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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在早上燃着了一炷香。我要开始为你写字了。 水龙头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０月４号，天空由暗转亮的那个时候起，一直大开着。心情哗哗地流过去这么久。我要在１９９７年结束之前完成写给你的文字。我可以放弃任何大事情，一定要把它们做完。现在，我的眼前是一片积存了几百个日夜的大湖，无边无底的水。 在这期间，在湖南的一份警察方面的杂志突然寄来一封约稿信。他们那么轻描淡写地印了一页纸说：你这一生里，一定和警察打过交道，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等等，请你回忆撰写和他们接触过的一些细节之类。我拿起那张印刷品直接出门，向着垃圾箱走。我把它尽量揉搓到最小，然后扔出去。没人有意伤害我，但是，他们的确把信寄错了人。 我的脚穿着咖啡色的毛线袜子跑。然后，听到了大人们打开门的声响。迎着我的是雪的洁净透明的气味。 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和他们的自行车，在玻璃拉门的暗花后面出现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警察。 很多写诗的朋友听我说到这，都曾经愣一下。没什么可疑或者惊奇，他们从１９４８年起，一直都做着这个国家的警察。 为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警察的全套装备、说话的职业口吻、眼睛里的冷和不信任，还有其它其它，我始终都不能把它们和我的爸爸妈妈连在一起？ 一个人不能选择由什么人去做他的父母。孩子向上翘起脚去推门。冷风扑进来。然后是高大的成人。他们是能说出大道理，又每天郑重其事地去上班的人。孩子凭着惯性，一年一年称呼那个戴帽子的人是爸爸。那个人会笑起来，向孩子伸出一双可以攀爬的胳膊。当一个人明白了爸爸的全部含义的时候，他已经要忍住眼泪俯下身去看一个老人。 爸爸是需要用最漫长的时间去理解的人物。 好莱坞动作影星阿诺．施瓦辛格，我们周围的孩子用广东话叫他“大肢”。他在银幕上永远演出正义英雄。举着极度夸张的武器，有健美先生称号的强健者。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爸爸是一个奥地利警官。阿诺．施瓦辛格是在为父亲擦亮警察皮鞋的记忆中逐渐长大的。因此，人们顺势说，他从父亲那儿得到了驱恶扬善的强烈责任感。他是天生的正义化身。 我听到我的爸爸在门廊里放自行车。车铃叮叮当当，雪味一直跑到走廊里。然后，他哗哗哗地推开那扇玻璃拉门。他让我们看结了白霜的长眉毛，而我总是跑过去接他的警察皮鞋。 能留在记忆里和他最初的关系，就是帮他擦亮那双很沉很坚硬的鞋。虽然，关于我童年的细节他能回忆起很多。 坚硬的黑色鞋头，鞋里面有卷着的羊毛，有他脚的热乎气息。我使劲地把它擦亮，摆齐在暖气片下面。我想，鞋油会通过热，慢慢地“吃”进黑牛皮的里面。有时候，我把它们套在手上，非常得意地举着，跑到吃饭的房间里去问大人：我擦得亮不亮？ 我就是以这种双手举着警察皮鞋的形象，慢慢长大。 现在，我看见了我，和照片上的小孩子的我完全两样。我戴着眼镜。不大愿意出门。右手中指被圆珠笔压出了一个深窝。 那个和罪恶作战、外形强悍、在千难万险之后总能胜利的“大肢”。我居然和他同样，是在警察皮鞋的联系中长大。 这世界上，牛和牛是同类。牛的身体同样结实。警察皮鞋都采用了上好的牛皮。警察都有制服，都配带枪。任何一个警察在回家之后，都要抱起他的孩子们，把“小东西”架到脖子上。但是，他们的那些孩子们未来的选择，一定有天壤之别。 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放弃学业拿起枪，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是一种反叛和冲动。他没有时间选择，连想的时间也没有。 在一所师范学校的天台顶上，几个年轻人为社会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而激动。