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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曾经访问地处皖南山区的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那个枫树岭分场的女劳教大队便是现在上海市女劳教所的前身。记得当年，我曾经为她们——女劳教大队管教干部们的献身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们离开了繁华的都市，将自己青春的美丽的身躯成年累月包裹在严肃刻板的警服中，以自己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苦口婆心、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做着这一桩细腻艰难枯燥的工作：去唤醒另一群心灵缺陷的女人们的良知，恢复她们作为人的自尊自爱。我曾经因为感动，连夜写了篇歌颂管教干部的小说，小说题为《秋山叶》，那意思便是颂扬她们如同秋山叶般崇高，把自己“零落成泥碾成尘”，却沃了土地，催发出春天的繁华似锦。十多年后，我再次采访上海市女劳教所，一是因为女劳教所连年获得各种先进集体的称号，1988年荣获司法部集体一等功；1990年评为全国司法先进集体；1991年获全国先进劳教所；1993年获司法部优秀劳动教养学校，等等，成绩显赫，令人瞩目。更是因为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本身的形态便蕴含着十分深奥的人性的哲理，同样是女人，这群女人作为管教人员，那一群女人作为被管教人员，她们的心理历程？她们的心灵差距？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确实是而入寻味的话题。 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女劳教中队始建于1958年，“文革”中一度中断，1972年恢复收容劳教人员，1984年原中队扩建为大队，1990年经司法部批准改为所级建制，1991年迁址上海青浦县境内，正式命名为“上海女劳动教养管理所”。 再次踏进女劳教所，令我触摸到岁月流逝的沧桑感，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女劳教所却是愈来愈年轻了——十多年前我采访过的管教干部们大都不在了，迎接我的是一群新面孔，她们是那样的年轻，都只在二三十岁之间，她们年轻的面庞上洋溢着现在社会上很少能见到的崇高的光彩，这是她们从事这项特殊工作所具备的特征。问下来，她们大都是老管教干部的后代，她们义无反顾地继承了父母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在当今社会五光十色的诱惑中，她们是很需要有一点献身精神的！ 故事之一 阿芳是江苏高邮人，家庭经济非常拮据，跟人到上海打工，因为盗窃被送进了女子劳动教养所。阿芳人所以来心情忧郁，惦念着家里十三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怎么生活？八十岁的公公是瞎子，六岁的女儿从小下肢瘫痪。白天，丈夫干活去了，儿子念书去了，留下一老一小一对残疾，要找口水喝都困难。只好女儿指点公公，公公摸索着去倒水，常常撞翻水瓶，烫痛手脚。阿芳想着想着心里懊悔，悔不该离家到这花花世界来。过了不久，儿子来信了。阿芳不识字，是让队长念给她听的。儿子信里说，妈妈我不好去上学了，爸爸没有钱交学费。棉田里要追肥，肥料价钱越来越贵，爸爸借了钱买肥料，不买肥料棉花长不好一家人怎么活？爸爸只好叫我停学。老师说我功课不错，停学太可惜了。妈妈我想读书，可是我不能为难爸爸，我怎么办呢？阿芳接到信后哭了整整一星期，一星期中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人虚得坐也坐不牢。队长对劳教小组长说：“好好照顾阿芳，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劳教里面有些做母亲的，触景生情，陪着一起哭。劳教小组长心里甚是疑惑，队长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几天后，全中队举行了“让孩子继续背上书包”的主题活动，会上，队长把阿芳儿子的来信当众宣读了，会场上一片啜位声。队长没有多说话，带头往捐款箱中投了钱。管教干部一个挨着一个个往捐款箱中投钱。劳教们坐不住了，纷纷摸出平常小心翼翼积攒下的零花钱塞进捐款箱，阿芳震动了，声泪俱下，差点给大家跪下。全中队共募捐了八百多元钱，寄给阿芳家里，队长还特地写信到阿芳儿子的学校，希望老师能特别关心这个孩子，因为他的母亲不在身旁。阿芳的儿子重新背上了书包，学校的老师大为感动，没想到管教干部连对象的孩子都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关心这个孩子呢？