内装演一样别出心裁，老板和顾客的心情都会更好。 那么，除了“梦”之外，还能取一些什么店名？ 不知道，但总要怀着一颗流行歌词的心，有点想象力，有点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与虚荣。 这点悟性，来自台北街头的小店。比如咖啡馆叫“有空来坐”，或者更婉约一点叫“下午有雨”，三个人合股开的叫“三人心房”；茶馆叫“古意茶”；风味小吃店叫“绕着地球跑一圈”；旧家具店叫“1903”——一个过去的年代，一些过去的物与事…… 原来，店名可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也可以是一句话，就像外国电影的片名，有时候会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复杂句。 没有垫肩的上装，呈现出人体的自然曲线；纤细的腰带，不着痕迹地扣在上装外面，勒出纤纤细腰。 1995年从巴黎吹来的流行，就这样婀娜多姿。于是，世界各大城市的时装店橱窗里、车水马龙的街头人行道上，都这般地婀娜多姿。行家说，这是怀旧的回归风。 回归的是1947年克丽斯汀·迪奥震撼世界的“NEW LOOK”风尚。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全面结束将近三年，欧洲大陆、时装之都巴黎都在慢慢地从战争的创伤中复苏。物质仍有些贫困，许多国家的日常用品还只能配给供应，时装当然地还停留在战争时期一切从简的风格。然而，毕竟战争已经结束，毕竟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可阻挡，由克丽斯汀·迪奥首先扬起一如战前的奢华风尚，运用大量的布料、不厌其烦的裁剪功夫，将有着宽大裙摆的裙长延伸到只离地二十厘米。这一不惜工本凸现女性柔婉妩媚特色的时装，一扫几年来女性服装的简便、节俭，为人们走出战争的阴影吹响了一声嘹亮的号角。 正由于此，当时，迪奥发布的这一系列时装，被冠以了“NEW LOOK”的名称。 其实，从欧洲服装史来看，迪奥的“NEW LOOK”并非横空出世的“新风貌”，它其实是对战前多位著名设计师共同努力经营的“盖比埃尔”———种运用束腹，使得腰身如蜂鸟般纤细的线条风格的重新发展。而“盖比埃尔”线条的起源，又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的帕尼耶风格，也就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为去参加舞会，要仆人像用刑一样替她紧紧束腹束腰的那种衣服。 今天的我们，想到这样的穿衣程序，几乎不寒而栗，那是一种近于肉体虐待的服装款式，再渴望时髦，也不肯试着去就范。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吧，1995年对“NEW LOOK”风格的回归，理所当然地推陈出新去芜存精，摒弃了束腹束腰的折磨，而代之符合人体的自然线条。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真的无法想象，当年的女性，怎么会疯狂地迷恋迪奥的这一风格的。这些款式，不只是一般妇女无法忍受，即使给模特儿穿着表演也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唯一的解释是，作为一种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NEWLOOK”的奢侈的材料和工本，传达了走出战争、走向富裕的人们的奢华心愿。 通常把因迪奥由此引发并随之而来的服装年代，总结为“女性奢华主题”。那就是说，当时强调的是奢侈和富贵、享受和华美。然而，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当时，在为女性的时装设计中，女性其实不是作为享受的主人，而是作为被赏玩的对象，设计师们，在那一种风格里，似乎从不考虑如何让女性好好地享受华衣美服，而是纯粹从“美”的角度、需要来装扮女性。当时的设计师大多是男性，对于女性，有本能的还有艺术的双重需要和理解。或许他们不知道穿他们衣服的女性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想看到的是什么。