有人说，他能找到“八路”，要走就立刻动身。我的爸爸就在那中间。他们一直跑下楼，离开了城市，寻找到了军队。 １９９５年，爸爸还给我讲了他进入另一类队伍的最初感受。坐在用火车旧枕木搭的座位上，一遍一遍地唱着激动人心的歌。他也唱，并且感觉生命在那个时候将重新开始。一天夜里，他领到一支步枪，随着队伍进城。零星的枪炮声，几次卧倒再前进。军装上蹭了什么动物的粪便，周围臭气熏天。他每次回忆到这儿，我们都要笑他。他天生不像一个兵。进了城之后，他佩戴上了一块新的胸章：“人民警察”。城市就是他们的了。 没有选择。黑暗顿失之后，一个人以为他的前面一万条路都是光明大道。退到今天来想，如果他能犹豫一下，回到他喜欢的中国古文中去，无论多么迂腐、无见地，也能在温暖的书房里渡过终生。但是到了１９９６年的１０月４号为止，他一直做了４８年警察。 我是警察的女儿。这是刀斧都不可更改的事实。 他像一个警察吗？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爸爸在一天下午，他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拿着钥匙，在开办公室门锁的时候走了火。子弹打到地面又反弹到墙壁。我妈妈说，弹洞一直都留在那栋日本人建的房子里。妈妈说到这件事，爸爸往往不插话，只是笑。这不是光彩的经历，他也这么想。那房子在九十年代拆掉了。我没可能被妈妈领着去看那遗迹，那可能是他一生中创造出来的唯一弹痕。 他把一双脚踏到暖气片上，穿一双红的毛线袜子。他在那里念唐诗。用一种奇怪的声调，是私塾先生的调子。他回忆说，一位先生曾在他的作文背后批语：汝子可教也！这批语成为他一生中读书的一贯动力。他念唐诗的动作永远定在那种不宜出门的北方冬天。 我长高了，遇见他以后总想逃跑。他让我背杜甫的诗。他说：两个黄鹂……背吧！我盯着窗外的榆树。黄昏时候的麻雀在树枝上跳。我一点也不觉得杜甫的诗写得好，飞快地背完了就跑。 那些榆树长得太疯狂了，挡住了两个房间的阳光。每到一个星期天，他都会说：我要修修那些树。他把很小的体力劳动都看得极其沉重巨大。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深深惧怕具体困难的人。他终于全副武装地上树了。在那条警察牛皮腰带上别了一把斧子，身上缠了麻绳。我们都小，扬着脸望着砍树的英雄。不到二十分钟，他唉声叹气地下了树。树枝并没有明显减少，太阳还在树后面。他的肚子上划了一条长血痕。马上涂药水，马上喊疼。我的爸爸是个不敢上树，不会使用斧子，被针划了也喊疼的人。１９９６年，他躺在医院里，医生对我说，他的痛疼神经极其敏感。 我站在１９９６年的医院里，它黑沉沉地压在头顶。我向着过去想：事情只有从每个生命个体的角度去理解，才变得有意义。 在读小学的时候，还没到放假，我的课本已经前后都丢了几页，我把书都念飞了。他说，我的姑娘是吃书的。他格外爱惜书，是我和他的最大不同之一。他的书都要包上书皮，使我们为了拆开来看看封面上的美妙图画都很吃力。他喜欢买《桃花扇》、《西游记》这些连环画。文革的时候，一页页烧掉《西厢记》的时候，他脸上的神色我还记得起来。冬天，他买回来鞭炮和年画。他选画的标准是要有一轮黄白色的满月。 有一年，爸爸伏在收音机前面，听收音机里朗诵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边听一边流着大人的眼泪。 曾经有很多年，我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那样小心谨慎？ 讲一切话，他都极其小心。那些言论到大街上去喊，都没人听。但是他要用最隐秘的低声。他把我拉到最近，首先说：旁边没有人听吧？咱们小声说……我不明白，天下有那么多机密的事情吗？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和回避别人？但是，那已经成为了他这个人的习惯。 在最后的日子，已经不会有新的灾难再降临到他的身上。我们都默不作声地望到了他不远的尽头。他还是要把我拉到他的枕头边上，认真又神秘，他说：一个人还是不能没有钱…… 我知道，他不是指他自己。他是在提示我。 爸爸，全世界的人听了这话都会大笑，说那纯粹是一句废话。但是，我听了是多么吃惊！我的爸爸，是一贯以谈钱为耻的人。他把他一生说不出口的话告诉了我。只有他的女儿才能明白：那是他透露给我的、他经过了一生才明白的一个巨大发现。 