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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闾左闾右
“闾右作威福”，明代宋濂《朱府君谒》的话。以“闾右”指代富豪，是由“闾左”派生出来的。司马迁写大泽乡的揭竿而起，留下许多典故，包括：“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
闾，古代里巷的大门；又以门面而称谓整体，即二十五家为一闾，闾就是聚居的里巷。一闾之内，贫富不均，便有了“闾左”。唐代司马贞说这闾之左、右：“凡居以富为右，贫弱为左。”古代以右为上，富豪大户占了进阀门的右侧方位。这是关于“闾左”的一种解说。
2．第：“出不由里门”
如果说，闾左闾右有贫富贵贱之别的话，那么，进一步的话题是：闾里之内的等级差别，并不止左、右之分。
《文选·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注：“《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门，而面大道者名曰第。”院门直通街衢，出入不走间里之门，这是王侯第宅才能享有的出入口。
第，向街开门。这是等级标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淳于髡博闻强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齐王尊敬他，给予特殊的礼遇：在通衢大道上建造大门，筑起高高的第宅之门。
《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他自信子孙可望做更大的官。他所住里巷的闾门坏了，里中父老商议修闾门时，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官至丞相。如果当年于公住在筑有通衢的城里，如果于公的自信很充分的话，那就不光是“少高大闾门”的问题了——丞相之家难免要在大街上开门的。
古代城镇布局，以闾、里、坊为封闭的小区单位，设门。里门坊门，平头闾闾出入由之。那门昼启夜闭，便于治安防范。达官贵人们则可以不受此制约，把自家府第的门开到大街上。
白居易《伤宅》设问：“谁家起第宅，朱门大道边？”诗中自答：“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大门漆朱已临通衢大道，这很是一种特权。
《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文说：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构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闻。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唐代的左右巡使，负责纠察京城内外官员违法失职等事项。他们就宅第大门的开向问题奏了一本。这篇奏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史料价值。首先，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宦的宅第虽也被纵横的大街划分在城坊里，但那些达官显贵享有“向街开门”的特权，出入不经过坊门，不受坊门启闭的制约。其次，左右巡使为“向街开门”的事打扰皇帝，提出“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的建议，所针对的状况是，向街门户“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够不上级别者也要向街开大门，向街宅门多了，又不按时启闭，使得坊门的控制作用被削弱，造成治安问题。
“出不由里门”、院门开在街上，在唐代依然是一种特权，并且，有人虽无资格享此特权，却硬是要把大门开在街道上。
3．门的高矮大小
左思《咏史》，“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峨峨，高貌。王侯哪去找？峨峨高门内。
门楼高显，可壮观瞻。高大门楼立着，便是一种言语。《旧唐书·马周传》载，太宗时，监察御史马周上疏：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李世民玄武门杀兄，又逼父亲李渊让位，从而当上皇帝。马周上疏，是在这一切平息之后。他说李渊所居，关涉着“大孝昭乎天下”也就是皇帝的声望，并为此出谋献策——所言修高祖之宫，实在是为给太宗脸上刷色儿。马周指出大安宫尚欠气派，而他的建议是“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以高显”。门楼高显，为了给人看，以示太上皇仍在养尊处优，李世民也就“大孝昭乎天下”了。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建议，修父亲的门楼，做关乎自己形象的文章。
在等级社会里，宅门的高矮大小，同尊卑程度成正比。《新五代史·赵囗传》载：赵囗“幼与群儿戏道中，部分行伍，指顾如将帅，虽诸大儿皆听其节度，其父叔文见之，惊曰：‘大吾门者，此儿也！’及壮，善用弓剑，为人勇果，重意气，刺史闻其材，召置麾下。”这里，从孩子的游戏中，父亲看出儿子是统军领兵做大官的材料，一句“大吾门”，说的是使赵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唐昭宗以陈州为忠武军，拜囗节度使”，——这是后话，赵囗真的实现了其父“大吾门”的希望寄托。
以门的大小来体现地位尊卑，这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由此，本可高大其门的官僚，如若并不那样做，有时也就似乎成了美德。
