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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天生就不会向这个世界妥协，比如前苏联红军大尉索尔仁尼琴，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格，遵守纪律，还曾荣获过两枚勋章，这么一位红军军官，按道理百分之百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继续沿着仕途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可是他不，后脑勺里面的那块反骨作怪了，对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很看不惯，更糟糕的是他把看不惯转换成了行动，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指桑骂槐批评了斯大林，谁知这封私人信件被苏军反间谍机关发现，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捕入狱。 被捕之后，经过了两年多的监狱集中营生活，他看到了斯大林统治下更多的黑暗，这个很早就已经倾心文学的人，在他最倒霉的时候拿起了笔，要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命运之神赐予的一次厄运，引导索尔仁尼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正如他在自传体长篇随笔《牛犊顶橡树》一书中所写的：“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一个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还会想到写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索尔仁尼琴也知道自己写作的意义：“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这种一手提脑袋一手拿笔的写作姿势，世界上恐怕不多见。当听到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名作家在广播里唠叨，如何养成良好闲适的写作习惯，应当怎样在工作日一开始便集中精力，他疑惑不解；当看到那些目睹过阴暗年代的作家想一溜而过，不告诉读者主要的真理，只是说些鸡零狗碎，想用舒缓的油膏粘住人们的眼睛，这时候，索仁尔尼琴不再只是疑惑不解，他简直愤怒了：“他们，这些有地位的作家，不受威胁的作家，干吗这样胆小怕事？” 索尔仁尼琴把他当作家的经历比喻为地下工作者，在《牛犊顶橡树》中他写道：“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名地下工作者似的作家也有“优越性”，他的笔是自由的，既不需要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需要想象编辑大人，除了真理，再也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甚至还用一段优美舒缓的文字描述过他那些日子里的生活片断：“我在距离高级僧侣方舟般的小房只有十米远的地方散步，周围是参天的千年古老椴树，有三年时间的朝朝暮暮，每天我都在树下踱步，幻想着遥远的光芒四射的自由——在另一种光明的年代，在天色大亮的国度。” 就这样，整整12年，他平静地写个不停。到了第13个年头，也就是1960年夏天之后，苏共22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了猛烈激昂和突然的冲锋，代表们生动有趣的发言象久违了的客人，忽然出现在索尔仁尼琴面前，让他感到兴奋和战栗。但是同时，他也在文学刊物上读到了这样的一些瞎拍马屁的诗句：“应当感谢严厉的父亲”、“斯大林同战斗的钢铁是同一种元素”、“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等等，索尔仁尼琴觉得该轮到自己发言了，他选了一份稿子送到当时影响很大的《新世界》编辑部，然后激动不安地等待，不是象一个贪图功名的年轻作者，而象是一个不慎留下痕迹、被咬得浑身是伤的老囚徒。 这篇稿子后来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当时的情景却颇为复杂：稿子丢在编辑的桌上，无遮无盖，默默无闻，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安娜·萨莫依洛夫娜的女编辑收拾桌子，拿起来读了几句，凭直觉断定这份手稿乱丢在桌上不妥，于是把稿子带回家中，读完后很受感动，她又将稿子传给另一位女编辑阅读，这之后，稿子便由她们两人共同推荐，辗转到了《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手中。 写过著名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的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个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苏共党的领导人，是无限忠于斯大林、为斯大林的死痛不欲生、永远相信和传播他心目中纯洁的真理的那么一种人；另一方面他是个优秀的诗人，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是仍然具备艺术家良心的一位总编辑。在两个女编辑的一再催促下，一天晚上，特瓦尔多夫斯基躺在床上，顺手拿起了这份手稿。可是读过两三页之后，他就认定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不能躺在床上阅读的，他起了身，穿上衣服，家人都已经睡了，而他却整夜不合眼地读着无名之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后来的一切似乎都还算顺利，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完手稿，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喜，激动得浑身发抖。他让人把作者叫到编辑部里，抑制住内心的兴奋，提了几点修改意见，然后和颜悦色地对索尔仁尼琴说：“我不敢完全保证作品一定能出版，也说不准出版日期，但是我会竭尽全力促成出版的事。”这篇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小说手稿，后来甚至被送到苏共当时最高的政治领袖赫鲁晓夫手上，赫鲁晓夫吩咐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复印一份，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赫鲁晓夫让人念了小说中的片断文字，当场拍场说允许出版。于是，索尔仁尼琴的这篇小说，成了赫鲁晓夫手上反斯大林的一块砖头，重重拍到了斯大林分子的后脑勺上。 从地下工作者到浮出水面，索尔仁尼琴经历了角色的转换，当赫鲁晓夫决定出版他作品的消息传出后，一些文学报刊和电台的编辑纷至沓来，有的要求采访，有的索取签名，有的向作者约稿，面对热闹非凡的非文学的场景，索尔仁尼琴没有任何狂喜的浅薄相，他拒绝了所有报刊电台的约稿，继续默默无声甘当地下工作者。