我望着他永远都明澈的大眼睛。对于我，它比任何水都洁净纯清。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大的明澈。在我们两个之外，那眼睛连最简单的事情也看不穿。 我的爸爸，他把终生都交给了大雾蒙蔽之夜。 他总是很茫然。在想去上班之前，他不知道该不该把枪挂在皮带上。我们一起说，你怀里带着枪，正是为小偷预备的。他笑了，把那个铁家伙从棉衣下面掏出来放在皮包里。是别人盛饭盒、装工作服的那种包。我们说，别走了火。我弟弟大了，会帮他检查保险栓。然后，他慢悠悠地出了门。 历史多么冷酷无情。它敢跟人开这么大的玩笑。使一个人终生都停顿在被安排了的反串角色之上。它纹丝不动地看着他在混沌不清之中消磨掉了自己生命的原色。 并没有人提示过我，但是，我成了我爸爸的反面。从有独立意识的那一天起，我就努力着，去做一个自由无束的人。直觉使我做好了准备，不带着生硬的遗憾离开这世界。 谁也别想在我爸爸之后，再跟我来开什么玩笑。 一直都是这样，他对我讲道理。他的道理都是孤傲自强的道理。石头那样冷而坚硬。 我被他叫住，想走却没法儿溜掉，心里很不情愿。那时候我大约快十岁了。他给我讲一张年画，它贴在北屋东墙上，大概叫“荀灌娘只身星夜救父”之类。画面上是有月亮的晚上，一个披战袍的女孩子骑着马，拿着兵器侧身奔跑。背后是城墙和吊桥。我爸爸讲故事的语气慢得多么沉稳，好像在一句句咀嚼它。但是，我习惯了。被他叫住就再不能着急。他讲，那是城，那是吊桥，女孩子的父亲被团团围住在城里，女孩子为了救父亲，冒死出城求救兵。我的背后，是六十年代黄色的灯光。我不喜欢看穿铠甲的女孩。他的故事一点也不感动我。 在我长大的几年里，他好像负有了比别人的爸爸更加大的责任。他执意地教我学自行车。我在前面骑，他在背后跑。他也执意地让我学缝纫机，毫无目的地轧圆圈。然后，让我学习点燃煤气。我越怕火柴，他越催我点火。他买了新的袜子和补袜子的袜底板，是木头做的脚形，现在早见不到了。每个星期天，他都让我给新袜子补补叮他算是“黑”上我了。好几年里，我看见他的脸色就发冷。而我的弟弟与妹妹，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总是能到丁香和樱桃树下面玩。 听到门响，我准备溜到我们孩子的房间去，哪怕钻到纸拉门里。但是，他跟过来说话，就站在我那个天蓝色的、有很高床头的钢丝床边。他说：今天练习缝被单！我小心翼翼地缝了。结果，还是把被单和床单缝到了一起。他很不高兴。这种晚上，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愉快？ 我十四岁那一年，我们家作为“公检法”干部下放农村，全家迁到了乡下。我和弟弟在八华里以外读农中。多少年后，那八里地周围的景色在梦里出现过不止十次。麦子、林带和结了穗的玉米田。 有个冬天，一个下放干部推着车从后边赶上我。我挎着粪筐，粪筐里是没书的书包。那个干部说：你爸爸可是太喜欢孩子了。这样的爸爸真是少见！我回过头去看那人，他的脸上生着麻子。我居然想，这个人说的是什么？这个长着麻子的人，我的爸爸那么喜欢我吗？ １９８１年初的某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肯定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外面很冷。房间里很热。我和他都在厨房里。细节我忘了。但是他却记得相当清楚。他说，我蹲在他旁边对他说到了徐敬亚这个人。其实他早知道。他一直和妈妈在心里掂量这事情。可能我说，我想和这人在一起。我一定说得很含蓄。他马上明白了。他不说话。 我记叙他后来的回忆：我的姑娘轻轻碰我的胳膊。我不说话，她就不拿开手。我就明白了。我还能挡她吗？ 很多年以后，他告诉我这个细节，而我早不记得了。我在心里想定了的事，绝不会再犹豫。我可能只是想在那个晚上通知他。但是，听到他的感觉，我重新回到那个有火炉又有冰凌的场景之中。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一直领受着的，是多么大的娇纵和细腻的理解。我的爸爸，他不只是喜欢我，他把自由精神的根和土，把他没能得到的一切同时交给了我。 从年轻的爸爸到年老的爸爸，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插队的时候，夏天和秋天正在绿色里交替。