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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母亲跟我说话，一开头总像跟我吵嘴似的。 上星期她打电话给我，劈头就说，“珍珠啊——你非去不可，没二话好说的。”好大一会，我才明白她打电话的原由：海伦舅妈邀请一家子去参加我表弟宝宝的订婚晚会。 所谓“一家子”指的是匡家和路易斯家。匡家有海伦舅妈、亨利舅舅、玛丽、弗兰克，再加上宝宝。而路易斯家呢，现在实际上只剩下我和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去世了，而我弟弟塞缪尔现在新泽西。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别人就把我们看作“一家子”，尽管匡家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海伦舅妈的前夫是我母亲的哥哥，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 说起我的表弟宝宝，他的本名是罗杰。但从小全家就叫他宝宝——宝宝在中文里是“乖孩子”的意思——后来就这么叫开了，因为他是个哭宝宝，我舅舅和舅妈一进门，他就哇哇大哭，说别的孩子惹他。现在他虽已三十一岁了，大家还是拿他当小孩看，还是要惹他。 “宝宝？他怎么又开订婚晚会了？”我说，“这是他第三次结婚了吧？” “第四次了！”我母亲说，“上次没结成，我们送礼后不久就吹了。当然，这次海伦没说是订婚晚会，她只说是为玛丽搞一次大团圆。” “玛丽也来了？”我问道。玛丽和我不光是表姐妹，还有另一层关系，她嫁给了杜楚，杜楚是我丈夫菲力·勃兰特在医学院里的同学。说起来，十六年前，我和菲力还是经她介绍才认识的呢。 “玛丽要来，她丈夫和孩子们也来，”我母亲说，“下星期从洛杉矶直飞这儿。来不及买优待票了。买全额票，想不到吧？” “下星期？”我一面说，一面找着借口，“现在通知我们临时改变计划好像晚了点，我们本来打算去——” “海伦舅妈已经把你们算进去了。在水龙饭店设宴——要摆五桌咧！你们要是不去，一半的桌子都要空着了。” 我想象着海伦舅妈那样子，又矮又胖，缩得只有桌子腿那么高了。“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去？” “多着咧，都是些大人物。”我母亲说“大人物”这几个字的口气，好像在提起她不喜欢的人。“当然，她也会告诉人家说宝宝和他的未婚妻也要去。于是大家就都会问她，‘未婚妻？宝宝又有新的未婚妻了？’然后，她就会说，‘噢，我倒忘了。本来是想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的。可别说出去哟。’” 我母亲哼了一声。“她就是爱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这事。所以呀，你得带上一件礼物，也给她来个惊喜。上次你买了什么？” “给宝宝和他的那位女生？我忘了，大概是一盒糖果。” “他们吹了以后，他有没有送回来？” “好像没有。我记不得了。” “瞧！这就是匡家人的作风。这次可别花那么多冤枉钱了。” 宴会前两天，我又接到了母亲打来的一个电话。 “听着，现在要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听她的口气，好像我犯了什么过错似的。然后她告诉我，杜姨婆去世了，享年九十七岁。我对这个消息倒并不感到惊讶，我还以为她早就去世了呢。 “她给你留了些好东西，”我母亲说，“这个周末你可以来拿走。” 杜姨婆实际上只是跟海伦有点血缘关系，是她父亲的同父异母姐妹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但我记得，是我母亲一直来在帮助照料杜姨婆。她每星期帮她清一次垃圾；每当收到印着老太太姓名的“百万美元”赌金独得券时，她就劝老太太别上当去订那些杂志；她还一次又一次地跑加州医药卫生当局，为杜姨婆申请老年医药费补助。 多年来，我母亲总是向我抱怨，说海伦不干这些事，倒要她来干。我母亲老是说“海伦，她呀，甚至提都没提起”。有一次，——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打断了她的唠叨，我说，“你干吗不踉海伦舅妈说你烦透了，而不再跟我唠叨呢？”这是菲力教我说的，以这种合情合理的方式，让我母亲明白究竟是什么使她活得这么累，以便她采取断然行动。 我这句话一出口，我母亲竟呆住了，她一脸惘然，哑口无言。打那以后，她再没向我唠叨过。事实上，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她没跟我讲过话。后来当我们之间又开口说话时，再也没提起过杜姨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以为杜姨婆早就去世的缘故吧。 “那是怎么回事？”听到杜姨婆去世的消息，我尽量用平静中带点震惊的口气问，“是中风？” “是车祸。”我母亲说。 显然，杜姨婆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精力充沛、身体康健的。出事那天，她当时搭乘的1号加州公共汽车，为了闪避一辆我母亲称之为“一群疯小子驾驶的改装高速车”突然打出的停车信号灯，而倾翻在路边。杜姨婆一个趔趄，倒在座位中间的过道上。当然，我母亲马上赶到医院去看她。医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只发现一些擦伤的青肿块。但杜姨婆说她来不及等医生来找出她早已知道的毛病，于是要我母亲写下她的遗嘱，吩咐后事，那张用了三十年的有节子的沙发给谁，黑白电视机给谁，等等等等。就在当天晚上，她死于未经查明的脑震荡。海伦本打算第二天去看望她，但已经太晚了。 “宝宝罗杰说我们应该起诉，要求赔偿一百万元。”我母亲说，“你想得到吗？动这种念头。杜姨婆临死的时候，他居然不哭，还想从死人身上赚钱！哼！我干吗还告诉他杜姨婆给他留了两盏灯？也许我该故意忘了这事。” 我母亲停了一会，又说：“她真是位好太太，已经订了十四个花圈。”然后她又放低声音说，“当然，每个都给八折优惠。” 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在唐人街罗斯巷合开了一家“丁和花店”。她俩是在大约二十五年前动起做卖花生意的念头的，当时，我父亲刚去世，海伦舅妈又丢了工作。花店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弥补天灾人祸的一个梦想。 我母亲用第一华人浸礼教会给的一笔捐款做花店的本钱，我父亲生前是该教会的本堂助理牧师。海伦舅妈用的是她在另一家花店工作期间的积蓄，她是在那家花店学会做卖花生意，又是在那里被解雇的。海伦舅妈自己说，她是因为“太老实”而被解雇的。但我母亲猜想，海伦舅妈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老是替顾客省钱，劝他们买最便宜的花。 “有时我真后悔婚后进入了一个中国家庭。”菲力听说我们不得不从圣何塞的家中出发，去远在百里之外的旧金山，而且逢周末足球赛交通更加拥挤时，便忍不住这样说。尽管婚后十五年来，他渐渐真诚地喜欢上我母亲了，但对她的不少要求还是有些恼火。再说，从医院下班后与一个大家庭共度周末，决不是他喜欢的度假方式。 “你是说我们非去不可了？”他心不在焉地说，一面忙着玩一个刚装进他的笔记本电脑的新软件。他按了一个键，“成功了！”他对着屏幕喊道，手舞足蹈起来。菲力今年四十三岁，他那一头粗硬的灰色头发往往使人感到难以接近。但这会儿，他那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正在玩玩具战舰的小孩。 我假装也正忙着，埋头啃一段难懂的文章。三个月前，我在本地学区得到了一个治疗语言障碍的门诊医生的职位。