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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蒂给我们上课 来自美国的尼葛洛庞蒂先生正在给我们上课，教材便是他那一本已在中国大陆某些特殊人群、特殊圈子中广泛流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数字化生存》，这样的教材并非只有《数字化生存》，我们不是还读到了《网络为王》、《虚拟生存》、《电脑时代的恐惧与压力》等等的读物吗？ 所有这些读物都明确无误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人类正进入一个后信息时代，由于INTERNET的产生，电脑不再是一台任人摆布的计算机，它将决定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的文化结构。用尼葛洛庞蒂的话来说：计算机不再是计算机的问题，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 对一座尚处于发展中时期的城市（哪怕它已拥有了世界第三高楼，即将拥有世界第一高楼）来说，这样的信息多少带上了一点耸人听闻的色彩，除了居住于这座城市高科技据点中的那些人们，除了始终坚信技术的力量并视之为生存的最主要支柱的那些人们，以及那些陌生于人与人的交往而迷恋人与机器对话的人们，更多的人们恐怕对INTERNET仍无动与衷，当然更无视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生存在眼下还非常具体地表现为以有限的积累加上同样有限的公积金去获取7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两房一厅；表现为以拼死一搏的心情在1200点股指时进入，妄想在1500点股指时有所斩获；表现为乞求于再就业工程给与的500元甚至更少一点的月薪来维持生存的需要，尼葛洛庞蒂和他的《数字化生存》不是显得过于神话也过于奢侈了吗？ 但我想，如果我们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鼠目寸光，我们便有必要倾听尼葛洛庞蒂的说教，因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不会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而被永远地阻隔，同样也不会由于我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们尚未触及而变换它的性质。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识到《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虚拟生存》等等的读物不仅只有文本的价值，在它有时不免夸大其词、有时不免耸人听闻的描述中，一种我们并不熟悉但无法拒绝的未来社会的架构正在被勾勒，我们已经听闻那汹涌澎湃的大潮来临前的沉郁涛声。我们同时又有痛苦的直觉：未来社会中缺席的人们或许就是今天对所有这些都无动于衷的男女。虚拟社会和它的电子信徒 在这之前，我们有着由芸芸众生所构成的现实社会，有着由戏剧、影视所再现的艺术社会，但我们几乎不知还有着一个虚拟社会的存在，而现在，这个被未来学家、数位专家、后信息主义理论家所超前演绎的空间却一下子和我们拉近了距离。 譬如，在我们这座城市之外的一些发达区域正流行着一种TAMAGOTCH的东西，它虚拟着自然界中的生物——小鸡、小猫、小狗乃至恐龙——的生态习性，从而以动物性界面（借用一个信息主义理论家的术语）来完成与人的沟通。虽说，TAMAGOTCH的流行还不能指证一个虚拟社会的完整成形，但它却传递了这个社会来临前的信息，而干百万电子信徒对其的狂热也传递了“未来人”的雏形。 这可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世界性趋势，比时尚更深刻、比流行更持久的趋势。在我们这座城市，早几年，我们不是目睹过多少男女痴迷着俄罗斯方块（尽管它还不能归之于虚拟社会的范畴），而今天，我们不又目击着几多GAMEBOY聚集在城市的电玩商店、游戏机房，在虚拟的电子空间里格斗、厮杀、奔腾、飞翔……他们在这种拟人化的时空中投入的感情、迸发的热情是远远地超越了在现实时空中的强度的。他们有时感觉到一片虚拟的情景、一种虚拟的环境比他们生存的真实时空要来得更为激动人心。由此看来，TAMAGOTCH何时出现在上海男女的掌中并不重要，而在它出现的背后潜伏着一个虚拟社会与现实人们的关系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们确实有理由向自己发问：为什么年轻的一代更乐于成为电子信徒而不是文本信徒？ 为什么电子信徒将虚拟社会看得比现实社会更为逼真从而更为动心？ 渴望虚拟社会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情感吗？ 并且，虚拟社会的信徒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将成为新的另类？ INTERNET不是“诺亚方舟” 一个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多样、急遽和诡秘的时代正被我们这一代所而对，其中，这个时代的产物之一INTERNET让我们全体感受着它的无边魅力、万千气象。 当我们还十分朦胧地理解着电脑的发明不同于电话的发明的时候，当我们还十分含混地想象着卡斯帕罗夫与深蓝的胜负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插曲的时候，当我们还十分模糊地看待那些在网上闲聊的人们并将他们只是当作吮吸林忆莲乳汁的细小族的时候，我们能有多少自信去不屑INTERNET？ 然而，有一点是需要加以警惕的。在今日的时代里，我们开始听到这样一种说法，INTERNET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创造，它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是最为全面的，一句话，INTERNET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它甚至可以表达人类最复杂的情感，解决人类已有的一些难题。 这种说法充塞在我们的大小媒体上，它压倒一切，唯我独尊，是正在慢慢形成的新意识形态的素材之一。 必须注意这种说法的来源，他们不外乎是这样一些人物：别有用心的网络服务商、单向度思考问题的电脑行家、永远走在所谓的时代前列而其实永远迷乱自己的大大小小的网虫们…… 但是，已有的历史证明了没有一种发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 没错，十九世纪人类拥有了公路，二十世纪人类获得了飞机，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由电脑来承担他的一部分任务，人类在有效地克服时间、空间加在他身上的阻力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极其成功的，但是，人类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却显得十分无力。人们内心所存在的痛苦、焦虑、怀疑、隔膜、敌视、仇恨、不信任等等的情感正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与日俱增，又有谁能够向我们证明由于时代的更替使得我们也一同进入了一个较前更为明朗、清晰、安全的肚界呢？ INTERNET不是“诺亚方舟”，它不能拯救我们的肉身更不用说我们的灵魂了。它只是人类的一项发明，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作用确实不比瓦特先生的蒸汽机来得差，它指代着时代的更替、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是，我们绝对无法去指望它会来解决我们内心存在着的、连上帝也无法洞见的问题。 胜利的电脑与被“组织化”的恐惧 我相信，任何一个对电脑、对国际互连网络、对前信息后信息时代有着不可遏制的迷恋的男女，他们都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压力和恐惧，然而，对在文本时代中成长并用文本方式去和他的身外世界沟通的很小的一部分人们来说（请注意，我用的是“很小的一部分人们”这个限定），这样的压力和恐惧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他们不信任电脑，同时拒绝这个现代社会的超级尤物。 在事物的最一般的层面上，也即事物的表象上，这样的人们容易被一个前进的社会、一个时尚的人群和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忽略所不屑，然而只要你有足够的感受力和洞察力，你便不会如此轻率、如此肤浅地作出判断。 仔细地观察和感受他们一下，你就会明白一点，他们对电脑时代的压力、恐惧来自于自己即将被彻底机器化、彻底组织化的一种“野兽般的预感”，但愿这样的说法不至于冒犯他们。 彻底机器化和“彻底组织化”的事实是真实地存在的。 比如，在文本时代里，你和组织的对话可以采取人际交往的方式，即使你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你至少可以与对方有所交流，你可以争辩、反驳、抗议，你可以用尖锐的愤怒来表达你的思想，用强硬的不满来传递你的立场，一句话，你的对话和沟通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它让你感受着人性的氛围，感受着人性空间中的一切生命的反应。 但现在，在一个电脑时代里，当一个人与他所栖身的组织进行对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只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一个寂然无声的物件，它将你与你的交谈对象截然分割，你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任何情感反应，无论是愤怒还是轻蔑，无论是冷淡还是狂喜，你接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电脑指令，你只需在你的“菲力普”的键盘上打上YES或NO。在这样的对话和交流中，你根本得不到人性空间所存在着的那种极微妙、极细腻的感受，你同样得不到那个空！司里有着的属于人性独有的正常反馈，悲观地说，你先前所赖以生存的人文空间现在被无情地消灭了。 这就是在彻底的机器化后“彻底的组织化”。这里的“组织化”与我们先前谈到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时代在它无情的发展中所强加给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其实目下很难评判的生存系统。 我一开始就说过，这个时代适得其所的人们是不会理睬更不会在乎电脑时代的悲观主义者的，他们当然也不会去在意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由于从一开始他们就生活在CPU、CD—ROM、MODEM所构建的世界里，他们是兴高采烈地欢呼着电脑时代的到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代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个性。但我更愿相信，再过若干的年头，他们也会渐渐地体会到“被彻底组织化”后的人性悲剧，也会慢慢地理解起人性化空间被消解后的生命的空洞。 至于我们，我想，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注意电脑时代中的这些小部分的背道而驰者，去关注他们的“野兽般的预感”。 电脑时代与一种伟大传统的被丢弃 当我们开始谈起电脑时代与这个时代对人们的压力时，我们并不是从一个机械文明的反对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是从一个信息时代的边缘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换言之，一种平面而又简单的“卢德主义者”的立场并不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我们谈的压力是那种义化的压力，指的是一种传统文化被今日的电脑文化所颠覆后我们所面临的压力。