如同中国古代，会因“楚王好细腰”而“宫中尽饿死”，如同为了轻移莲步而有了裹脚的时髦，“NEW LOOK”中的模特儿和名媛贵妇为了突出女性的纤纤细腰，而必须束腰束腹，把自然的人体扭曲成“理想”的模式。 仅仅因此，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从走出战争阴影的角度，从开“万世”太平的角度来看，“NEW LOOK”风尚有它不可抹杀的伟大意义。但是，从现代女性寻求独立平等的立场来看，它所反映的对于女性的观念态度却是保守甚或没落的。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四十年代末，在“NEW LOOK”风尚大行其道的时候，同在巴黎的西蒙·波娃女士，写出了女权运动史上的经典著作《第二性》，由此将世界女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而在时装界内部，同为女性的时装设计师香乃儿似乎再也不忍坐视。1954年，已经隐居了十五年的香乃儿宣布复出，以一人之力与潮流对抗。她在接受流行杂志《VOGUE》的采访时猛烈抨击说：“现代服装设计师的那种不良趣味，实在不堪入目。如果衣服不能发挥其良好的机能，那就是不能穿的东西。所谓优雅的服装，应该是让人穿上之后，还能够自由行动。看看今天的服装罢！对女人来说，在胸前绑上布条的晚礼服实在是一件丑陋的东西，甚至还有把鲸骨装入衣服的设计，太恐怖了！这么重的衣服，塞进旅行箱就拿不出来，实在是太滑稽了！又把缝入鲸骨架子的束腹和身体紧密结合，那种过紧的束腹一再被展示出来，究竟有什么用处？现在很难雇到仆役了，却还要女性穿那种穿一次就要女仆烫平的衣服，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 香乃儿复出以后设计的款式再一次拥有越来越多的热爱者，那一款粉红的套装穿在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妻子身上，顷刻之间风靡全球，直到四十年之后，仍是经典套装，为各阶层有品味的女性所喜爱。 迪奥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经去世，长盛不衰的香乃儿也在七十年代初离开人世。当年的争论已随时间而化解，只是，从西蒙·波娃，从香乃儿，我们似乎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真切了解体谅女性的只有女性自己。 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些什么？ 过年了，过年了。听得这一声声喊，就像听见说狼来了狼来了一样紧张，人人想出去躲一躲。 时间还未过元旦，已有好几路朋友来约春节出外旅行的事，还有一些朋友来询问春节去哪里旅游好。如今的民俗，春节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旺季，钱多的去香港、泰国甚至欧洲，钱少的也要在国内的名胜处到一到。所有的旅游线路都爆满，有位要去厦门的朋友，从小年夜开始放一星期的假，可他奔走之后得到的机票却是正月初三，游厦门变成坐飞机，一天去一天来，回家正好上班。 其实，春节并不是个旅游的季节。冬末尽春未来，野外刺骨的寒风会吹灭一切闲情逸致，而城市里的大小店铺起码有一半是关着的。就剩下你在满地鞭炮屑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像是特意要你这个天涯游子来陪衬别人团团圆圆的欢颜。读大学时为了修改一篇论文，正月初五就独自出门去采风。小县城的旅馆里，说服务员都放假了，正月十五以前不供应饭菜不供应热水。一幢四层的大楼只住了三个房客，真的像孤魂野鬼，你好意思让人家从家里出来为你烧饭烧水？还好是有事要做的，抓住被采访的人穷追猛打，混过两三天赶快打道回府。也许，恋家的毛病是那几天落下的，从此再也懒得出门去旅游。想不到后来的春节，就是要出门去才开心的。 以前，过年是回家的日子。现在，过年是出门的日子。过年的风俗，改变得可谓大矣。说起改变，这两年上海新起的民风更出人意外。过年时，人们喜欢倾巢而出，到大酒店租一间客房，全家老小往进去，吃喝玩乐几天视各人的财力而定，有一夜，也有几天，总之，是过一个年到了新年再回家。 