我对这份工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同时又暗暗担心可能错过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念头都是我母亲塞进我脑袋的。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她，说我战胜了另外两个申请同一职位的人而被选中时，我母亲说：“两个？就两个人要这份工作？” 这时菲力从电脑上探起身，留心我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在担心我的多发性硬化症，我们把它称之为我的“健康状况”，这病虽还没有到使我全身虚弱的地步，但使我动不动就感到疲劳。“这个周末将会过得很紧张，”他说，“再说，我觉得你也受不了你的表弟宝宝，更何况玛丽也要去那儿。我的天，这下可好了。” “嗯。” “那么你是非去不可了？” “嗯—哼。” 他叹了口气。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结婚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有关我的娘家、我的责任的话题。因为我们的争吵往往是由这个话题引出的。我们刚结婚的那会儿，菲力老是说我无论干什么总爱盲目地担心和内疚。我则反唇相讥说他自私，我说，人活著有时总得干一点不痛快或不方便的事。然后他就说，我们非那么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已经被娘家摆布得老是认为别无选择了，然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来摆布他。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苦莎出世了，一年后我的病情又被诊断出来，于是我们争论的方式也改变了。或许是因为菲力不但对孩子，也对我，至少是对我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我们不再自以为是地为观念上的差异而争论不休，那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样有关个人选择的事情就变得难以处理，像抽烟、吃小牛肉和戴象牙饰物一样，成了一种一旦上手就难以摆脱的负担。 这些日子，我们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比如，争论的不是我们对于纪律的不同态度，而是有关我答应多给苔莎看半小时电视的问题。结果，我们的意见差不多总是接近一致——或许是太爽快了一点，因为我们早已料到意见不一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努力使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平稳。但我还是时时感到烦躁不安。说实话，我倒还是希望回到从前，菲力和我争吵，我则为自己辩解，至少自己确信自己是对的。而如今——比方说今天——我真无法断定为什么我非得背起娘家的责任。我决不会对菲力承认这一点，但我已经对这份责任感到厌烦了。我不想见到匡家人，特别是玛丽。每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不得不用全部的时间来避开脚下的地雷。 所以，或许是因为觉得对不起菲力，或许是因为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一直拖到第二天才告诉菲力，我们得在那儿过一夜——参加杜姨婆的葬礼。 为了那个该死的周末，菲力和我已经决定早早进城安排好住处，或许还带孩子们去逛逛动物园。临走前一天，就我们在哪儿过夜的问题，我们和我母亲还来了一番客客气气的争执。 “你真是太客气了，雯妮，”菲力在电话里向我母亲作着解释，“可我们已经在旅馆里订好房间了。”我在分机上偷听着他们的谈话，心中暗喜。是我叫他打这个电话，并找到这个借口的。 “什么旅馆？”我母亲问。 “一家汽车旅馆。”菲力撒了个谎，实际上我们是在凯悦大饭店订了房间。 “嗨，那太贵了呀！”我母亲说，“何必这么浪费钱呢？你们可以在我这儿过夜的嘛，有的是房间。” 菲力很有礼貌地回绝道：“不了，不了，说真的。那样太麻烦了。真的。” “麻烦谁了？”我母亲说。 所以这会儿菲力正在我弟弟的房间里把孩子们安顿下来。以前每当我和菲力要去开医学会议时，就让她们待在这儿。说实话，有时我们只是说要去开医学会议，其实是回家干活，把孩子在身边时没法干完的家务活干完。 菲力决定让八岁的苦莎睡单人床，三岁的克利奥睡帆布床。 “这次轮到我睡床，”克利奥说，“外一婆说过的。” “可是克利奥，”苔莎解释道，“你喜欢帆布床呀。” “外—婆！”克利奥赶紧喊我母亲来给她当救兵，“外一婆！” 菲力和我待在我的堆满老式家具的房间里。打从结婚后，我就没在这儿住过。房间还跟我当姑娘那会儿一样，没什么变化，只不过里面的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特别干净：一张双人床，床腿和床架又粗又重；一张带圆镜的梳妆台，镶着拐木、橡木、树疤制成的薄本片和珍珠母。真怪，当初我怎么会讨厌这桌子，现在看起来，它做工精巧，还蛮不错的。我不知道我母亲以后是否肯留给我。 我发现我母亲在床底下放了一双中国式旧拖鞋，就是每只大拇指头上都有一个洞的那双。她什么也舍不得扔掉，兴许二十年后还用得着呢。苔莎和克利奥准又钻进储藏室翻箱倒柜，在旧玩具和废物箱中执拉挑拣了。拖鞋的旁边，随地乱放着洋娃娃衣服、水晶石王后冠和一只盖上有“我的秘藏”字样的粉红色塑料盒。她们甚至把我在六年级时自己做的滑稽的好莱坞式明星又挂到了门上，那上面还有用珠子拼出的我的名字“珍珠”呢。 “老天，”菲力故意用傻乎乎的口气说，“这肯定比汽车旅馆还棒。”我捶了一下他的大腿。他拍打着床上一对很不协调的客用枕巾。这对枕巾还是我们刚从唐人街搬到利奇蒙地区时，匡家送的圣诞礼物，也就是说，至少用了三十年了。 这时，苔莎和克利奥一路打闹着跑进我们的房间，嚷着要去动物园。菲力准备趁我到丁和花店去帮忙的时候带她们去。我母亲倒并没说一定要我去帮忙，只是简短地提到海伦舅妈早就离开花店忙着准备她的大宴去了——尽管花店里杂事一大堆，明天又要操办杜姨婆的葬礼。然后她提醒我，杜姨婆总是为我感到骄傲——在我娘家的词汇里，“骄傲”的意思跟“爱”差不多。然后她又建议我或许该早点去，挑个好看一点的花圈。 “我五点半回来。”我告诉菲力。 “我想去看非洲大象，”苔莎一屁股坐在我们的床上，然后扳着手指头算，“还有无尾熊、有刺的食蚁兽和座头鲸。”我老是弄不懂她从哪儿学来这套排列事物的癖好——从菲力那儿？从我这儿？还是从电视上？ “要说‘请’，”菲力提醒她，“再说，动物园里也不会有鲸。” 我转向克利奥，我有时担心她在自信的姐姐身边会变得畏畏缩缩。“那么你想看什么呢？”我轻轻问她。她盯着自己的脚尖，想了一会儿，最后回答说： “随便。” 我回到罗斯巷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沉寂下来了。下午灼热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唐人街人行道两旁周末嘈杂的市声也沉静下去了，整条巷子变得十分冷清，光线灰蒙蒙的，几乎带点淡绿色。 街的右面还是那家老的理发店，是阿福开的，我注意到他还是在用电推子给顾客修剪络腮胡子。街的对面还是一连串的住家连店铺，其中一家专替顾客运送祖先纪念物到大陆，赚点服务费。街的尽头是一家算命店的前门，窗子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招牌，声称“数字最幸运，算命最吉祥”，但挂在门上的牌子却写着，“暂停营业”。 我穿过那扇门的时候，黄色的窗帘沙沙作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她双手按在玻璃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忧郁。