具体来说，用笔（无论是毛笔、铅笔、钢笔还是圆珠笔）书写的方式是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与我们达成的和谐、一致和下意识的沟通是无与伦比的，这是由时间的积累、文化的代代相承所形成。如果说我们拥有的书写方式是一种传统方式的话，那么，这是一种绝对有价值的传统方式，因为在这里面不仅注入了历史的成分，它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伟大的种群存在于世的物化证明。然而，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了用电脑输入文字这样一种崭新的方式，我们简直就是被这样的新方式所逼迫，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接受这样一种方式，除作我们甘愿被别人指责为一个落后于时代并且立刻将被时代所淘汰的可怜虫。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痛切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之根正被斩断，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正被埋葬，那个至今只有五十年历史的电脑代替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书写方式，它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传统书写方式里面色含的历史价值，更不必说这里面包含的审美价值了。譬如，从今以后我们还能欣赏到那说不明、道不完的书法艺术吗？ 我想，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样的简单代替并不会使我们与电脑立刻建立一种十分和谐的关系，更不会让我们与电脑产生一种我们和传统书写方式曾经有过的那种下意识的关系，而正是这种下意识的关系，使我们的文化传统保持了统一。 也许，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们不会有这种文化压力，他们和电脑的关系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我们承受的压力毫无意义，不能够说明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被丢弃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尊重我们，不会尊重今天妄自尊大的人们。 幸福的冲浪和不幸的沉没 今天，我们将成为一名无可比拟的“冲浪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热情进入那个叫做INTERNET之海的话。 在那里，我指的是INTERNET上，冲浪将是十分的刺激和兴奋，超文本阅读让我们知晓了施瓦辛格的下一部动作片诉求的是什么内容，卢卡斯正作着怎样的空间战幻想，而欧文·斯通先生在《野战排》、《KFG之后又有着多少有关社会、政治、艺术的想法……INTERNET为我们展开的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信息之海，我们在其中漫游、冲浪，同时真正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浩瀚”。 如此看来，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逢其时，生逢神奇的INTEKNET时代，但冲浪者中有人难道不会因此而沉没吗？且不说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信息，即使对一颗有准备的头脑来说，过多、过量、过分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十分有害的。现比心理学家和通讯理论家早就对人体作为信息的通道量做过实验，他们证明了这么两点：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信息的超负荷将会使人们严重地行为失常。在那些信息研究先驱者的眼里，超量的信息摄入将会导致一个不祥的结果：精神的紊乱。联想到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有着稳定发展节奏的社会，当我们要以大大快于这个节奏的速度去接受和处理信息，其中的裂缝不是由此而清晰可见吗？ 尽管，一个技术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对于每一个冲浪者来说，在他航行之前，他应认识到这样一点：并不是每一次的冲浪都是必须的，他应谨慎地作出选择以防在信息之海里被彻底淹没。 奈斯比特还能预言什么 整整16年之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著名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已经天才地预言了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更分散、更个人化的生活模式将成为主要的方向和趋势。16年之后，奈斯比特的预言果然得到了世界性的印证。 在上海，’98之夏人们的休闲生活便呈现了1982年（也即奈斯比特写作《大趋势》一文的时候）所绝对没有的缤纷色彩，上海人如同奈斯比特预言的那样作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具体而言我们看到了喧哗的派克97晃荡着借酒浇愁或以酒壮胆的人们；我们看到了雅致的绿茵饮品屋错乱着附庸风雅或独标一格的玩家；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众多文化馆翩跹着自我实现或自以为是的青春玉女……在这个季节我们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与休闲生活有关的学习班，它们满载着电脑、插花、装裱、博弈、舞蹈、书法等等的学员，显示着生活的多姿多彩、休闲方式的形形色色。 奈斯比特有理由自豪，他超前地为我们描述的这一幅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前瞻图景，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都获得了回应。有一点不会出错，奈斯比特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这颗星球的经济、科学、技术等等的发展，洞察到它们必然将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变化。然而，奈斯比特没有预言到的是当人们拥有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却失去了生命应有的紧张意义。也即当人们普遍地放松着“生命”的时候，如果他们还会叩问心灵的话，他们便感觉得到生活中的“空洞”成分。 这是至今我们知道的一切对技术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的未来学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在对未来世界的科技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作出了常常是非常准确的预言之后，出于他们的乐观主义哲学观点，他们一般回避生存在技术世界中人们的内心问题，也不对这种内心问题可能会产生的危机作出天才的预言。科技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观点。这就如同我们在今天听到名噪一时的后信息主义理论家尼葛洛庞蒂对数位技术在未来世界的影响所作的热情洋溢的预言一样，在他那里，一张光碟包含了生命中的所有问题。 然而，就是在产生了奈斯比特和尼葛洛庞蒂等等未来学家、后信息主义理论家的美国，不久前，一个叫做“苹果白”的男子，以我们不可理解的原因，率领着他的伙伴们在圣地亚哥集体自杀，他们都是精通网络的工程师。 在下一个16年到来之后，我想，我们还会倾听未来学家们的天才预言，因为他们对未来世界的判断、把握是我们赖以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的预言不仅仅是一派对高科技发展的乐观之言，也不仅仅是一席吻合高情感的惊世之说，很简单，不是我们喜欢悲观，而是我们需要世界的真相。 谁令CI更有意义 已经有着若干的年头，一些人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CI的魔力：它的起死回生作用、它的摧枯拉朽能量以及它的另外一些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灵魂出窍的神奇本领。一般而言，对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多半只能将信将疑，我们没有理主去否定这种说法，我们确实知道在它的发祥之地CI拥有着不胜枚举的成功范例；然而我们同样不敢过于相信这种说法，在这里，我们多少还是分辨得出什么是真正的CI设计，而什么只是对CI设计的“淘浆糊”的演绎，这就如同我们能够分辨在CI的亚种“形象设计”中，谁是真正的大师，而谁只是过眼烟云的过客。 对至今为止的CI设计，如果我们要求得稍微严厉一点，我们就只能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浅表层次上。不错，我们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些企业的形象标志，它们红得很鲜艳、蓝得很悦目、黄得很敏感，仅就色彩的迷惑力和蛊惑性而言，我们的CI设计师们确实达到了目标。但是我们的头脑呢？它可不像我们的眼睛那么容易满足，它要求着更多一点的东西，说得更明确一些，它要求的是CI设计师们对文化理念的创造能力和抽象能力，而没有这样一些能力，我们的CI设计师们只能算作一个二、三流的美工。 从青岛新城市中心广场的设计平面图上传来的信息多少计我们改变了一些看法，“诺贝”的CI设计师们在其CI设计中显示了思想的独特性。就我个人来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这个超级购物城中设置的“世界商业贩卖形态博物馆”，它将人类历史上已有的“贩卖形态”，从设在巴黎的世界上第一家彭·马歇百货商店到被称作引起了第二次零售业革命的金·库克伦的超级市场；从让人们重新回到他们童年时代的以物易物区到最为新颖的INTERNET购物的新销售实验地，都一一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你清晰地看到了“世界商业贩卖形态”的演变过程，从而也看到了人类在其走向商业社会时的蹒跚足迹。 无需过分地夸大“诺贝”的CI设计师，但是，如果说他们令我们深感兴趣的话，那么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CI设计中表现出来的某种思想独创性和想象独特性。说得绝对一点，一切的CI设计师们部应满足我们对思想、对想象、对理念的强烈要求，一切的CI都应表现出足够的文化情怀和足够的文化意蕴。否则，我们的CI设计师们便只能娱乐我们的眼睛而无法影响我们的头脑；而我们的CI则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尽管它似乎满世界地存在。 “好的广告是改变” “好的广告是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听错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话语出自于他们的口中：中国新一代雄心勃勃同时也是好高骛远的广告人。 无论在理论的意义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我想，这番话都没有错，而且，简直是相当的正确。 我们以人群中最突出同时也最有影响力的成功人士为例。我们一回了然着他们怎样被今日的广告所说服而营造着自己的“殿堂”。 换言之，在房产广告反复描述着今日上海成功人士的家室所必须拥有的“罗马”、“希腊”以及广而言之的“欧陆风情”的氛围之后，多少成功人士深信不疑地直扑这些所在。并且，当他们居住的公寓的门洞前树起了几根不伦不类的柱子，当他们自家的屋檐边修饰起了若干拟古的花纹，当他们居室的墙壁一侧安装上了永不冒烟的壁炉，他们，我们城市亲爱的成功人士于是真的天真地认为广告所言说的世界现在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现实，他们中特别有想象力的通过虚假的壁炉、做作的纹饰、不伦不类的问题似乎还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日耳曼人进行着精神沟通，似乎还虚构着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所燃起的熊熊烈火。 