我在田里拔草，正得着“红眼脖，眼睛一定肿得很丑。我是从来没有镜子的人。一两个月也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样儿。 爸爸坐着吉普车来了。 他出现得多突然，他拉着我一直上了车，不断地说：我的姑娘埃我姑娘的眼睛啊！车开进一块香瓜地。我的眼睛肿得看不清，只是闻到蒙着香瓜的艾蒿草味。他拉着我，把打好皮的香瓜切成小块放到我手上。我知道，他一直在看着我吃。年轻，使我那么简单，乐颠颠地吃了瓜，被车又送回到了集体户。那么多农民围着北京吉普车看，反而使我很得意。很多年之后，爸爸说到香瓜，立刻会提起我那一年红肿的眼睛。 直到四十岁了，我才终于明白了在他头脑中顽固的“长女”观念！他想做一个牧羊人，而我该是他驯好的“头羊”。可惜，他准备教给我的，我一样儿也没学会，连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也能难倒我。那时候，他这个脑子里残留着旧观念的人一定相当失望。 七十年代最初的两年，他和妈妈又送我们三个孩子学器乐，满城地去见乐团演奏员。幻想他们的孩子能学会一技之长，可以在未来的社会中活得好一点。 爸爸，谁能想到，我并没有能够依照你的意愿，学会任何一种糊口的技能，成了一个写诗的人。我感觉，他在心的最底层是不想我写的。他的潜意识里，写作无异于引火自焚。 最早让我懂得了“文字狱”的，恰恰是我的爸爸。 中学毕业前，我准备下乡了。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一首根本找不到韵脚的诗，放在信封里，他以为我是要投稿。突然，他对我发火，说：不能把这东西寄出去！ 可是，我反而一直写下去了。 到了１９９０年，他打长途电话给我，竟然专门和我谈学习会计业务的事儿。他说，他刚刚认识到，会计是一种有用的人，到老年也有人会用你。到了那种时候，他还是想为他的女儿找一个结实的饭碗。 我没有在他连年的催促下学会一种生存本领。他去世一年以后，一个老同学告诉我，她１９９３年去过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爸爸对她说：他们都没工作了，将来我都养着他们。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甚至领受了荣耀的大责任。而且，他指的是我们一家三口人。这世界上，极少的人，甚至只有我和我妈妈能明白他说出这种话其中深藏的含义。他不仅付出了他的一生，还准备再为我们付出。 终于，他在心里是以我们为荣的。 最后一次听他的道理，是在１９９６年的９月。他又把我叫到离他病床最近处。他轻扯着我的头发，用他那永远都带着含意的眼睛望着我。他说：别再写了。你答应我，别再干那熬心血的事了！ 这是唯一一次。我一点也不抵触他的大道理。我点头。 过去，我自以为我是我爸爸的反叛者。他为警察这职业干了４８年，而我全身自由。但是，像我这样写作，等于把我的全部心血都交出去。我永远也学不会不动筋骨地写。最后有一天，我将被抽成一个透明的人。我准备接受他最后的建议，在某一天坚决停止，只字不写！像在街头“卖呆儿”的人一样，看着太阳穿过云彩向美丽的西天落下。 爸爸，我们约定好了同时卸任。你从一个警察，我从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变成小胡同里的平头百姓。 我爬到他绝对禁止我们上去的日本式拉门最高一层。他们的书都在那里，包括爸爸瞒着妈妈偷买的书。我胡乱翻那些书。看不懂字，就看上面的水墨画。屈原是个佩长剑的高瘦子。李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我在那上面躲藏一整天都没被人发现。他们的书很少有外国人写的。除了《牛虻》和那本有黑乎乎照片的《卓雅与舒拉的故事》。 爸爸，你为什么一直以为一个人写的必然不是他心里想的？你为什么以为一个人的内心永远不可示人。爸爸，你怕什么？ 我感觉他在警察和中国古典诗词之间，找到了一条隐身栖存的通道。他在狭窄的暗处活着，在暗处的那个人，才是我真正的爸爸。像我躲在拉门里，那里面黑漆漆的。要噤声屏气，才不被人发现。 大人们在我们睡下之后，还要讲一阵话。隔着墙，听见他们很低的声音。我经常听到他和妈妈在谈论某些事情的时候发出一种特有齿间音。他们用那种声音，表示着对周围境况的不屑和轻蔑。我的爸爸在胆小的同时，又是内心里强硬，决不动摇的人。