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没有反应。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属于这儿的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离花店没几间门面的三福贸易公司，它的货架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管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卖佛教葬礼上用的那些东西，什么纸钱啦，纸珠宝啦，香烛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话里，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据我母亲——或者不如说，据她的香港顾客们说，“三福”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说“傻乎乎”。 我母亲曾说过，“我早就劝他改个名字，那样运气会更好些。可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够好啦。” “嗨，珍珠，”我一进门，洪先生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葬礼上要用的。你替我带给她，好吗？” “没问题啦。”他递给我一包软乎乎的东西。 我猜，这就是说，姨婆的葬礼将以佛教的方式举行。尽管她加入第一华人浸礼会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我母亲就不再参加活动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姨婆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灾降福的迷信仪式她都坚信不疑。以前每当进她的屋子，我总是爱玩她的祭坛，一个红红的小寺庙，里面摆着中国神像，前面是一个仿铜的香炉，插满了点燃的香，旁边供奉着橘子、幸运牌香烟、飞机上出售的小瓶约翰尼牌红威士。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马槽上的基督的中国翻版。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花店门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只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看上去又熟悉，又凄凉。红框店门上的防盗铁框已锈蚀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写着“丁和花店”几个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因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总是黑洞洞、局促促的，今天也还是那个样。 所以，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选择的地方实在不能说是闹市区，但看来她们干得还蛮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棒极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们几乎没有赶过时髦，也没有使这地方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开门，铃声叮当作响。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扑面而来，这种气味总是使我联想到殡仪馆。室内光线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灯管吊在现金出纳机上方，我母亲就在那儿，她站在一只小脚凳上，以便能从柜台上照看到外面，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老花眼镜。 她正在用中文打电话，话说得飞快，一面不耐烦地打手势叫我进去等着。她的头发从后脑直垂下来打成一个结，一丝不乱。今天，这个纽结由于加上了一鬏假发而变得更加浓密，她管这假发叫“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戴上它。 实际上，凭她那尖声的大嗓门和一连串否定词“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断定她正在用上海话，而不是用普通话踉对方争论著。这就严重了。争论的对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鲜花供应商。我母亲一面按着计算器上的数字，一面大声地报着计算结果，好像这些数字就是法典。她按了一下现金出纳机上“停止营业”的按钮，抽屉一弹出，她就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发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开，然后报出一连串数字。 “勿！勿！勿！”她毫不让步。 这个现金出纳机通常被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出纳机已经坏了。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初次买下这房子和所有家产时，她们马上就发现，每当交易额加在一起里面出现一个“9”字，整个出纳机就卡住不动了。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出纳机。我母亲对我解释道，这是为了“防盗”。一旦她们遭劫（这类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强盗只能抢走小抽屉里的四个美元和一堆小钱。大笔的钱放在柜台底下一把破茶壶里，那茶壶放在一个少了插头的电炉上，壶嘴已经摔断过两次，是用胶水勉强粘上去的。我猜，她们想没有人会在抢劫商店时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对我母亲和海伦舅妈说，强盗决不会相信店里只有四个美元的。我认为她们至少得放二十个美元在现金出纳机里，这计谋才行得通。但我母亲认为二十美元给强盗太多了。海伦舅妈也说要费那么多钱她会“急出病”来的——既然如此，要这计谋干吗呢？ 当时，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来证明我的观点。但转念一想，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此刻当我环顾店堂时，我想，也许她们是对的。谁会跑到这儿来抢几个比公共汽车票钱多不了多少的钱呢？这地方凭它的老样子就能防盗。 店堂里还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地面已经被磨得又滑又亮。柜台上铺着同样的装饰纸，两边是绿白相间的竹叶格子花，上面是木纹纸。甚至连我母亲正在用的电话机也还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机子，带圆盘的拨号盘，话筒线是棉包线制的，不能伸缩，也不会卷起来。那么多年来，石灰墙壁已经泛黄，斑驳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给它增加了裂缝。总之，这地方整个看起来把蜘蛛网的零落和腐叶土的霉味全占了。 “好，好。”