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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一角的家庭也不例外。王宗汉同志的短篇小说《高洁的青松》正是从这个侧面来反映这两条路线斗争的。以家庭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故事情节，这种写法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怎样去表现。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它写了一个市工交办主任杨建夫和他的妻子、某话剧团编剧陈静之间的矛盾斗争。杨主任鄙视妻子没有站在革命立场上，在“四人帮”横行时，为了捞一个文化局长的官职，不惜出卖灵魂，出卖丈夫，在“四人帮”的爪牙、市委书记牟万春面前言听计从，摇尾乞怜，最后终于只身离家，走上了绝路。小说揭露陈静走上绝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四人帮”沿袭林彪反党集团的衣钵，不断对她“诱以官禄德”，加上她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所以时机一到，便卖身投靠，终于不能自拔。作者的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看完小说，总觉得陈静被拉出革命队伍，成为“四人帮”帮派势力的一员，是一件令人惋惜的憾事。我默默地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她拉住，倒反被他们拉走了呢？要知道，她是很值得一拉，而且只要我们很好掌握斗争策略，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是可以拉过来的。 首先，她原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跟随毛主席指挥的革命大军，转战南北，“横渡长江”，有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也应该说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者，尽管她是带着某些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庸俗心理走进革命队伍的，但她毕竟不是投机革命的。全国解放后，她也和党同心同德，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的考验，没有作出背离党的利益的事情（至少小说没有揭露）。正因为这样，她才和自己的丈夫、小说塑造的主要正面人物、正确路线的代表扬建夫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这一切说明她的本质还是好的，有教育团结好她的基础，关键是对她做没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我认为杨建夫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他并没有认识到，把一个革命战友、同志和亲人争取过来，对于壮大革命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打击反动势力，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有着深远的意义。他高谈阔论，刚愎自用，对待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亲人的错误，没有（或者极少）饱含无产阶级感情，作过细的争取工作。对于妻子毫不掩饰的错误言行，他除了大发雷霆的质问，就是“昂着头大步走进里屋，砰的一声带上了门”。当陈静在他面前暴露了牟万春以文化局长的官衔引诱她卖身投靠的关键时刻，他也没有及时抓住“四人帮”网罗社会势力，妄图篡党夺权的实质，向她陈明利害，进行必要的挽救，而只是予以讥讽和嘲笑，说什么：“好哇，我老婆要升官儿了。”陈静不是一个阴谋家，她的一切错误思想行为都在她“尊敬”的“团长”和“老师”面前作了彻底的暴露。就是对身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也不肯放下架子，耐心地做一做。他清高自负，总觉得自己是一贯正确的，盛气凌人。严格地说，陈静落入深渊时，他没能挽救她，反而无情地推了一把。总之，读者看到的杨建夫的形象，不是叫人佩服的党的政策的正确宣传者和执行者，因而这个形象并不使人感到可亲，可信，可爱。因此也不具备现实主义的典型意义。 由于杨建夫没有很好地掌握党的政策，所以他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在斗争中，他失去了一个和他有着“共同的战斗经历”的战友、同志和亲人，一个原来本是革命的幸福家庭也弄得很狼狈。“男人”“笨手笨脚”不会料理家务，常以饼干代饭；年幼的小女儿秀秀也不得不担起做饭的担子，即使何师傅头一次来作客，她也只得受命去煮粥，而他自己却解愁地说：“没什么，我们每天照例按时开饭。”在这方面，他还不及他的子女务实和坦白。 另外，小说也没有准确地抓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实质和主要矛盾。例如，杨建夫斗争的主要对手到底是谁？是在他面前彻底暴露了灵魂的陈静，还是那个引诱她走上绝路的牟万春？我认为应该是后者。作品如果能用更多的笔墨反映杨、牟之间的斗争，就可能会更好地反映出这场斗争的深度。但可惜的是小说这方面的冲突写得太少了，面对面的交锋仅有一次，那是陈静安排的。他到了牟家。我们原以为他会利用这个机会痛快淋漓地揭露牟万春紧跟“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反动实质。但非常遗憾，当读者随陈静进到牟家时，“谈话已经基本结束了”。作者为什么要回避这场斗争呢？也许觉得小说的主线是杨、陈之间的斗争，再写杨、牟的交锋会冲淡主题。我觉得这种看法也有它的片面性，小说现在这种写法并没有很恰当地概括这场斗争的深刻程度和本质特征，因而主题也不够突出，没有给读者以深刻生动的教育。如果小说能突出一下杨、牟的斗争，并以压倒的威势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同时又能将陈静从绝路挽救回来，那么作品的主题无疑会得到进一步深化，杨建夫作为主要正面人物的形象将会更加高大，挺拔，对读者的教育也将是深刻感人的。 作品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作者没有很好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来帮助读者认识这场斗争的意义。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实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创作思想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终身使命，然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却必须努力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体现这个伟大思想。 总的来说，这篇小说虽然从一个侧面写了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大主题。写出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斗争胜利的喜悦。但小说在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作品中的两个主要形象比较缺乏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作品主题的深化，因而给读者的教益也很有限。 （原载《吉林文艺》1978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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