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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上海城，我们家曾经住在永嘉路上一幢花园洋房里，上上下下住了七八户人家，大家都在底楼的一个很宽大的厨房里烧饭，非常热闹。关于那幢洋房里的人与事我大都记不清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一个管花园的老头，他把园子抬掇得十分好看。“文革”中我曾路过那幢洋房，门上的彩色玻璃已经不见了，代之以横七竖八的三夹板，园子里野草没膝，一派荒芜衰败的景象。 六十年代初，我们家搬到瑞金路上的公寓去了。那公寓扁扁长氏的像一堵城墙，每套房两室一厅，煤卫齐全，蛮乐胃的。有个奇怪的现象，公寓里竟没有“十三号”，四楼的十二号隔壁就是十四号了。我那时刚读初小，我想大概是造房子的人把数字写错了，后来三号里的宋先生告诉我，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犹大是耶稣第十三个徒弟，可是他背叛耶稣。从那以后，我就很忌讳十三，一直延续到今。卜邻公寓原先是四层搂高，每层有四套寓所。公寓与花园洋房不同，各家有自己的厨房卫生，房门一关，自成一统，互不搭界。不过，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热络的，邻居之间也常有往来。夏天一到，各家都把门打开以求相互通凤。楼道是水磨石的，很宽敞阴凉，孩子们就常在楼道里玩耍。我们家隔壁是三号宋家，宋先生一家是卜邻公寓最老的住户，宋先生夫妇俩都是京剧票友，退休在家，常有朋友来吹拉弹唱。听他说天道地是很快活的事。六号里的傅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小女儿我们叫她三娘娘的，长得很美，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每天她练琴时整幢公寓就回旋起流水般优美的旋律。我的三妹九岁时成了三娘娘的徒弟。我最难忘的是九号里阿明的姐姐，清华数学系的高材生，每年夏天她回来度假，胸前那白底红字的校徽总让我羡慕得要死。当时我已上中学，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考北京大学，和阿明姐姐一样到首都去读书。想不到“文革”数年，我去了黄山茶林场落户。有一年回家探亲，在楼道里遇到阿明姐姐，简直不敢相认，她目光黯淡身体虚肿，原来的风采荡然无存。后来奶奶告诉我，阿明姐姐得了精神病被学校送回来了！七号里孙医生的结局更悲惨。孙医生医术高明为人厚道，公寓里哪家有急病上门他总是有求必应的。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对象。有一天清晨，女友约我去练长跑，我们走出房门便看到楼道的粉墙上贴了张小字报，凑近一读，吓得魂飞魄散，竟是孙医生的绝命书啊！整幢公寓都惊醒了，管弄堂的老王率先砸开锁，进了七号门，看见孙医生直挺挺地吊死在厕所间的门上！ 我们家是七十年代初从卜邻公寓搬出的，不过老邻居间或上我家走动，遇到什么难处和矛盾，还要来和我母亲商量，可见早先邻居关系的融洽和谐。然而，一直在卜邻公寓里帮人家的彩娟阿姨偶而来做客，我问起公寓的各家各户的情况，她总是摇头叹气地说：“现在人和老早两样了，楼梯脏得要命没人扫，路灯常会坏掉，到了夏天，谁也不肯开门通风，宁愿热死闷死！” 1974年我从农场返回上海，不久便结了婚住进公婆家。公婆家在五原路上的一幢公寓里，这公寓的结构是一个楼面只有一套寓所，十分清静。我在公婆家住了十四年，却跟楼上楼下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曾经有朋友向我打听：“××就住在你家楼上，他最近还好吧？”我只得惭愧地回答：“实在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近两年，为了照顾母亲我又搬回娘家。娘家从卜邻公寓迁到淮海中路西端的一座公寓里，公寓低层的汽车间，住着两三户人家，大都是个体户的。汽车间窄小阴暗，于是他们许多日常活动是在院子里进行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常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两年来我发现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我们和公寓的人家十分陌生。却和汽车间的人家熟稔而友好。 近来我在写一组公寓人家的系列中篇，也参加了“阿拉上海人”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的创作。我的着重点是放在描写这些公寓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的变化上。写出这种变化也能反映出一些社会的递进与观念的演变，或许也能折射出上海人的种种特征吧？对此我不敢奢望。上海是个太庞杂太繁杂的城市，上海人的阶层也是极复杂的，我以为很难用一两个故事或一二十个故事来写出完完全全的上海人，所以我不想举起我写上海人的旗帜，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写的是上海人里的这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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