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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天虹和徐偏在青纱帐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今后的斗争方式。最后决定，将每连编成四个大班，每个班二十余人，配备轻机枪两挺。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单打一”——惩治最凶恶的敌人，压下敌人的凶焰，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 当晚，各大班按照划分的地区分别行动。徐偏带领一个大班住在附近村庄，周天虹带了一个班就在梨花湾邢盼儿等几家堡垒户宿营。 此时，早晚寒气袭人，天气已很有些冷了。这些冀中平原的子弟，原本想回到家乡，土热人亲，大被子热炕头，该比山沟沟强上百倍，哪知到了这里，竟是有家难归。每天住在高粱地里，中午是灼日难当，夜里是凄风苦雨。这样的生活，竟过了多日，真是令人难熬。现在又重新躺在婶子大娘的热炕上，怎不叫人舒心啊！ 周天虹和几个通讯员住在邢盼儿家，邢盼儿母女对他们十分亲热，宛若家人。冀中平原的农舍，一般中间盘着锅灶，东西两头盘着火炕。这样母女二人住在西头，周天虹等人便住在东头。每天天不亮，母女二人就起来帮他们做饭，吃了饭，又去喂猪喂鸡，还不时地跑到门外观察动静，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显然她们时时刻刻都在为此担心。 屋西头放着一架织布机，已经十分破旧。木架烟熏火燎成了黑色，织女的坐板也磨成了弓形。从织机的年龄判断，至少送走了三四代这家女人的青春。如今邢盼儿又端坐在那里，在咿呀的机杼声里默默地制作花布，想来是日子困难，用来贴补衣食。 李大娘在门外观望了一会儿动静，回来宽慰地说： “外头很平静，兴许今天没有事儿了。” 周天虹见大娘马不停蹄地忙着，心里颇有些不忍，就把她拉在屋东头说： “大娘，您就歇一会儿吧！我看您也忒辛苦了。我们在您这儿住着，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看你这个老周，怎么说这个话！”大娘责备地说，“你是个党员，我也是个党员，到底是谁麻烦了谁？我看是日本鬼子麻烦了咱们。” “这话不错。”周天虹一看大娘性格很爽朗，就笑着说，“大娘，我是嫌你忒辛苦了。” 大娘也微微一笑： “你没听人说吗，苦水里生苦水里长，苦根苦苗苦秧秧，我就是这种苦人儿！自打我嫁给你大伯那天起，就跟着他受苦。没吃没喝不说，还跟着他住过一年官店！……” “官店？什么官店？” “咳，这个你不懂哇？”大娘笑着说，“就是那种管吃管喝不要钱的店——监狱。我们这里乡下人都管监狱叫官店。” “哦，原来是这个！大妈，你住过监狱？”周天虹有点惊奇。 “还不是因为缴不起租，拿不起税嘛！当官的说我们是‘抗税’，把我家的几升红高粱都抄走了，还用一根绳子把我们捆上送到官里。” 话头儿一打开，就像抖开的线穗子一样收不住了。大娘有些激动地说： “所以八路军一过来，我从心眼儿里高兴，觉得穷人有指望了，有盼头了。我闺女从小只有小名，没有大名，后来我就给她取了一个大名，叫做‘盼儿’。我就是盼个好社会，好世道。共产党定的那些政策，处处碰我的心坎儿，就像冲着我的心思订的。因此上，你大伯在这村第一个入党，我就第二个入党。” “哦，大娘，原来您是个老党员了！” “只能在这个村里这样说吧！”大娘面含笑意，略略显出一些自豪的神情，“以后大家选我当了妇救会主任，我这心气就更高了，在村里最早办起了识字班。可是妇女们白天做饭、织布、看孩子，没有时间；晚上又没钱买灯油。我就跟姐妹们商议，咱们凑几个钱趸点酒卖，多少赚几个也就有了灯油钱。大伙都赞成。这个困难也就解决了。每天晚上，妇女们集合起来，唱唱歌，识识字，情绪可高啦。可是村里还有一件事让我揪心，就是有七户孤寡老人没饭吃，有的还出来讨饭，叫人看着真可怜。我就又同姐妹们商量，在集上设了个粮食摊儿，挣几个零钱，打扫一些粮食，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这一来，我在村里的威信就提高了，可是倒霉的事也就跟着来了……” “啊？什么倒霉事？” “唉，老周，你不知道，许多希奇古怪的事，都叫我碰上了……” 随着李大娘的叙述，揭开了梨花湾一篇曲折复杂又令人心惊的故事。原来这村的地主杜大头，为了逃避负担，曾隐瞒了许多黑地。李捧的丈夫是农会主席，自然要把他隐瞒的黑地揭发出来，这就使杜大头怀恨在心。杜大头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小老婆，常受杜大头的虐待，受气不过，只有偷偷跑到妇救会哭诉。李捧既是妇救会主任，又是正义感极强的女人，怎么能不管呢？有一次，她就亲自找到杜大头，把他当面训斥了一顿，并要他保证今后不再打骂。杜大头不得不低头认错，可是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满。李捧走后，他就在家里大骂：“这年头儿连兔子王人都成了精了，连草鸡也会打鸣了，都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就在此后不久，发生了一桩奇事。这年春荒，妇女们到麦田里采麦苗，忽然听到一个破窑里有婴儿啼哭的声音。李捧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蓝布包着的女婴。当时她一摸孩子手脚冻得冰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怪可怜的，也没多想，就让闺女邢盼儿抱回家去。