记得一本讲民国初年上海的书上记载，当时的十里洋场，也常有人大年三十出去租旅馆住，但不是为享受，而是为躲债，类似于旧时农村的习俗，躲过除夕夜，第二天再见债主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时的人，恐怕更想不到、后来的人什么不好玩，居然去玩这种弃家而逃的花头，就好像乞丐装是时髦，黑面包是健康食品一样。 据说，人在童年的时候对小动物有一种特别的亲善，很容易建立彼此的友情。对此，我不太相信，因为自有记忆以来，感觉上是怕每一种动物，除了在水里游的鱼。 但是，很理解别人豢养宠物的心理。有时候，孤孤单单的一颗心，彷惶复彷惶，抓不住任何依凭。那一刻，只想握紧一样有形的东西，哪怕是冬日里的一个热水袋呢，都像一恨救命稻草，能够漂浮起沉溺的生命。更不用说话蹦乱跳有体温有感应的生灵了，相依相偎，想来给人的安慰当是无以复加的。 养宠物的人，大多对狗有一致的较高评价，说它忠诚长情有人性。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在家乡的山居里养过一条狗，也不怎么精心的，几年后听说隔了几座山的外婆家想要一条狗，就用车把它送了去。那狗在遥远的地方安居下来，依然很忠诚很温驯，对新主人也很好，但是常常隔了十天半月，会跑一天的山路回娘家看看他们。来了，自己在屋角住一夜，又走了。有时候，他去外婆家，那狗便会追着送他，依依不舍，走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叫它回去，它却像小孩撒娇似地不听劝，兴冲冲走在头里。训它几句，它就停下脚步，可怜巴巴地看着你。 这情景其实很惨也很可怕。用李碧华的话来说，就是那狗缠着你仿佛天涯海角挣不脱的一道道追魂索，如影随形，当然，她也是一个怕动物的人。 不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完治在爱媛的海边找到莉香。莉香说：“你住下来吧。一直到早上，可以吗？”她是请完治同她最后再度一个良宵。你知道，以完治的拘谨，他一定说：“不行啊。我得回去。”然而，莉香却已经跑开了，一边还回头笑嘻嘻地对完治说：“我去跟柜台说，再多加一个人。你等我一下。”完治在海边犹豫着，等了一会，不见莉香再来，就去了她住的旅馆。管理员说：“赤名小姐刚刚结完账之后，就走了。这个是转交给你的。”管理员递来的是一张纸条，同电视剧里完治收到的明信片上写的不一样。她说： ——阿治， 我不擅于道别（诱惑倒是拿手）， 阿治太温柔了，没办法，放下我走吧？ 所以我先走了， 因为不擅道别。 某天，我们一定又会在东京相遇吧。 五年后或十年后…… 我会在东京的某处生存下去，阿治也好 好活下去。 再见了阿治。 ——赤名莉香和阿非利卡 阿非利卡是莉香怀着的孩子，那时已经五个月了，超声波检查是个男生。莉香决定做个未婚妈妈，以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母子两人的生活。 而孩子，不是完治的。 还记得那个深夜吗？心碎的莉香从完治的家里出来，在路边的电话亭拨电话，然后，来了一辆车，车门打开，先是一双穿皮鞋的脚，再是和贺部长的全身。坐在石阶上的莉香，既委屈又麻木地看着他，万念俱灰。 在漫画里，和贺部长是为了爱上莉香才离婚的。在得知有了孩子的消息后，他再一次向莉香求婚。莉香答应了，又反悔了。她选择不辞而别，她选择做未婚妈妈。 最后像还愿一样地去爱媛，有对完治的爱，还有对童年的记忆。莉香的父亲是外交官，曾出使过非洲。完治口中的爱媛，让莉香觉得同天高地阔的非洲有些相似。她爱在非洲的那一段无拘无束的原始生活，所以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阿非利卡。 这一切，电视剧里都没有了。电视剧滤去了许多“不纯”、出格的情节和念头，将东京的爱情故事，说成是一出粉红色的青春梦幻，甜甜的浅浅的柔柔的。 而生活，其实针针见血。就算仅仅只是一个偶然相遇的愿望，在无缘的人那里，也是不可实现。 听说过有个女孩，在上海的，像莉香一样爱上一个不想爱她的男子。苦苦地相思了几年之后，只好寂寞地择人而嫁。夫家的房子正好同她梦中情人的房子在一条街上。新嫁的几天，她整日担心，既想遇见自己爱着的人，又怕遇见时不免尴尬徒惹麻烦。然而，她从来没有遇见过。只相差五分钟的路程，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她的女儿也已经上了小学，她还是没有遇见过她想遇见的人，哪怕是远远的一个背影也没有。梅雨潇潇的季节，她会忍不住问年轻时的女友，我以前喜欢过的一个人到底是住在哪里的？ 