我们再以人群中最为广泛同时也处于最为无奈境地的“蓝领”为例。我们不无感慨地目击着他们怎样被广告所征服而最终只能成为一头迷途的羔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当电视媒体上出现力士健美器的直销广告后，他们对其的推崇是无以复加的，然而，由于他们可能拥有的购买力与健美器之间的差距，他们不得不望洋兴叹；又譬如，当他们置身于非主流社会圈子并与传销广告劈头相撞时，他们不加思索地沉浸于中，然后又身体力行，将自己当做了一个更为热情洋溢的传销广告，虽说被传销广告迅速改变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同样迅速地改变现实生活。 我们还可以举这座城市最为年轻国而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最为重要的人群为例。目下，这些心理上还没有断奶的细小族，从他们的五官对这个世界有着最初反应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熟悉了对他们的广告轰炸——从“吉列”刮胡子刀到“雷达”喷雾剂到“百事可乐”大促销——所以，当他们将某某冰淇淋或某某甜点的广告歌词当成自己童年的歌谣时，我想，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从社会主要人群被广告大面积覆盖这一事实来看，我们明白了广告在今日社会中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我们也理解了新广告人的宣言：好的广告是改变。是的，它确实是一种改变，是一种深刻而透彻的改变，它改变了人们在今日社会中的消费态度，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今日时代的基本态度。 问题在于这样的改变正在派生出另外一些问题，一些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指的远不是新广告人炮制的广告中普遍存在的自吹自擂、哗众取宠、指鹿为马等等的广告病，在我看来，这些广告病尽管是某些新广告人明显败笔的最好证明，但它还不那么地致命，因为它关涉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错误；本质性错误在于新广告人的思想指向：这是一个快乐无比的时代，每个男女在这个时代都可以分享它的幸福，那些其实只是生存于广告的调色板、招贴画上的名车、豪宅、华丽家具仿佛即刻就可搬迁到任何一个人的家中。 新广告人就这样虚拟着一幅华丽美妙的图景，而被这幅画面所眩晕的普通公民正为此付出迷失自我进而丧失自我的代价。 公正点说，新广告人中富有才气者已经给一度陈腐不堪的广告事业带来了若干希望，他们中亦有人在局部的范围内为共和国的广告事业增光添彩。但是，他们中鲜有人会在自己创造的广告中为我们说出一些更加真实因而更为深刻的东西。 他们在努力地粉饰生活进而虚构生活，这也许出于一种现实无奈：他们的生存命运上被强大的商业集团所左右，同理，他们的思想能力也被这些商业集回所左右。然而，处于这样的境地并不能解脱他们对这个时代所负的责任，如果他们真的是像自己所渴望的那样成为新文化的建立者，并进而成为时代之船的镇舱石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具有超越自己生存和言语境地的勇气。他们不应该只是津津乐道于那些小技巧（哪怕这些小技巧为他们搏得了洲际性声誉），他们也不应该只是乐此不疲于那些小聪明（哪怕这些小聪明为他们赢得了亚世界性影响），在广告中，他们有理由问人们说出关于这个胜界、这个时代中的种种疑惑，既然他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里获得如此庞大的言说权利。 唯有此，他们方能这样说，好的广告是改变，更好的广告是颠覆。 后自然盛宴：语言的蛊惑和谋杀 如果你是一个有着正常审美能力同时又有着当代文化基本知识的人，对“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相信你一定会产生丰富的联想，因为它不但将勾起你有关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信息时代等等的回忆；它也将唤醒蛰伏在你内心中的有关“美”、“绚烂”、“华丽”、“激情”等等的想象。 但在我们这座城市一条颇具怀旧意味的大街的某个橱窗呕，我们看见这个饲语指称的是一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服饰，这些服饰既谈不上什么特点更谈不上什么风格，绝对不为人注意地垂挂着，如果不是“后自然盛宴”对我们的强烈提醒，我想它们会这样无所作为地一白垂挂到．一个世纪。 于是，在“提醒”的意义上，“后自然盛宴”这个充满了需惑性的词语得到了证实，紧接着被证实的是它的“欺骗性”，因为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男女都会清楚地知道这个词语并没有真实、客观、深刻地反映它的所指对象，在它不怀好意的粉饰和夸张下，它的所指对象的真相遭到了彻底的遮蔽，回此，识认被这个词语所歪曲了的物象的男女其实受到了这个词语的“谋杀”。 这不是个例，不是偶然。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里比比皆是这样的“蛊惑”和“谋杀”，而且，我们发现它们的炮制者常常又是新广告人，那些时时以罗斯福的名言（尽管没有得到过证实）作为口头神，又时时试图改变、颠覆世界的好汉们。 我想这不奇怪，新广告人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意识形态”的共同炮制者之一，出于他们个人渺小的商业动机和对未来太平盛世宏大的乐观主义这双重态度，他们时时刻刻需要向社会和人民透支，将一个并不存在的“香格里拉”当成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或者将一些毫不相关的元素生拼硬凑在一起，然后给定一个意思，运用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已有的话语权利，把它们强行地灌输给这个社会的男女。 从“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的出现中，我们察觉了新广告人的企图，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了新广告人的敏锐，因为“后自然盛宴”这种词语所打击的对象决不是最为庞大的蓝领阶层（因为它无法唤起这个阶层的自我联想），而是一个正如火如荼的新阶层——白领。由于这个阶层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具有的趣味，它们对“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会有自己特殊的敏感，同时也会作出自己的特殊反应——不由自主的亲和和不主自主的迷惑。问题在于新广告人本身来自白领阶层，他们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当他们向自己所属的阶层兜售并不存在的物象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作着自我欺骗吗？ 于是，我们所目击的这一幕便以滑稽的方式发出了深刻的提问：是谁真正地需要“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又是谁被它“蛊惑”和“谋杀”？ 城市“克隆”：消失的激情和胜利的游戏 对上海的不少时尚男女来说，1997年最值得他们回味的流行文化事件之一便是在通通迪斯科广场中作为“明星替代物”的尽情出演，它的正式称呼为“克隆明星”。 在那些令他们醉心的夜晚，这些城市的新新人类、细细小族从四方而来，先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将自己处理成“张学友”，改造成“范晓萱”，变化成“任贤齐”，然后带着他们个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信走上了通通迪斯科的舞合，全情投入地演绎他们心中的偶像。我个人便在1997年11月的某个夜晚自击了一个“上海李小龙”的表演：但见他一身黑衣黑裤，口中念念有词，跳上舞台后向他的假想敌频频出招，嘴里还发出着阵阵恐怖的袅叫。他的作派和当年的武学大师无甚区别，他由此而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他们乐此不疲。上海的新新人类、细细小族乐此不疲。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模仿他们内心中的英雄进而成为这个英雄（哪怕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更令他们心潮澎湃更令他们神不守舍呢？ 无须怀疑发生在通通迪斯科广场中的一切对今天部分的城市青年已经产生的影响，从城市游戏的角度而言，这种对明星的模仿行为以它广泛的参与性、创意的独特性和演绎的生动性超越了过去所有的城市游戏，它使得通通迪斯科广场在每个夜晚成为上海部分年轻人朝拜的圣地，在这里所发生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海流行文化篇章中的一节，而“克隆”也随之成为这个章节中最重要的词语。 对我来说，也正是“克隆”这个词语勾勒了这个时代的部分真相，揭示了游戏背后的真谛。 原创力的缺乏早就是我们民族素质中的一个缺陷，而原创激情的消退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倒退若干年，我们在城市中还能目击原创力和原创激情的充分表达——以先锋诗歌、反抗戏剧和非主流行为艺术的形式，我个人始终清晰地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如何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夜晚时分穿行在黯淡的城市中（那时，上海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灯火璀灿、繁华如梦），去观看张献君的小剧场戏剧《屋里的猫头鹰》，去感受上海摇滚组合的半地下歌唱。而今，所有这些曾经振奋过我们心灵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没有消失的只是在平庸的生活中产生的复制文化和陶醉于这种文化里的平淡无奇的灵魂。 只要打量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实，我们就会丧气地意识到我们不再有多少可能去遭遇那些离经叛道的人物、事件和场景，遭遇其中所包孕着的无出其右的个性、意识和氛围。譬如在这个普遍地灯红酒绿的城市，那些因装饰的占怪、风格的独特而曾令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城市酒吧，我们亦很快地感觉到了这之中疲弱的复制性质：一样的做作、一样的矫情、一样的晔众取宠。平凡的生活无法激活人们的内在激情，使人的生命力呼啸而出，在一种特殊的境地和境域里将创造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在消费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后细小族，他们的生命力原本就这样地孱弱，原创的激情原本就这样地缺乏，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他们除了不断地复制、不断地克隆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由此，我们在通通迪斯科钢结构的舞台上，看见了那么多渴望“克隆明星”的城市青年，他们接踵而至的身影是关于软弱的一个最充分的证明，虽说，我丝毫无意对作为游戏的“克隆明星”和它的创意者表示不敬。 《迪尔伯特原则》：“办公虫”的新宠 在上海《文汇报》工作的朱伟先生有多种理中可以被我们所关注，但这一次他被我们注意的原因是他和他的《迪尔伯特原则》。 那是在1997年的圣诞节前夕，生性优雅、颇有品位的朱伟先生给他的四个朋友寄去了四本《迪尔伯特原则》，作为他对朋友们的节日祝贺。稍后，朱伟先生向笔者谈了他的心理感受：“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对我来说，它甚至有点奇特，因为它尽情地嘲弄了美国的老板，当然，也可以说它尽情地嘲弄了全世界的老板，但它的行文和笔调却极轻松，那里面并没有过多的抗议和控诉。” 