我听到母亲说。看来她已经和那位供应商达成了妥协。终于，她搁下了话筒。尽管我们从圣诞节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拥抱和亲吻，而去看菲力的双亲或他的朋友时，我们通常是要这么做的。母亲从柜台边走了过来，口中嘟哝着，“你想得到吗？这家伙居然骗我！想要我付一笔额外的运费。”她指指脚下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铅丝、透明胶纸和一些绿的蜡光纸。“上星期他忘了送来，这可不是我的错。” “多少额外的费用？”我问。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我母亲会为这几个美元而大动肝火。 “算了吧，不过三个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这几个钱！”母亲气冲冲地说，“他在骗我，这是不对的。上个月，他也想再加一笔额外的费用。”我想她准又要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她上个月发生的战斗了。忽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穿着体面的金发女子，正朝里面东张西瞧。 “开开门好吗？你俩谁会说英语吗？”其中一个用德克萨斯口音问。 我母亲顿时满脸堆笑，连连点头，做手势叫她们进来。“请进，请进。” “啊，不麻烦你们了，”其中一个说，“你能告诉我们幸运饼干店在哪儿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母亲的脸已经拉下来了，她连连摇头，说：“听不懂，不会说英语。” “你干吗这么说呀？”那两个女人转身走入巷子时我不禁问道，“想不到你这样讨厌外地游客。” “不是讨厌外地游客，”她说，“那饼干店的女人有一回对我很凶，我干吗给她介绍生意？” “这里的生意怎么样？”我有意把话头岔开，以免这场谈话马上变成对那个住在街另一头的饼干店的女人的全面攻击。 “要命啦！”她说着，指指店里的存货。“这么多生意真把我忙死啦。你瞧，光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干了这么多。” 我看看周围，没有流行的插花，也没有标有拉丁文名字的进口货。我母亲打开通向冷藏室的玻璃门，那儿以前是放苏打水和啤酒的。 “瞧见了不？”她说着，给我看满满一货架用康乃馨制成的别在钮孔上的花和胸花，全都整整齐齐地按颜色深浅排列成行，有白的、粉红的，还有大红的，毫无疑问，是准备今晚给我们大家戴的。 “还有这个。”她接着说。第二个架子上塞满了乳白色的玻璃花瓶，每一只都只放一朵含苞的玫瑰、一片棕榈叶、一些满天星花。这类插花可以送给动手术住院的亲人。当你很久不去探望，不知道病人是否还在住院时，送这类花最合适。我父亲刚进医院那会儿和临死以前就收到过不少这类花。“行俏得很。”我母亲说。 “我还做了这个，”她说着，指指最底下的一个架子，里面有半打供桌上摆设用的装饰花，“有些是今晚用的，还有些是为一个退休告别宴会做的。”我母亲解释道。大概是见我脸上的表情一般，为了使我加深印象，她又加了一句，“是威尔斯法阁的副经理订做的。” 她又领我走了一圈，看了放在花店其他角落里她亲手做的工艺品。沿墙排着许多葬礼上用的大花圈。“怎么样？”她等着听我的称赞。我一向觉得花圈既恐怖又悲哀，就像扔晚了的救生圈，只能作装饰用。 “很漂亮。”我说。 现在她把我领到她最得意最骄傲的所在。花店的前半间是整个花店唯一每天能有几小时透进几缕阳光的地方，我母亲把这里称之为“长期订户”，里面栽着黄薛树、橡胶树、矮小的灌木和迷你柑橘。这些都配上红彩带，或是为开张志喜，或是祝生意兴隆的。 我母亲一向来总是为这些红彩带而自豪，她不写老一套的贺词，像“吉祥如意”、“福禄长寿”之类。所有用烫金中文字写的贺词都是我母亲自己发明的，表达了她本人对生与死、幸运与希望的看法，什么“头生子有头福”啦，“结婚双喜、三喜临门”啦，什么“新店开张、财气冲天”啦，“健康恢复、指日可待”啦。 我母亲声称，丁和花店这么多年来之所以生意兴隆，全靠了这些彩带和贺词。我想，她所说的生意兴隆，大概是指二十五年来回头客很多。只不过眼下，为羞怯的新娘和轻佻的新郎订花的越来越少，为病人、老人和死人订花的越来越多。 她孩子气似地笑一笑，然后捅捅我的胳膊。“来，带你去看看我为你做的花圈。” 我大吃一惊，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打开通向花店后间的门，里面黑得像地窖一般，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葬礼上常有的浓重的桅子花味道。我母亲摸索着拉电灯开关线，终于，屋子里一下子亮得刺眼，一只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秃秃的灯泡来回晃荡着，我眼前出现了恐怖的美——一排又一排的花圈闪闪发光，全是用白桅于花和黄菊花扎起来的，红飘带从花架子上垂下来，整个看上去就像天国的仪仗队。 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这要花多大的劳动啊！我想象着母亲用那双羊皮般粗糙的小手，忙乱地拉出散叶，穿进铅丝头，把每一朵花都扎到合适的位置上。 “这一个，”她指指第一排中间的一个花圈，它看上去和别的花圈没什么两样，“这一个是你的，我亲手写了挽词。” “都写些什么呀？”我问。 我母亲的手指缓缓地在红飘带上移动着，一面用我所听不懂的中文念着，然后翻译给我听，“姨婆大人安息，天堂吉祥。您最喜欢的外甥女珍珠·路易·勃兰特及外甥女婿同悼。” “噢，我差点忘了。”我把从三福店里拿来的那包东西递给她，“这是洪先生叫我给你的。” 我母亲剪断绳子，打开包裹，里面一大叠纸钱，想来是烧给姨婆做天堂的买路钱的。 “想不到你还信这玩艺儿。”我说。 “什么相信，”我母亲说，“这是尊敬。”然后她的口气又缓和下来，“这里有一亿美元纸钱。唉！她真是位好太太。” “从这边走吧。”我说着，当我们踏上通向宴会厅的楼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珍珠！菲力！你们来了。”是我表姐玛丽在喊我。打两年前她和她丈夫社搬到洛杉矶去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们等玛丽穿过宴会厅拥挤的人群。她直冲向我们，给我一个吻，然后摸摸我的脸，放声大笑，笑她给我带来的窘态。 “你看上去棒极了！”她告诉我，然后瞧瞧菲力，“真的，你俩都不错。气色挺好的。” 玛丽比我大半岁，今年该有四十一了。她化了浓妆，戴了假睫毛，头发卷成蓬松的一团。一条银狐长围巾老从她的肩上滑下来，她拉了三次，然后笑着说，“杜给我买了这老古董当圣诞礼物，讨厌死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既然我们已经进了饭店。但玛丽就喜欢这样，她是两家孩子中的老大，对她来说，显示自己高人一头，总是最重要的。 “珍妮芬，迈克尔！”她喊道，打了个响指，“过来，跟姨父姨妈问声好。”她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了一下。“来吧，怎么说？”他们不情愿地看看我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勉强点了点头。 珍妮芬已经长得很丰满，眼圈用眉笔描过，显得又小又凶，她的发顶梳成一条条上翘的小辫子，其余部分软软地垂到后背，整个模样就像触了电似的。迈克尔的脸开始出现棱角，下巴上全是粉刺。他们不再可爱了。我不知道将来苔莎和克利奥是否也会变成这个模样，我是否也会以这种目光打量她们。 “瞧他们的模样，”玛丽带着歉意说，“珍妮芬圣诞节刚刚得到她的第一双丝袜和高跟鞋，她骄傲得很，不再是妈妈的小姑娘了。” “噢，妈妈！”珍妮芬叫起来，随即挣脱了她母亲的手，溜进了人群。迈克儿也跟着走了。 “瞧，迈克尔长得差不多和他父亲一样高了。”