宋代周密世代为官，曾祖随宋室南渡，定居湖州。周密《癸辛杂识》称“大父廉俭”，说杨伯子到湖州作官，“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杨伯子下车端详，感叹说：“此岂侍郎后门乎？”周密记此一笔，绝非是自惭形秽地讲门脸寒酸。
容车之外，还有个标准：要能容轿子。对官宦人家说来，“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这在清代《茶香室丛抄》中有所反映。该书摘录的材料说，因门小，客人及门而下轿。主人出迎，笑着说：“父辈在时，并不这样。门不容轿，是因如今的轿子大于旧时。”来访者也笑着说：“轿子不过略大数寸，你的门扉是不是太狭了点？”言虽似谑，实是称赞其“不变于俗”，即不流俗。《茶香室丛抄》撰者说：“门不容轿，世俗以为耻，不知昔贤转以为美也。”
贫富看大门，这种门脸意识，不仅属于上层社会，也是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在尚有地主老财的年代，沿门讨饭的乞丐唱乞歌，流行于陕北的一段这样唱：“进了村，观吉祥，财主家门楼比人强。看门狗儿狮子样，叫鸣鸡儿赛凤凰……半天不给半个馍，我把这家歌儿为改过：进了村，不观祥，塌塌门楼烂垣墙。看门狗儿死不下，叫鸣鸡儿没翅膀……”
乞讨先奉承，夸吉祥就从“门楼比人强”唱起；若这户人家竟无施舍，乞者也不是好惹的，把奉承的词改过来，褒变贬，仍从门楼唱起，变为“塌塌门楼烂垣墙”了。编这乞歌的人，聪明地运用了宅院大门的象征性。
在山东鄄城一带，旧时民间房舍院大门有三种样式，反映着住户经济状况的三个档次。据1991年1期《民俗研究》载文，起脊门楼，富殷之家派头。门楼砖墙瓦顶，脊上置陶兽，脊中央插钢叉旗；两扇大门，上悬金字匾额。中等之家建“鸡架”门楼，已不求起脊门楼的壮观。垒两个砖垛，架上横木，上砌三行青砖，整个大门状若鸡架。两扇简易的黑色板门，用锅底灰染色。至于贫寒人家，院门采用“墙豁口”样式，土墙围院，豁口为门，编枝成扉。
老年代里，北京人对于富实之家呼之为“大宅门”。这样的人家，不仅宅门大，并且通常设门房，有看门人。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城中大门多盖门楼，圆杉列脊，上用瓦覆，门用木板，下包铁叶；亦有用角门者。大门之内，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进者。乡间编柳为门，上置横木，古谓“衡门”，亦有建门楼者，角门极少，以农家大车出入不便也。世家大门、二门多悬匾额。清制，如系进士出身，映壁用三台，上置钢又、吻兽，屋脊亦置之，门两旁树旗杆。举人亦树旗杆，但用单斗，进士双斗，各有差异。其有孝子节妇，或热心公益之人，则由官府题额褒奖，悬诸门上，亦古人表宅旌闾之义。
在青海乡间，院大门被视为财力的象征，砖大门与土大门，门不当户不对。婚姻讲门户，当地的惯用语是：“砖大门对砖大门，上大门对土大门”。
唐代《朝野金载》记，冀州长史吉懋要强娶南宫县丞崔敬长女为儿媳，崔敬因有事故不敢拒绝。花车到了门口，崔敬妻抱着女儿大哭：“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儿则躺着死活不起来。小女儿对母亲说：“父有急难，杀身解救。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说完，登车而去。这故事，颇有知难而上、见义勇为的味道。此味道所由来，在于面对“姓望之门”的姻缘，一家人的心理定势——“我家门户低”，尽管这还是县丞之家。门当户对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可做出解释。
4.门的等级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高高在上、低低在下，尊早大小，各有名分。并且，于大门之外便见分晓——“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礼记·礼器》说得分明。这一篇儒家经典又说：“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家，指卿大夫。相对诸侯，其等而下之。诸侯以龟为宝，他不能；诸侯以圭为瑞，他不能；卿大夫门前还不能设台门。台门，大门两旁筑士为台。台上起屋即是门阙。
《古今图书集成》引《稽古定制》，在唐代规定官员屋舍，三品以上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以上含五品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以下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
《明会典》载，洪武四年定出王城制度，如“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四门、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后又规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甚至连门名也划一：“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虽为王府，也不许连制。明嘉靖二十九年，伊王府因多设门楼三层，“奏准勘实，于典制有违，俱行拆毁”，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宋代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即宅院大门只能建为墙式门。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度，于此可见一斑。
