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清朝的禁毁书籍，改窜旧作，那案情，到现在是渐渐地明显，终而至于真相大白了，因为有翻印的宋、元版本可以做铁征。但自然，原书失传，无从查对的，一定还多得很，而且有些是被全毁了的，只能在《禁书目录》里挂上一个书名，好像一座没字碑。 那碑上染满着新旧的血渍。 不过清帝如乾隆等辈，倘非必不得已，是不愿意造没字碑的，他们的伟业是改窜。例如收在《四库全书》里的，就有的是。没字碑不过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 然后再储之内廷，颁之江、浙，去感化当时以及后世的读书人。 这叫做“嘉惠士林”。 然而内廷和江、浙，其实也还有分别的。大略说来，藏在内廷的，是志在后世，因为它保存周密；颁诸江浙的，是专为当时，因为它转借便利。江、浙的士子，要传钞秘本，可以向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去借出来，手续非常简单；而在京的官员，非但不准携带出外，而且所看的还只限于翰林院里的副本，文渊阁和文源阁里的正本，倘非必要，或者经过特许，轻易是不容易寓目的，可见《四库全书》所要感化的对象，是在野的士子，并非在京的大官。 名利也真像一条锁，它锁住了奴才们的心，连主子也觉得不须去防闲。 不过乾隆的失败，其实也正在这些“不须防闲”的奴才们的手里。到了现在，如果有人要做顺民，做官方眼里的正经人，那么，去检检钦定的《经史讲义》，翻翻正派的《唐宋文醇》，《四库全集》是很不错的。然而倘要知道一点当时的实情，前人的本来面目，那就无法找出究竟来。这不但因为它曾经通过独夫的心，而且还成诸帮闲之手。改窜，删削，压抑，在“争献殷勤”和“专挑是非”的文人们的眼里，是更无所逃的。 然日子一久，帮闲的伎俩逐渐显著，《四库全书》的命运，也就随着没落下去了。 这真是乾隆及其奴才们所不及料的。 乾隆的初意，是想用皇恩来引诱，用严刑来威吓，使天下的藏书者，献出所有的秘本来，加以检查。从此诋毁满清排斥夷狄的思想，可以一网打尽，使原书无复存留。而经过他所删改的本子，却尽量给士子以传钞的机会，借此流布开去，一来替自己遮丑，二呢，也要挤没那万一幸存的原本。 这设想，颇有点像宋太祖的查禁《推背图》。 关于《推背图》的被查禁，相台岳肃之的《桯史》里，记载得很详细。那查禁的理由，据说因为是怕它“惑民志”，这大概并非虚话。五季之乱，乱得真有点一塌糊涂，大家都存了非分之想，“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这就是要做太上皇的证据。可见也实在惑得利害。岳肃之在说明了“遍名其子”以后，就接着说：“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原来连他自己也被惑在里面。 而且我还疑心宋太祖也在内。因为要禁它，其实也就是怕它，惑它的反映。 查禁的起初，办法大概是很严的，但也就因为办法严，民间藏书又多的缘故，这才弄到诛不胜诛，只得抽乱了一百本，与原本同时流行。次序一乱，时代颠倒，流传既久，真伪难辨，这就认不出谁是真本来。 这样一直混乱着。“一二八”沪战的时候，据说出现了《推背图》的真本，等到和议告成，香槟喝过，可又无声无臭了。前些时候，两广忽然揭起抗日的旗子来，这使我的一位前辈先生重又记起了《推背图》。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干休’的意思吗？九十九是百缺一，百缺一明明是个白字，应在白崇禧身上，这回该是东洋鬼子的晦气！”我当时唯唯而退。然而曾几何时，看报上的消息，说是两广叛乱，即可敉平，可见早已以内乱相看待了，而某国却又在这个时候，扩充了华北的驻屯军。看来胡儿还无法杀荆因此我颇疑心我的前辈先生的那本《推背图》并非真本，他其实是上了古人的大当。 未来的事情原是很渺茫的，李淳风自己已经不免飘飘然，加以捣乱，自然就不落痕迹，不着边际了。然而诗钞和文集却不然，它是弧臣的哀号，遗民的愤懑，倘使原本尚在，一经对照，真伪是可以立辨的。何况《四库全书》还挂着钦定的招牌，使后世的读书人，即使不看原本，也还嗅得出血腥来。 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 这些证人所常常昭示的，是禁止古人讲中国和夷狄，汉满当然更要忌，为的是怕它引起种族纠纷来，影响到满洲天子的皇位。乾隆的指斥胡中藻的罪状，至于连南北也不准分提，我颇疑心他有神经衰弱症。其实清朝到了乾隆时候，前朝遗老，久已物故，汉人也不复思明，天下是早经太平了的。 而乾隆却偏要像堂·吉诃德一样，仗着长矛去和风车开战，以自显其英明。 然而上谕尚存，却的确是一个大瘰赘。 乾隆四十一年，有一道谕旨里说： 明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集，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 看这语气，乾隆的乱改字句，不毁全书，不但自以为宽大，而且是当作恩赦的。譬如关于明臣奏议，《丛书集成》里有四十卷，就为乾隆所敕选，卷首有一道谕旨，意思和上面所引的差不多。所选关于崇祯一朝的，几乎只剩了几篇劝皇帝做好人的官话，而那部书的凡例第四条里，也明白地说：明至神宗后，应毁违碍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议颇多剀切。顾自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以外，正史不及尽载姓名，兹俱按其时代编入，字句稍加节润，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鉴，昭垂万祀之至意。 