玛丽说着，骄傲地看着她儿子离开，“他参加了大学三年级的田径代表队，教练说他是最棒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继承了高身材和运动天赋——肯定不是从我这儿，每当我去慢跑，回来总是一拐一拐的。”玛丽说着，放声大笑。然后，想起她刚刚说的话，忽然收起笑容，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噢，杜的父母在那儿，我最好过去打声招呼。” 菲力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尽管我们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我很恼火。“忘了吧。”他说。 “我会的，”我回了一句，“如果她能忘。她总是这样。” 菲力和我结婚时，是玛丽和杜给我们当的伴娘和伴郎，因为我俩本来就是他们介绍认识的。后来我怀了苔莎，他们成了我们最依赖的人。大约在七年前，当我抱怨成天感到浑身无力时，又是玛丽把我推进了健美班。后来，我感到右腿莫名其妙地衰弱，菲力建议我去找杜看看，当时他是一家运动医学中心的整形医生。 几个月后，杜告诉我毛病可能出在另外地方，我当即吓坏了，以为他说的是骨癌。他向我保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他技术不够，一个人查不出来。于是他把我送到他大学时代的一个老酒友，旧金山医学中心最好的神经科医生那儿。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检查——我自己说服自己，浑身乏力是抽烟引起的，而右腿衰弱是怀孩子时落下的坐骨神经痛——这位酒友告诉我，我患的是多发性硬化症。 玛丽听到这个消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随后又企图安慰我，但这似乎使事情变得更糟。有段时间，她经常带几个按照“刚刚找到的秘方”做的菜来看我，直到我叫她不要带为上。后来她又装出轻松的样子告诉我，杜的朋友向她保证，我的病情真的“相当轻”，说话的口气就像在谈论天气似的。她还说，我的病对我的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到七十岁还能打高尔夫球，而且能打出标准杆数，只不过我得小心，以免体力和情绪过于紧张。 “所以呀，一切正常，”她兴致勃勃地说，“而且菲力会待你更好。此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会打高尔夫球。”我只说了一句。 “我会教你的。”她高兴地说。 当然，玛丽只是出于好意。我得承认，我们的友谊出现裂痕主要是我的错。我从没直截了当同她讲过，她那过分关心的姿态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她当然不会知道，我不需要别人来安慰，我不想让人侍候。好意固然是补偿，但好意也提醒你，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总是在改变，大家认为你得接受这一切，你得变得坚强些或勇敢些，更高兴些，更平静些。但我不想这样。我只是想跟大多数人一样生活——为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操心，但不要为我是否能活着看到他们毕业而担心，为我体重减轻五磅而高兴，但不要为肌肉萎缩而担心。我要的是不可能的东西：我要的是忘记。 我最恼火的是杜和他的酒友跟玛丽谈论我的病情。既然他们可能告诉她那个，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告诉她这个：这种病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我可能拖上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可能明天就突然恶化，走下坡路，每况愈下，结果我将在轮椅里度过余生，或者更糟。 我知道，玛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时，玛丽就会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车停到一个已经转为供残疾人停车用的车位时，她神经质地笑起来。“噢！”她马上把车倒回来，“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 一开头，我和菲力都发誓，要尽可能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尽可能正常”——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圣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绊倒，我就会对苔莎大吼起来，事后又花十分钟时间向她道歉，接着又是一小时的辩论，正常人是否会绊倒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一次，为了忘记所有这一切，我们到海边去度假，但我满脑子想的还是病情。望着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声问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像海草那样衰弱，像螃蟹那样僵硬。 同时，菲力也经常翻出他的旧教科书读起来，并且留意每一篇有关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论文。然后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医学训练尚不足以理解这种病因，这种病只是被描述为“病因未明的”、“变化很大的”、“不可预测的”和“无特殊疗法的”。他出席有关神经障碍的医学会议。有一次还带我去参加一个多发性硬化症互助会，但我们一看到轮椅就赶紧跑回来了。他给我做他所谓的“每周安全检查”，测定我的反应，检查我四肢的力量。我们甚至还搬到一个带游泳池的房子去住，这样我就每天都能够做肌肉训练。但我们谁也没提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屋子是平房，没几级扶梯，有一个宽阔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话，轮椅可以长驱直入。 我们用暗语说话，仿佛我们同属一个秘密教派，正在寻找一种治疗方式，或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症状类型，或是寻求解脱持续不断的忧虑的办法。最后，我们学会了不谈未来，既不提最坏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们也不沉湎于过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还是遗传因素。我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个烦恼，都使我们有胜利之感——训练苔莎坐便盆啦、纠正付款单的错误啦、找出汽车换档时嘎嘎作响的原因啦，所有这一切成了我们的日常事务，成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 所以我实在不能责备菲力装作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所需要的超过了他所能办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他我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总是从惊恐中醒来，恐怕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几天，我老是为丢了一颗纽扣什么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觉得非把它找回来，我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有几天，仅仅是因为菲力漏买了购物清单上的一样小东西，我就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不体贴的男人。