阿芳解教回家的时候，她丈夫带着孩子来接她，送给中队两面锦旗，儿子深深地向队长们鞠了一躬，他的爸爸妈妈对他说：一辈子不能忘记这里的阿姨呀 ！ 劳教人员自己编排的《新路报》上，有一位劳教这样写道：“阿芳回家了，她带走了我们大家的一份牵挂，一份关怀。曾几何时，我们只注重自己享受而从不关心别人，是特殊的园丁教育感化了我们，用她们实在的行动，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懂得了什么叫爱！” 故事之二 阿萍原本是个本分的工人，因为虚荣而误入歧途。有个小姐妹的丈夫在日本，她穿着都是名牌，那气度就不一样。阿萍心里不平衡。小姐妹经常出入高档舞厅，吹嘘起来口气做得不得了。当天晚上阿萍也到那个舞厅去了，为了省钱，舍不得乘公共汽车，步行好几站路，舞厅门票五十元一张，却要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摔出来。第二天到厂里，阿萍也可以傲傲地说：“我昨晚一直跳到天亮！”就为了这点“台型”，渐渐地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统统出卖了。阿萍进了劳教所，她的丈丈也在服刑，她有个儿子，十岁了，正是尴尬的年龄，没人管，只好托给大伯家。大伯自己没孩子，待孩子真不错，只知道让他吃好穿好，却惯坏了孩子，常常逃课，说谎，把身上衣服脱了去换香烟。大伯急了，只好打，打也没有用，有一天，人就莫名奇妙地不见了。大伯到处找没找着，无奈只得写信告诉阿萍。那天晚上，正巧是队长值班，把信交给阿萍，让她自己看。阿萍看着看着，就昏过去了。队长连忙叫医生急救，醒过来就是哭，哭着喊儿子的名字，寻死寻活。队长一个晚上守住她。第二天，人就有点呆呆的，傻了似的。队长马上通知了劳教所专门负责综合治理工作的宋老师，宋老师即刻与街道干部取得了联系，街道干部说，小囡已经寻回来了，在外面闲荡了几天，身上衣裳都换了吃的，是赤着膊回家来的，宋老师当下便自己掏钱买了饼干、蛋糕、长毛绒玩具去大伯家看孩子。宋老师首先代表劳教所谢谢大伯对孩子的照顾，谢谢街道对孩子的关心。孩子听说她是从妈妈那里来的阿姨，就哭了，孩子哭着说，我想妈妈，我不要住在这里，大伯打我。宋老师心里疼，对他说：大伯打你是为你好，大伯为了管你生意都不做了。你想妈妈，你就要学好。你表现好，阿姨保证一个月来看你一次，好吗，孩子点点头，哭得更厉害了。宋老师还到孩子学校去了两次。学校对这个经常逃学的孩子伤透了脑筋，一度想将他除名，看到劳教所的同志这么尽心尽意，被感动了，学校还有什么理由推却这份责任呢？队长将孩子的情况如实告诉了阿萍，阿萍拾回了一颗心，却仍是七上八落放不平。她想孩子，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尽管大伯待他不错，总归是隔层肚皮不贴心。自己不争气，弄成这个样子，孩子再废掉那真是要了她的命。整天思前虑后，神魂颠倒。忽然有一大队长对她说：阿萍，根据你的表现，特别批准你回家探亲。阿萍惊呆了，回家？丈夫也吃官司去了，家在哪里，队长的话像春雨一滴滴洒进她干涸的心田，队长说，你可以去大伯家看儿子呀！队长也是个母亲，队长太晓得女人的心思了。阿萍终于看见了朝思暮想的儿子，娘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又是笑又是哭。后来阿萍与儿子约定，母子俩展开竞赛，妈妈要争取提前解教回家，儿子要争取做个好学生。 我在劳教所秋菊正盛的花圃边遇到阿萍，我听说她马上就要解教了，我问了她几个问题，她总是笑笑，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这辈子教训太严重了，我出去后再也不会做那种事了，否则，我还有什么脸来见队长？！ 故事之三 小荷刚进劳教所时心里对管教干部充满了敌意，她觉得穿警服的女人一定是冷血动物不像个女人。事实上小荷是个心性很高的姑娘，她是回沪的知青子女。她的母亲是个中学教师，年年评上先进。她还有个弟弟，正在大学念书。原本她也是个爱撤娇的乖乖女，回上海后考取了立新会计学校，成绩优秀。毕业后分在一家饭店坐帐台，工作也称心。初涉社会，她很看不惯同事之间比吃比穿比玩的地方高档，还保持着一份清高。于是有人就叫她“巴子”，乡下人。时间长了，她渐渐地觉得自己真像个乡下人了，于是心理便开始不平衡。毕竟年轻，抵不住那五花八门的诱惑，又好胜争强，样样要争头份，结果是走进了死胡同。然而她却觉得自己又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像这样“混日子”的外面不要太多，有的人混得还凶，什么事也没有，自己却被判了一年半劳教，心里很不眼气。收审时便有几进宫的人对她说，到了那里最好吃闷官司，不要弄得像老靠拢政府的样子，人家要骂你“沙坑”。初进所，她便保持沉默是金的态度，裹着冷冰冰坚硬的外壳，心里却是一片脆弱。在参加新收整训的时候，中队里做的绣花羊毛衫正急等着交货，要通宵加班。开始心里有气，却看见队长坐在她们中间一快干活，心里便舒坦点。十一点左右，队长从队部借来一只电饭堡，煮了一大锅面条，给大家吃夜宵。大家热腾腾狼吞虎咽的时候，队长仍坐在工作台前干活。