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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哭了，在他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那张脸是他熟悉的，可这并不能使他放心。他已经哭了好一会儿，他感到自己被推了一下，去，到外边去吧，去找你妈妈吧！他向门口走去。门打不开，他就面对着门哭。于是有一只手为他打开了门。外面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就面对着黑暗哭。 那年冬天，我们还有一个去处，就是饭馆。他把所有的钱都扔在那儿了。别人花钱只买到吃的，而我们还买到了10℃以上的温度，所以觉得很值。那时候，不过是几年前，饭馆里拥挤肮脏，坐四个人的桌子一般要坐六个人，有的时候八个。盘子摞在盘子上边，总是给人以杯盘狼藉的印象。 但，这些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占着桌子的一角，已足够了。谁也不会妨碍我们。假如他想的话，需要打破极厚的堡垒，隐形堡垒，那是不可能的。他总要买酒，我也能喝一点。酒有时能把我们带回一年前的火车上。我们互相无忧无虑地沉思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心中憧憬着梦里边的或是来世的爱情生活。更多的时候，效果却完全相反。随着酒精的进入体内，迷恋在加深，惶恐在加深，以及绝望，都成为一种无法排斥的东西，和体内的某种物质融合了。 我的手放在口袋里，他对我说，把手拿出来。我按他说的做了。他伸出一只手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攥。用力。我看着两只手一点点地变白，青筋暴突，骨头就要碎裂。疼极了。我们终于跃出了悬崖，向下飞落。一切的痛苦都已经跃出了极限。……当身体落地时，没有水花，也没有声响，水面展开凝重的涟漪。 血液重新流向指尖。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面面相觑。汗水使后背和额头感到冰凉。忽然他问：你在想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我想起我的妈妈。 他看上去略感诧异，并且有一点失望。但与此同时，新的欲望已经形成。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为了更专注地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只用眼神和姿态表示他在企望我的讲叙。 现在我看到妈妈是没有晚年的。她的生命很早就走到了尽头，然后就一直停顿在那儿。本来她可以有那种真正的晚年，像外婆一样，或远或近地关注着儿孙们变化的容貌和身材，想着家族的血液在某处流动，就安心地入睡了。但是在妈妈的容貌还是光彩照人的时刻，她就已经老了，不可救药地衰老了。所以她没能坚持到那样的日子。 妈妈年轻时是非常美丽的。据说曾经有人为她而自杀。她的眼睛像湖水那样宁静。不是阳光照射下的湖水，而是晨曦中的湖。我模糊地记得外婆说过，妈妈太倔了，死也不肯说话，可谁又想到会闹出人命来。作孽呀！真是作孽。她坐在走廊的破藤椅上，手插在棉袖管里。当她看见妈妈从厨房走出来，就不再出声了。她的话并不是讲给坐在小板凳上的外孙女听的，她只是在跟自己说话。目光混浊，嘴唇一直蠕动着。妈妈是不是在那时就死去的呢？这神秘的死亡只属于她自己。 在我记事以后，爸爸就睡在外屋的那张棕床上。柜子上有一帧他和妈妈的合影。他带着金丝眼镜，身上西装笔挺，头发被水银灯照得闪闪发亮。那么文雅的笑，是一个我完全无法认识也无法想象的男人。我看着照片时问过：这是你吗？他说，是呀。我说，真的吗？他笑了，走过来抱住我的头使劲地亲我，把唾沫沾在我的脸上。我用力擦掉。他便更加大声地笑起来。当我回到我们的屋子，妈妈把一块毛巾送到我手上。温热的毛巾擦过后，脸上感到异常的光滑、舒服。 大屋的饭桌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妈妈看着我吃，而他看着我，也看妈妈。他爱说的话是，还记得吗，这个菜咱们在什么什么地方吃过。他说的地方我从未听说过。如果妈妈不记得了，他就继续提醒她，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人在场。妈妈点点头，只对着我问：好不好吃？我说好吃。然后我又问爸爸，“好吃吗？”他就说，好，当然好，好极了。同时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脸或头发。妈妈的脸上有那种微笑。这是她最经常的表情，如同一幅画像。后来，我长大些的时候，就很少再听他说这些话了。我想起来了，饭桌上常常是我在说话，他们都附和着我，围绕我，似乎只有我的事才值得一谈。妈妈当过护士，生我以后就不再当了。她成了我一个人的护士。正是为了我，为我能吃好穿暖，为了听我叫妈妈，她才活着。她从不在意我是谁的后代，但她终究希望我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有母亲，也有父亲。这样的奢望毁了她。后来我想，爸爸是爱她的，曾经很爱她，可他终于感到不能爱一个石化了的女人。对于他，妈妈是一块石头。没有争吵，没有抱怨，没有对他的呼唤。