柴门文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完治于里美生下儿子的第二天，在东京的街头认错了人，他以为是莉香，但不是。望着那女人远去的背影，他在心里对她说：你是东京人的话，或许会在某处遇到莉香。遇到她的话，请代我向她问好，她曾经是，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 这好像有了点张爱玲的红玫瑰与自玫瑰的意思—— 都市里的情事。 1994年8月13日到14日，是著名的伍德托克摇滚音乐节二十五周年庆。当年，曾有二十五万名嘻皮士在那里一夜狂欢，缔造了摇滚乐、Ｔ恤的世界大流行。二十五年后重临故地，一位目睹当年伍德托克音乐节的西方记者称“到处都可以嗅到老一辈嘻皮士醉人的怀旧情”。 这话，听起来竟有一种讽刺意味，仿佛是一个恶意的玩笑。激荡空灵的嬉皮是真的老了、过时了、曾经高举叛逆大旗的人，曾经以叛逆社会、叛逆道德、叛逆家庭而闻名、存世的人，竟然也热衷于世侣的怀旧庆典？ 说到底，所有的怀旧都是一样的：恋恋不舍于已经过去的好时光。 那么，所有的叛逆也应该是一样的。那是年轻的生命，给予世界的一个报到礼——不叛逆，便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不叛逆，便不能够为自己争得一席生命之地。谁都是这么过来的。 回首相望，一切总显得简单。当年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嬉皮，如今看来，也不过是青春的一轮时尚流行，它的源起和终结，无非是不景气的经济和冷战的压抑所致。 流行，永远是这样的一个轮回，正如钟摆，往左晃一下，必定接着再往右晃一下。时装如此，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大抵如此。当年嬉皮反击了上一代传统的道德、伦常，后起的雅皮又来反击嬉皮的颓废、虚无。接着在经过了八十年代优雅、奢侈的雅皮时代之后，就有了“回归七十年代”的说法。九十年代，轮到雅皮的叛逆者登台了，流行的舞台重又归干早被看作“垮掉”的嬉皮。西装革履、拼命赚钱拼命花钱，现在不时髦了，因为没钱可赚。人们又穿起了劳动者、拓荒者的牛仔衣裤破衣烂衫，因为没钱讲究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又开始追踪东方的玄学，沉浸于“精神化”的享受，因为“物欲”的满足困难重重。 于是，二十五万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再次汇聚伍德托克。年老色衰的嬉皮士，在已经没有了约翰·列依的摇滚里，吸一口不再令人飘飘欲仙的大麻，期望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同路人…未必是真正同路，只需要认同。 有二十五万人在呼应他，然而，老嬉皮士依然失望，因为他在这之中，看不见自己亲生的后代。 曾经跟着父母远离世俗社会，喊着“和平进军”的口号，喝山羊奶过杂居生活的嬉皮士后代说：“当你的家长已经叛逆了一切，还有什么可留给你叛逆的？” 1995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其中有两个周末两个星期天。 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共有十二个场地放映了七百二十场二百多部电影。 拿着排片表在选片，国产片、泰国片、印度片、日本片不看。越南片，不看。美国片，还有机会，少看…… 列日程表，日期、场次、电影名称、放映地点，不要搞错。 总计，二十二个。 陈旧的木地板，宽大的画室，英俊的白种男人。柔和的夕阳，从一小扇窗户里射进来。手持画笔的男人在画布前沉思。镜头转，一袭镂空花纹的黑衣黑裙，从眼前掠过，一个女人如飞一般地飘进圆型的斗牛场中心，曼妙地转圈转圈，仰首向天。画家用黑色在画布上恣意挥洒，女郎在窄巷里急急地走，像是马上就要推开画室的门。 故事就要发生，或许已经发生。 咦？今天看《斗牛士》？ 噢！轩尼诗XO。 醇酒美人，总是经典。 经典的中国美人，对着镜子仔细地将双唇涂得鲜红，然后，很神气地说：“房子，是我定的；车子，是我挑的；今天晚上，他跟朋友聚会喝的CLUB，也是我选的。可是，喝，就没我的份了。” “哇，是二奶。”座中有人喃喃自语，什么都由她定，就是不能在正式场合露面。 男人最醒的心得。 又是洋酒广告。 广告过后，才是电影。 