富和贵的区别，则是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935年《阳原县志》讲当地的四合院：“若科第举人者，门前多置旗杆二，上下马石二；商人则不敢为之，分别贵富如此”。人前显贵与财大气粗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这在宅门前就有不同，走仕途者门前置旗杆，“商人则不敢为之”。商人不是没有那个财力，而是不敢立杆——怕的是舆论，在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主导着社会的时代，硬要违反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无疑是会碰钉子的。
这种等级观念，甚至对庙宇里的偶像也是一把尺子。历代礼奉关羽，不断加封号，清朝锦上再添花，衔封得更高了，使得关圣帝君庙的大门也升了格，——大门“易绿瓦为黄”，《清史稿》有载。门上黄瓦，帝王的待遇。
5．从兰钅奇到门戟
十八般兵器配上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等。单说这戟能勾能刺，集戈与矛的杀伤效能于一体，商代青铜始铸，至战国、汉晋而大盛，《史记·项羽本纪》“自被甲持戟挑战”，《后汉书·马武传》“被甲持戟奔杀”，楚霸王、汉战将，冲锋陷阵均以戟杀敌。这是戟做为兵器的辉煌期。这辉煌，还使戟成为当时仪仗的器物。南北朝以后，戟渐被枪所取代，由沙场上真勾实刺的家伙，演变为门前的摆设。做为兵器，戟不再辉煌了，但却成了显示官位品阶的符号。这就是门戟。
《周礼·天官·掌舍》记有“棘门”，汉代郑玄解释：“棘门，以戟为门。”《墨子·杂守》讲城门守卫，“各四戟，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坐于戟下者是卫兵，夹门而立的戟大约是需要兵器架的。这类兵器架，古人送它个名称：兰钅奇。
门戟的由来，就形式来说，又同兰钅奇相关。兰钅奇：兰，用来放戟、矛、刀等，也可称其为兵兰、兵阑；钅奇，用来放弩。汉张衡《西京赋》道：“武库禁兵，设在兰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陈兵而归，兰钅奇内设。”关于兰镐，隋末唐初人张铣说：“兵架也。陈列于甲第之门，若今戟门。”
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兰钅奇并不稀见，兵兰插列的兵器通常必有戟。如，河南唐河针织厂汉墓，墓门内壁两侧所刻兵器架；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壁画兵兰图；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画像石刻画的兵兰（图5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的兰镐石图案，架上间隔均匀地插放着两戟三矛，另有两弩分别挂在两戟、两矛之间。戟和矛头上套着囊套，囊套饰花纹并垂着流苏，表明其更多地着眼于摆设，而不是取用。并且，戟上套罩，古人称其为囗戟，具有仪仗意义。
就内容的因袭而言，门戟是达官贵人出行时前导仪仗的凝定。《汉书·韩延寿传》说：
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囗，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行车，皆驾四马，载囗戟……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
这是韩延寿的政敌搜罗的材料，说他出出进进摆非分的排场，以证他的上僭不道。那其中包括用戟。“骑吏持戟”，是兵器之戟。同时还用仪仗之戟——囗，颜师古释：“囗，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缯为之。”
“持囗戟为前列”，倒不是皇帝的专享，可见《后汉书·舆服志上》。这里不再引述。
说门戟，前引《汉书·韩延寿传》的材料更重要些。其涉及两种戟，兵器戟和仪仗戟。前者派生了后者，又经由后者，衍生出摆在门前的戟——用于行进中的前导仪仗，变为立于门前的身分标识，即《隋书·柳或传》所谓“时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旧唐书·张俭传》所谓“唐制三品以上，门列囗戟”。
门设戟，做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而被社会接受，是隋唐以前。北周的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外门不施戟，恒昼掩一扉”，《周书》为其立传特书一笔。意思是说，达奚武具备在自家大门外设戟的身分，却避开本该享受的待遇。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和事。
能设门戟而不设，是佳话，再来说一段。唐代时，三品以上官员邸院门前可以立戟。《旧唐书·崔从传》：“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阶品合立门戟，终不请。”终不请，用了个“请”字。
“不请”是佳话，立戟更光荣。在唐朝，张俭兄弟仁均列囗戟，人称“三戟张家”；崔琳兄弟仨也以同样的形式光宗耀祖，被誉为“三戟崔家”。
因是荣耀，有人请求京宅、故乡两立之，获皇帝恩准。见《唐会要》卷三一十二：
玄宗朝，卫尉卿张介然为河陇行军司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囗戟。臣河东人，若得本乡立之，百代荣盛。”上曰：“卿且将戟归故乡，朕更别给卿戟，列于京宅。”本乡立戟，介然始也。
京官外放，也请求带着门戟赴任。唐长庆二年，礼部尚书韦绶，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辞行之日，请门戟十二柄，自持赴藩镇。他的请求，得到应允。
门戟陈列在大门前，难免日晒风吹雨淋，油漆褪色、缯衣失艳。开元八年朝廷定了个范围，给予“官易”的待遇，“其门戟幡有破坏，五年一易”。
门列囗戟的数目，有严格的品阶规定，不可乱来的。《唐会要》载：
天宝六载四月八日，敕改仪制，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二十戟；东宫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已上，镇国大将军已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门各十戟，并官给。