他可以不说话，但是绝不会有一点的敷衍、奉承和圆滑。他们是多年的警察，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有一丝的个人权利。徐敬亚第一次来我们家，他感到惊奇，这一家人为什么任何东西都要去买，包括几根铁钉，一把螺丝刀和钳子。我问他，不买怎么会有呢？他说，在这个城市里，他认识的人谁不是找个熟人到工厂里去拿？我的父母有那种熟人。他们从来没有随手去拿的习惯。 曾经和我在同一个县知青办工作过的大学教师在１９９６年对我说，那个时候的王小妮简直不是这个社会上的人。这位教师告诉我：当时我真是怀疑，这个孩子的父母根本不准备把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告诉她吗？哪怕是不教给她，也该侧面地提醒，怎么能把一个孩子天然地放到外面来？ 他们的确没告诉我什么，事实是，连他们自己的大半生都不明白。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第一次吃酒席》。在应酬社会方面，他们完全窘迫和不自如。 手把手教我的技能，我都没有学会。但是，我遗传了他们的耿直，决不阿谀奉承，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有稍稍离开了现实的清高。内心的顽强和不苟同。这完全来自于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从来没教过我。 正义、驱恶扬善，不只是把枪膛里压上子弹之后的勇武行为，它必定还有其它的方式。我不过是把它纯粹地个人化。我已经学会了用思索去作战。爸爸，我进步了。 在我有了孩子以后的某一天，爸爸告诉我：我们家是满族。 他说，你填表格的时候，写满族吧。我说，我从来都写汉族，什么时候成了满族？我不想糊里糊涂地成为另一个民族。 他大概给我讲了北京有个“金箔胡同”。他的先辈在那儿做金银箔生意。后来，到了东北，大家族逐渐衰落，直到卖掉了一切家产，去吸鸦片烟的地步。是这种家庭，促成了他最初的义愤，走下那所学校的天台，进入了另一种人的行列。他一生都对吃喝玩乐、贪图享受、烟酒之习强烈地反感！我想，他在幼年亲眼看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他从那个家族中得到了反力。 而我最关心的，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满族？ 他说他说不清，让我去问姑姑。我一直没找出空闲问她。 爸爸带着狡黠说：满族可以生两个小孩。 原来。这是他告诉我在表格上写满族的目的。我说，我可不想再有小孩子了。但是到了今天，我真想当一个遍地都是小孩子的母亲。 在一本关于北京老胡同的画册里，我见到了“箔子胡同”的名字，它的确存在，是在西四一带。我告诉他，他的表情很淡漠。那些完全埋没在灰尘中的旧事，是他的一个阴影！包围着他的一生。那么年轻，他离开了那个从胡同里走出来的家族，像农民家里锔着裂缸的铜箍那样，他曾经多么想投入一个新的溶炉，做一个新人。 他不宽恕，假装闭上眼睛睡着了。我明白他的倔犟。他从泥水里出来，格外地珍惜洁净。这个精神上有洁癖的人，这么多年，特殊地不能容忍一小块肮脏。 一个终生都没有得到舒展的人。我的爸爸。 在他的那些堆在半空的书中间，有清人写的那篇关于“病梅馆”的文章。我小的时候就模模糊糊地读了，等他追着给我讲解的时候，我表面上听着，心思早溜出了十万八千里。人们总是很难把最简单的道理和自己联系起来，人和真正的道理经常各执一方，互不理睬。 在病床边上，我绝不会对他说这些。一个老人的神经脆弱过一个儿童。我们要让他在痛苦中尽量地愉快。愉快，太难实现。我看见愉快是最大的假象。 有一件比手枪走了火还不该被提起的旧事情。可是，它原本正是那样，所以我们总提起。我的爸爸坚持带领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直立，一日三餐前朗诵“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不可以笑，不可以小声，不可以歪歪扭扭。当时，我十一岁，他三十八岁。没有任何人监督强令着我们。他完全出于自愿。后来，他和妈妈越来越少回家。最后，和妈妈一起被关进远离城市的一座军营里。两个人偶然碰见，也绝不可以互相说话。