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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关于这次事件，已有不少作家撰文著述，作了深刻反思，如李辉先生《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万同林先生《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戴光中先生《胡风传》以及由胡风的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至于零散见诸报刊的文字，更是不计其数。读着这些文字，像是进入一个恶梦，感觉十分沉重，常常喘不过气来。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真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其中，有两个人物尤为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垅和舒芜，他们像一枚铜币的正反两面，绝然不同又相互关连，促使我将问题向更深的地方去想。 阿垅：受伤的为什么总是赤诚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林希：《十劫须臾录》）“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中共中央机关报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苦恼。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7月出版的《文艺报》第8期上，刊登陈淼的短论，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据袁水拍在一篇文章中说，阿垅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呢，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阿垅应该知道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当时阿垅在给胡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 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以“反动特务”和“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1967年，他死在狱中。正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在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一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任何思想都是犯罪，任何思想都带有颠覆性质，思想是危险的，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思想者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受伤的不是赤诚又会是什么呢？在一个拒绝思想的时代，受伤的总是赤诚，这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 舒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 1950年，舒芜在给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写道：“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间，听得见他正直的心跳。然而此后不久，同样是这个舒芜，却站出来反戈一击，将老师和朋友们推向泥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如果仅把“舒芜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那当然简单，但是照我看来，问题恐怕比这复杂得多。 胡风的受冷落，对其追随者舒芜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那意味着他通向未来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种选择，也不是件轻松的事。终于，他还是写出了这个标题：《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中，舒芜点了路翎的名，赞同《人民日报》对路翎的批评。舒芜将这篇文章寄往《长江日报》，很快被发表出来，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在这之后，舒芜又写出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上线，将他原先的老师和朋友们推向了万丈深渊。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经武汉时，舒芜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请我去开刀。”据另一名胡风分子绿原回忆：“有一句他（指舒芜——笔者注）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绿原：《胡风和我》）两点史料说明一个事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舒芜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也是实情。关于为什么那样做，舒芜在1997年撰述《回归五四后序》时写道：“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予‘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分，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论》，还将《主观论》等系列文章编成一集题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那样一个边远城市，长期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沪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把政策当真理，思想教条化，人格政治化，开始了“大义灭亲”；另一方面掺杂一已私利，投靠权势，可以出书，可以调动，可以得到很多实惠……舒芜果然如愿以偿，终于从南宁调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正象北岛那首著名的诗篇中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仅只需要那么点背叛，梦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 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在一个社会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个失去了良知的人来说，你能有什么办法？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每个正直者的心里把那些人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事实上人们也正是那么做的。舒芜背叛之后，“胡风集团”密友间的通信中甚至不屑于提他的名字，仅只用“无耻”作他的代号。胡风案平反后，1997年，舒芜出于对1955年肢解、篡用私人信件以充当“罪证”的本能反感，再一次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信从正面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表示悔意时，胡风的妻子梅志偕同其子女张晓谷、张晓山、张晓风则提出了对于侵权者的控告（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三期）。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也就是说，人们对舒芜没有宽容，甚至不给他忏悔的机会和可能。将背叛者打入十八层地狱，确实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原来一切如此简单：人们只需要等待，等到终于有一天，正义之神战胜了邪恶，他就可以站出来分享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不，我还是不能仅仅只这么想。 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1957年，共产党号召人们提意见，舒芜就曾自告奋勇地提了一条：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这样的观点，同他反戈的那个“胡风集团”的观点有何区别？舒芜被打成右派了，这个“胡风集团残渣余孽”还是没能躲过政治风浪的冲击，踏上了劳动改造的漫长路途。舒芜的悲剧充满复杂性：一个同样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却走向自己的反面，为讨得一点残羹剩饭而投降权势。审视“舒芜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深叹上一口气。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残酷政治斗争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的学术气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芜很可能不会走出那一步，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另一个灵魂充满自由的舒芜。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舒芜的倒戈，胡风集团的命运又会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样逃脱不了覆没的悲惨结局，历史会选择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芜的位置，换言之，舒芜的倒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这真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每个还想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必须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你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舒芜”？我想那答案多半又会是肯定的。这才是一件更让人伤心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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