名叫《巴黎情使》的电影，虽然你不知道它到底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讲得好不好，但却一定是你想看看的，因为最起码你也许能看到香榭丽舍塞纳河。然而，这部片子让观众最高兴的莫过于结束，因为可以去吃饭了。 要吃午饭的两个人，没有方向，信步朝门外走。走到大门边，人还在里面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看见了一块小小的告示牌，告示地下餐厅有西式套餐供应。沿婉蜒的扶梯拾阶而下，厚厚的地毯吞吃了高跟鞋的脚步声。长镜头一直跟着追追追，终于到了尽头。哪里有餐厅，见到的是此次活动的新闻发布中心，中心静悄悄。正想回身，坐在总台的小姐已经发问，听得是要吃饭，忙回答说是的是的，餐厅在里面。果然别有洞天，里面的餐厅还算雅致，厨房看起来也不小。接过菜单看了，怕时间不够，就要了几乎是现成的汉堡包三明治，又要了甜点。 等菜的时候，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四周，空空的餐厅，一共坐了四个桌子的人。一桌当然是自己，一桌是一对中国男女，一桌是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中国男人，还有一桌是一个西方男人，四张桌子，只有外国人一个在吃，无声地，蠕动着他的嘴。 吃西餐的地方本来就比中餐馆安静，这里竟是寂静，仿佛在等待什么发生。 等了好久，那一对男女先忍不住了，催小姐快上菜，我也催。催了三次，他们上来的是主菜，我们上来的是餐后甜点，让人哭笑不得。也只好先吃了。又是一段长长的等待，眼看时间五分钟五分钟地过去，再催。小姐态度很好，先抱歉，说她们今天才开张，大家都不熟悉。正说着，有小姐端了盘子从厨房出来，两个桌子的人，都伸长头颈去看。那小姐竟远远地站定不动，眼睛在三张桌子上望来望去，每个人都求欢似地对着她献出能打动人心的笑，然而，小姐却端着盘子回厨房去了——她是忘了这菜应该送哪一桌了。怎么会？只不过三张桌子，总共五个客人。平日总以为，要做八面玲珑的阿庆嫂难，做个一般的餐厅招待是最容易的，几乎可以没有脑子，现在才知，新手上场，一个三明治一小块蛋糕，可以花掉我五十分钟时间，还差一点噎住。 当大家像逃一样地跑着结账时，邻桌的餐后甜点还没上来，也是要看下一场电影，便只好说甜点不要了。坐在一旁的那个负责人过意不去，挥挥手让他们走，说由他来付。 心“别”一跳。停格。 他会替我们付吗？ 平庸的开始，并不可怕。有时候，一个出色的结尾，会让人忘记全部过往的平庸和不如意。而开始和过程再精彩，如果不幸有了一个平庸甚至糟糕的结尾，一切将会前功尽弃。 电影如斯，如斯人生。 因为每个人的出生都只能是平庸，一切就看你的以后了。 《一个法国女郎的一生》在开始不外是情史连情史。一个女人的一生，古今中外都一样吧？无关长相无关品性，有些人就是注定命带桃花。永远是“你要你得不到的，你得到你不要的”。有时候，明明是要的，因为得到，也变成了不要的。让人不能忘怀的是结尾，短短的一句话一行字：女主人公逝世已经二十年。画面上是那个她年轻时曾经深爱也深爱她的丈夫，她一生唯一的、合法的丈夫，看着她死都不肯让她离开的丈夫，于二十年后在怀想她，怀想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情，那爱情要了他心爱的女人的命。 或者说，是她丈夫对她的爱情要了她的命。 坐在肮脏破旧的出租车里赶往影城，看见的都是灰尘满布的裤管、鞋子，还有疲惫匆忙的步子。想，大时代中的人，真如一叶漂萍，所有的悲伤，都被汹涌的大浪淹没了。因此，二战时期的法国女郎玛纽不哭。 我们，就可以有泪吗？ 大悲大欢是属于大时代的，小悲小欢却未必会眷顾平庸的时代。 李碧华给她的三个人物下定义：生不如死，死不如生，生即是死。 晚报上登载了《冬季的琴声》简短的故事梗概，说一对姐妹，妹妹强烈地爱上了姐姐的恋人。 有人说，《冬季的琴声》有可能得大奖。 冬天切到了夏天。 童年往事总是发生在夏天。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都有一个不平静的夏天。长长的暑假，《不平静的夏天》就是我们告别童年彻底长大的仪式。 长长的暑假里，做学生的，总是感到百无聊赖，心里想着那没有考试的教室、校园，身子却只能在家居附近的弄堂里漫游。 无处游玩、不谙世事、不懂风情的小孩子，终有一天，会把目光转向熟悉又陌生的人。他们研究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只能是自己的父母。