还有几天，我按颜色分门别类整理我的内衣抽屉，好像这样就能排遣烦恼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觉比较好的几天，我会记得我是幸运的——这幸运是用新的标准来衡量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只有过一次大的“发作”，也就是说，我现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烦躁或忙乱的时候。但是我还会走路，还会倒垃圾。有时，我还真的能忘记几小时，甚至差不多一整天。当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来——常常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会觉得我是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介于生死之间。 这种微妙的平衡总是威胁到我去看我母亲时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这种可怕的病，而我母亲一直蒙在鼓里。 我本来是想告诉她的，有好几次我已经计划这么做了。在我第一次检查出病情时，我说：“妈，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的腿有点小毛病，还好，感谢上帝，结果不是癌，而是——” 没等我说完，她就跟我讲，她的一个顾客前不久刚刚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订了多少个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他的脸上长了那种痣，”她说，“我跟他讲，去看医生吧。他说，没问题，是老年斑——不要紧的。他死的时候，鼻子和脸全烂光了！”然后她严肃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奥出生的时候，我和她都平安无事，我又想跟我母亲讲起我的病情。可她马上打断了我，怀念起我的父亲来，说他没能见到他的外孙女。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说我父亲不该那样短命。 我父亲死于胃癌，当时我才十四岁。多年来，我母亲一直在寻找病因，好像一开头找到病因，她就能免除这场悲剧似的。 “他是一个多好的好人哪，”我母亲叹息道，“怎么会死呢？”有时她把这归于上帝的意旨，只不过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她说，一定是我父亲做了牧师的缘故。“他倾听每一个人的怨言，”她说，“他把这些怨言全吞了下去，结果自。倒病了。唉！应该①给他换个工作。” ①原文用汉语拼音。——译注。 应该是我母亲的口头禅。应该也就意味着她本来应该改变命运的方向，应该阻止灾难的发生。对我来说，应该则意味着我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悔恨之中，永无安宁之日。 我母亲为我父亲的死因找得越多，她的悔恨也与日俱增。有一次，她把它归之于环境原因——为我们家厨房重装电线的电工当时已经得病。“他把病根装进我们家里了，”她宣称，“千真万确。我刚打听到那电工也是得癌症死的。当时应该换个人来装修。” 另外还有一种迷信，我后来把它看作她的九个厄运的说法。她说，她听人说过如果有八件坏事同时落到一个人头上，那么这个人命中注定非死不可。如果你事先没识破，来不及阻止这八件事发生，那么第九件事总是致命的。于是她总要琢磨究竟会是哪八件坏事，她应该怎样警觉，及时识破它们。 如今，听她各种各样的假设，宗教、医学和迷信与她的自己的信念全都搅在一起，简直要使我发疯了。她不相信其他人的逻辑——对她来说，逻辑不过是对于悲剧、错误和事故的一种狡猾的借口。对我母亲来说，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她简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国翻版，或者更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比方说，上次我到她那儿去，不小心碰落了我父亲的遗像，打碎了玻璃镜框。我母亲捡起碎片，嘀咕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开始以为她不过就这样说说罢了，但她接着就问我，“你知道吗？” “那是碰巧的，”我说，“我的胳膊不小心碰了它一下。”但她的问题也使我的脑子很快转起来，我的笨手笨脚是否说明我的病情正在严重起来呢？对我的病情发表一大套理论，这病是什么引起的呀，她本应该干这干那来防止这病的发生呀。我不想让她来提醒我。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至今还没有告诉她这个事实似乎使病情加重了十倍。每当看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我总是想到这一点。 玛丽知道这些情况，这就是我对她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不小心说漏了嘴，把我的病情透露出去了，而是因为她告诉了她母亲，我的海伦舅妈。 “我不得不告诉她，”她不以为然地向我解释道，“她常跟我说，告诉珍珠，多去看看她母亲，才不过一个钟头的车程呀。告诉珍珠，应该邀请她母亲搬来和她住在一起，别让她母亲太孤单了。最后，我跟我妈说，我不能让你知道那些事情。于是她就问干吗不？”玛丽耸耸肩。“你知道我妈就是这么个人。我不能骗她。当然，我要她发誓不告诉你母亲，我说你自己会告诉她的。” “我能开车，”我对玛丽说，“可这不是我没邀请我母亲和我住一起的原因。”然后我瞪了她一眼，“你干吗要这么说？” “她不会说出去的。”玛丽说，“我要她保证过。”然后她又反唇相讥地加了一句，“再说嘛，你早就该告诉你母亲了。” 我和玛丽并没有真的吵起来，但打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是绝对冷淡下来了。她已经知道她可能对我干下了最蠢的蠢事。因为在这以前她曾经干过一次，那是在九年前，当时我很信任地告诉她我怀孕了。我的头胎流产了，我母亲老是唠叨个不停，问我咖啡喝多少啦，说流产是我跑步引起的啦，菲力应该让我多吃东西啦，等等。所以当我又怀孕时，我决定等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再告诉她。但在第三个月上，我犯了个错误，把秘密告诉了玛丽。然后玛丽又把这消息透露给她母亲，而海伦舅妈确实也没有告诉我母亲。但当我母亲骄傲地把我怀孕的消息告诉匡家人的时候，海伦舅妈马上拿出她亲手为婴儿织的黄色小毛衣给我母亲看。 甚至在苔莎出生以后，我还是不断听到我母亲的抱怨，“为什么你能告诉匡家人，而不能告诉你自己的母亲？”她越想这件事就越气，责备我使她没了面子：“哼！你海伦舅妈假装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很吃惊地说，‘噢，我不是为珍珠的小宝贝织的，我是怕万一要用才织的。’” 至今，海伦舅妈还没有把我的病情告诉我母亲。但她仍拿我当病人看待。每当我到她家去，她就忙不迭叫我坐下，然后给我找枕头当靠背。