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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诡云谲下的“从容” 我不喜欢政治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但是，权力欲和野心都特别强烈的他怎肯在旧中国的政坛上默默无闻地作一个小字辈呢？不过，出身没皮无赖的他要想在当时军阀割据称雄。诸路豪强各显神通。的混乱时代里求得出人头地，其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个难题却没难倒蒋介石。综观其一生政治沉浮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可因可点的突出政绩。但其统御下属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方法和手段却令人叹为观止。他实在是无师灵通的高手。视政治与地位为生命的蒋介石，又转而信奉“政治的灵魂在于权谋”，其真正的能事全在于善长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丢面子 熟知旧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爱国将领张学度和杨虎城软禁了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逼迫蒋介石通电抗比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共产党联合。后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从中周旋，蒋介石答应举兵抗日，张、杨二人也放了他。但是，蒋介石怎肯把自己受迫之中发的誓言当作一回事。安全抵达南京后不久，他就又翻脸作色，对日且打且退，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上。正义在流血，狰狞在狂笑，令蒋介石更加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在西安渡过的仿如牢狱般得被困生活，更加仇视自己这段很丢面子的经历的创造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和他八拜结交，对他自然不能太过分，否则会有失蒋介石这个国民主席的身份；而杨虎城既不是他的嫡亲，又对他屡加冒犯，触怒天颜，自然是不能饶恕，须严惩不怠。于是，蒋介石又展开其独具特色的手段，惩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自己的“大不敬”，做到杀一撒百。 小人得罪不得 上天、杨虎城正和秘书夫妇二人及一群孩子在家中闲聊，忽然一群蒙面歹徒闯进屋来，举枪便射，屋中老幼顿时都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人生存下来。大家心照不宣，主谋者是谁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又好好动了一番脑子。西安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邀张学良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张学良不顾众将官的阻拦，带着对蒋介石的幻想登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消息赶赴机场阻拦时，张学良乘坐的飞机已经升空而去，而张学良的悲剧便从此开始。一下飞机。蒋介石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不见天日，直到叨年代，身在台湾的张学良仍然未能获取全部的自由。昔日弛骋沙场的少帅变成了蒋介石政治权谋链条上的牺牲品。 张学良，1901年出生，其父为牵系军阀魁首张作霖，张学良为长子。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兵败往关外退回，因为没有满足狼子野心的月本人的全部侵略要求，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统帅东北军。成为当时世人瞩目的焦点。年轻有为的张学良从此卷人了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之中。 张学良感到了从三个方面而来的强大压力：首先是日本人，他与日本人是国仇家恨合为一体，刻骨铭心。但日本人势力太盛，且对东北极欲鲸吞蚕食，不能当面对抗，只能巧与周旋；其次是苏联，张学良与其父一样，是反苏化的，在政治上与苏联对立，而苏联又在遗留的中东铁路问题上有利益，苏联有新锐之气，也是个大威胁；第三是南面的国民党，张作霖就是败在他们手上，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样对讨他张学良。考虑再三，张学良决定不投靠日本人，那样会被人笑掉大牙的，更不能依附于苏联人，那样不但与自己的一贯宗旨不合拍，还会招致日本人和蒋介石等一大批反赤色苏联力量的群起围攻。三条路死两条，他只有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联合。 1928年6月15日，张学良举行就职仪式，就任奉天督办。20日，张学良就奉天军备督办发表任职通电，提出五项举措：其一为罢兵言和，反对内战；其二为交邻亲善，讲求外交；其三为整饬戎政，实行兵农政策；其四为提倡实业，改革政治；其五为采取众意，归于公决。但此时的张学良基础本不牢固，他明智地末就东北的军政大权问题提出意见。6月21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并推张学良就任此职。随后，张作相回锦州为母奔丧，从而使张学良拥有了主持东北大局的机会。 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再度召开，张作相请求辞职并于会上通过，同时，他还极力推荐张学良。正午2时，联席选举表决，同意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14日，张学良宣誓就职。7月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委员长，统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其父死后面临的权力过渡的困境，掌握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接着便开始与蒋介石派去的代表接洽。 其实早在张作霖死讯刚外传不久，蒋介石便已着手展开拉拢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鉴于当时自己尚未掌握军政大权，而且风向也没有确定，所以就没有贸然答应。