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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黄远航家回校的路上，看到马克列和黄菊香一前一后地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过来。“逆行了。”我笑着说。 “你知道今晚是阿航的生日吗？”我问黄菊香。 “知道，他叫我去了。” “是啊，你的‘契弟’生日，你一定得去。”马克列在一边说。 大学里同姓的男女同学有时会攀上个“干亲戚”，黄远航三年级时说要认黄菊香做他的干姐姐。广东人说“契弟（干弟弟）”，却是一句骂人的话，有“小子”的意思。 回到宿舍倒头便睡了。 “嘀嘀嘀……”新配的传呼机响了。 “哪个家伙搞了个‘afternoo call’？”我咕哝着去拿传呼机，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于是慢吞吞地起床，慢吞吞地刷牙洗脸，然后慢吞吞地到楼下去复机，反正他在家里传呼我，迟点复机也没关系。 “林田吗？吵醒你睡觉，真不好意思，今晚我不能来叫你了，你记得让马克列通知黄菊香，让她带我们班上的女生来；还有尽量多通知一些男生过来；我下午还有些其他事，不回学校了。”黄远航机关枪般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来，就像个指挥员在调兵遣将，可能真是在学生会当“官”带来的职业病。 电话挂了，我睡眼惺松地在电话机旁边呆呆地站了一会，“让马克列通知黄菊香？”我想了半天，啊，他们可能是…… 来自粤西山区农村的黄菊香刚上大学时并不引人注目，尽管我们都知道她的高考成绩是全学院第一名。她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大声说话，而且样子长得也不怎么样，脸黄黄的、个头瘦瘦小小的，加上那身并不新潮的衣服，很难吸引男同学们的目光。我只知道她每个学期都拿奖学金，大三时同学们选了她当班长。 “怎么从来没有个男人关心她一下？”大学三年级的一天，黄远航和我出去散步时说，“阿香这人不错嘛。” “你很同情她，也很欣赏她，是不是。”我笑着说。黄菊香这样来自山区的姑娘，来到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读书，始终给人一种灰姑娘的感觉。 黄远航说黄菊香是他在班上最崇拜的同学，因为她成绩好，而且学习很勤奋，看见她，就有一种催人积极向上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你很崇拜她，想向她学习，学习就比上学期积极了？” 黄远航说不完全是，这学期他在学生会升了宣传部长，能全权指挥部里的人工作，人手不足时还能收干事，所以他就把工作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了，反正三年级了，还有一年就得退下来，不可能再提升，懒一点也没关系，所以他有更多的时间能投入学习中。 “四年级时我还要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现在得早点准备。”黄远航常说跻身管理阶层是他的最大抱负，我们学院虽然是一所在省内有名的高校，但毕竟不是全国重点大学，而清华大学则是中国高级官员的摇篮，所以很希望能拥有清华大学的硕士文凭。 “你是不是想追她呢？”从他那种对黄菊香充满钦佩的口气中我能听出点什么。 “不，我更喜欢那些成绩一般却长得漂亮的女学生。” 不久，黄远航就一边去追化工系的“系花”，一边说要认黄菊香做干姐姐。他经常对我说，黄菊香人那么好，那么聪明勤奋，我们班的那些帅哥们有义务去追她。因为只有那些高大英俊的男子汉，才配得上她。 大四了，黄菊香身边的护花使者终于出现了。马克列最近吃饭时间无影无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烟也少抽了，而且有时还看到他们两人一起出现，不是在“拍拖”，是什么？ 这也好，马克列虽然没有港台庸俗剧那些男演员奶油般的脸蛋，但一米七的身材够壮实，像好莱坞的动作巨星阿诺·施瓦辛内格，正好保护身材娇小的黄菊香。虽然过去是大大咧咧了一些，但最近也斯文了，前几天还买了套西装。 打完电话，呆呆地站了一会，但还不想回宿舍，我好像感到有什么人要过来。 “师兄。”是郑艳华的声音，我实习回来后，她叫我“师兄”而不叫“林田”，好像尊重了些，但也好像见外了些。 我转过身，看见她和一个男生一起向这台磁卡电话走来。 “师兄。”那个长着女人般脸蛋的男生也向我打招呼。 我想和她说什么，但有个陌生的男学生在一边，不便说。 郑艳华插上卡打电话，那个男学生在一边站着。 我蜗牛般向外挪，耳边传来郑艳华打电话的声音。 “这个星期六有事不能回来了，下星期再回来吧。嗯，不要这样。” 可能是打电话回家。 我加快了脚步往宿舍走，如果她连回家也没空，我再约她也没用。 回到宿舍，又觉得不便和马克列说，算了，我亲自去女生宿舍找黄菊香吧。再说马克列现在正在睡觉，弄醒了他，肯定又吵又闹，满口烟草味喷过来。 三点钟，我到了女生宿舍，在宿舍楼下的传呼器里叫了黄菊香下来。 她穿着拖鞋下来了，一头留到脖子而来不及梳理的乱蓬蓬头发。 我和她讲了来意，希望今天晚上她一定要帮忙叫班上的另两个女生去，尤其是麦苗……她听我说完，点了点头。 “吵醒你睡觉了。”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刚好准备出去。”她等我转身往外走时才回宿舍。 在女生宿舍楼下的校团委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王军华，走进去和他打招呼。 “林田，你考不考研究生？”他突然问我，他在填一份考研报名表。 “正在考虑。” “还考虑？明天就截止报名了！你等我填好这表格，和你一起去吧，我得去将填好的表交回招生办。” “好，我现在去吧。”反正报名费就那么一百块钱，考考也不妨。 忽然很想找白琳问一问考研的事，说不定她会陪我一起到招生办看看呢。 重新走到女生宿舍门外，想想还是不敢找她，便在那里徘徊着。 “林田，可以走了吗？”填好表格的王军华大声叫我。 招生办公室人很多，桌子上有一个表格，让考生填好各自报考的学校，以便于考试时发放各学校寄来的试卷，上面有我们班一些同学的名字。 黄远航报的是清华大学、黄菊香报的是我们学校……马克列这家伙，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竟然也来考研？可能是黄菊香劝他报的吧。 我拿着广东省的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看了一会，不知报什么学校好。 “报湖南省高校的研究生吧。”王军华劝我。 我可不想去外省，离家太远了，家里肯定不放心。 然而我也不是很想报本校，因为上大四以来，有些事情弄得我很不愉快，还是报其他学校，离开这个伤心地吧。我最后决定报当年父亲读的那所大学，第一志愿选计算机软件专业。 从招生办回来后洗完澡，正想到食堂，和冲进来的刘毅撞了个满怀。 “还没吃饭吗？一起去吧。”刘毅拿了房门锁匙后和我说。 反正现在食堂的饭菜也可能冷了，不如和他到外面吃，我和他一起往学校的招待所走去，那里也供应饭食。 他父亲在那里等着了，我这才想起他早上说过家里今天有人来。 我们叫了三个盒饭，一边吃一边谈话。 我又听到久违的乡音了，刘毅的父亲说起话来本地口音很重，和纯正的广州口音很易区别开来。 “叔叔，您这次来广州玩吗？” “不，我爸爸是来治伤的。” “叔叔您受伤了吗？”我注意到他的脚上包有纱布。 “我爸是卖早餐时烫伤的，城监的人来到时，那些走鬼摊贩冲到我们店里，将开水锅撞倒了。”刘毅气愤地说。 “啊！”我终于知道刘毅这几天为什么郁郁不乐了。 “林仔你爸爸还好么？”他父亲将话题岔开了。 “嗯，还好。”我说。 “现在机关不错嘛，工作又不辛苦，收入又稳定，不像我们整天担心做生意蚀本，而且还出这样的事。” 我一向认为做个体户是很发财的，但是刘毅的父亲还没有手机，穿得也朴素。 “林仔，你不知道，做生意难啊。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卖早餐，想睡多一会也不行。请人请多了就给不起工钱，不请人又做不过来。现在下岗工人多了，市区到处开饮食店，走鬼熟食小贩又和我们抢生意，今年生意也比去年淡了。唉，我只望阿毅快读完书，将来回去找份固定工作，我这把老骨头也算安乐下来了。”刘毅的父亲在我面前唉声叹气地说了一大通，刘毅在一旁低着头吃饭。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以前我一向认为做小公务员是被人看不起的。想不到，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家庭还能让我有一种优越感，晚上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星期六早上可以安安稳稳地睡懒觉，或是到茶楼去喝茶；而他们，财始终是绷着一根生活的弦，不知哪天它会因松弛而失去力量，或是突然断掉。 