可见门前列戟，宫门最多，为二十戟，以偶数递减，最少为十戟。门戟的有无，是显贵与否的标志，门戟的数目，则将官阶几品表现在门前了。
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五月皇帝下诏：“应中外臣僚，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及诸道节度使，并许私门立戟，仍并官给及据官品依令式。”见《五代会要》卷六。官员们在自家门前立戟，要“据官品依令式”，因为门戟本来就是官品的标志。
宋代门戟定制，见诸《宋史·舆服志二》：
门戟，木为之而无刃，门设架而列之，谓之囗戟。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应天数也。宗庙门亦如之。国学、文宣王庙、武威王庙亦赐焉，惟武成王庙左右各八。臣下则诸州公门设焉，私门则府第恩赐者许之。
武成王即姜太公吕尚。唐代追封其为武成王，列入祀典。宋时依然祀奉，与文宣王孔庙并列。因为其掌武事的缘故，庙门立十六戟。这说明，尽管门前戟早成为礼仪的符号，木质无刃，摆设而已；可是，人们毕竟没有忘记它的当初，它是冲锋陷阵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它属武。据清《国朝宫史续编·宫殿二》，社稷坛戟门“列戟七十有二”。
门戟之为用，正在于天子宫门需要威加四海的帝王霸气，达官显贵需要抖一抖门前威风。
6．表闾
周武伐纣，克殷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尚书·武成》所说“式商容闾”。此事，《史记·周本纪》记为“表商容之间”。司马迁并且介绍其人：“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一个受到百姓爱戴的人，为商纣所不容。周武王反其道而行之，以表闾的方式来表示礼贤之意。
从司马迁写下表闾开始，旌表门闾的记载不绝于史。
如何表闾？《后汉书·百官五》：“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旌表的对象及方式均涉及。“扁表其门”，形式并不很复杂。表闾方式，还见《南史·周盘龙传》：“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南朝虽多战乱，但《南史·孝义传》记榜门表闾之事却并不少。如：
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榜门曰“笃行董氏之间”，蠲一门租布。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性好施，……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门”。
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纩，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间”，易其里为孝行里。
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间”。又表于台。
依上所记，受朝廷表彰的人家，除了门加素垩、门施丹赭，还有“义行严氏之门”、“孝行张氏之间”这类的标榜，且可起门楼，建高台。
到五代时，大概因为表闾的形式越来越奢华，搞得过了头，后晋王朝的户部官员上奏皇帝，就表闾的样式问题，讨个可以因循的章程。此事见《五代会要》卷十五：
晋天福四年间七月，尚书户部奏：“李自伦义居六世，准敕旌表门间，当司元无令式，只先有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黑漆，号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又不载令文。”敕：“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事，既非故实，恐紊彝章，宜从令式，只表门间。于李自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安绰楔。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行列植树，随其事力。同籍课役，一准令文。”
户部的奏本举了个例子，是登州表彰六代同居的“义门”的，门前设影壁，立阀阅，筑双阙，树木成行。这规模大了些，规格高了些，奏本说找不出依据来。当时的皇帝是名声欠佳的石敬塘。敕令下来，“宜从令式，只表门闾”。所批准的表闾规格样式也是挺醒目的，要高大其门，大门外建双台，污白染赤，门前植树成行。
如此这般，比周武王时代的表闾气派多了。表闾的主旨也早就完成了质的改变。周武王表闾，礼敬社会贤达，做出一种政治姿态；而后世的表闾，表彰贞节孝义等等，传达着封建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
表闾很荣耀。得此荣耀，付出的代价往往很大。付出青春为代价，如《南史》中那个割耳守节，赢得“贞义卫妇之闾”的十六岁女子。有时，荣誉是生命换来的，像《元史·列女二》：李赛儿为免受屏，先杀女儿后自杀，其家门被写上“王士明委李氏贞节之门”字样。
旌表为社会较为低层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世家可以门前阀阅，科举使读书人光耀门庭，官品能够换来门前列戟；而表闾，相对说来，最为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所要张扬的，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累世同居事迹。统治者着意打开一扇平民获得荣誉的门，旌表不仅体现了对于世风的倡导，同时也是在社会荣誉方面的一种平衡措施。唐朝初年即用此，《旧唐书·孝文·宋兴贵》：宋兴贵累世同居，躬耕致养，唐高祖闻而嘉之，武德二年颁诏称赞其“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