但是，他对劳民伤财的内战早已深恶痛绝，主张中国统一，实现富国强兵。他知道凭自己的兵力和智力恐怕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通过与蒋介石所派代表的短暂接触，张学良摆脱日本人的干扰，克服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于1928年12月29日实现改旗易帜。 蒋介石的难产日 1930年春，蒋介石借口消弱各个军阀的势力，结果引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派联手，与蒋介石展开的中原大战。双方力量均等，战况惨烈，死尸堆迭，血流成河。而旁观的张学良既不希望这场内战爆发，又不想成为战争的参战方。于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便成了各派都要极力争取的机动力量。 在这方面，蒋介石又走在了各派的前面。他的代表首先到达沈阳，对张学良陈述利弊，并且给张学良以巨大的经济支持。而冯、阎派去的代表则两手空空，无话可说。风风光光的舞台完全让给了蒋介石派去的代表。 但是，张学良并不想如此早地介入其中，虽然蒋介石多次请求他出兵“勤政”。一直僵持了好几个月，犹豫不决的张学良才无奈地出兵关内，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对张学良感激涕零。 不过，感激归感激，蒋介石可不想让这笔人情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该忘的就得忘，而且归依自己的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自己不得不时刻小心的政敌。 一箭双雕之计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侵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要求抵抗，但蒋介石却抱准不抵抗政策，票张学良遵照执行。于是，东北三省迅速陷落，东北军撤退关内，张学良虽对外界婉言解释，但仍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而主谋蒋介石则高枕无忧。张学良这个黑锅背得很有点无奈。 随后，在1935年夏天，蒋介石调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赴西北去剿共，实际却是他思虑已久的阴谋。通过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消灭共产党的兵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耗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第三还能使东北军与原来驻守的扬虎城的西北军产生矛盾，张杨相争，而蒋介石则坐收渔人之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蒋介石甚至唆使人挑拨离间，指使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摘破坏活动。但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张、杨二人屡屡剿共失败，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丝毫不给给养，不准扩充兵力。共同的挫折，共同的利益，使得原先各存敌意的张、杨二人开始惺惺相惜。而后合作，消极剿共。蒋介石多次电令无效，送亲自飞往西安督战，结果自陷笼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成功。 卿本佳人，无奈偏逢薄幸郎 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对于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张学良的背后行为颇为气恼，跳着脚地骂张学良忘恩负义。但当看到张、杨二人态度坚决时，狡猾的蒋介石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委屈求全，答应了二人的兵谏。脱逃西安之后不久，他便把自己的信誓旦旦忘得一干二净，先把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军队肢解得七零八落，四处分散，而后把张、杨二人分别囚禁起来。在逃往台湾之前，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拒绝了一些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风流惆傥的少帅张学良已经结束了能与蒋介石称兄道弟的时代，等待他的是绵延无期的软禁生活。 一人得势，几人遭殃 其实，伴随着蒋介石政治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而走向历史的没落舞台的又何止是张学良一个人，胡汉民、廖仲他、汪精卫等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却悉数栽在了蒋介石手上。 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于广东番禹。1905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办报宣传民主思想，筹措资金并参与策划大事，对于民主革命贡献颇多，尤其是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常有精辟独到的旨要阐发，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论战中，胡与汪精卫被人合称为革命队伍中的“双壁”。时人把孙、胡、江三人关系称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和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胡汉民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生前曾命胡汉民三次代行其职，而且多次赞赏胡汉民能力非凡，即使是位总统也绰绰有余。 与胡汉民相比，汪精卫的资历和能力似乎也毫不逊色。汪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初，主持三部（评议、执行、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同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立，汪为其中成员。