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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在夜色里踽踽独行。他边走边想，既然平汉铁路已被炸断，不妨往西南走，这样不论在什么渡口过了黄河，就可以搭陇海路的车往西安去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走过夜路，也没有背过这样重的东西。四野无人，只有天际一弯尖尖的孤月陪伴着他。一阵又一阵劲烈的秋风，在黑魆魆的丛林间呼啸着，隐隐地带来一种恐怖之感。尤其经过一片荒凉的坟茔时，他觉得从那些累累的荒冢和松林间，似乎会走出什么来。尽管他不相信鬼神，但从幼年起老人们讲的那些无数荒诞的故事，仍不免重新复活。他的头发竖起来了，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真的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不禁毛骨悚然。 而更恼人的，却是这个包袱。他觉得它在背上是愈来愈沉重了。起初他是走一两里路休息一次，后来走不上半里就坐下来。走到后半夜，已经腰酸背疼，迈不开步子，就像后面被什么人死死拽着似的。他举目一望，不远处有一座村庄，便勉强挣扎着走到村边。他本想找个人家投宿，转念一想，半夜三更惊醒人家也颇为不便。这样，他就找了一个避风处，在一个打谷场的麦秸垛旁边躺了下来；头枕着包袱，盖着那件大棉袍，准备入睡。尽管秋风卷着落叶，不时地在耳边哗哗作响，毕竟天气还不算太冷。他望望西天，弯眉般的新月似乎正对他微笑，不知怎地使他想起碧芳的笑靥。心想，自己的那封信不知她读到了没有，反应如何？她这时正在家里做什么呢？这样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地睡熟了。 天亮时，他向村人打听，才知走出不到三十里路，实在大为泄气。他盘算道，像这样的速度，何时才能赶到黄河渡口？何时才能赶到西安？更别说干里迢迢的延安了。说不定还有被敌人赶上的可能。看来，当前最要紧的就是轻装。自然，被褥是不能丢的，有限的几件日用品也不能丢，首先要清理的，就是那些分量最重简直像砖头一般的书了。于是他就打开包袱，着手清理。鲁迅那本杂感集不用说是不能丢的，虽然大部分文章读过，但还想再读一遍；杜甫的诗集也不能丢，而且分量不重，丢掉也减轻不了多少；《史记》新买来不久，没有读过几篇难道就这样丢掉吗？那本《政治经济学》固然很厚很重，但到了西北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偏偏把它丢弃呢？何况这本书很贵整整花了一块白洋，又怎么能够舍得？这样掂量来，掂量去，只好勉强挑出几本小说，分送给几个围观的孩子，把其余的书又重新包起来了。 他在小摊上随便买了点油条什么的，匆匆吃过，就又继续赶路。走了没有多远他就发现，背上的重量并没有减轻多少。这样吃力地跋涉怎么能走远程呢？于是，他下决心，不管那几本书多么宝贵都要丢掉。这样想着，在经过下一个村庄的时候，他就下了狠心，把那四大卷《史记》，和那本像块砖头似的《政治经济学》送给了一家农户。 这样一减，果然背上轻松了许多。为了赶路，中午只在一个小吃店里打了个尖儿。直走到日落时分，才在一个农家投宿。这一天，他以为走出很远，一问，也不过走出五十多里。而令人焦心的是，两只脚掌疼得厉害，走几步就得停一停，几乎不敢沾地。只能脚后跟着地，前脚掌侧起来走，一歪一扭，简直就像个小脚女人。他坐下来，脱去鞋袜一看，才看见每个脚掌上都有一个很大的紫红色的血泡。他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样对付。 为了不误行程，他只好挣扎着，找了一根根子拄着，歪歪扭扭地走。随着脚上打泡，背上的行李又显得重起来，颇有不堪重负的样子。他想，也许再次轻装，才是赶路的办法。于是，他坐在路边，盘算着该扔掉哪些东西。想来想去，觉得实在没有什么该扔的了。忽然灵机一动，认为被褥虽不能扔，但被褥里的棉花未必是不可扔掉的；扔去一些棉花，晚上盖上棉袍，也可以凑合过夜了。决心一定，他就打开包袱，拆开被子的一角，往外一团一团地撕扯着棉絮，揪出一块就扔一块。秋后的田野，颇为空旷，天虹扯下的棉絮，被秋风吹得满地乱飞，就像春天的柳絮一般。 天虹背起包袱，觉得轻松了不少。可是走出不远，就听背后大喝了一声： “站住！” 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三个身着灰军服的溃兵。有的歪戴着帽子，有的倒背着枪支，还有一个枪支上挑着包袱。天虹暗暗吃了一惊。 “你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脸上带疤的问。 “我是个学生。”天虹忙答。 “不对，我看你不是好人！”那个脸上带疤的把枪栓哗地一拉。 “你别吓他！”另一个较和蔼的兵走过来，对着天虹，“说实在的，俺们几个是从前线下来的，现在要回家，没有钱，你能不能借几个路费？” “我也没有钱。”天虹脸色苍白地说。 “看起来总是善财难舍哟！”带疤的兵过来搜了。很快就从天虹的学生服里搜出了五元纸币。天虹的包袱，也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却没找出什么。最后把一双还算像样的布鞋拿了去了。 “老弟，再见！我们也是没法儿啊！” 那个比较和蔼的兵，带着几分歉意笑了一笑，三个人一溜烟儿地向南去了。 天虹叹了口气，把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番。他一边拾摄，一边暗自庆幸缝在棉衣里的钱没有被发现，不禁对欧阳先生深为赞服。同时鉴于大批溃兵已经下来，为了免得再度遭到骚扰，提前投宿在一个山村的乡野小店里。 小店挨着大路，门上挂着一个大笊篱，上面垂着红布条。里面一铺大炕，能睡一二十人。这里也有两个从前线下来的士兵，看来在此已住多日，和店主混得很熟。天虹正好跟他们紧挨着睡在一起。晚上睡不着，就彼此扯起闲话，越谈越觉亲热。天虹问：“你们在前边打日本，为什么顶不住呢？”那个年纪轻的叹了口气：“咳，人家的武器厉害啊！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又是坦克，连咱们的刺刀也不如日本人的刺刀长，你还没有刺住他，他早刺到你身上了。咱们怎么能顶得住呢？”那个年长的不服气了：“你说的不对！我就不信中国人打不过他！要拼大刀片，我至少能劈死他三五个。可是上边当大官儿的熊包。我们守涿州，敌人还没到，那个万福麟就叫我们撤了。你怎么打？”年轻的没有言语，那个年长的又说：“要说武器，人家八路军还不如我们；可是我们往下退，人家往上开。保定丢了第二天，人家八路军就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这事儿怎么说？”那个年轻的说：“那是人家官兵平等，上下齐心。咱们当官儿的喝兵血，抱小老婆，咱们怎么跟人家比？”天虹这些天只顾赶路，也没看报，还不知道八路军打了大胜仗呢。卢沟桥事变以来，每天听到的看到的，全是丧师失地，一片败退声，使人的心境十分灰暗。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才觉得危急的民族真正有了希望，自己的行动也更有意义了。可是这种喜悦之情他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暗暗地埋在心里。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那两个士兵：“你们两个在这里住着于什么呢？”那个年轻的道：“我们想回家，没有路费；我们俩打算在这里做个小买卖，又没有盘缠。唉！你说可怎么办呢？”那个年长的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的家比他还远，他是河南，我是山东。家里有老婆孩子，还有老母，我每天想家，连饭都吃不进，真愁死人了！”天虹和他们谈着谈着，不知什么时候进入了梦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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