国初，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间即与旌表。其后，上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日出身者，俱不与焉。
明代重视旌表，洪武二十一年曾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邻里可以推荐旌表对象，有关部门若是耽误失职，要被追究责任的。
如此重视，却又限定了旌表对象的范围，只表彰平民，这不妨归为一种政治眼光。明代中期仍坚持这一原则。正德十三年，“令军民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行卓异者，有司具实奏闻。不许将文武官、进士、举人、生员、吏典、命妇人等，例外陈清”。几年后，换了个皇帝，对此有所放松，《明会典》载：“嘉靖二年奏准：今后天下文武衙门，凡文职除进士、举人系贡举贤能，已经竖坊表宅，及妇人已受诰敕封为命妇者，仍照前例不准旌表外，其余生员、吏典一应人等，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以激励风化，表正乡间者，官司俱仍实迹以闻，一体旌表。”旌表对象的社会阶层稍有扩大，扩进来的，依然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一部分人。
明代的表闾，尚有一项“不许”，值得录下。洪武“二十七年诏：申明孝道，凡割股或致伤生、卧冰或致冻死，自古不称为孝。若为旌表，恐其仿效，通行禁约，不许旌表”。朝廷提倡，往往形成效应。齐桓好服紫，百姓皆衣紫，形成风气；更有甚者，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孝顺既可表闾，割股伤生、卧冰冻死，在所不惜。若表彰此种孝行，实在是对生命的漠视，是一种残忍。朱元球下诏，说一句“不许”，当是有针对性的。
明初对于立牌坊的范围限制，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到了明朝中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些显官也热衷于门前牌坊。当时的一位官员陆容对此有所微言，写在《寂园杂记》一书中：
今旌表孝子节妇及进士举人，有司树坊牌于其门，以示激劝，即古者旌别里居遗意也。闻国初惟有孝行节烈牌，宣德、正统间，始有为进士举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显官，则无矣。天顺以来，各处始有冢宰、司徒、都宪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为胜，门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于求上司建立而题署，且复不雅，如寿光之“柱国相府”，嘉兴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吴纪问》阅之，见宋蒋侍郎希鲁不肯立坊名，深叹古人所养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昆山郑介庵晚年撤去进士坊牌，云无遗后人笑也。
陆容批评那些刻意经营门前风光的大臣，牌坊立了三座四座之多，追求溢美，请上司题写夸大其辞的语句，榜于坊上，以为荣耀。陆容慨叹，宋朝侍郎蒋希鲁“不肯立坊名”，古人的修养真是今人所比不上的。他还称赞一位姓郑的同乡，“晚年撤去进士坊牌”的做法。
门闾一经旌表，便成了人们远瞅近瞧的光荣之家。可是，门前若被立一块“记恶碑”该如何呢？确曾有过这等事，请看五代王仁裕《开元大宝遗事》所记：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以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金五千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门前立起“记恶碑”，罪犯敢不洗心革面？立了碑后，再犯处以极刑，谁敢再犯？实行这种治安措施的地方官，得到了唐明皇的赏识。
仍来说表闾。表闾既然荣耀，为此处心积虑的人，沽名钓誉的事便在所难免。、唐代《朝野佥载》记以“孝”欺世盗名之事：“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表闾之前挺谨慎，去察验了一番，但还是上当了。后又访，方知“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一哭就有饼食，鸟儿形成条件反射，于是有了哭声起鸟群来的景观。
表闾通常是朝廷官府的事。老百姓借用这种形式，不事褒扬，而示贬斥，可谓表闾这一事物的副产品。例如，以“世修降表李家”表门，见《新五代史·孟昶传》。这个被鞭答嘲讽的人名叫李吴，曾为前蜀翰林学士，前蜀亡时，他草表以降；多少年后，仍在成都，李吴在后蜀为官。宋师兵临城下，后蜀孟昶的降表，又出自李吴的笔端。李吴的降表，前后送走了王姓的前蜀、孟姓的后蜀。这自然不是文采飞扬的体面事。“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表彰的形式，被人们用为讽刺的形式。当然，形式已是简化了的，不过门上加几个字而已。
表闾，中国古代门文化的一大景观。对于门的重视，对于门功能的开发，产生了这一文化景观。通过对一些人家大门前的美饰，统治者向社会广而告之，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写在那门闾之上。至于大门内形形色色的故事，则是对门上字的活生生的诠释。
7．阀：世家门前立阀阅
门第门阀，在封建时代里，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存在。门第之第的来源，是大门开在通衢的特权，前已述；那么，门阀呢？阀，即阀阅。