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最高统治阶层出现权力真空，究竟由谁来继承这个“肥缺”，成为当时国民党内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当时有资格人主其中的只胡汉民、汪精卫、廖仲他三个人。蒋介石虽然颇受生前孙中山的赏识和提拔，但当时也只不过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既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资格，也没有人认为他有取得最高统治权的可能。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见缝插针使手段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及时参加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并最终成为胜利者。 自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在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属中下层，上层人物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居中偏右的占多数，左派之中的廖仲恺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死后，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当时的廖仲恺身兼国民党中执委，财政部长等要职，而且他所领导的机构中还多任用共产党员为骨于力量。胡汉民属于右派人物，他一开始就不太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威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起初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有怀疑，但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又采取了积极拥护的态度，高喊“革命者向左转”，一直到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反共为止，汪精卫都是以左派面孔出现的。实际上，开始的权力争夺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但是，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却被任命为无足轻重的外交部长。右派当然心有不甘，他们认为汪精卫的上台有赖于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便迁怒于廖仲恺。国民党左右派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 后院着火 此时的蒋介石正率黄埔军东征旧军阀阵陈炯明。身在广州的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勾结军阀许崇智，企图搞掉蒋介石，推翻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回师，一举平定刘杨叛乱。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使原先几乎是不名一文的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瞬间陡增，一跃成为仅次于汪、胡、廖的第四号人物。于是，蒋介石便有点昏昏然地得意忘形，甚至公然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四处招摇过市。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要求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向会议提出一套议案，逼迫各中央执行委员通过。同时宣布戒严，向会议大耍流氓淫威。国民党诸要人见成压当头，不得不应允。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无赖行径却激起国民党要人及元老的极大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一时之间，蒋介石陷入窘境，极为狼狈。但是。好源历史故意要成全他，要让他在中国旧历史舞台上风光一回。就在蒋介石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廖仲恺被刺，左派舆论力量强大的广州反响巨大，而蒋介石却趁机解脱。 好不得意 侦破工作证实，胡汉民堂弟胡毅生与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与刺杀廖仲恺有关。于是，胡汉民与粤军首领许崇智也不清不白地被牵连进来。刚刚脱困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到了。他知道，如今能与自己争权夺势的人越少越好，而胡汉民和许崇智已成为众矢之的。借机推波助澜，就可将二人驱走。但是，凭自己的力量又怕不能实现目标，而能够联手的只有汪精卫。于是，蒋介石便对汪精卫投怀送抱，帮助早已有意倒胡的汪精卫排挤胡汉民。1925年9月23日，无比失意的胡汉民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惜同秘书卫士和女儿，从黄埔搭船赴俄。而后，蒋介石又一鼓作气，趁势逼迫资历、地位、实力均在自己之上的许崇智辞去本兼各职，乘船赴沪，从此在旧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表面看来是汪精卫利用了蒋介石，但实际上，蒋介石既赶走了胡汉民，又消除了广州境内对自己最大的军事威胁，地位大有提高，而且拉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不管是倒胡，还是逐许，最终得利的都是蒋介石。虽然此时蒋介石已成为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力量却丝毫不逊于汪精卫。 赶走胡汉民不久，蒋介石便开始对汪精卫的位子垂涎三尺，急欲一揽为快。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蓄意制造了带有反共倾向的“中山舰事件”。这个行动深得右派的赞许，他们顿时活跃起来，纷纷为蒋摇旗呐喊。