同样有趣的是朱伟的朋友们的反应，她们几乎全都这样说道：“我们对这本书深感兴趣，但是我们都非常小心，不让我们的老板看见，以免生出什么误会。” 必须说明的是，朱伟的这些女朋友都在中国目下最走红的企业——三资企业中忙乎，她们正是被斯科特·亚当斯先生在《迪尔伯特原则》中所不幸地描绘的人们，更直率点说就是“办公虫”。 朱伟先生和他女友们的情感反应并不是孤立的，在’97与’98之交的上海，我们发现不少和办公室有关的作品正在这一严格来说于我们还颇为陌生的人群——白领——中广泛流行，譬如叫做《办公室兵法》的这本书就走红于白领群落。这种现象给’97与’98之交正在兴起的城市白领文化涂抹上了异样的色彩，使得我们对这个新兴的人群有了另一种打量的目光。 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办公虫”的遭际和对这种遭际的犀利反拨构成了《迪尔伯特原则》一书的基调，引用书中一句听来最为调侃其实却是最为愤怒的话来说，所谓的“迪尔伯特原则”就是“将R痴按部就班地向上提拔，提得官位越高，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在第一世界的美国，对办公室或“办公室文化”的彻底看透以至无情解剖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那块新大陆中有着现代让会所整合而成的最精密同时也是最冷峻的工业机器，身为这架机器中颗颗螺丝钉的那些喉管下系一条职业领带的白领们，正是在华尔街的匆匆行走、汉堡包的狼吞虎咽中不由自主地衍变成一条条“办公虫”，我想，这些“办公虫”是深知办公生涯所包含的致命的乏味，从而也深得斯科特·亚当斯先生一书的精髓。但在中国，在这片严格点说还只是刚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的土地上，这些身为白领群落中一分子的人们对斯科特·亚当斯先生的积极响应就理应格外地引起我们的注意。试想想，就在不久之前，“白领”一词还无法出现在共和国任何主流的媒体上，还只能蛰伏在非主流的话语圈和生活圈里。而此刻，“白领”如同“股票”、“淘浆糊”之类正成为人们口头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办公室的故事上编写着人们生活中的新浪漫主义；而这个其实正受到最多误解的新人群正被无知的人们抽象为新时代的典范，一句话，“白领”已成为一种价值尺度，而它所指代的物化现实也成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白领文化”语境，“反白领文化”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反“办公室文化”的倾向，就不只是有趣还应是自有它的深意。 “全世界的白领都应是相同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心理感受和相同的内在欲望，那就是渴望不断地向上爬，但又不得不忍受向上爬时的屈辱，因而，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们更需要发泄。”在某家日本老牌公司中工作过而今已跳槽至某家英国老牌公司的洪先生这样说道。他刚刚看完《迪尔伯特原则》，他说斯科特·亚当斯的观察力让他敬佩，他又说尽管自己身为白领的时期不算很长，但有时他确有着如同斯科特·亚当斯所指出的“生命之泉干枯之后变得像一块抹布”那样不祥的预感，此外，他非常欣赏斯科特·亚当斯的叙述立场，那就是彻底的调侃：不仅嘲笑办公室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也嘲讽作为嘲笑者的自己。“这样，他不仅表现出了自己的睿智，洞察了新人类的阅读心理，他还使得本质是灰色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人们不至于因为愤怒而最终绝望起来。”月收入在三千美金与五千美金之间徘徊的洪先生是如此解读《迪尔伯特原则》一书的，他的解读也许并不能概括作为第三世界一分子的中国白领的心理，但那里应该有着朱伟和他的女友们的若干心绪。换言之，在中国上海这座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中，那些身处白领群落的人们，远远要比在一边胡思乱想进而胡言乱语的男女更精准地理解到，当他们在为自己看上去相当不错、听上去相当体面的“白领”生涯奋斗时，其实正怎样无可挽回地变成一条可怜兮兮的“办公虫”，正怎样不可救药地堕落成一个工业社会中的“白痴”。他们由此而人手一册《迪尔伯特原则》，由此而在各自的小圈子中尽情地戏谑自己的老板，将各自在刚刚开始的白领生涯中积累的压抑、不满得以尽情释放。或许，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不同，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步：在无法谋杀自己老板的无奈中，只得恨恨不已地将斯科特·亚当斯的漫画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 豪华杂志：寻找城市之门的钥匙 豪华杂志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在“疯长”，当我们再次打量和言说它的时候。 仅以上海为例，我们在看到了《HOW（好）》、《文化广场》、《大都市》之后，现在又看到了《上海文化》和面世不久的《青年社交》，我曾经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是中国大陆所有试图现代化的城市对中国新人群、新社会的一种解读，或者也可更为抒情地称之是我们时代试图“寻找一把打开城市秘密之门钥匙”的努力。 然而，这只是一个角度。还有着其他的角度有待我们阐述，譬如“文化的替代与置换”。 我指的这种文化替代与置换并不发生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换言之，在市民社会里，这样的替代与置换早就开始而且早就完成，我们不是在向隅哭泣的精英文化的一边听到了大众文化得意洋洋的聒噪吗？我说的文化替代与置换发生在大众文化的内部。在今天，大众文化发生了再次的分裂，不那么精确地说，是迅速崛起的R领文化对蓝领文化作着粉碎性的压制，并且，在露出诸多败象的蓝领文化一边，白领文化渴望着独领风骚。 在这之前，蓝领文化（仅就刊物而言）占据着大众文化的首席之地。举一个我们熟知的例子，当年发行量曾超过五百万的《青年一代》，它的主力客层便由城市青年职工这个蓝领阶层所支撑。那时，这些刊物在成功地控制中国大陆蓝领阶层的同时，亦成功地对这个阶层进行了令人陶醉的“催眠”，它的模式之一便是提供足够的奇闻轶事，提供毫无障碍的阅读，以及提供适度的神话色彩（譬如某个一文不名的家伙，由于遭遇了某个媚眼如丝却腰缠万贯的女子，一下子跃入了城市的成功人士的行列中；又譬如某个人半生潦倒的汉子，由十邂逅了多年前曾经不经意帮助过而今已成为VIP的男子，刹那之间改变了他灰暗的人生），对终其一生都只可能以“平淡”一词形容的蓝领来说，这种“催眠”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在这种“催眠”中打发时光、虚构梦想和填满欲望之谷。其时，后来的消费社会还没有真正地形成，以后将改变新人类价值观念的品牌理念暂时还只被那些先富起来但身份极其可疑的人们似是而非地接受着，而在今天产生着越来越大影响的白领阶层，其时还只是在某某株式会社或者某某HOTEL窜来窜去。蓝领文化稳居着它的霸主地位。 斗移星转，时过境迁。 一个新的人群在时代的变迁之中从大幕的一侧走向了大幕中央，他们被叫做白领。他们人性中新的欲求需要着新的催眠，他们文化上新的需要导致了新的阅读。也许无人能够求证是新人群的内在逼迫使得中国大陆风起云涌了如许豪华杂志？还是新杂忐人觉察到了新人群的广泛存在而鸟枪换炮了如许豪华杂志？现实是，我们触回可见这些由110克铜版纸、高密度彩色图片所构成的刊物，我们还看见了这些刊物里面所反复描述的这个时代的部分象征之物：缠绵至死的爱液（以法国香水为代表），貌如天仙的丽人（由时装模特为代表），说不完、道不尽的品牌（由雪奈儿、波罗、凯尔文·克莱等为代表）。我们还发现由数不胜数的信息、林林总总的姿态、层出不穷地涌现的线条、色彩共同构成的一种氛围在这些豪华杂志中生成，对豪华杂志的阅读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地感受、消费、融入这种氛围，新人群将他们的文化与蓝领文化作了鲜明的分野。 并不是说，今天的白领彻底地拒绝城市故事。他们也需要用城市故事来催眠，然而与蓝领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不在乎城市神话。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潜意识：我就是今天这个社会里的神话主角，无需借助想象中的邂逅、虚构中的遭遇，我就能跨进蓝领眼中的非凡者这一行列。此外，与蓝领不同的目光和感受力告诉他们，他们更多需要的是资讯，有关消费、有关情调、有关品位的资讯，因为他们不仅是生逢消费时代的人，他们还是尼葛洛庞蒂叙述的信息时代的一员。 今日大众文化就这样又完成了它的一次分裂和蜕变，并且，在它的分裂和蜕变里面潜伏着非常残酷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前消费社会与消费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真正的壕沟，就整体人群而言，这条壕沟根本无法跨越。尽管用理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不同的文化可以加以整合，但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只是殊死对抗的状态。 今日豪华杂志的兴盛与普通杂志（姑且如此称呼）的式微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的人们，其实选择的是方生与将死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选择的是方生与将死的价值观念。 《心太软》：无力时代的无力反应 如果不是任贤齐的出现，如果不是这首被叫做《心太软》的歌曲在97年如同狂飙一般地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攫取了大概几亿男女，那么，对’97大陆歌坛我们只能用“冷寂”这个形容词，我们还能够用的恐怕是“死气沉沉”之类的话语。 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相爱容易，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不必勉强…… 至少已有若干个年头我们没有看见如此热闹的场景了，在大街上任何一家出售正宗CD或者出售大兴CD的商店门口，你会发现任贤齐老兄正酷似当年的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一般地向你微笑；而在今天正多如牛毛的形象设计室或者更直截了当地叫做剃头店里，你同样会耳闻任贤齐老兄反复地叹息着他和人类共同的“心太软”，至于在目下已“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卡拉OK包厢中，由于任贤齐老兄的出现，酒足饭饱的人们除了又有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加快胃部的蠕动，他们还使得门可罗雀的卡拉OK而显一点起死回生的迹象。心太软，心太软，我们周遭的世界都反馈着“心太软”，这个情景使得中国内地伸往于原创音乐的人们为之而扼腕长叹。 然而，任何一个对流行音乐有着独特感受力的人都心知肚叽在我们已知的所有流行歌曲中，《心太软》最多只能跻身一流的行列中。说得直白一点，就旋律的才华而言，它与周治平辈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歌词的打击力而言，它与罗大佑们相去又何止一千里，就演唱的技巧而言，任贤齐显然无法与张学友之流媲美。如此差强人意的任贤齐，如此平淡如水的《心太软》，却让多少上海人、多少内地中国人为此心驰神往，这里的缘由决不是音乐能够解释、也不是音乐能够包容的。如果说，每一个时期城市生活中都会产生一种主导情感，那么，当人们以各种方式将它阐述而出时，这些人们和这种方式就会由此获得社会和历史的超常注视。任贤齐和他的《心太软》有幸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1997年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说可以作多重阐述。从城市主流架构的视角来看，三月份封顶的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足以让我们的城市为之自傲，并让它的子民浮想联翩于不久就将到来的“太平洋世纪”。