吃完饭，快七点了，刘毅要送他父亲到省汽车站搭长途客车回家，他父亲执意不肯在招待所过夜，他嫌太贵，而且明天五点钟还要起床做早餐生意。 看着暮色中这一对父子互相搀扶着远去的身影，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苍凉的感觉。在珠江三角洲这片梦和寻梦者的土地上，还有这样一些平凡而普通的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为生活而劳碌。我这才知道，尽管我在大学校园里只是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一个学生，但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比我更平凡、更普通。 天黑了，我想我要去该去的地方了。 灯光暗淡的卡拉OK房里，只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学生。 “你好，请问您是订这个房的吗？”王军华首先发问了。 “不会弄错了吧？”她看着我们。 “是不是黄远航，订来搞生日晚会的。”我干脆说了主人的名字出来。 “呵，你们是他的同学吗？” 这就说明没错了，我们两人坐了下来。 她对我们说她是化工系三年级的学生，过去是在学生会认识黄远航的，在他手下工作，现在黄远航退下来了，她是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几天前是黄远航邀请她来参加生日晚会的。 想不到黄远航为了追韩晶莹，还把她班上的女学生招进了学生会。 魏浩和三个广州男生在后面拿着生日蛋糕和水果进来。马克列和黄菊香也来了，班上另一个女生张欣带着她的男友也来了。 张欣是班上三个女生中唯一来自大城市的，人不算很漂亮，但比另外两个女生打扮得要入时，也更活泼，尤其是说话的声音很娇嫩，在班上有个这样的女生是很难得的。刚上大学不久，班上的三十多个男生都很喜欢她，下课时常和她说笑，她给我们这班“和尚”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到了二年级第二学期，那个土木工程系的男生有时会在教室门外等她，“公共财产”外流到了其他班，成了别人的“私有财产”，我们这班“和尚”们一下子觉得张欣索然无味，从此也很少和她说话了。 今晚她也来了，也算给了我们一些面子吧。 “黄远航呢？”我问魏浩。 “他在下面接个同学，再过十分钟就到了。” “麦苗呢？”我问坐在马克列身边的黄菊香。 “麦苗说她身体不舒服，不能来。”黄菊香说。 看看表，七点二十五分。 我不由得紧紧地盯着门口，心跳的速度也加快了。 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连续几天的期末试复习让我烦躁而疲劳，于是放下书本，到文化活动中心附近去走走。听说毕业班正在那里开毕业典礼。 校长和书记在里面讲话，不时传来阵阵的掌声。 我再也没心情看书，回到教室看着表。 估计他们散会了，我急急地走下楼。 在教学区北门我看到了秀男。 “阿田！”她在叫我，自上二年级以来，她早不叫我“师弟”了，可能她觉得这样亲切些吧。 “秀男。”我急忙走向她。她们班上的男学生也叫她秀男。 我当然要看看她手上那两本东西，一本红色的毕业证书，一本深绿色的学士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上的她没戴眼镜，头发长长的，显然是新照的照片。因为她现在的头发已经留到肩部了，梳成一条马尾，露出她圆圆的耳朵和周围白皙的皮肤。 “师姐，找到工作了吗？”我不识时务地问起了这个不恰当的问题。 幸好她的脸色没变，而是笑着说：“你有什么好介绍呢？让我到你们那里去工作也不错。” 那就是还没找到了。我再也不敢作声。 “我下午要走了，有时间记得到黄埔来看看我。”她对我说。 我呆呆地站着，她甩了甩辫子，笑笑，走了。 这是我一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一年零五个月没见了，现在她成了什么样了呢？ 门被推开了，黄远航一只手按着门，一只手往前一伸，一句：“大家鼓掌欢迎！”仿佛今天晚上他是司仪而不是主角。 在我们的掌声中，一个在我大三和大四时的回忆中闪现过无数次的身影终于出现了，秀男微笑着站在门口。 她这次没戴眼镜，美丽的脸庞一览无遗，尤其是深深的眸子，长而稍向上卷的睫毛，还有轮廓优美的嘴唇，一头披肩长发一直垂下来。她身穿一身无袖黑色真丝裙套装，裙子长不过膝，曲线玲珑的两臂和双腿散发着一种成熟女性的风韵。 秀男比我大两年，今年应该是24岁。 “不好意思，我来迟了。”秀男抱歉地说。 我敢肯定这是我看到的最美丽的秀男，成熟而真实的秀男，第一次看到她穿裙子，而且还是短裙，昔日的“假小子”已经充满了女人味。 我们继续唱卡拉OK，而秀男则和身边的同学们攀谈起来。 “师姐，我以前认识你。”马克列说。 他当然认识秀男，大二时在我们宿舍里，那些“金刚”经常提到“数学系的那个男人婆”，就是指秀男，但秀男并不认识这些“金刚”。 “我的同班同学马克列。”黄菊香向秀男介绍她的男朋友。 “有意思，这名字很革命。”秀男说。 “那你的爸爸一定是个干部。”化工系那个女生说。 才不呢，给孩子起那种名的人多数是文化不高的人，比如马克列的父亲是十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兴起时才洗脚上田做生意的农民。黄远航的父亲才是干部，给儿子起的名字倒没什么“革命”味。 “师姐，抽烟吗？”马克列向秀男递来了一支烟。 “不好意思，不抽了，吸烟危害健康。”秀男婉言拒绝了，她那完全女性化的形象显然是与烟酒这些男人专利品不沾边的。 “我们学校这个星期的电脑科技节搞得怎么样了？”她问王军华。 “还不错，其他系的同学都很积极参加，你们系有些同学搞出来的东西水平也不错。” 黄远航好像想和我说什么，但看了看秀男，还是没说。 秀男和其他同学聊了一会，坐到我的身边来了，高级香水的味道让我感到眩晕。 “师姐。”我又不敢叫她秀男了，因为我又有了自卑感。 “林田，一年没见你了，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呢？” 刚上大三时学习压力还很大，加上我知道她还没找到工作，所以不敢打扰她。大三下学期嘛…… “师姐为什么不戴耳环呢？”她的耳垂上没有穿洞，说明她还没有将自己看成“贪慕虚荣的女人”。 “耳环也可以夹上去的。”她对我说，做了个在耳朵上夹耳饰的动作。 “师姐，您比以前漂亮多了。”我不是奉承她，而是真心赞美她，她不仅漂亮了，连皮肤也比以前白了。 “老了，还是做学生好。”她像是和自己说。 “师姐工作辛苦吗？”我想听听她的说法。 “工作比读书要辛苦。”她感叹地说，“现在有些人对大学生有偏见，对女大学生就有成见，对新人行的人要求高，提供的培训机会少。大多数大学生在工作岗位上都是虚心好学的，但有些人啊，自己的管理能力有问题，却把工作做不好的责任推到刚出校门的新手身上。其实管理得好不好，不是看会不会发号施令，而是能不能调动整个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她还说其实大学时学到的知识多数在工作中是用不上的，在知识技术密集度低的地方和行业中，关系比知识更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很难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难得到重用，因为知识技术用不上时，用什么人都一样，那就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任人唯亲”，谈不上什么公平竞争。总之，人在社会上想靠个人奋斗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记得以前她曾和我说过，她最崇尚的观念是个人奋斗。 我心里的感觉非常古怪。 “秀男，林田和我说您是他在大学时最崇拜的女同学。”黄远航在一边叫着，同学们都笑了。 秀男又气又笑地对黄远航说：“你这个小鬼头。” “来，准备切蛋糕。”魏浩是今晚的司仪。 蛋糕盒子被打开了，蓝色的大海上，是一艘驶向远方的船，天空中有“KOREA”几个英文字母，这是我想出来的，取“高丽”之意。 灯全熄了，蜡烛一支支地点起来，围着蛋糕的十几位同学的脸在摇曳的烛光中，红扑扑的。服务台为我们放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 我喜欢这种和同龄人共同感受生命成长的气氛，喜欢那些燃烧着的蜡烛，喜欢在深秋时节它们带来的温暖，喜欢在黑暗房子里它们那点明亮的火光，尽管只是些很快就将随风而逝的烛光。 我们一起随音乐唱起了《生日歌》。 “来，请寿星公吹蜡烛！” 黄远航鼓足气，一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同学们欢呼起来。 我主动承担了切蛋糕的任务。 在切蛋糕过程中，我小心地切下了那块有“KOREA”字样的东西。 “这是给你的，寿星公。”我希望这能成为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我们坐下来吃蛋糕，秀男小心地将头向前倾，不让蛋糕屑弄脏身子。 