小荷突然觉得队长原来是那样可亲可爱。队长是跟大家差不多岁数的女人，队长做女人却做得多么理直气壮啊。这只是一桩太寻常的小事，这在队长来说日日月月年年不知要做多少这样的小事，这就是她的工作，这就是她的生活。可对小荷来说，这却像一把火一下子融化了她心中的坚冰。别看队长不动声色。一如往常，小荷的些微转变却没有逃过她的眼睛。七月里，队长想方设法请来小荷的母亲——那位勤勤恳恳为边疆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中年知识女性来跟全体学员见面，来谈谈她对生活的想法。母亲噙着眼泪说：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到这里来看我的女儿！没有一个母亲是愿意到这里来看孩子的！这次我是到桂林疗养的，我只好撒谎说娘家有点事情要办，请了假来的，我不敢直说来看女儿，我怎么说得出口？我当了一辈子教师，我的学生都成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可我的女儿呢？我惭愧呀，小荷，妈没有教育好你，妈枉为一个人民教师呀！小荷扑在母亲怀里放声地哭了，这一刻她真正看情了自己的丑恶。 小荷后来把队长当作贴心人了，什么话都愿跟队长讲。小荷解教后回了边疆，回到母亲身旁。她给队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敬爱的李队长，真希望是最后一次叫你队长，我宁愿你是我的朋友，我可信赖的师长，却再也不愿叫你“队长”，恐怕这也是您对我的期望吧？提笔给你写信，有许多话要说，又觉得无从下手。面对你，是一种羞涩的沉默，这也许便是对一个人崇敬的缘故吧。我对你又敬又畏，虽然在所里我给你添了不少让你头疼的麻烦，可我心里又多么想亲近你，跟你说说心里话呀。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的收获是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的，我只想感谢你，感谢所有的管教，你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人活着并非都为了亭乐。我钦佩你们的敬业精神，更感动你们真挚的爱心，是你们把我送上了光明的道路…… 此刻坐在我面前的女子，端庄清丽，我说，若是你不穿警服，在上海的马路上见到你，我一定以为你是个演员。她笑了，骄做地耸耸肩，她的瘦削的肩上顶着金星闪闪的肩章，显示着她特殊的身份和不凡的经历。她就是上面三个小故事中阿芳阿萍小荷都提到的女劳教所一中队队长，她叫李君，今年只有三十二岁，却已有了十四年管教干部的资历。女劳教所一中队刚刚被评上全市政法系统的先进单位，便使这位外表文静秀气的女队长更具有了一种创业者的魅力。改造人的事业甚至是比造搂房办公司更艰难更辛苦的工作啊。 李君的父亲便是五十年代末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大城市开发白茅岭农场的元老辈，被现在的年轻人看起来，他们这辈人是傻子，为两劳事业“献了青春献于孙”。当初他们去白茅岭，老婆孩子的户口一起迁了走，他们的子孙便注定是农场的人了。李君并不埋怨她的父辈，她觉得这项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十分深奥的科学。我听说李君是放弃了高考留在劳教所工作的，可她却说：我当时是怕考不上才没有去应考的，报名也报好了，体检也完成了，现在想想，仿佛命运注定我该在这里工作。若是当时上了大学，人生道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问她，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她很坦然地笑了，说，真的，从没想到后悔，因为工作担子压着，矛盾接踵而来，一副脑子都不够用，哪里还有时间去后悔？再说，当你看到通过你的努力许多学员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你确确实实体会到一种成就感。许多学员出去后一直给我写信，把我当作知心朋友，过年过节总要寄许多贺卡，你的心里便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你晓得我们干管教工作的什么时候最痛苦？便是看到二进宫、三进宫的人，心血在她们身上白花了，你说恨不恨？我十分理解她的话，我说，那也不能说你们工作没做好，现今社会上蛊惑人心的东西太多了。她若有所思地说，所以我们的工作确实很要紧的。我问她，你做了那么多年管教工作，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她想了想，说，第一点，科学管理，第二点，人格的力量，过去人们对两劳工作看法很片面，以为只要凶一点、严一点、紧一点就行了。其实，对人的改造牵涉到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李君在工作中认识到了这个问题，1986年，她便要求去政法管理干部学校读书。