她用她的手掌上下抚摸我的胳膊，问我感觉怎样，还说她一直来把我当她的亲生女儿看待。然后她会叹一口气，给我透露一点坏消息，仿佛为了抵消她对我病情的了解。 “你那可怜的亨利舅舅，上个月差一点被解雇，”她会说，“那么多预算被削减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不要告诉你妈哟。我不想让她为我们担惊受怕。” 这样一来我就很担心，海伦舅妈会认为她既已经付出了小道消息作为回报，她就获得了把我的病情透露给我母亲的通行证：“噢，雯妮，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你女儿的不幸消息了。” 所以我很害怕总有一天我母亲会打电话来，以上百种不同的方式问我：“海伦舅妈怎么会知道的？为什么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为什么你让我一直蒙在鼓里？” 到那时，我该怎么回答呢？ 吃晚宴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小孩桌”上，只不过现在这些“小孩”都已三四十岁了。真正的小孩——苔莎和克利奥——和我母亲在一起。 菲力是今晚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虽然在过去的家庭聚会上不乏其例。宝宝的前两任太太都被海伦舅妈称之为“美国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在提起一个种族群体。她说起宝宝的未来新娘时肯定激动得要命，因为这位名叫王咪咪的姑娘不但是中国人，而且出身名门，家里拥有三个旅游公司呢。 “她看上去像个日本人。’当我们刚到，被介绍给咪咪时，我母亲说道。我不知道她干吗要这么说。在我眼里，味咪长得怪里怪气，还特别年轻。我猜她年龄在二十岁上下，虽然她染过的橘黄色头发和穿了孔的鼻子使她看上去显得年轻。我听说她正在一家名叫奥利芬的新潮发廊里培训，学做发型师。而我母亲则听说咪咪干的不过是替顾客洗洗头发、整整松了的发夹而已。 宝宝比我上次见他时变了很多，他的头发用发膏梳得滑溜溜的，上身穿了一件黑色T恤衫，外罩闪光的仿鳄鱼皮西装。每当他把咪咪介绍给其他客人时，我总是盯着她的穿了孔的鼻子，真不知道她万一感冒怎么办。 “我喜欢的妞怎么样？”宝宝隔着桌子对我说，然后举起香槟酒杯跟我碰了一下，“看起来不错。我喜欢你这头发，又短，又漂亮。咪咪，你觉得珍珠的发型怎么样？漂亮，嗯？”他有一套讨好人的本领，就像分发晚会礼物一样，人手一份。我有时真不知道，假如我对他的了解没那么深，我是否会更喜欢他一些。 “嗨，菲力兄，”宝宝说道，又倒了一些香摈，“我看，你又重了几磅。日子过得蛮不错嘛。也许你已经决定买我给你介绍的那种新音响了吧，拿钱换高分贝，合算着呢。”宝宝在“棒小子”音响店推销音响和电视机。他推销有方，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的耳朵和眼睛敏感得很，足以分辨出标准型产品和比它价格高出五百美元的新产品之间的区别。菲力有一回说过，假如让宝宝放手干的话，他甚至能把《圣经》卖给什叶派教徒呢。 在我们后面的“大人桌”上，有一位名叫冯路易的男人，人称“路易舅舅”的，手拿一杯姜汁汽水转来转去，到处干杯，高谈阔论。“那么，咪咪方便得很，”他说，“只要在自己的名字前再加一个K，就得到了一个丈夫！从‘王’变成了‘匡’①，是不是？”他为自己的笑话得意得大笑起来，然后又转回到自己那桌去重复他的笑话。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太太，艾德娜。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都到同一个教堂去做礼拜，但他们实际上与匡家或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之所以邀请他们是因为冯·艾德娜是礼拜堂中负责订花的，她常到丁和花店来买花，当然，是给她八折优惠的。 ①按西俗，女子出嫁后即与丈夫同姓，王咪咪嫁给匡家的宝宝，即应姓匡，原文“王”为“WANG”，“匡”为“KWANG”，只相差一个字母K。 海伦舅妈与路易和冯·艾德娜坐在同一桌上。为了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合，她特意穿了一件粉红色的缎子旗袍。她那肥胖的身材，被旗袍裹得紧紧的，在下摆处形成褶痕，显出圆鼓鼓的肚子。每当她探身去续水的时候，腋窝处就绷紧了，我真不知道哪条线缝会先脱开来。她那稀稀拉拉的头发刚刚烫过，或许她以为烫发会使头发显得厚实一些吧。但恰恰相反，她的头发使人觉得像油炸过了头似的，连下面的头皮都露出来了。 我母亲就坐在海伦舅妈的正对面，她穿了一件她自己新做的蓝罩衫——实际上，设计者也是她自己，她跟我说起过，“不必用现成的纸样。”样子非常简单，A字形，加上蓬松的蝙蝠袖，使我母亲瘦削的身材看上去像一面信号旗。 “多漂亮的丝绸呀！”冯·艾德娜对她说。 “是混纺的。”我母亲骄傲地告诉她，“可以用洗衣机洗。”这时，克利奥从她自己的椅子上溜了下来，爬到我母亲的膝盖上，“外一婆，我想用筷子吃。” 我母亲推了一下桌上的大转盘，把筷子伸到开胃冷盘里。“这是海蜇。”我母亲解释道，然后夹了一条在克利奥嘴前晃动着。我见我女儿张开嘴巴，活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我母亲投了一筷海蜇进去。 “瞧，你喜欢吃海蜇！”克利奥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并且笑了。我母亲不禁大声说，“你妈小时候说，海蜇吃起来味道就像橡皮筋。” “别跟我说这些！”克利奥突然哇的一声尖叫起来，嚼了一半的海蜇皮从她张开的嘴巴里流了出来。 “不哭，不哭，”坐在对面的海伦舅妈忙安慰道，“瞧，这里还有些五香牛肉，要不要？像汉堡包一样，可好吃来，喜欢的话，过来吃。” 克利奥委屈地抽泣着，跑过去夹了一片，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我母亲一言不发，把脸别到一边去。 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被她的记忆和我小时候对橡皮筋类东西的偏爱出卖了。想不到一个孩子竟能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伤害她的母亲。 那天晚上结果比我预想的还要糟，我注意到，宴会从头至尾，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都在有意和对方过不去。她们用中文争论著，肉是否太咸了，鸡是否太老了，“全家福”里荸荠是否放多了，干贝是否放少了。我看到菲力尽可能有礼貌地与我表兄弗兰克聊天。弗兰克一刻不停地抽着烟，这恰恰是菲力最讨厌的。我还看到老家的不是真朋友的朋友们正在向未来的新娘和新郎干杯，尽管他们两年内是肯定要离婚的。我木然地笑着，听着玛丽和社的闲聊，仿佛我们仍然是最要好的朋友似的。 我看到我母亲在很多场合坐在桌边，就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孤独。我感到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使我们无法分担生活中的许多最重大的事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突然，眼前的一切——桌子上的这些插花、我母亲对我的童年回忆、整个家庭——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是一个骗局，既可悲，又真实。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姿势、积怨长久的误解，还有这些痛苦的秘密，为什么我们要保留这一切？我简直感到要窒息，我想逃走。 