然而，从下半年度开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波，却以索罗斯的名义对这座城市作了一次有力的摇晃，它使得稍有觉悟力的人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使“太平洋世纪”真的到来，那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亚洲人民的快乐时分，更不意味着它就是中国人民的狂欢时期；从城市非主流的视角而言，那些在稍早的时候就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他们中包括着曾经蒸蒸日上的私营业主，始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国企经理们，以及所有在城市生活中努力地睁大双眼去发现时代裂缝并且常有收获的男女），在1998这一年里你时常会听到他们的唠切：生意真是太难做了。他们真切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沉重性质，也再次地体会到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古训。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纷纷生出瞭望诸如“雅仕居”、“依莎仕”这些城市中产阶级居住区域的念头的话，那么，此刻对他们来说，能够保住自己若干年来结累的财产已属上上大吉，他们的情绪因此十分无奈，他们的感觉因此极其沮丧。 在这样的情境下，任贤齐先生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心太软》对应了他们的心结，对应了城市主流与非主流入群的’97情感，融合了几分落寞、几分无奈、几分迷茫。在任贤齐的反复歌唱中，这些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灰色时期；而在反复地应和任贤齐的咏叹中，他们又渐渐地省悟到自己当时“该出手时不出手”，以致落到而今这种疲惫不堪、软不拉塌的局面，这正是不可饶恕的“心太软”、“心太软”啊！ 这种“无力”还体现在人性这个较为隐蔽也更为恒久的层面上。 用就职于中国最强大的媒体之一《文汇报》的朱伟先生的话来说，“《心太软》被如此之多的城市人喜欢，那是因为它表达了城市人的自恋情结。” 在情歌的意义上，《心太软》完全不同于稍早时候风靡城市的《情网》，更不同于更早时候征服城市人的《安妮》，任贤齐没有也表达不出张学友般的深情倾诉，没有也不可能像王杰那样地激越呼唤，但他在《心太软》一歌中充分地宣泄了自怨自怜，而这种自怨自怜却对应了世纪末情绪，对应了人们与生俱来的自我玩赏的情感。 自我玩赏某种意义上等同于黑夜中的手淫，它是软弱的、卑忙的、无力的、琐碎的、毫无激情的，但它也是无法解脱，并且是不可救药的。 就这样，二流的任贤齐做到了那些所谓的一流歌手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制约了我们城市中的多少男女；而二流的《心太软》也做到了那些所谓的一流歌曲做不成的事情：它制约了我们社会里的几多情感。这一切并不简单也并不复杂：某种意义上，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和它成了这个时期的象征物，传递了无力时代中同样无力的情绪。 “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任贤齐以一曲软不拉塌的《心太软》而差不多成为1997年中国大陆的大众情人时，与他的题旨、倾向、趣味完全相反相成的一首歌也恰到好处地诞生并且控制了同样广大的人群，它就是出现在电视剧《水浒》中的插曲《好汉歌》，我们尤其熟悉的是刘欢同志在这首歌中引吭高歌的那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这句歌词现在已经如此广泛地流传于上海市民各个群体中，并与“不要搞得太好噢”、“淘浆糊”之类一起成为这座城市的口头禅，或者说成为这座城市的解读密码。 让我讲得稍微详细一点。 如同我在《心太软：无力时代的无力反应》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心太软》这首歌之所以广泛流传的一个极重要背景，在于1997年对普通市民来说是个经济情状相对低迷的年度，在这样的情状中，昔日曾经红火过一阵的人们此刻正承受着冷寂的折磨，他们心情的低落、凄迷和无奈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因此愁肠百结地吟唱着“心太软”，这样的吟唱毫无疑问已突破了流行歌曲的范畴，指涉的已是我们时代的心理和情感。 然而，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任贤齐先生之后我们看到了刘欢同志，在《心太软》之后我们发现了《好汉歌》，发现了这首歌中的致命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 正有那么多的城市男女倾心于这种致命的意味，我们无法确切地考证他们的社会成份，但清楚不过地感觉到了埋伏在他们歌声中的那种凶狠心情：往后，他们将彻底地告别自己过去的错误，抛弃昔日那份优柔寡断、缠绵排恻的心情，对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和这种生活，他们定当机立断，将斩钉截铁，会毫不留情，该出手时就出手。 如果说，某种意义上《心太软》象征着这座城市部分男女的忏悔心理，那么《好汉歌》则成了他们的复仇誓言，在他们的集体下意识中，现在，他们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关系是也只能是“斩”与“被斩”、“捕猎”与“被捕猎”，如同百多年以前伟大的歌德先生所教导的那样：在命运的伟大天秤上，天秤针很少不动。你不得不上开或下降。不做铁锤，便做铁砧。 有趣的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若干年前，当我们城市之门刚刚开启，那些来自忠孝东路上的阿里山山民在夺去我们城市一些女孩贞操的时候还带来了一首叫作《爱拼才会赢》的歌，这首歌不久就融入我们城市中，成为一种集体的心声。在表象上，这两首歌曲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一样的昂扬斗志、一样的决绝气势和一样的雄性意识。但其实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爱拼才会赢》更多的是成功人士的自我表白，它洋溢的是一种脑满肠肥的乐观主义，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灯红酒绿的顾影自怜；而《好汉歌》则对应着失意人们的咆哮心情，它弥散着人们操刀在手、寻求猎物时的那份焦灼、那份急迫，弥散着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那股血腥味…… 假如我们有着足够的敏感，我们对此应该有所警觉，甚至有所不寒而栗——当“斩”与“被斩”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公开的事实，当“猎杀”与“被猎杀”成为城市人的主要游戏，当“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为某个人群的唯一信条。然而，话要说回来，我们又怎么能够避免这一切，甚至超越这一切——当商业化成为我们社会中的“新意识形态”，当城市中的主要人群正热衷于世纪末的“圈地运动”，当竞争正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凶狠地进行。 现在，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么一点，千百年以前的文化传统正被我们城市的某些人们以皮相的方式加以承继，但他们视财如命、狗苟蝇营的心境与当年义士侠客们气壮山河、豪气干云的精魂相距又何止一个干年。 鬼魅化：窒息我们的性感 有一千个男人，那么就存在着一干种对女性性感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千种理解不是导向形而下想法便是导向形而上的感受。 在一般的层面上，女性的性感不就是表现在她们的生理特征上吗？那些丰乳肥臀的女人刺激着我们对性感这一词语的本能联想，她们或玲珑或丰腴的肉身由于直截了当地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从而激发着我们对她们的生理性想象，但这只是在最一般的层面上。 就我个人的特殊体验，“鬼魅化”的女人以特殊的形式生动着我对女性性感的内在遐想。 在城市的一些特殊空间，我指的是在迪高城、酒吧之类的空间里，一些女人在摇曳的烛光中以缓慢的速度向你飘浮而来。由于光线非常朦胧的缘故，她们所有暴露在外的肤色变得不可思议地白皙，但就在她们那张特别白皙的面庞上，我看见了一对用浓黑的眼影勾勒而出的大大眼圈，那眼珠在眼圈中摄人魂魄地灼灼放光；我同样还能看见的是用黑色或者巧克力色口红夸张地凸现的嘴唇，这种夸张使你感觉她们的唇际线仿佛在空气中正暧昧地延伸着；我还必须指出她们的掠夺了人们视线的发式和装束，那种歇斯底里地直刺青天的头发，与已成主流的白领女士装截然不同的怪诞、疯狂的装束，所有这一切都带上了一种被我称作是鬼魅化的特点：是寻衅的、傲慢的、反主流的、窒息你智性和感官的，极其妩媚极其妖艳又极其反叛。 我认为，这一切因此十分地性感。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现代的审美，是对性感这个古老话题的现代解读。在这个颓败兼杂繁华、死寂兼杂活力的世纪末时期，人们对女人和她们的性特征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应该能够超越乃至破坏掉自亚当、夏娃以来男权社会对女性性感的纯粹生理性感受，这种感受不仅将女人当成一种供男人玩赏的东西，甚至将她们简化成一种性器宫。 我们应该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拥有一种超凡能力去发现女人，发现她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并还原这些无限美妙的女人在内心深处要求的东西。一句话，目击或者感受女性性感决不是重复男性社会古已有之对女人的粗鄙说法，而是对女人外在的一切作出更富人性的深刻反应，在被这个社会不怀好意地叫做性感的词语背后作出崭新的读解，从而去分享她们肉体和灵魂的全部快乐和痛苦。 在这样的角度上，我断言，鬼魅化：窒息我们理性的女性性感。 “酷”的背后是什么 尽管我在我的城市随笔中已多次提到这个空间：上海通通迪斯科舞厅，然而，鉴于它对这座城市的新新人类所具有的伊甸园意义，所以，我将再次将它提及。 在1998年残春的若干个夜晚，当喧嚣不已的上海在这个空间之外正沉沉睡去，我站在通通迪斯科舞厅的带上了后现代主义气息的二楼平台上，长久地沉浸在由D·J的忘情吼叫、领舞小姐的妖娆起舞和迪斯科乐曲强劲冲击所混揉而成的动感氛围中，吸引我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切，更准确点说不是这一切，而是那在低层大舞池中疯狂跳着迪斯科的男女们。 他们一身黑服，在这个射灯光闪烁不停、照明度甚低的空间里，又每人戴着一副镜框扁狭的墨镜，更有甚者戴着的是一副没有镜片的扁镜框墨镜，他们的眼珠在这些墨镜后面可怖地凸现着。使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他们忘却一切的迪斯科舞姿（它令我想起了两只好一斗、勇悍的鸡）：一男一女或者两男两女相向而立，双脚叉开，两手悬在胸前，上半身则随着音乐的节拍而狠命地摆动，在这样的摆动中，那些小女子的头发仿佛中了魔法一样地四散开去，是如此的肆无忌惮，如此的不可思议。 他们对这些自然不会有我们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们以一个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酷”。他们很“酷”，他们。 当然，这种“酷”的情景不只是出现在迪斯科舞厅间，在今天的城市大街上你随时可见显示着“酷”的作派的人们。他们一般总是以一身黑服出现，头发尽一切可能染成五颜六色，眼神也尽一切可能显得明郁古怪，他们倚在厕所的外墙间或走在马路的两旁时，总是阴阳怪气地看着前方，给你以十分寒冷的质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和稍平时人们认识的“比朋克无聊的‘家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仿佛是一棵树上结的两个果子。此外，我们还分明看见“酷文化”不但流行于像通通迪斯科这种亚文化圈子，它还正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着深入的侵略。