同年还有一道谕旨，说： ……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删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违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也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乾隆的所谓义理，未必就是南宋和明初人的义理，也未必就是我们现在的义理，这是一定的。所以悖与不悖，因此也颇难说。他的觉得“自当从删”，或者“自当从改”，不过是自认和金、元为一路，必须加以庇护，替他们出点气而已。 乾隆的出气主义一直继续下去，到后来，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个阶级里的，例如汉武帝等，也要为他们代抱不平了。《济南集》里的“汉彻方秦政”，《北史文苑传叙》里的“颉颃汉彻”，那汉彻两字，就都被改成了汉武，理由是：汉武是振作有为的皇帝，不得直书其名。可见乾隆的注意点，已经由种族转到阶级，而被他所删改的，也已经从有意的乖触，转到无谓的称呼了。这种吹求的技术，现在还偶见于“包打听”之类的手里，但在那时候，却的确是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闲情逸致。 不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并不能支持多久。乾、嘉以后，那些身居言路的士大夫们，就专在淫词小说上做文章，什么有伤风化呀！什么世道人心呀！大家闹做一团。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奏折里，不但把少年浮薄，认为是受小说的影响，连那时候的“兵戈浩劫”，也一齐放在小说的头上，算作是罪状之一，而加以禁毁。那些被禁毁的小说，多到二百六十几种，就可以想见其气焰之盛了。 丁日昌的奏请禁书，虽然以淫词为名目，然而他所禁的，其实并非都是淫词，例如《龙图公案》、《水浒》、《隋唐》、《北史演义》之类，大抵是讽刺官员，攻击贪污的，这虽然足以增加百姓犯上的勇气，然而其于风化，却毕竟还是无关的。 借维持风化的名目而实行禁止异己的书籍，就在这时候开了端。而且从此以后，“风化”这两个字，被老一辈当作法宝，专向青年的头上掷去，变成压迫新学的利器，掩护古董的堡垒了。这情形还影响到后来的文网以外的事情。 然而文网以内的，却更不容乐观。辛亥革命虽然革去了清鼎，但书籍的禁止，却并没有因此绝了迹，民国四年以后，还反而变本加厉起来。 新文学运动初期，禁书的口实，和清朝又有了不同。那时候的国务会议里，曾经有过“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在议案中，明白地指出了要禁的是什么，不再借风化做幌子，对张三骂李四了。而且有一个时期，简直连口实都没有，就这么默默地禁去，毁去，使读者，作者，出版者，大家都有点“出其不意”。 在这“出其不意”里被禁毁的，就有《胡适文存》和《自己的园地》之类在内。 清末的讲究维新的人们，到了“五四”时期，有许多早已捧住经书，抱紧孔孟，和国故党打做一路，觉得儿子们的行为，实在看不入眼了。他们所过得惯的，依然是旧有的环境。欧化太富于洋气，革命则迹近造反；而况乎女子要参政，学生要罢课，夫妻要离婚；“离经叛道”，可恶！“的了呢吗”，可恶！而要消灭这可恶，自然就只有禁止和压迫，——尤其是那些宣传新文化的书籍。* 所以，新文学初期的禁书，大抵是出于新旧的冲突，除了“新”这一个罪案以外，是别无什么理由的。 一九一九年，北京《国民公报》有一篇文章，论新旧的冲突，说：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遏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尝读书，常怀一疑问，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这话是不错的。然而对于后之“帝王”及其奴才们，这个希望却还嫌太高，太乐观。《胡适文存》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的被禁，就是一个好例。 而且紧跟着这个事实的，我们还有更多的——近于童话的事实，在安徽，有人因为一瓶红墨水而被捕；四川曾经枪毙过读政治经济学书的人；鲁迅先生的《呐喊》和郭沫若先生的《落叶》，都曾闹过命案。至于杂志书籍的被禁，几乎每处都有，每月都有，那确数，简直无法举出来。而“五四”时候的战斗者，新文学初期的被压迫者，到现在也蹈上老新党的覆辙。刘半农先生既已禁“密斯”于先，到了最近，胡适之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又在怀疑新文学的推行了。弄来弄去，还是这一套老把戏。 然而这其实是无足怪的。日子默默地流过去，时代跟着在转变，由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由帝制而民国，由安逸而危难，由受朝贡而被侵辱。我们的人民大众，也将由闭塞而开化，由落后而前进，由忍受而怒吼。我愿意从文网里挣扎出来，毫无爱惜地，送这些学者们没落下去！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选自《唐弢杂文集》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