一家人吃糠咽菜，变法儿弄点好的给这个小东西吃。李捧还走东家串西家，从有孩子的妇女那里匀出一点奶水。谁也没有料到，这件好事却引出一场灾难。这年上级布置整党，从上面下来一个章工作员，这个工作员偏爱住好房子，一住就住在杜大头家里。别看杜大头长得臃肿难看，对上面下来的人却特别善于逢迎。每天好吃好喝地待他。茶余酒后，就不免谈了些本村的情况，其中就谈到李捧这个“娘们”，实在是全村的祸害。她还有严重的“男女作风”问题。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她借男人不在家的工夫，偷野汉子生下了这个私生的女婴。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相当浓厚的国家里，用男女关系抹黑一个人是最方便也是最有效的。再加上酒肉在章工作员胃里所起到的良好反应，他便立即相信了。几天后全村开了一个党员大会，章工作员便在会上揭发了李捧的问题，并当场宣布开除她的党籍，撤消她的妇救会主任的职务。这样一来，远远近近的几十个村庄都传说着李捧的桃色新闻，从此这个模范人物就被端进黑窟窿了。 李捧是一个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这样的气她岂能忍受。她不仅把自己的冤情向来往的干部说，还向县委、政府和法院提出申诉。上述机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个在破窑中捡来的女婴，不是别人的，正是杜大头的另一个小老婆生的。因为杜大头一心想要男孩，就把女孩扔了，从别处抱回一个男孩。事情真相大白，杜大头弄巧成拙，县法院便判决社大头拿出二十亩好地给李捧，作为抚养过女婴的费用，并罚他拿出边币一百元赔偿李捧的名誉损失，女婴由杜大头的小老婆抱回。李捧立即把一百元边币捐献给妇救会作为活动经费，按照法院判决收下土地。这二十亩土地对李捧一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大缓解了一家的贫困生活。自然李捧的党籍和职务都得到了恢复。事物的辩证发展真是奥妙无穷，本来是一桩好事、善事却引出了灾祸，现在却由灾祸逢凶化吉。前后两次变化都是人们意料不到的。 周天虹听到这里，不禁眉开眼笑。但紧接着就看见李大娘的脸色起了变化。因为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那杜大头，白白拿出二十亩好地，简亘像割肉一般的心痛；何况又在大庭广众之前出丑现眼，更使他羞愧难当。他也因此仇上加仇，恨上加恨，必欲将李捧一家置之死地而后快。果然不久机会来了，这就是日寇带来的“五一”扫荡那场席卷冀中平原的黑色风暴。对广大群众来说，这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浩劫，而杜大头灵机一动，却从中看出了一点门道，立刻率领一帮虾兵蟹将，打起日本旗，把日本人迎到村内，很快便成立了维持会。一旦大权在握，杀几个人，报仇雪恨又有何难。但是这个老狐狸还是有一些算计。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果八路军再打回来，自己岂不要“吃家伙”吗！何不借刀杀人以除后患。这时，日本人每天索要民伕出工，不是修炮楼，就是修公路。杜大头发现李捧的丈夫总是躲躲藏藏，避免出伕。时间一长，就发现了他总是藏在村北的柳子地里，于是就秘密报告了敌人。一天早晨，这个当过农会主席和粮秣委员的善良农民，就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 李大娘说到这里，用双手捂住了脸，眼泪从指缝间流了出来。停顿了好半晌，才说： “老周，你们住在我这儿，咱们就是一家人。我不嫌累，也不嫌苦。看到你们，我这心里就好受一些，不然这个日子多难挨呀！” 周天虹听了这些，对大娘的遭遇，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敬佩。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对地方的情况了解得并不深刻，今天才知道阶级斗争是如此复杂。而且它同民族矛盾又交织在一起了。他正要安慰李大娘几句，西头屋里“哐嗒——哐嗒”的机杼声停了下来，只听盼儿说道： “娘，你就别说了，该给同志们做饭了吧！” “好，做饭。” 这时，大门嘭嘭嘭地响了起来，还杂着粗野的叫骂： “他妈的，大白天把门关起来干什么！” 周天虹急忙抓起驳壳枪，大娘沉着地说：“不行，赶快钻洞吧！” 说着，大妈一面喊：“就来，就来，”一面掀起炕席，又揭起几块砖，露出一个不大的洞口，让周天虹和几个通讯员钻了洞。然后，把洞口盖好，才从容地走出去开门。 这是周天虹第一次钻地洞。初期的地洞不过是人们说的“蛤蟆蹲”，只能容两三个人。现在五六个人挤在一处，不一时就憋得出不来气。这滋味实在难受。幸亏时间不算太长，就听见盼儿在外面轻声呼唤，接着洞口呼啦呼啦打开了。周天虹他们贪馋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一个接一个地钻了出来。 “这些王八蛋，都是近处炮楼上的。”大娘紫赯色的脸上露出一点宽慰的笑容，“给了他们两个母鸡，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周天虹几个人望着彼此浑身泥土，相视而笑。 “大娘，不行啊，这个洞大小了，从明天起，由我们来挖吧！” 这是周天虹出洞后的第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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