这一注视，便带来长久的惊愕，原来亲爱的父母也各自含着如许的秘密。相亲相爱的背后，原来各有各的隐情各有各的痛苦。天地间的复杂和丑恶，一下子在那个夏天蜂拥到少年的眼前，剥夺了少年曾经无忧的笑容。 林忆莲的歌声从空谷飘来：往事不要再提…… 暑假就要过去，暑假还会再来。明天，少年又会笑了。是他终于明白了父母，还是终于明白了，无论如何他只能接受他的父母，正如他父母无偿地接受了他十几年，并且永远。 却道天凉好个秋。 挪威的小城，人烟稀少，方方正正的几排水泥房子，有限的几户人家，天空是接近北极地区的明亮，即使在灿烂的阳光里，仍看得见冷风阵阵。平常的日子，居住在上海这样拥挤的城市，每日被汹涌的人流撞得鼻青眼肿，最大的奢望是定居于一处远离人群、生活设施现代化的地方。 但是，经过这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应该明白，繁华都市确实有它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奥托已经长大，我们都已不再年少。 片名：《无声的触摸》。导演：扎努西。演员：那个著名的瑞典老头，具体读法记不住。 是一部关于音乐的电影。二战中妻子饿死以后，隐居丹麦并再也不肯创作的著名作曲家同一位波兰青年音乐工作者之间的故事，一部伟大的交响乐问世的经过。冥冥中，老者召唤了青年，青年催发了枯竭的生命。看着迟暮的老人日复一日地恢复起蓬勃的生命力创造力，看着与此同时那守护天使般的青年日复一日地萎顿衰弱，阵阵心惊。天才的光辉原是这样地要加倍抽取生命的烛火！一个杰出的人的寿数不够，还要添上另一个杰出的人的寿数。青年说得对：我们的生命，都只是某种使命的载体。大师回光返照的光芒，是为了完成这一部早该完成的交响乐，还清他欠人类、自然的债。青年苦心孤诣身不由己的努力，则是为了完成让大师了却夙债的使命。 音乐留下来了，创作音乐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渐行渐远。好在生生不息，负载着自己使命的新生命又诞生了。 泪，仍然流了下来，挂在青年的脸颊。不知道为什么而哭。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人类对于人类本身，实在知之甚少。 站在休息厅里，久久不愿举步。怕一走出这里，电影会离我而去。 中午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里射进来，有微尘在光影里舞蹈，整个人因《无声的触摸》而有一种洗过热水浴的舒服。想起刚刚电影开场前扎努西的致词，想起那个陪在他旁边的讲英文的中国翻译意外地比电影节上见到的任何一个翻译要大气、流利，忽然懂得了世界为谁而存在。 知道一定会碰到孙先生，真想破帽遮颜悄悄溜走。跟着《冬季的琴声》这样的电影流泪，我自己不好意思是理所当然，怕孙先生看见了更为我不好意思。女人的眼泪，有时就是这般让人看不起。但是，据说开幕式上放映《九香》，也是全场呜咽，弄得做司仪的张丰毅连宣布开幕式结束也耷拉着脸。 果然见到孙先生，我们都笑起来。这几天，天天在影城见面，同看电影同吃快餐，兴许还同在黑暗里为一部拙劣的电影而打呵欠打瞌睡。 孙先生正同两个打扮个性的人站在一起说话。也是作家吗？上届电影节，几乎每天看见张献、陈村，这一届每天看见孙先生。真为电影感到欣慰。 一个傻子问另一个傻子：“猜一猜，怎么能够就从一个细节中断定这个人是作家还是家庭妇女？”“去影城看电影的就是作家，在家里看电视的就是家庭妇女。傻爪。” 优秀的作家都是影迷，从张爱玲到孙先生，都是。作家的小说只有张艺谋看。 电话铃响，冲过去抓在手里。听筒里有声音说：“有人见你这几天天天在影城，背着一个双肩背包，里面装着两个面包一瓶矿泉水一包话梅，还有人替你背一条军用毛毯。” “过啦，过啦。”不知道，是说自己过分，还是说朋友的夸张过分。拿着电话笑了一阵，扬长而去。 风中翻飞的长发，黑得滋润，是叶塞尼亚。 远远看见黑发美女坐在那里，米黄色的风衣内围着丝中。叶塞尼亚这么老了吗？当年，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一遍两遍看叶塞尼亚，但却并不为此逃课。奥斯瓦尔多上尉无论如何有些青涩。那时忍不住要逃课去看的是《红菱艳》里的莱蒙托夫，一个温文儒雅看不出年龄的绅士。绅士都是没有年龄的，二十岁同四十岁一样，四十岁和五十岁一样。再者上去的话，以一个十几岁少女的热情，已没有幻想的能力。 