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孩子父亲的身份，她在心里甚至排斥他对我的爱。在东北农村的旷野，使我最感沉重的不是苦，不是劳累，而是我不在，他们将怎样一起吃饭呢？那是一幅十分可怕的画面。虽然我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但它确实存在，使我很难摆脱。 我说过，爸爸后来不再说什么以引起妈妈的兴趣了。他仍然爱我。有时候他很长时间不回家，我只知道他出差去了。每次回来他都显得格外温柔、亲切，送给我礼物。凡是他给我的东西，妈妈都在事后把它们锁在一个小柜里。那时她的身体渐渐地衰弱，全身的关节都疼，尤其是手臂。爸爸给她买了一个红外线的治疗灯，开始她不用，是我劝说她用的。我已经十三岁了，懂得了许多事情，看清了许多事情的外表。我开始怀疑母亲是不幸的，怀疑父亲是罪人，因为他不爱母亲，她被父亲从心中抛弃了。每天父亲回到家，我都要问他到哪里去了，和什么人在一起。我变得机警、尖刻，不再是可爱的小女儿。父亲忧伤地垂下眼睛。在家中他总是看书，看书。都不说话，没有人说话，就像黎明前寂静的时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妈妈对父亲说，你应该亲亲她，她是你的女儿。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对，我只有这一个亲人。”可怜的爸爸。我跑进屋子，亲了他。他的眼睛又大又亮，闪着泪光，像过去那样使劲地回吻了我。妈妈走进里屋去了。 那样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风暴来临了。那风暴中断了极度郁闷，把我们抛进更深更暗的大深渊。 焦运慈，是爸爸所在学校的校长。五十岁或者更老一些。我见到她时，她是一位令人崇拜的人物。灰色的洗得发白的军上衣，两排整齐的纽扣，齐耳的短发。她身上没有一丝尘土，很难相信她来自黄河边的黄土高原。所有的人都向她敬礼，我也学他们的样子。她笑着问爸爸我多大了，还说要好好学习，你是祖国的未来，当然，也是你父母的未来。我望着她，想象她带着军帽，风沙吹打她白皙的脸庞，血染的破碎的旗帜作为背景，衬托着她脸上浮现出的胜利的女神般的微笑。 焦运慈在一九六六的夏季被剪去了头发，青白的头皮上渗出血珠，之后结成褐色的硬痴。谁也不认识她，不再认识她。人们的眼里只有恶魔的形象。她从校园的一条小路走过，身上的纸牌在地上拖曳着，报纸从脸上垂挂下来。她走向一间又黑又臭的小屋，那原是堆放垃圾的。她走向学校的广场，跪在高台上，身体萎缩成一堆破烂。她不会出声，耳朵里一片轰鸣，清脆的少年的声音和皮带在空中的呼啸混淆了。有人看见她流泪。清水一样的泪珠滚过灰暗的脸颊时变得污秽。那是鳄鱼的眼泪。没有一张脸是她曾经见过的。在她爱护之下的人都从人群中消失。她的儿女也无影无踪。焦运慈是阶级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小姐。真相被颠倒，再颠倒过来。这件事一夜之间就解决了，永远地解决了。她坐在昏黑的没有窗子的屋中，看着门缝下透进的一线光亮，看着内心深处熄灭了的灰烬，看着往日的人们。 有一天她从教学楼的平台上跳下来。六层楼，平台是第七层。手里握着一本红色的书。多么卑鄙的亵渎。 有关焦校长的一切都不是在饭桌上泄露的。那是一些只言片语，是挤压着四壁的阴沉的气氛。风暴仍在继续。窗外是红色的街道，望不见尽头。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在城市上空震荡。在所有的公园里，向日葵盛开。两年之后，我离开了这地方，登上火车。但是我不知道这就永远地和母亲告别了。 她是在家中死去的。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炉子里的煤块燃尽了，屋里异常冰冷。我不能原谅，不能原谅一切。大床空了，两个曾经在上面睡觉的人都死了。是的，我就是这样感觉的。我随着母亲死去，一分钟一分钟地彻底地体味着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死亡。 我比父亲先回到家，他从更远的南方干校赶回来。我忽然发觉他是外人。没有人比我看得更清楚。母亲是为我而死的，只为我一个。我是她的生命与人世的唯一纽带。那么多的不幸、创伤、磨难在和她撕扯，在另一头与她搏斗，她抓不住，她的力气越来越小，她松手了。当沙漠一天比一天扩展，唯一的泉眼对于她一时比一时更珍贵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在恐惧，惧怕泉水干枯呢？她因干渴而死，因烈日把沙漠灼烤得一片苍白而死。 妈妈死后，父亲陪着我过了一个月。他一直企图抚慰我，企望能代替我。他的痛苦比我更深重。他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点点脱离了他，并且他还看到了更为可怕的结局。 我们从来不谈妈妈，不谈我们各自的痛苦。我们几乎不谈什么话。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了，必须回到南方干校去，限期已到。 他像个幽灵，坐在大屋的角落里，两只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企求怜悯的目光。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但很快我就懂了。他说，他不能放心我一个人。我说没什么。他让我听他讲下去，他似乎在发抖，像动物那样不自知地发抖。 