一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是海伦舅妈。 “不会太累吧？”她问道。 我摇摇头。 “那么，来帮我切蛋糕，要不然，我得付饭店一笔额外的小费。”当然，我不知道她又要给我透露什么秘密了。 我们走进厨房，海伦舅妈把一大块蛋糕切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只只纸盘里，她舔掉粘在手上的奶油，把一颗草莓嵌在奶油中间。 “这是旧金山最好的蛋糕，”她说道，“玛丽从克莱门特街的圣记面包房买来的。知道这地方吗？” 我摇摇头，一面给每只纸盘插上一把塑料叉子。 “也许，你对自己的病情还知道另外一些情况？”她严肃地说道，放下了手中的蛋糕，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我被她突然转变的音调吓了一跳，因为我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没关系，”她严厉地回答道，然后又继续切她的蛋糕，“我已经知道了。” 于是她就这样站在厨房中，告诉我两个月前她去看医生的事。一个下雨天她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头撞到了扶栏上。那天正好我母亲和她在一起，于是马上陪她去医院。X光检查的结果是，没有伤着骨头，也没有得脑震荡，像杜姨婆那样，还算运气。但医生在她的颅骨处发现了一个小黑点，需要作进一步检查。 “我知道的就这些，”她说着，敲敲脑袋，得胜似地说，“上帝的手指在这儿敲了一下，对我说，时候到了。我长了一个脑瘤。” 我吓得喘不过气来，海伦舅妈接着又说，“当然，医生又作了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诊，然后他们告诉我，这个瘤是良性的。”她说“良性”这个字的时候，就像在玩宾果游戏时说B行的第九格似的①，“他们说没问题，不需要开刀。” ①“良性的”，原文为“BENIGN”，分开来读发音很像“B”和“NINE”（“九”）。 我出了一口大气，然后她又说道，“你妈说，运气了你，一切正常。我的儿女们，还有你亨利舅舅全都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你可知道他们实际上在说什么？” 我摇摇头。 “瞧。宝宝干吗突然说他要结婚？玛丽干吗要飞回来，和全家团圆？她说，大家再聚一聚吧。还有弗兰克，我还没催他，他就理了发。”她笑笑，“连你妈也这样。今天她说，去，去，去忙你儿子的宴会吧，做花圈有我呢。你干吗摇头？我说的全是真的。” 她的脸更加严肃了。“我对自己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大家一下子都对我这么好了？怎么这么突然？为什么我的儿女们一下子全都对我这么孝顺了？为什么他们全都跑来看我？玛丽为什么又叫我妈咪了，你妈把花店里的活儿全包揽去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们知道，他们全都知道我快要死了。他们不说，可我知道，死到临头了。” 我把蛋糕放在托盘上。“啊，海伦舅妈，肯定没事的，既然医生说是良性的，那就是说——” 她摆摆手。“不必哄我了，我不怕。我不再是小姑娘了，我已经快七十三了。” “我没有哄你，”我坚持说，“你不会死的。” “大家都想瞒我，好吧。他们都希望我临死前过得好一点，好吧，我也假装不知道好了。” 我真是给搞糊涂了，我不知道海伦舅妈是真的病了，还只是凭想象误解了她的儿女们的好意。不过，对她说的每个人的性格一下子都变了，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很像匡家人一贯的作风，先散布一个秘密，然后大家都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别为我担心，”她说道，然后拍拍我的手，“我真不该告诉你这些，免得你担心。我跟你说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为什么我再也不能替你保守秘密了。” “什么秘密？”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珍珠哪，这个负担太重了。我心中有块石头老放不下，你妈还不知道这事。我怎么能带着这个包袱去升天呢？不，珍珠，你必须告诉你妈，告诉她你得了多发性神经病。” 我被她弄得目瞪口呆，连笑也笑不出来，也不想纠正她的错误。“这事非常要紧。”海伦舅妈坚定地说，“要是你不告诉她，那么我亲口告诉她——赶在春节前。”她用一种肯定的神态望着我。 此时此刻，我真想摇摇她，叫她别玩这种游戏了。 “海伦舅妈，你知道我不能把这个告诉我母亲。你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 “当然，”她说道，“我了解你妈已经五十年了，所以我知道现在是告诉她的最好时机。” “我干吗非得现在告诉她？她得知我们把她蒙在鼓里只会生气。” 她皱皱眉头。“你只考虑到你妈会对你生气？喷！喷！太自私了。” “不，我是说，没必要现在就告诉她。我很好。” “你以为你能瞒她一辈于？说不定她能活上个一百岁呢。到那时，你怎么办，啊？”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不想让她为我担心。” “她有权利担心，”海伦舅妈说，“她是你母亲。” “可她没必要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担心。” “所以你才应该现在就告诉她呀，以后就没事了。” “可她会想我们干吗要瞒着她，她会以为情况要糟得多。” “说不定她也有秘密瞒着我们呢。”她笑道，然后又为一个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玩笑而大笑起来，“是啊，你母亲有不少秘密呢！” 我感到好像是在做噩梦，在与一个聋子争吵。也许，海伦舅妈说对了，她是有个脑瘤。也许这脑瘤正在蚕食她的脑子，使她发了疯。“好吧，”我最后说道，“可不要你告诉她，我自己会说的。” 海伦舅妈不相信地瞧瞧我，“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我轻轻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撒谎。 她摸摸我的肩膀，替我摘去我的绿毛衣上的散丝。“珠珍，你穿这颜色很好看。好了，现在不说这些了，我们回去吧。”她端起装蛋糕的托盘。 “我来端。”我简短地说。她犹豫了一下，想跟我争执一番。然后，也许是为了保重自己的身体，她让我端了。 宴会后，我们回到了我母亲的屋子。孩子们又玩开了通常的一套，笑呀，闹呀，叫呀，最后都睡着了。我打算问问我母亲海伦舅妈的脑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后来又认为，这不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的好时机。我真是累得精疲力竭，所以，在谢绝了母亲送来的茶、速溶咖啡和橘子汁后，我站起来打了个哈欠。“我要去睡了。”我说道。菲力给我母亲一个道晚安的吻，她僵硬地仰起脸接受了这个吻，然后我们很快逃回我们自己的房间。 “你们带牙刷来了吗？”我母亲隔着锁住的房门大声问道，“你们都刷过牙齿了吗？” “带来了！”菲力回答道，“刷过了！” “毯子够了吗，毛巾够了吗？” “足够了，”他说道，朝我眨眨眼睛，“晚安！”他大声回答，然后熄了灯。大约安静了五秒钟。 “太冷了吧？可以开暖气的呀。” “妈，我们很好。”我有点不耐烦地答道。过了一会，我又换了一种稍为温和点的口气说道，“别操心了。睡去吧。” 我屏住呼吸，万籁俱寂。最后，我听到她拖着拖鞋叭嗒叭嗒下楼去的声音，每一个轻轻的足音都踏碎了我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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