领导只给了三个星期假复习，没有书，就借，日以继夜地复习。结果以高出录取线二十多分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了。上了两年大学，再回到劳教所，自然看问题看人都有了新的角度。譬如她在劳教对象中发起组织了关于高消费问题的讨论便是一次高层次的人生观教育。劳教对象大都因为贪图享乐而误入歧途，有些人进了劳教所还要互相攀比，比谁在外面下的舞厅档次高，谁穿的衣服是真名牌，甚至比谁出卖肉体的价格高，她们近乎无知地把高消费看作是身价的象征，有的还说，只要人家用羡慕的目光看我，我就觉得有公主般的感觉。针对这种畸形的消费心理，李君从电视中录下了一档《话说高消费》的节目，组织学员观看，然后举办“话说高消费”的辩论会，在管教干部的指导下，劳教人员自编素材，展开正反辩论，实施现身说教。她们还应莘庄莘松中学之邀，组成演讲团为全校师全作现身说教演讲，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中队还相应开展“关心我身边的人”的自我教育活动，举办了一次“让孩子继续背上书包”的募捐大会。这一系列活动对劳教人员的人格矫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李君和她的伙伴们还大胆实行“二公开一监督”的公开办事制度，将所有劳教人员的改造表现、百分考核、得奖扣分、五好个人、带组干警等以黑板报形式每月一次公布在家属接见室里，一方面有利于劳教人员及家属对干警工作的监督；增强干警责任心和管理执法的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家属配合干警进一步做好劳教的教育改造工作。家属们说：“公开办事制度，我们心里踏实了。只有社会主义监所才能做到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 我希望李君尽量多讲点自己工作中的具体事迹，她却说，一中队的工什得到大家的肯定，我们全中队干警人人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中队有七个人被评为局里的“个教能手”，有四人被评为局、所先进，中队劳教人员的教育转化率达80%。你应该去采访她们。还有，我们中队的四名党员是真正发挥模范作用的，加班加点、科研攻关、捐款捐物……哪桩事不抢在前边？像副队长老赵，主管生产，为了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克服家庭工作上的种种困难，放弃节假日休息，挤公共汽车跑工厂找项目，把中队生产搞得井井有条。你应该去采访她们。我们中队的工作离不开整个劳教所的配合，就拿长期在外抓综合治理的老宋来说，配合我们做好家属工作，花了多少心血？所里规定解教一年之内的每个人都要家访，解教两三年的也要抽一定比例的人家访，这就够老宋一个人跑的了，还要帮助解决解教人员的生计问题譬如房子呀、工作呀、工资呀、家庭矛盾呀，甚至有的解教人员还请老宋做红娘找对象呢。无论酷暑寒冬，老宋到处奔彼，挤车、爬楼，都靠两条腿。老宋家里也有许多困难，可她说，自己有困难时好想有人帮助，将心比心，所以人家有难处求我，我能伸手帮一把就尽量伸手帮一把，我们的身份特殊，拉人家一把人家就觉得是社会给予的温暖。这样的老同志你也应该去采访呀！ 在我采访李君的时候她刚刚调离了她倾注全部心血的一中队，到劳教所管理科工作去了。这是工作需要嘛，她不无留恋地说。于是她介绍我认识了新上任的一中队队长王雪梅。那是位更年轻的亭亭玉立的姑娘，却也有了十多年管教干部的经历，也算是两劳战线的老兵了。与李君相同，王雪梅也是白茅岭老战士们的后代，且是第三代了。她的外公是五十年代举家迁往白茅岭的老公安，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个献身于两劳事业的老兵，令人肃然起敬。我虽没与王雪梅多谈，却能感受出她所具备的坚毅与执着。从她从李君从其他许多继承父业坚持在两劳战线的年轻干警身上，我深深理解了前仆后继这个词的含义。 我望着李君玉雪梅们年轻的洋溢着崇高的灿烂的面庞，我感觉到她们与她们的父母辈确实不同了。她们和前辈同样具有献身灵魂改造事业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可她们比她们的父母眼界开扩了，文化修养提高了，她们中大部分人都参加了英语、计算机等专业培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大专自学考试，学习心理学、美学、家政学等更是蔚然成风。她们不仅懂得以精神的力量打动人，她们更明智地意识到知识与科学的力量，况且她们年轻，风华正茂，我相信，我祝愿，她们的步子会比她们的父母迈得更扎实，更深入，更久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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