你有一个哥哥。他是在我和你妈妈认识之前出生的。后来我离开了他们，和你母亲结婚了。因为我非常爱她。这一切都没有跟你讲过，你妈妈坚决不允许告诉你。可现在我想你应该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走了有人会照顾你。你的那个哥哥比你大六岁。他有母亲，他在这里上学。你听见了吗？你怎么，你于吗不说话？你知道我有多爱你，从小，你不要难过，我会回来的，和你在一起，孩子。 从那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开始是他来看我，他从干校回来，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他的儿子常去看他。最后一次是他知道我结婚了，从外地赶来。那时他已经不住在这个城市了。他回到了他的前妻那里。我问他：当初如果我同意她照顾我，她就可以到这儿来了，是吗？他苦笑了笑，不，你要是见到她就不会这么说了。他交给我一对枕头套，是那女人绣的，以前不带花镜的时候，她会绣得更好，他说。 那是一对五彩的鸳鸯，各种难以想象可以搭配的彩色丝线，使这对鸟儿格外地富丽堂皇。我收下了它们，因为我想到路途的遥远，而那样的长途旅行对父亲来说是很劳累的。我什么话都没再说。只是收下了枕套。我不能原谅，无法忘却，那冰冷的屋子里独自僵硬了的母亲。 他告诉我，现在他放心了，因为他看见了我的丈夫是个好人。 我哭了。他坐在我的对面，我的爱人。可是我几乎没能认出他来。在强烈的无法描述的思念、悔恨与迷惘之中，我竟然认不出他了。是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拥有的这个陌生的男人，妈妈没有。她什么也没有。她对面的椅子从来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儿。现在这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看着我流泪，然后他也哭了。 我仍然在我的家里，这是一个使我备受折磨的地方。儿子在我眼前欢乐地嬉戏，把鞋扔到尿盆里边。好婆打了他的屁股。那样可爱的屁股。过一会儿，他不哭了，嘴里念着：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我跟着他唱，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他看着我笑起来。那是怎样的笑呵！在他的眼中我是清白的，至亲至爱的，通体光华。而那沉湎于一个男人爱抚的女人，相爱而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女人被击中了。尸体扔出窗外。 她没有死，还在挣扎，她总是一遍遍地亲吻她的儿子，把湿漉漉的唾液沾在他的脸上。把自己的身体躲藏在儿子的手掌中。在这里，没人惩罚她，没有人骂她，轻视她，她因此而更加衰弱。她需要保护。救救我，保护你的妈妈。 她听见有人敲门，一个声音说出她的名字，十分陌生的声音。她正在喂儿子吃饭，好婆走进来说，有人找你。 在外屋，她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当然认识她。此刻，在那张清癯的脸上，敌意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她叫了一声好婆，说，把面热一下吧，有点凉了，说着把碗递了过去。老太太注视着她，好婆注视着她们两个。她又说了一句：热热再喂他吃。好婆走了出去。 找我有什么事吗？她问。老太太没有回答，昂然地挺直身子，正视前方，等待着一种屈从。但是希望落空了。她们就这样互相看着，然后，还是老太太略带嘲讽地笑了。她的笑让人明白地感到她的使命的正义，对发生在对手身上的事情是心中有数的。她忽然也想笑，因为觉得可笑，可是没笑出来。 她听着她开始说话。我的儿子有很多毛病，我是最了解他的。他好冲动，脾气古怪，小时候还被人叫作小疯子，他太聪明了，能力过人，他的外文和才学是人人称颂的，他是我的五个孩子里最有出息的一个。谈起她的儿子，她的脸显得丰满些，不再那样尖刻了，这并非她的愿望，她只是习惯于跟人们这样倾吐，带有强制性。而面前的这个女人只有听她说，没有别的权利。她的家庭历来是很和睦的，唯一的缺点是我们过于宠爱他了。但是这种宠爱绝不是没有边儿的，绝不是一切他说了算，如果他不想再在这个家呆下去，是的，如果他想，他可以走。离开我们，离开生他养他把他看得比眼珠还要宝贵的父母。这都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泪水在眼眶里颤动，但她不许它们流出来，不能在这个坏女人面前流泪，她不是来企求的。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有家，有丈夫，有儿子。你的丈夫在吗？你的儿子在哪儿，让我看看。她费力地站起身，没有人搀扶她。也不该有，这儿只有她的敌人。她听见她回答：不，没这个必要。 那好，她索性向前走了两步，你为什么不为你儿子想想，你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当妈的。后果你自己都想不到。他不会愿意和你的儿子一起过，他不是他的父亲，他应该有自己的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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