吃完蛋糕，我们继续唱歌，秀男又去和其他同学谈话。 “阿田，帮师姐点首歌吧。”黄菊香对我说。 我点了自己最喜欢听的一首日语歌。 带异国风情的音乐响起来了，秀男从手袋里拿出一副小巧的半框眼镜戴上，拿起麦克风唱了起来： “在电话亭里见到骤雨飞进来，远方夕阳西下……” 秀男流利的日语说明她仍然和当年一样喜欢看书学习。 “……秋天中，我就得到了微笑” 那副小巧的眼镜并不像以前那防毒面具般的大眼镜，把她的脸变得像个老处女。现在，她楚楚动人的笑容在眼镜后仍然是那样的清晰。 “我独自一人迎着满怀的风儿出发了……” 秀男轻轻地将额上的一络头发拨到一边，继续唱着这首旋律优美的歌。同学们谁也没说话，静静地听着。 “我愿意变成大人……” 一曲终了，秀男掏出手机，很快地按了几个号码。 我的心跳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可能是传呼什么人。 我们继续唱卡拉OK和吃东西，秀男在今晚要和她认识的每一个同学说话，不可能整晚和我坐在一起，但我们即使还坐牲一起，也许不会再有什么共同的新鲜话题。 我觉得好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而生活就像一场多幕戏，当戏中的每一幕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后，就是该落幕的时候了。 那是黄远航的生日晚会，但在这个晚会上，我感觉到，那种迟熟少年的纯真与无忧，正随岁月的流逝，在我身上一点点地远去。 十点半了，当秀男站起来时，有的女同学也说要走了。 既然有的女同学要走了，我们再继续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黄远航说：“散戏。”到柜台去结账了。 我们出了酒楼，女生们或搭男生的自行车走，或在男生的护送下往学校方向骑车走。 我和秀男边走边谈，一起到了酒楼下的大马路边。 车流如鲫，广州即使在深夜，汽车的流量仍然惊人。 “你回去吧。”秀男对我说。 我无言地望着她，脚却挪不开，我在等待着，想看见什么。 她从我的眼神里明白了什么，不再叫我走了。只是说：“大学的生活多么美好啊，林田，一定要珍惜剩下的八个月啊。” 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在我们身边停下来，车子挂的是私人牌。 我呆呆地站着，等着秀男和我说什么。 车子左边的门开了，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米七五的身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一身名贵西装。 “我先生。”秀男对我说。 其实我已经不感到突然了，因为刚才她按手机时，我注意到了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上面有一颗蓝莹莹的宝石——秀男曾和我说过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那种如无边无际大海般的蓝色。 那个男人有礼貌地向我打了招呼，打开了右边前座的车门。 “师弟再见。”秀男走进了“桑塔纳”，那个男人也回到了左边前座。 秀男摇下了车窗，向我招招手：“再见。”在我眼中，她最后留给我的，是一个美丽的微笑。 车向东面开走了。 我呆呆地站着，看着那黄色的车尾灯在远方的车流中消失。 黄远航从后面走上来了。 “走吧。”他的手搭在我的肩头上了。 我们沿着大马路往东面走去，城市里闪烁的霓虹灯把前面的路照得五颜六色。 他说那位也是我们的师兄，毕业将近十年了，现在是黄埔一家公司的经理，中午就是他请吃饭。 “秀男嫁了个好老公啊，那辆车得十几万才能买回来呢！”他感叹地说。 是的，林语堂不是说过“女人最好的出路是嫁人”吗？在这个压力重重、靠一已之勇很难生存下去的社会上，自诩为男子汉者也时常觉得难以独力支撑，何况是涉世不深、除一种向上和不屈的信念外别无所有的女大学生，难怪那么多师姐最后还是选择了那条做一个传统女人的路。 我相信那位师兄是我们众多校友中值得秀男去托付终身的一个，这一刻，我只能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我的好姐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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