今天，你每时每刻都能与这些“酷文化”迎头相撞，无论是在主流的媒体上还是在公众的集会已你会发现那些十分山清水秀的人们也会竞相说着“酷”并赞美着“酷”，以致于有一瞬间你以为前卫男女的智力已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他们只需用一个“酷”字就可以传递所有的信息。 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不仅是这个社会又流行了一个词语，还因为它为什么引起了如此众多男女的青睐，在它的流行背后又有着什么东西。 那会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将它理解成是遭受压抑的青春文化试图摆脱羁绊时的一种激荡。 这种压抑是由今日的主流文化之——白领文化所造成的。它的表象特征是世界名牌的服饰、优雅舒适的居室和一尘不染的轿车，当然还可以加上轻松自在的休闲方式、活力四射的健身运动……总之，这种文化是对今日规整社会的一次同样规整的映射，是对今日既定秩序的一次同样既定的描述，它内含的正是这个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它传递的则是整洁、明快、雅致、一丝不苟以及适度奢华这样的审美。青春文化（我指的是比较极端的青春文化）敌视着这样的“文化”，出于它天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好幻想性、好激动性，它试图以漠然、轻蔑、无动于衷的方式向白领文化寻衅，试图以它所谓的格格不入和特立独行来凸现自我价值，“酷文化”便由此而生成，它对应的正是我们时代里众多年轻人和他们渴望挣脱成人文化脚镣的心理。 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将它理解成是一种文化的做秀乃至于文化的造作。 当那些怀抱着去除文化桎梏心理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自己感受的时候，他们便已被更多更无聊的男女所吞噬，这些男女将“酷文化”的本意作了彻底的消解，而将它仅仅阐述成为一种城市时髦，试图与这个城市已有的流行文化并肩而行。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城市舞厅、酒吧、射击房、溜冰场、大街以及其他共享空间寒冷地出现时，他们想说的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我有我的看法”，而是“请瞧一瞧，我是一个多么时髦的人，这一个浪潮我又赶上啦”。 现在，将我们不朽的先人那句“满城尽带黄金甲”作一下改变，便成了“满城尽是玩‘酷’人”。“酷”的作派如同大兴的路易·威登一样被批量出售，“酷”的文化像冒牌的登喜路一样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当“酷”从通通迪斯科玩到了巴黎春天，当全上海都“酷”了起来，我们就知道，“酷”只是一种文化做秀一种文化造作，至多这里面还有一点商业集团的小小把戏罢了。 我想，应该还有更多的解释，关干“酷”。 真正“酷”的女人在哪里 “酷”的女人俯拾皆是。如同我在《在酷的背后》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你有兴趣去迪高城之类的空间转悠一下，你便会发现那么多的“酷”女人盘桓于此，她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无一例外是一头染成不黄不红的头发，一身以黑色为基调的衣服，一对冷漠而无动于衷的眼睛，有时，她们亦会在光线明灭不定的迪高城中戴上一副墨镜从而遮蔽自己的眼神，从而更好地表达她们对“酷”的解释。 仅从形式感而言，我们城市的女人已经很好地表达和解释了“酷”，在表象上，上海的这些女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呼应了这股滥觞自西方的服饰美学思潮。 但是，对上海的这些“酷”的女人来说，问题还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她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察觉到“酷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是某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服饰美学在社会中的流行？又有多少人能够绕过伪情调主义的陷阶进而传达生命中令人不快但发人深省的“酷”的意境？ 我的观察自始至终告诉我的是，上海女人对“酷文化”的认同，固然可以看成是城市青春文化对日益占据主流地位的白领文化的一次极有意义的反动，但更多地可以将它看成是城市伪情调主义分子们对她们认同的情调的又一次卖弄。譬如，Y小姐（恕我不能将她的真实姓名写出）便是这样地解释她所推崇的“酷”：“我认为‘酷’是一种作派，一种将我这个人与这座城市的许多女人区别开来的风格，装‘酷’的人内心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希望其他人将她从汹涌的人潮中认出，以证明她在这个美妙世界中的地位。” 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女人，如果她还有着最起码的感受力和分析力的话，她一定会对自身的存在发出适度追问和适度质疑，她也应该懂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坚持“拒绝”这种理念对自我的含义，懂得“酷文化”与这样的“拒绝”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酷”，是最清醒地反动着看似蒸蒸日上其实腐朽透顶的市民生活，在它的冷静、冷寂、冷漠乃至于冷酷的审美中，传递的正是这个时代最为缺失的意识：生命中的任何一次随波逐流和得意洋洋都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无耻堕落。如果说“酷”是一种姿态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拒绝、背后的姿态，一种让城市女人在日益粗俗的生活中得以升华、得以超越的姿态。 上海的扮“酷”的女人有这样的认识吗？她们能够超越Y小姐有关“酷”的肤浅解释而去表达一种时代的情感吗？换言之，她们能够真正地洞悉生活中的全部“空洞性”而皈依内心的“酷”吗？ 我从不敢奢望上海的时尚女人在对“酷”的理解上整体地超越Y小姐的水平，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只能说明我们是一些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上海的时尚女人如果清一色地和Y小姐看齐，那更令人沮丧。事实上，上海的时尚女人确实像Y小姐那样地把玩着“酷”，将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社会思潮歪曲成某次流行指标的发布，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反抗信号阉割成一次有关时髦的搔首弄姿。 因此，我想问：真正“酷”的女人在哪里？我又问：有这样的“酷”的女人吗？ 玫瑰婚典与新人类狂欢 这一回，又有一个事件令我们为之吃上一惊，我指的是正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甚嚣尘上的玫瑰婚典。 已经有了并且显然将继续产生许多对这个玫瑰婚典的描述（在大众媒体上或大众的口头传播中），这种描述让我们看见了过去全部婚礼中还不曾有过的东西，它们是：浩荡于这座城市最好的大街——淮海路——上的古老花桥、记录于高科技产物之一C．D中的人生片段，以及狂放于复兴公园广场中的各种情感……毫无疑问，被历史所记载同时又被人们所遵循的传统婚礼形式，在玫瑰婚典中被彻底地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新人类所推崇的开放风格，它们集中了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怀旧、自恋、悠闲、激扬、狂放、忘我、夸张、戏剧化、精雅乃至粗俗。 已经有不少的说法指涉着玫瑰婚典的形式创意，并将这种形式创意提高到了革命性的高度。对此，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承认这种形式创意的与众不同，但我们同时强调不必过于夸张它的革命性，因为在这座城市早期有过的集体婚礼中，我们察觉到了玫瑰婚典创意的原始文本，今天创意者的才华更多地体现在整合上面。 更有意思的是创意者对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新人群心理的把握。必须承认，他们捕捉到了完全不同于婴儿潮一代的X世代的心理特征，对X世代来说，人生便是一个硕大的舞台，生命的过程就是舞台上的一次又一次狂放自我、毫无顾忌的表演。 社会学家或许比我们更有能力说明传统婚礼的内在意义。多少年来，婚礼这种形式在本质上指涉的都是家族意义上的生命意识，都强调着单体生命的继承和繁衍。因而，当人们出演他们百年好合的这一幕时，那应该是极具私密性的，也应该是极富个人的色彩。以往的历史无不证明了这么一点：当曲终人尽的时候，围绕着新郎新娘的都是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 今天的新人类却无情地瓦解和破坏着这些做法和说法。由于他们将生命理解成是一种持久的外倾叙述，而将人生看成是一出需要不断张扬的大剧，因此，即使是最富私密性和家族色彩的传统婚礼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些时刻也被彻底解构，原本是单体生命的密码交流变成一次面向世界的莫里哀式喜剧大会演，变成是一次密斯·凡·德·罗式的自我表现。 玫瑰婚典的成功由此就变得不言而喻了，因为它的创意者满足了今天的新人类的全部要求，那就是：节日般的气氛，狂放浪漫的动作，戏剧般的高潮，连绵不绝的注目与喧哗，被人不断叙述和传播的可能…… 在这样的意义上，不是创意者发现了与众不同的玫瑰婚典，而是在下一个世纪将主宰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人类，他们发现并创造了玫瑰婚典。 从“青春大使”到瓷器娃娃 先是某个超级购物广场寻找它的“青春大使”，随后是某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征求“形象代言人”，再接着是某个国际化妆品集团对“上海新女性形象”的探索，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们城市中对女性新形态的寻找、发现的事件，都勾勒着都会流行文化的新画面，同时，也传递着今天这个时代的重要信息。 “婴儿潮”一代有着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沮丧不堪。年近四十的她们在其“窈窕淑女”的岁月，也拥有着让好逑的君子动心的能力，但社会的桎梏使她们只能在幽闭的空间里去想象玛丽莲·梦露在白昼给她们身心两方血的刺激，她们无法也没有任何可能将自己青春的赌注押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赌盘上。 新新人类却有一百个理中为此而兴高采烈，所有这些评选正是为她们而准备，经过了C．D、雪奈儿、蓝康等等美容品熏陶和锤炼的她们，早就在不经意之中便拥有了这些评选（也可说是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东西：青春、美貌、情调、气质以及那种在不断瘦身之后的肌肉感。我们可以想象她们中感觉特别好的人已经在设想成为“青春大使”、“形象代言人”、“上海新女性”后的美妙情景：默默无名的她们在这座城市一夜醒来之后，被她的子民照单全收，而在她们深入人心的形象背后则是她们多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亲爱的人民币，几乎所有“青春大使”或准“青春大使”的评比都辅之以六位数年薪的承诺和诱惑。 表象上，对新新人类来说，选择是如此地多样和丰富，在林林总总的选择中——昨天是“青春大使”，今天是“形象代言人”，明天则是“跨肚纪上海新女性”——新人类似乎正经历着一个个性自由的时代，正随心所欲地书写着自我命运的《独立宣言》。 但我的目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一切并非如此，其实选择并不多样，自由更是一种虚假的图像。 因为即使是新人类中的佼佼者，这个人群中那些最具张力的人们，当她们在参与“形象竞争”时，都只具有一种姿态（这个社会所要求的妩媚姿态），都只会以一种视角去思考问题（永不置疑、一个向度的视角），回此，她们其实只被一种力量所控制（这或许是她们自己也未意识到的），那就是今日时代里正越来越显示着它的霸权地位的商业力量。 