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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主席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区松江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工宣队”和“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打倒×××！”我们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下半口。谁要恶心呕吐了，马上罚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干校是在海塘外约五华里处的一块地。据说，这里曾是一个盐场。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不用吃了。因为盐份大，洗的衣裤老是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区辰山下稻田还要小心毒蛇，头部三角形的蝮蛇，剧毒。可到了这里，蛇也没有，因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边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时，有只雀在空旷的盐碱地上空悲鸣，听了真让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校舍。都是芦苇棚子，四周用芦苇杆子围起来，再涂上很薄的一层泥。棚架是用竹子扎成的。顶上盖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吱吱发颤。雨天棚顶漏水，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棚子总是随时要被刮倒的样子。给棚顶加盖稻草，给芦苇墙泥巴，是我们“牛鬼蛇神”经常性的劳动。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工宣队和造反派都鼓励我们狠挖、猛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工宣队和造反派大声催促，警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渡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肩上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的脸几乎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基本上是整天劳动。最初一年，各连队普遍种稻子。我少年时候，干过农活，拔苗、插秧，我还能勉强应付。困难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长期弯腰。在施肥时，我们“老弱”挑不了重担，就派给送空粪桶的活。这是轻活可是也不易。双手提着两只桶，脚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会碰到稻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训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活儿就轻松了许多。加上已经过了一年锻炼，对育籽、播种、施肥、松土，还有选秧，我们都还能胜任，不再动辄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 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候，鸟都来吃稻子，我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队和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因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作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不难事。巴金缺乏经验，搓出的草绳总是松松垮垮。但是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 我和巴金还被排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br>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了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人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了，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自制。？br>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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