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孩子反倒享受了自由。 我伏近他的病床。我们始终小声说话。１９９６年的小桃红正在为它自己而开着花，他是很喜欢小桃红的。我说，现在的我可以宽恕一切了。他在医院里的僵硬病床上，闭紧了眼睛不再说话。我知道，只有表示着极大的不赞同，他才会这样。这个已经不能起身的人，也不准备退缩一步。 我的爸爸，他不宽耍那个内心有愧的时代，不要以为他不在了，就可以偷着松一口气。 还是在北方，有一个黄昏。我们一大家人一起吃饭。爸爸先带着我们刚会走路的儿子去隔壁的大院子玩，他为了其他人把饭吃好。我赶紧吃完了去换他。孩子在一辆货车的蓝色车厢里面呼呼地跑。那大院子里有一排高大柳树，垂着绿色的像乱头发的枝条。迎面是西天，太阳正老红色地下降。我走近了，催他快回去。我爸爸说：吃饭急什么？他极郑重地拉住我，他不松手地拉住我。对面是一家电影院，有人吆喝着卖新炒的大瓜籽。 他突然说：没有人听见咱们说话吧？ 很显然，他早想对我说一些话，早在心里重复讲述了许多遍。 他告诉我：在决定一个人生命的几人会议上，他投了反对票！ 他说到的那个人，我认识，曾经也是写过一些东西的。 那个黄昏本来使人漫不经心。他的话对于我相当突然。在那以前，他说的无数话都类似报纸语言。柳树、落日和人影恍惚的电影院，包括我的眼睛所不能望到的一切。它们的性质都在一瞬间转变。他说：那也是一条年轻的命啊！ 我的孩子完全无知地在车厢里跑。而我好像突然在这个平静的傍晚找到了绝对的我自己的爸爸，使我永远无憾于出自于他的爸爸。 在天色由微微金黄转向深蓝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叮嘱我，说我是老大，他以为他终于可以把某些想法对我说了，而另外的两个其实已经从大学里毕业的弟弟妹妹还校他认为他们没有判断力。 爸爸！你以为你不说，我们将永远停顿在以前的混沌之中吗？ 比任何一种动物的童年都茫然，这茫然来自于人不能左右的外力。 我们完全在无指导之中离开了父亲母亲的家。我们靠的是纯动物的遗传的力量、血脉的力量。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大学教师，他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身上的干净？那不是从父母那儿来，难道能从太阳、风沙、雨水里得来吗？ １９８５年的１月３日，徐敬亚到了南方。一直到４月，我还没准备动身。有一天，爸爸突然骑着车到我家。他说，他和妈妈的意见：让我离开北方，而且是马上！ 两岁多的孩子被他抱在自行车前面的小座垫上。那是一个有风的天，孩子迎着风和尘土大哭。爸爸推着孩子走。我听见他对孩子说：妈妈给你买好东西去。 我很简单地拿了一个纸袋子，直接去了火车站。 从那时候起十年，我几乎总能在一片寂静之中听到小孩子那种无可依托的绝望的哭声。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而我的爸爸是最急切和最坚决地催促我们迁离故土的人。 追逐自由的信念，我曾经以为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但是逐渐地我发现，在他那儿从来就有，是在内心最封闭的地方潜活着。 女儿和爸爸，不只是血缘的一脉相承。在他的晚年，我感到了我和他之间的不明默契！到１９９７年，我才在不敢碰的哀伤中想通了这些。已经没有可能把这些话通过声音告诉他了。如果，我对他说：你是我可以对话的人。他会多么高兴。他会手舞足蹈。 那一天是九月末。我离开病房。 几乎走出了医院种着丁香的院子。我突然想到，有同学答应帮爸爸查清他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受到的一次错误处分。 我向回跑，有几个病人在灰色医院的台阶上奇怪地望我。 医院的病房怎么会那么阴沉？他只是那阴沉中的一小部分。我伏在他旁边，告诉他。他几乎能从枕头上跃起来了！两只手鸟一样地扇着。 爸爸，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能有这么美好的笑。 我再跑出医院的门，搭了出租车。回到爸爸妈妈的家，我关上门，不顾一切地哭。 将近四十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一份程式化的工作总结稿，装在他的上衣口袋。