汪精卫对他的这种专擅越权行为十分气恼，却又碍着文人的臭架子，不好发作，无奈之余，只好称病去职。5月11日，汪精卫秘密离粤赴香港，于6月中旬抵达法国。气走汪精卫，蒋介石便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军委会主席的宝座，得意非常。 你只不过是个文人 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胡汉民听说了中山舰事件，认为蒋介石此时一定需要他的合作，而他也可以藉此大显身手，以图东山再起。于是，胡汉民在3月19日急急搭乘客轮，赶往广州。然而，春风得意马蹄急的蒋介石怎肯让一个“老大哥”来对自己的举动指手划脚呢？为了把胡汉民再次挤走，蒋介石首先处置打击了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给胡汉民一点颜色看看。他不但处分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还把右派的头面人物、广州市长伍朝相通走。接着，蒋介石又高唱起革命词句，并继续聘任俄国人鲍罗廷作顾问，处处与胡汉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此外蒋介石还指使国民政府主席下令，让陈友仁取代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胡汉民本来是满腹高兴，企盼之中回到广州的。可是，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他重返国民政府政治舞台的梦想就被打得粉碎，无奈，只好凄凄惶惶地再度离开广州。他离开广州那天，恰好是5月9日，汪精卫也离开广州，而且两个人又是同船。二人垂头丧气，连说话的热情都没有了。 赶走了两个最大敌人，蒋介石以为自己从此就可以大权在握，高枕无忧了。结果导致党内反蒋情绪暴起，蒋介石的处境颇为不妙，甚至已经有人在叫喊着要迎回汪（精卫）主席。 群猴争霸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蒋介石又想拜倒在汪精卫的石榴裙下。但汪精卫仍然记恨着上次所受屈辱，而且知道蒋介石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所以便没有答应，甚至走到了与蒋介石对立一面，主张与共产党人合作。蒋介石见状，只能再回头求助于胡汉民。胡汉民的文人傲气和自视清高一下子被蒋介石的“礼贤下士”给激得活跃起来，便答应了蒋介石的合作要求。 1927年4月14日，在胡汉民主持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吴稚辉、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甘乃光、萧佛成、柏文蔚、黄绍闳加胡汉民共13人参加会议。此次预备会议原定在第二天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做准备的。 此前，蒋介石曾与汪精卫约定，4月15日同聚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可是，这一天，汪精卫及武汉的委员们却一个也没到会。在南京的国民党执监委只有10人，尚不足总数80人的六分之一。全会开不成，只好改作谈话会。谈话会决定，否认武汉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准备用武力来清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然而以谈话做决定。于国民党法理不合，胡汉民遂献一策，中央政治委员在南京有8人，可以由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于是，这个临时决定的会议便在17日于南京召开。会上，胡汉民“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尔后胡汉民提议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以吴稚辉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此提议得到众人附议而通过。会上又决定“国民政府”18日起在南京办公。 “南京政府”这个形式，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从而在他的“地盘”上消灭共产党人在上层政治和在军队中的存在。消除他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用来作对抗，成为打败武汉政府的工具，而这个“形式”’是胡汉民帮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此后，胡汉民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地位为蒋介石消除了许多隐患，保住了许多可以利用联合的力量。 然而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布下野，胡汉民也随之高宁赴沪，宣布下野。这一次蒋胡合作，给胡汉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而蒋介石得到的却是一大笔政治资本。从此，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影响，再也不是显高于蒋介石了，蒋介石已经可以和汪精卫平起平坐了。而且，蒋介石还有强于他的资本，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蒋介石却拥有自己的武装，在朝为主，下朝亦非客，随时可以复出，汪、胡则不然，没有人邀请，他们想复出很难。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胡汉民得知消息后，又赶紧从巴黎奔回为蒋介石卖一把子力气。结果，他一回来，就为蒋介石缓解与其他几派军阀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蒋分了不少忧。然而，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尊荣。当胡汉民卖完力气，向蒋介石伸手要权的时候，蒋介石却翻脸不认人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行径激起了胡汉民的文人火气，大骂蒋介石，骂得蒋介石灰头土脸，终于把他给软禁起来。后来，经过多方实力派的不断争取，胡汉民才被蒋释放，从此成为在野派，于1936年5月12日病逝于广州，终年58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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