是商业力量提供着似乎是多种多样的选择，这种选择由于它内在的“意图”和“操纵性”，使得看来琳琅满目的选择其实变为一种选择，并且是一种极不自由的选择：你要么成为这个社会所要求的“光鲜”的样板，要么被这个社会开除出局。 选择的多样并不代表着选择的自由，在今天时代所提供的选择中，新新人类更多地显示的是她们纸一样的“平面性”。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与这些似乎非常现代的女人共同达成的一种默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女性形象”的发现中，让女人再一次地放弃思想的深度，再一次地担当一个没有任何解构能力的瓷器娃娃。 “踢”弑父和谋反 “马丁博士”正在给我们上课，来自英国的这个与鞋有关的老品牌以它独特的理念将我们洗了一回脑：穿着“马丁博士”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可以走遍大下，而是你可以那么凶狠、那么无情、那么不顾一切地踢向面前这个世界，你可以踩扁所有的一切。 是的，踩扁所有的一切，“马丁博士”这种断然的态度让我们怦然心动。 因为，自从我们这座城市向西方世界打开大门之后，仅就鞋（运动鞋、皮鞋）而言，我们所知的品牌理念不外乎是：“飘马”的青春朝气，“阿迪达斯”的活力四射，“耐克”的高科技呈现，“皮尔·卡丹”的贵族作派，“杰尼亚”的典雅高贵……我记得一个并不怎样的皮鞋品牌亦以这样的语言诱惑、讨好、谄媚着城市新人类：穿米罗的女孩，小心陷入爱河。 风度与气派，还可以再加上一些新人类或者叫做X世代所喜好的朝气与活力，这就是现今为上几乎全邹西方鞋品牌在我们城市中强调的理念，说得更开阔一点，这也是现今为止西方鞋文化在我们城市呈现的基本面貌。 但是这种基本面貌现在遭到了真实的冲击，昔日的文化格局正被撕裂出一道口子，我指的是“马丁博士”强悍地出现在我们的视城之中。 我们看见，在它全部文字与图像的主题诉求中，反复出现的是冷冷的眼神，严酷的表情，旁若无人的行走，以及凶狠的踢踏。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它的用心与企图：那便是决意用绝对放肆来骚扰面前这个花花世界，不惜用血腥的自戕来强调自我个性的重塑，胆敢用思想的谋杀来完成一次物质的凤凰涅槃……换言之，“马丁博士”向人们作出的承诺是，它的鞋子决不只是用来行走更不是用来显示这个时代的风度，它是现代都市人的一种践踏的工具，一种击打的利器，在度过忍无可忍的市民生活之后，它可以被用来宣泄人们内心的全部恐惧、怨恨和愤怒。 拥有这样理念的“马丁博士”们我们惊诧。原因很简单，“马丁博十”是鞋子中的一个品牌，是商品花花世界中的一员，它原本应该是物质帝国中的御林军，是既定秩序的斥候兵，但现在它却从本营垒中哗变而出，并在独立的高地上树起它谋反的大旗，它弑父的形象就这样深刻地烙在了我们的心头上。 虽说，我们有时仍不免疑窦丛生：惊世骇俗的“马丁博士”背后包藏的其实是商业的良苦用心，而它的理念说到底也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庞大的东方市场一次向日梦式的演绎。 来自英国的严肃“刺激” 只要你是一个对城市流行文化的任何变化紧追不舍的人，你就不会忽略这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上海梅陇镇广场，这就如同当年你不可能忽略美美百货、巴黎春大和锦江迪生，原因非常简单，今天上海某一部分流行文化的最新信息常常来自于这个空间。 譬如，不久前我们便感受着来自英国文化的严肃“刺激”：海伦·斯托里与凯特·斯特里联手推出的“原始情调”。 具体而言，这是一次记述人体胚胎发育情况的时装展览。它由伦敦新进的时装设计师海伦·斯特里策划，并由她的妹妹发育生物学家凯特·斯特里所配合，两姐妹将时装设计与生物学进行了一次破天荒的整合，以一系列的时装作品来阐述胚胎生命头一个1000小时中的十起关键事件，当你对这些时装作品作着传统的观赏时，你其实已经不那么传统地日击着胚胎发育的神秘过程：从精子与卵子的相遇，到奇迹般地进化为可以辨认的人形…… 如果你拥有相当的认知能力同时对美又有着相当的感受，相信你会对这种创意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这个展览不仅罕见地发展了时装展览（我们经验过的时装展览更多呈现的是表象热热闹闹而实质空洞无物），让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时装还可以包容这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个时装展览向科学与艺术无法沟通这种普遍信念发出了挑战，它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我们对艺术和科学的传统认识。 现在，我必须解释我为何使用“严肃刺激”这个词语作为本文的标题。 就解读生命的神秘过程和拓宽时装艺术的表现方法、表现手段而言，海伦·斯特里与凯特·斯特里创意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绝对地超越了我们经验过的那些以取悦、挑逗乃至猥亵人们感官为日的的时装展览。但有趣的是它向我们提供着流行文化式的审美，有着流行文化特具的“刺激”性，我指的是它使用的是大众最为熟悉的媒介：时装，它的展出空间不是上海博物馆或者刘海粟美术馆，而是非常波普的上海梅陇镇广场。 这或许正印证了它的自我宣言：当代艺术正经历着一次巨大的变革，人们不仅必须重新思考他们过去坚持的艺术观点、艺术理念，他们更有必要将这些观点、理念来一个彻底的颠覆，“原始情调”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的一次实验。 对这座城市来说，“原始情调”的意义还在于提供了精英文化和波普文化合一的一个范例，提供了这样一种操作：只要你投入独特的创意，那么即使是一种最为大众的媒介都可以拥有击打、震撼你心灵的能量。 而上海，我亲爱的城市，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际，数以十计的时装发布会在不同的空间中一一进行，但它们除了展览着时装设计师们三流的智力和四流的情感之外，再也没有给渴望想象的心以任何满足；而在夜色浓重灯光迷离之际，数以百计的时装队在不同的空间中登台亮相，但这些女人除了暴露着自己肤浅的肉身和同样肤浅的心情之外，也没有给城市审美带来丝毫新的东西。没有创意、没有天才、没有激情的城市时装界，在海伦·斯托里和凯特·斯托里的严肃“刺激”面前，他们还敢像往日那般地夸夸其谈吗？ 办公室：没有色彩的无性地带 某种意义上说，办公室中的“好时光”已经随着岁月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 过去的办公室更像是51号兵站或阿庆嫂开的春来茶馆，在那里不断地会流传着你所在单位的种种说法、消息和情报（用今天的话来说则叫做信息）。它们的来源五花八门，内容也五光十色，举凡这人是谁的亲信、那人又是谁的部下、某某同志因为某某原因这个月的奖金突如其来地猛长、某某某小姐又由于某某某缘故情绪显而易见地低落等等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的事情都会在办公室里被传播、被解析、被肢解、被整合乃至最终被全体所分享，成为你的开胃红酒或者佐餐佳肴。 在过去的办公室里，男女性的差别也特别明显，尤其是换季的日子里。倘若你是一个男性并且刚好喷了一点“乔其·阿马尼”之类的香水，你肯定会搏得周边女性同事的哗然，自然，你个人存款单上的阿拉伯数字也会被她们或善意或别有用心地提及；而假如你是一个女性并且在某个上午穿了一条和迷你裙稍微靠拢一点的裙子，你也肯定会引得一房间男性同事的目光，他们中有不少人出于坚定的信仰或许表面上一如柳下惠般视若无睹，但内心中有些什么无伤大雅的想法其实我们全体也都有些了解。 此外，在过去的办公室里你还能在斑驳陆离的墙壁上尽情地表现自我，譬如，挂一张法拉利跑车的大照片以示自己的豪华目光；又譬如，钉一束干枯的野草以示自己也有若干的情调。 过去的办公室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富的人情味，我想这与它的空间结构有关。换言之，一间四五十平方的屋子里松松垮垮地放上五六张桌子，那份空间的舒展度、开放度都极有利于情报的交流、生活品质的把玩以及人类情感的点滴释放，而这所有的一切随着办公室的更新换代、随着新结构的到来现在都烟消云散。 没错，现在你拥有的是一个我们在电视、电影上经常看到的空间格局：偌大的一个房间里（它的面积不会少于三百平方），整齐划一地排列着几十个由蓝白两色漂亮挡板固定的小空间，小空间虽然不会大于三平方米，但桌子上干净利落地配备着一台让你跨地域甚至跨国界访问的586电脑。在这里，你不用担心由于大暴雨的突然而至头上天花板会像泥石流一样地突然崩塌；你也不用考虑过于热闹的老鼠已使你的精神有了多少热闹的损失。并且，由于强有力的中央空调将室温控制在永远的22度，这里因此永远是一派迷人的新时代春光。总之，白领化的办公室提供了你许多昔日没有的便利，它绝对的干净、舒适，要命的整齐、划一，但这样一来却将过去的不少乐趣从此也一笔勾销。 譬如，由于每人原则上都只能呆在自己的“三平方”里面，“情报”的交流基本已无可能，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因此消灭了不少显在和潜在的长舌妇，不利之处则是正常的交流管道也因此堵塞，人们显得有些落单、有些寂寞； 又譬如，由于白领化办公室的要求，你再无可能在一尘不染的挡板上来显示你的嗜好、你的品位，你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布尔乔亚情调也就彻底清扫干净； 再臂如，当你或者他人在和密友们通电话的时候，现在已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除非你用007在影幕中的方式通话，否则你基本上就是向这个大房间里的几十号男女作着近况通报；同理，你也很难不听他人的“壁脚”，除非你天生耳疾近来又患有听力障碍症； 最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同时失去了欣赏对方的可能（自然这不是绝对的），原因照旧：22度的空调房间让人保持的永远是一种着装方式，你既无法展示自己健美的肱二头肌，也无法显示自己颀长的玉腿；而“三平方”空间则使你划地为牢，漂亮的档板并不漂亮地挡住了你探索生活、了解人性的视线。 尽管如此，我们肯定不会再搬回到昔日陈旧、邋遢、略显破败的办公室中去。如果我们说想搬回，那是假话；如果我们想这样做，那是矫情。今日白领化的办公室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在一扫当年老办公室中那些杂乱、污秽、搪懒乃至我行我素之后，自有我们也需要的审美趣味。 我想说的是，世间本无完美的东西，白领化的办公室当然也不例外，在它那里，过度的划一让我们感觉到了乏味，超常的整洁令我们领略了许多的无趣，而逼仄的空间更使我们有着自由被拘捕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这么一点，那些曾令我们心动的人情味在今天的办公室里迅速消退，只是因为现代办公室要的就是它的“现代性”：这里，是也只能是一个干活然后领钱的地方。鲜活的生活不会在这里滋生，因为它已是一个没有任何色彩的无性地带。 颠覆之后是什么 刘海粟美术馆推出的“以艺术的名义”全国装置艺术展，以当代物质材料的大量运用和艺术主题的高度模糊，而引发了圈内外人士的兴趣。 17位艺术家分别呈现着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的非主流艺术。用传统的艺术观念来评判，许多作品看上去较少艺术家创作的痕迹，物质材料都是现成的，作者不过是进行了有意的组合而已。譬如你看见了现成的电视机、警报器、木箱、招贴纸、碎玻璃、老式的电影放映机等等，从而生发出作者也可叫装置艺术家的特殊的理念。坦率地说，就其视觉冲击力而言，展品中还鲜有让我们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它不能一下子攫住你的灵魂，使你的情感被它所搅动，并陷于一种莫名的感怀之中。或许北京李强的作品“人体”是个难能可贵的例外—— 摆放在地板上的九个橡胶做就的人体，乍一看酷似九只大大的避孕套。在生命和机器之间，在现代工业和原始激情之间，在社会规范和绝对意志之间，这一个装置艺术作“给我们留下了足够想象的空间。 本次艺术展的学术主持人、上海新锐的书法批评家王南溟原先有一个构思：将100只BP机放在展厅的大门上，在同一时间让它们发出呼叫，从而宣布展览会的开始。它的暗喻是整个世界都在BP化，人们都成了BP人。遗憾的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没有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小小的本次展览会的布告，名为《牵着线的风筝》，其艺术张力显然远远不及前者。 