因为我或者弟弟病了，他急忙出门去买苹果。那两页纸，被人误当作钱偷走。这次“泄密”，使他受到了极不公正又过于严厉的处分。后来妈妈告诉我，假如他当时能“诚恳”，能“认识深刻”，能找有关人“谈谈”，事情完全可能过去。但是，我的爸爸，他从来不会那些。这就是他听《琵琶行》的那一年。 他终于等到了，有人承认是他们错了的这一天。可是，对或者错，在将近四十年的淡漠之后，还有意义吗？ 爸爸，我在前不久写的诗里说了：我将不再怕害任何事情。那些好事情，特别是那些坏事情。 一个人被蹂躏是多么容易。如果我们害怕，我们将加倍地感到疼。在能见到改变的时候，再加倍地为掩盖掉疼而笑，难道连哭和笑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了吗？ 爸爸，我看见你是随时的。我想看见你，你就会出现。你随着水的波纹一起，浮在可见的空间。 我只是在想，有什么样的途径能把这么长的文字通过不可见的方法：洞隙、网纹、隧道，它通过什么，能传达出去？ 一直到他成为一个定格的时候，到他再不会拉着我说话的时候，我才突然全部都明白了。 父亲，原来是一个过程！ 我们认识父亲，是一个更长的过程。 有些人只是看到了其中的片断，不能使这种亲缘观念连贯起来，不能超脱细节看事情，怎么能理解这漫长的因袭。 父亲，给予子女的绝不仅仅是生命。我是在最后的时间，才开始认识自己的爸爸。在他离开之后的几百天里，我随时能见到他的幻影。米是白的，菜是绿的，我还是走着的，我过着和他再无物质联络的生活。而他停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到这种时候我才明白了，这种过程不可切断。从他，再到我。绵延不止，包括我的写作，包括我同样敏锐的痛感神经。 爸爸离开后，妈妈从北方带来一张地方报纸。我一直躲避着。怕看见那张纸。我把它放在抽屉的最深处。 在报纸上，他的名字后面被加上了“同志”二字。好像看见这张报纸的人堂而皇之地都成为他的同志了。 这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我完全可以代替我爸爸说话。他不需要同志。这个穿着警察制服，却把手枪拎在包里的人，这个有时候清晰到全透明，有时候乱成一团云雾的人，这个经常混淆，身上同时蜗存着怕与不怕的人，谁能真正地认识他？分担他的痛苦与欢乐，成为他的同志？ 好像是极冲突又极自然，我永远都因为被什么东西网住而说不清：可能我会终生避开警察这个话题。它的神秘和刺，居然能扎到那么深。我看见它从哪儿刺进去，同时也看见它从哪儿穿透出来，我感觉到我的身上被某种巨大力气的打孔机挖出了空洞。从这一侧突然见到了另外的一侧。 爸爸，你走了以后，什么都在，什么都没改变。红色还是红色，黑色还是黑色。书店里永远有新书在上架，天空不断驱散或者召集乌云。邻居，门挨着门的两个女人和孩子在笑。她们的脸上是笑容，一些牙齿在闪光。 我正走路的时候，迎面见到两个巡警。经常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警察制服比过去年代漂亮多了，裤子更瘦，裙子更加贴着腿。他们不知道我正想避开他们。我在这场骗局之中，还演出着“我”这个角色。你要原谅我，爸爸。我暂时还在其中。 但是，我要把你从一些布景里面摘取出来。 这么一个温开水的年代。没有长枪，也没有快马，甚至没有围城的兵，没有你让我看的吊桥。是我自己领受了责任，要找到我的爸爸！他已经交出了他的一生，该换得享受一切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在南方温暖亲善的秋天里面向北面走。在蓝的天空、白的云彩下面，带着鲜艳羊毛织成的袜子，带着有水墨画的《唐诗逊，还有那种他独有的、两个肩上织出护翼的毛衣，帮他遮住怕风的柳肩膀。 我向着北走，把这一切都带上。 我的路也不远了。这让我感到很轻松和快乐。 我终于不是空着手，空着头脑去见你。天和地都在舒展，我已经看见由南向北的路了。 爸爸，我们都是不进入宗教的人。但是，天和地真的同时张开，它并不是讲话。檀香飘渺，我要借用这个仪式，把我写给你的文字送递出去。 １９９７．１２．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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