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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总以为她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实际上，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五十多年来，我眼见她愚蠢的想法结果怎么变成她的好运。就像昨天吃中饭那样，她对我说，“雯妮，再来点鸡块。”我告诉她，我不想吃葬礼上剩下来的东西——已足足有五天了。于是我们就去幸运超级市场，看看有没有新鲜货可买回来晚上吃。 海伦从廉价货箱中挑了一条扁平的鱼，她管它叫胖胖鱼，只要一元六角九分一磅。 我说，“你不要贪图便宜，瞧瞧鱼眼睛，都翻白了，这条鱼已经搁了三天了。” 可海伦盯着鱼眼睛看了一会，说她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我捡起这条鱼，感到它的身体软绵绵地在我的手指缝里滑动，一条已经死去好久的鱼。海伦却说这是一个标志——一条鲜嫩的活鱼！ 于是我特地闻了一下。我告诉她，这条鱼的肉的甜味已经透出表皮，碰到空气变作酸臭味。她把鱼拿到鼻子边嗅嗅说，“这是新鲜的胖胖鱼的味道。” 她把这条搁了三天的鱼买了下来，用在昨天我在她家吃的晚餐上。她刚把鱼端上桌，她丈夫就翻开鱼头，用嘴吮吸它，连声说味道好。然后他们的儿子弗兰克把另外半边鱼头也吞下去了。海伦挑了靠近鱼尾巴的一小片肉，那是最瘦的部分，咂咂嘴唇说道，她蒸得恰到火候，不老不嫩。然后她瞧瞧我的碗，怎么没有鱼，只有白饭，就又举起筷子，这次在靠近肚皮的地方夹了最肥的一块，放在我的饭上。 “雯妮，不要客气嘛。”她责备我说。于是我不得不出于客气而吃她的鱼。 我告诉你，这条鱼简直使我发疯，它又甜，又软，只要一元六角九分钱一磅。我开头还以为海伦会回到幸运超市去换条鱼回来，可我转念一想，海伦没这么精明。当时我就想起了一些事，即使海伦不那么精明，即使她生来不那么穷，即使她从来不漂亮，她的运气还是满盘子都是，甚至从这条搁了三天的鱼嘴里漏出来了。 我跟她不一样。我生来运气好，但是年复一年，我的运气——就像我的漂亮一样，跑光了，然后又在我的脸上刻了许多皱纹，所以我忘不了。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生活中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想讲讲发生的一切，我的故事不会像河流一样从头流到尾，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就像湖泊对大海一样。如果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那么我就可以回过头去，我就可以汲取我生活中的教训：我承受的命运，我作出的选择，我犯下的错误，那样的话，我还有机会改变我的命运。 海伦老是跟我说，“你干吗老是想那些过去的事情？后悔没用，你不能改变过去。”她不记得了，出于许多原因，她和我已经有好多次改变了过去。她经常为了我而改变过去，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 这就像海伦买的胖胖鱼，此刻它正游进我的记忆里。因为好多年前，我为我丈夫，为吉米·路易买过一条特别的鱼。啊，我是多么爱他！我看到的这条鱼，早晨刚刚从海里打来，所以它还是怒气冲冲的，在大铁盆里游。它身上橘红色的鳞片闪闪发光，当它在小小的水盆里摇头甩尾来回兜圈子的时候，它身上的鳞片变成了白金色。我对卖鱼的说，不要用报纸包这条活鱼，要用于净的白纸。当我把鱼放到车上准备带回家的时候，我真是感到非常骄傲，我感到它在活蹦乱跳，我想象这条鱼在吉米口中的味道，我丈夫会知道这是一条特别的鱼，一条幸运的鱼，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他。 我跟你说，这鱼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我剖它以前，它的鳃还一鼓一鼓的，从嘴巴里吹出一个又一个泡泡，让我明白这就是它的毒药。甚至在我取出它的肠子以后，它还从盆子里跳了出来，掉在地板上，满地打滚，直到我用钅郎头把它砸死。在我把它煮熟后，它还找到反抗我的办法。吉米刚吃了一口，就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那根刺就在他的喉咙生了根，所以他每咽一口，就觉得这鱼在里面咬他一口，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后来，到了医院，医生动手术把这根鱼刺取出来。尽管吉米不能说话，但我从他忧心忡忡的脸上看出来，他正在考虑拔鱼刺的手术费、床位费、麻药费。这时我才想起了我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条昂贵的鱼的原因，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杭奥面包店做面条，我额外挣的钱足够付一年医疗费。当我告诉他这些的时候，吉米紧紧闭上了眼睛，眼泪流出来了，他的嘴唇翕动着，受伤的喉咙说不出话。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想喊出来：“我们真幸运，我们真幸运！” 所以我的幸运和海伦不一样，跟别人也不一样，人们总爱吹嘘他们的坏运如何变成好运。不，我会告诉你，别人的运气怎么样，我的运气怎么样。拿我以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姑娘来说，她和我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像我一样，家里很有钱，也差不多像我一样漂亮。我嫁给我的第一个丈夫的时候，她和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的少爷订了婚。但是过了一个夏天，她脸上长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于是婚事也就告吹了。我很为这位姑娘感到可惜，因为她在两方面都丢了自己的脸。 好多年后，我又碰见了她，当时我和吉米已经搬到弗利斯诺。她嫁了一个美籍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卖苏打汽水、炸薯条和香烟什么的，价格都卖得很高，我是在现金柜台上碰到她的，我当时买了一杯冰淇淋。她嚷道，“姐姐，姐姐，还认识我吗？”可她没给我优惠。我付了钱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实，待她怎么怎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镯往上推，让它们落下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奏乐一样。她笑得那么开心，连她脸上的斑点都好像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窝。 但过了一会，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说，“还记得上海那个银行家的儿子吗？”然后她以一种确实很难过，但又一点不痛苦的口气告诉我，——本来他能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进城的时候，这个家庭的银行全被没收了。然后，他们的儿子，就是那个拒绝娶她的小子，从他们曾经拥有的黄浦江边的一幢楼顶上跳下来，而他后来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于害怕而不敢去认领他的尸体。“幸亏没嫁给他。”我的这位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我拒绝嫁给一个好人，一个姓林的男人，做我的第一任丈夫。我错嫁给一个姓文的男人。他们两个都出生在我六岁时住过的同一个岛上。这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四周都被海水、河水围着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观念很难进入这个地方。 