在艺术展上，某位资深的艺术批评家如此说道：“每件作品都有它的具体意思，但重要的是要让观众一下子便被这种意思所击倒，现在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的观点或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感受。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装置艺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同样有理由要求这些进入他们目击之眼的艺术品除了颠覆了他们的传统艺术观念，还应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消失的声音和膨胀的声音 很多声音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正悄悄地消失，那些不敏感的、或者没有这方面知觉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声音的存在。 与此同时，很多声音却又在我们的感觉系统中突然地出现，它们甚至出现在我们的知觉系统中，如果你是一个对城市生活和这生活背后的密码有着特别想象力的人。在一边的消失和另一边增长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化权力的转移和替换。 就声音的消失而言，我想，我们其实应该讨论的是曾经占据着社会文化权力中心的那些声音——比如文学的声音、哲学的声音、批判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消失这样重大的问题，但我想，主专家们来讨论这一问题将是更为适宜的事情，而我们能够做的是在都市文化这一层面上（也就是大众的、世俗的文化层面上）来目击和解析城市声音的消隐和喧哗。 让我们先从卡拉OK谈起。 将近有着十年的历史，由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所输入的这个电声玩意儿，它成了中国青年们的图腾。那个时候，你在中国大陆的每一座城市中，都会听见卡拉OK发出的混响，与此同时，在这些混响的背后，是整个中国一代细小族的那种有时迷乱、有时清晰的情感。 技术崇拜或许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更正确点说，那个时候人们崇拜的并不是技术而是由技术支撑着的人，比如从一开始的齐秦、姜育恒、钟镇涛，到后来的王杰、赵传、童安格，以及再后来的四大大王等等等等，他们身上闪烁着的光芒无一不投射在中国青年们的瞳仁里，他们的声音也持久地响彻在中国青年们的灵魂中。如果今天我们重新回首往事，我们很容易便会想起“大约在冬季”、“跟往事干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些歌曲是怎样强烈地攫取着人们的心灵，而“安妮”、“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让生命等候”这些歌曲又是怎样地催眠着人们的感情。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是藉着歌声来传递他们内心中的信息，同时，藉着歌声来与一个刚刚开始苏醒的社会进行沟通。 解放，某种意义上就是从声音开始的，对一个被禁锢了许久的社会来说，它首先需要松弛的便是自己的声带，在最初，还有什么比清清喉咙更能振奋自己的精神呢。同时，我们几乎立刻便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权力的转换已经完成，流行歌曲控制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港台歌星作为一种特别的象征，他们替代了曾经占领社会文化权力中心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哲学家，他们象征着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广大的年轻一代的眼里，他们是时代之船的镇舱石，虽说并不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这么认为。 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摇滚音乐的古怪东西，它攫取了为数不多但极有爆发力的一些青年男女，他们也许还来不及去分辨什么叫做布鲁斯，什么叫做蓝调，什么叫做爵士，便跟着那个穿着一身黄军服、头扎红布条的崔健一起狂热地呐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要不便是聚集在并不怎样的音响周围，任凭邦·乔维小子摇撼着他们有时脆弱、有时强悍的灵魂。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家伙，几乎总是以不屑一顾的心情来看待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他们过于自我地认定全部的港台歌曲只不过是一条缠绕在娘娘腔男人脖子上的同样滑溜溜的丝围巾，只有在摇滚音乐的节奏中，方能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方式。 时间淘汰了许多偏见和偏激，在今天，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去关注当年一度有过的流行音乐与摇滚音乐之间的对立和不屑，我们全体都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摇滚音乐，作为声音的一部分，它们在特殊的时刻都扮演过特殊的角色，都在文化权力的转移、更替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这在未来的城市文化历史的撰写中，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一笔，因为它有力地说明了一座伟大的城市在其吐故纳新的过程中，曾经由何处开始走出了第一步。 同样富有深意的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喧哗了多年的卡拉OK正在完全地沉默下去，无论在大众化的卡拉OK歌舞厅还是KTV包房，我们都发现一派寂然无声、人影寥落的景象，当代的中国青年不再以港台、欧美的流行歌星摇滚歌星作为自己生命中的必需、感情中的必然，他们寻找着新的人生偶像，寻找着新的感情慰藉的对象，他们不再以声音的表达作为心灵倾诉的唯一方法。摇滚音乐的彻底沉默也是我们感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曾经出挑过一时的崔健而今消失不见了，黑豹、唐朝也一如过眼烟云，很难听到他们的声恩，至于那些二三流的摇滚歌星摇滚歌手此时大概多半龟缩在豪华的宾馆之中，正在为了脑满肠肥的成功人士作着他们骨瘦如柴的表演。偶尔，我们能够在郑钧之辈的呐喊声中听到一些过去时代的悠远回响，当然还有张楚、还有何勇等等等等。 从声音的膨胀到声音的消隐，城市就这样将它发展的曲线作了一次勾勒。 新声音的产生却在旧声音的归隐之后接踵而至。 主持人的声音一下子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这之前，也就是当流行歌星和摇滚歌手成为时代象征的时候，电台和电视台的大大小小的主持人们在一边开始了成为城市新偶像的历程，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个历程＃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立刻便从社会的非主流位置转换到了主流的位置，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的图腾。 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迷恋与对歌星、歌手的迷恋看不出有多少的差别，换言之，这两个人群其实可以归并到一个人群，他们在广义上部是开放时代的幸运儿，也是消费时代的衍生物。他们就像追逐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那样地追逐着不同节目、不同类型的主持人，他们会在电台的门口苦苦地等待几天几夜，他们也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将一筐苹果、一束百合花、一本精美画册及时传递到他们心仪的电视台、电台主持人的手上，他们更会长久地将自己内心中的苦恼、不安、感伤一一地通过书信这种传统的方式与主持人进行逼迫式的沟通。与此同时，城市的大小主持人也在尽情地发挥着自己，他们在谈话类、专题类、社教类、游戏类、搞笑类等等的节日中将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图形描绘给了人们，从而引领着城市的迷途羔羊、心灵幽闭症患者以及渴望吮吸新时代乳汁的小男女们一同走向他们共同认定的美好世界、欢乐境界。 主持人成为今天这个时代新偶像的另外一些例证便是：在最大众的层面上，有关他们的书籍成了人们最抢手的东西（我们不是惊讶地目击着杨澜、赵忠祥等人的自传风靡着大半个中国吗）；有关他们的节目成了人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我们不是既听见了对境界独特的水钧益先生主持风格的讨论、又听到了对富有激情的唐蒙先生主持艺术的争论么），虽说至今为上我们还没有得到如同美国的克朗凯特那样对全体人民产生深刻影响的主持人，然而，在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在某个年轻而又狂热的发烧友的眼睛里，这样的主持人早已产生。在这同时，还有一些更为细微的声息也在勾勒着新世纪的图形，只不过由于种种的原因，它们还没有被广大的男女所知晓，那就是电脑发烧友在深夜上网时发出的声响。 这种声响就其意义而言，我想它可媲美于任何已有的自然和人工所发出的声音，因为在这样的声响背后，我们不仅目击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为惊心动魄的发明对人类自身的压力，我们还看见了一些被叫做网虫而我们并没有认识得很清楚的人们正突儿地成长着，此外，我们还逐渐地明白了我们有过的人文历史立刻将被那张闪闪发亮的光盘所颠覆，用那个叫做尼葛洛庞蒂的美国佬的话来说，计算机不再是计算的问题，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 也许很多人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同样不会在乎今日主持人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和分量。以他们的观点来看，社会文化权力掌握在主持人的手中不仅是时代的一种误解，还是时代的一种错误。因为，即使以最优秀的主持人作为标准，他们都无法代表社会文化中的最精英的层面，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究其实不过是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联姻之后的产物，他们本身对时代精神就缺乏着洞察和理解，他们又怎么能够去引领他人的前行呢？至于那些网虫们就更不在话下了，在今日的社会文化权力的更替与交接中，他们只是非主流中的一个小角色，他们的地位至多相当于当年的摇滚歌手，以亚文化的可疑面目远远地呆在一边，他们能给这个时代作些小小的注解就不错了。 这种观点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成立的呢？我们不知，但我们明白这种观点的存在本身便是对城市声音的此消彼长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明，说明了在某些声音的消失之后另外一些声音在这个时代里发生著作用。 我以卡拉OK、摇滚音乐的迅速退出城市生活与城市节目主持人、电脑网虫们的有力崛起来描述、解析声音的消退和膨胀。我想，我们远远没有认识清楚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城市，没有认识清楚它的变化、它的发展、它的停顿、它的逗留，我们需要钥匙来打开时代和城市的大门，来破解大门背后的密码。 对城市声音的描述和解析可以看作是寻找钥匙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真的会让我们找到这把钥匙吗？这把钥匙在什么地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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