当《新世界》另一位副总编提出要对他那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进行修改，增加作品“光明面”时，索尔仁尼琴断然否决：“我已经等待了10年，我还可以再等待10年。我并不着急，我并不靠文学维持生活，把手稿还给我吧，我离开这里。”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索尔仁尼琴平静地说道：“整整一生都教我更多地面对逆境，我以比较轻松的态度，有准备地相信恶劣的状态。早在劳改营中我已经深刻领悟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不要相信幸福，不要害怕灾祸！’” 这种写作姿势是很特殊的，世界上那么多作家，可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并不多见。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即使在获得显赫的声名之后，他依然像金翅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他的写作，将大部分作品掩藏起来，藏而不露，秘不示人，像是珍藏着一件件稀有的玉器，总想要打磨得更漂亮些。这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奇诺在《法兰西遗嘱》中的一段话：“自由化以后的第一个表示，就是几乎所有俄国人都开始把隐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从前犯禁的东西，都拿出来公诸于众。但他们不知道历史不需要如此众多的小恩小怨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宏篇巨著，堪称经典之作，也就够了。” 索尔仁尼琴特立独行的写作姿势，在他获得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再一次显现出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科学院一向被指责为政治色彩过重，前苏作家蒲宁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遭到了被苏联当局永远驱逐出境的报应；另一位前苏作家、《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前苏《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七名编委联名给《文学报》写信，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起码的荣誉和良心”，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协会藉，并要求政府褫夺他的苏联公民权。帕斯捷尔纳克因福得祸，不敢到瑞典领奖，发表声明：“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同时恳求苏联当局不要把他驱逐出境。现在索尔仁尼琴再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又将会去如何面对？ 索尔仁尼琴说，1958年他正在小镇上当中学教员，听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他羡慕得不得了，但后来听说作家不敢去领奖，他为帕斯捷尔纳克感到羞辱：“怎么可以惧怕报纸的辱骂呢？怎么可以在放逐的威胁之下怯懦，低三下四地恳求政府原谅？张口结舌地承认自己‘错误和迷惘’，承认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怎么能仅仅为了不被放逐，而背弃自己原本的思想、自己的精神呢？”这次轮到索尔仁尼琴获奖了，他采取了同帕斯捷尔纳克完全不一样的姿态，当即给瑞典科学院发了一封回电：“我认为把诺贝尔奖金授予俄国作家，是对俄国文学（当然不是苏联文学）和我们痛苦的历史所表示的崇高敬意。”同时借助这个高潮着手修改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古拉格群岛》（三卷）、《第一圈》（96章）、《没有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坦克了解真情》以及劳改营长诗……。索尔仁尼琴并非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后果，这意味着将被堵塞回国的道路，但是他说：“我可以出版全部作品，说出我全部要说的话。” 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写作姿势也千姿百态，有为金钱的，有为女人的，有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为发泄的，有为爱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的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是用生命进行写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比如卡夫卡，二人不同的是前者写作的锋芒所指是外部世界，后者的写作则更多指向人类的内心世界。由于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当预料到写作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时，他们不是停止写作，而是把写作转入地下。 这样一种写作姿势，象是让人难忘的雕像，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要做起来又谈何容易？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1973年，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这时候，苏联当局决心对他采取断然措施，1974年2月12日以叛国罪将他拘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藉，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这位作家也开始了他没有祖国的流亡生涯。在处境最困难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说道：“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手中跌落！”是的，所有用生命进行写作的写作者都有必要问一下自己：你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吗？你会不会从上帝手中跌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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