再活跃的幻想力，也想不到叶塞尼亚这么老了。红颜易老，可是，不许人间见白头呵。 一群天南地北客，互不认识互不关心。吃的，却是一模一样的盒饭。同桌一个脸呈菜色、满身疲惫的男子说：像我们这样的吧，真是累。一天要看六场。早上七点多起床，从驻地搭巴士来这里看电影，一直要看到晚上十一点钟，才搭巴士回旅馆。第二天早上七点多起床再来。 没人答话，都累。 一个人一生起码要有两个爱人。爱的时候，好好地真心诚意地爱；分手的时候，宽容地不带仇恨地分手。 一个人的一生起码要让一个人在远离你的时候，在与你已经没有关系的时候，仍然时不时地想起你，想起你的时候，满怀的温柔。 然后，才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将一切未竟的心愿、责任交由他来替你看管。 西班牙昔日的《梦中少女》，便是这样不说一句话，就将女儿托付给了偶然邂逅的旧识，只因为她是他少年梦里的绮思艳情。 经过梦幻，才有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生里，你会遇到无数个男人和女人，希望爱他被他爱，或者希望被他爱而不爱他…… 有人告诉我，那是不看电影也不看电视的托尔斯泰说的，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容易恋爱。 这个有着《阴暗的心灵》的南美诗人，说他要找一个会飞的女人。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任何时候他都出口成章，尤其对着女人时，就会情不自禁出口成章。各式各样的女人都是他偶然的听众。逢场作戏里，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互救互慰。一百年前的海上名士，就是这样开始评了花榜选举了花国大总统？ 南美的魔幻，这些年来，总是能不由分说地把旁观者裹挟而去。听着诗人排山倒海而来的诗句，黑暗中，你有了与他一样在灵肉问飘流挣扎的苦闷。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但愿，没有来生。 听说越南的《野芦苇》很好。 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玛杜拉的《情人》，德诺夫的《印度支那》。去年，越南的《青木瓜之味》在港台地区好评如潮，男主角就是港片《阮玲玉》中的张达民。 这不是那个在戛纳轰动的《野芦苇》。 放映厅终于大亮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孙先生说：“资讯时代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不应该。” 又有消息人士来透露：大奖看样子是《红樱桃》。 远远近近都看见楚楚那个刺着图案的背。 终于打破了多天的沉默，评选揭晓：《红樱桃》得最佳女主角奖。大奖的真正得主是讲述一个以默想代替说话的苦修会教士走出寺院到东方寻找一位隐居者经历的瑞典故事片《打破沉默》。 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刚刚看完西班牙故事片《玩世不恭》。 评委一定留下了许多评价，影评人一定有许多发现，影迷一定有许多感慨。然而，打破沉默以后，最让人担忧的是说话过多。 《时装展示会》的最后，以玩世不恭著称的导演艾克曼，安排一个世界顶级时装设计师在巴黎发布了一场无装“时装展示会”。所有的模特儿全裸鱼贯而出，在天桥上列对缓步，令侃侃而谈的时装记者金贝辛格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电影也到了需要让观众不知所措的时刻吗？ 不知道该如何来理解其中“深意”，金贝辛格问：我们拼命去理解时装的文化、精髓、涵义，而时装怎么变成了这样？ 真是颇有禅意。 怎么会是这样？ 本来就该这样。于是全体贵宾起立、鼓掌，一厢情愿地祝贺西蒙娜发掘出了时装的真意，揭露了时装设计的异化，指出了时装设计的真正道路。 果真如此？ 大师西蒙娜但笑不语。 演职员表： 全是大卡士：索菲亚罗兰、马斯特洛里尼、朱丽亚罗伯兹、罗宾威廉姆、金贝辛格、高狄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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