我应该嫁的那个男人家里并不很有钱，但是受过教育，样子也很好。我十六虚岁那年，回绝了他的家里提出相亲的要求。那是因为我听了老阿婶的话，她在这家人家请客的宴席上，当着新阿婶和阿叔、我的堂姐妹们，还有前来做客的朋友们的面，宣布： “这家人家，林家，”她说着，哼了哼鼻子，“哼！想通过蔽丽的婚事爬到我们家里来。”听这话的时候，我瞧见了那个小伙子，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看上去像个大大的丑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脚边来。然后，老阿婶转过头来，问我，“薇丽啊，你想和这家人家成亲吗？” 她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问“你想跳河吗？”这是她的口头禅，每当她和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她就威胁道，“我情愿我这双脚跳进这条河！”她嚷道，“我情愿亲手吊死自己！”然后她转向阿叔，她的嗓音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你要我怎么死法？你说吧，你决定吧！” 倒是我阿叔后来真的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当共产党在1949年开进的时候，他吓得不敢出逃，也不敢留下来。他昏头昏脑地用自己的双脚走到岛北边的一个港口，他在那儿坐下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有两个渔民后来说，当一辆满载小螃蟹的卡车开上通向港口的黑色道路时，他们看见我阿叔跑到卡车跟前，举起双手挥舞着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真怪，那两个渔民说，好像他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辆车子在碾上他以前停下来似的。他被碾死后，老阿婶相信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枯死的树就是她的男人，他还是懒得动，不愿帮她从一个又一个坏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什么忠告呢？要不是我母亲那么早就去世，我才不会听老阿婶的话呢。兴许我当时就嫁给姓林的了，兴许我在婚后已经学会爱他了，兴许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样遇到的困难，但不会是那种使我自己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当成敌人的那种困难。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碰到了这个姓林的男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住了五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已经和吉米·路易结了婚，改名为雯妮·路易，珍珠已经四岁多，塞缪尔也快三岁了。尽管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实，就像一位信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说的，“对你来说，粗茶淡饭足矣。” 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想要什么呢？吉米是弗利斯诺教堂的牧师，教会每周给他五十美元，还给我们一间小屋子住。所以我相信我应该别无所求了。我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这个姓林的男人出现在同一所教堂里，救了我的命。 当然，中国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们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开头我根本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拒绝嫁的那个小伙子。他刚搬进这个地区，人们就纷纷传言：“他是个大夫，原来住在图拉尔，家里有个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她会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带北京口音，就像一位京剧演员。”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太太前来参观我们的教堂，我们全站在上午火热的阳光下，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个医生和他的出身名门的太太。我和吉米站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欢迎大家。我丈夫用英语致辞，这是我们教堂里杂七杂八的中国方言中的普通话。“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再次光临。”他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这些话我练了一个晚上，但还是说不来，所以我只得点点头，微笑着，装出害羞的样子，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星期天来得特别热，可我又不敢脱掉毛衣，因为我里面衣服的右肩上给蟑螂咬了一个洞。 我朝医生和他的太太点点头。在他们踏上台阶后，我看到教堂里另外的人都走到这个姓林的人身边，作自我介绍：“格兰代斯·洪”、“马维斯·周”、“乔治·鲍”、“穆雷·杨”、“爱伦·温”——所有的人都只说他们的名字，我想，是出于害羞吧，在这么一个大医生面前连多说两个字都不敢。 我正在想这些琐事的时候，其实不能说想，只是让话语自己从脑袋里流进流出，因为我当时昏昏欲睡，我感到口干舌燥，脸也又热又痒。我挠挠脸，正好给他看到了，他也挠挠他的脖子，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我说，“叮人”就是痒的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像在梦中一样。多怪呀，我想，他居然也知道我小时候待过的那个岛上的土话。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情景。 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小岛上，我在那儿过了第一个夏天。一天到晚，有种看不见的小虫子来咬我的嫩皮肉，我马上就给咬得苦不堪言：挠呀，挠呀，一刻也不能停，两只手飞快地在腿上上下移动，我当着大家的面喊道“yangsele”，这是普通话的说法，意思是“痒死了！” 周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起来。老阿婶拍拍我的手，叫我快别说了，“你怎么能说这话！”第二天，一个堂哥告诉我，这儿的人说起痒的时候就说“叮人”，与“痒死了”的意思完全两样。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两样，直到十年后，在我嫁错了人的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男人的堂兄弟们一个个在交头接耳地说：“痒死了！她想男人想得痒死了。她下面等不及男人来叮了。” 那天在弗利斯诺的教堂中，当我听到“叮人”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曾经是多么幼稚。然后我从回忆中返回，感到我的脸在发烧，由于愤怒，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著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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