阀阅是资历和功绩。祖先立下的功业，后人当作资本，言家世，称世家，“阀阅”二字可备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日勋，以言日劳，用力日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阀阅，也作伐阅。
为将功业张扬于门前，仕宦人家在大门外树柱子，题记功业。这柱子的名称，就叫阀阅。《玉篇·门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阀是大门左边的柱子，阅是大门右边的柱子。
阀阅与乌头门，请读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表述：
《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乌头大门。唐上官仪《投壶经》：第一箭入谓之初箭；再入谓之乌头，取门双表之义。《义训》表揭阀阅也。
《营造法式》为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之作。其书载有乌头门图形。乌头门的两根立柱是大有讲究的。这讲究在于阀阅——世宦门前表示功绩的柱子。宋代《册府元龟》：“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两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确墨染，号乌头。”
明代方以智对前人的说法做了总汇，他的《通雅》写道：
士大阀阅之门，亦谓之阙。唐宋敬则以孝义世被旌显，一门六阙相望。又杨炎祖哲，父播，三世以孝行闻，门树六阀。阙言额也。又尹仁智曾祖养，祖怦，父慕先，一门四阙。《史记·功臣表》：“明其等日代，积日日阅。”《汉书》：“赍伐阅上募府。”后因作代阅。元之品制，有爵者为乌头阀阅。《册府元龟》言：“阀阅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筒，号为乌头染，即谓之阙；柱端之筒谓之扌沓头，又曰护朽。”
因都是在家门口张扬美名的事，所以，官宦世家记功的阀阅，同孝悌之家的表闾，也就往往被混为一谈。如宋代《鸡肋编》：“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阅犹存。”王安石诗“四叶表闾唐尹氏”，所言即此。
门之阀阅，本是物件；阀阅被视为一种世代因袭的家族地位的标志，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划分融为一体，便产生了门阀之说。世族大姓，自矜门第，累世为官，如《晋书》所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庄宗任用冯道为掌书记，世族门阀出身的卢程，自己虽无起草文书之才，却对此大为不满：“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门第不等不通婚。《南史·贼臣传》载，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门高，门阀高。《新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以来为世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崔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以门望自高，世代硬撑门阀的空架子，最终的结果很是可悲。
8．光大门楣和倒楣
世族门阀要维护优越的社会地位，使高门不衰；尚未跻身上层社会的人们，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将攀升的愿望，形象地表达出来，古人选择了门户。《南史·垣护之传》，垣崇祖年方十四，有干略，伯父垣护之说：“此儿必大吾门。”同书《王茂传》，王茂才几岁就受夸奖：“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所言“大吾门”、“成门户”，均是光耀门庭、光宗耀祖的意思。
封建时代里，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是读书入仕。走科举之途，求得金榜题名，此时也就替祖宗门庭增了光，或者说叫做光大门楣。那一番光景，请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的描述：
临安辇级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思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间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
黄绢旗——须知这黄可不是寻常颜色，插于大门左右，“光祖宗而耀间里”，是何等的风光。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孙状元贤未第时，尝梦金甲神人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孙贤梦见“黄旗插其门上，有状元字”，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梦寐以求及良好的自我感觉，还反映了当时科举成功者所得到的礼遇：黄旗插门。
插旗于门，满门荣耀，表示对于寒窗苦读者的报偿和嘉奖，也表明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这种喜庆方式被长久地沿用。可惜的是，那些并不曾苦读的人，靠了钱财，买得身分，也照样门悬黄旗以炫耀，使得这种喜庆方式泥沙俱下。明代《野获编》引《觚不觚录》：
士子乡会试得隽，郡县始揭竿于门上，悬捷旗。至申吴门拜相，地方官创状元宰辅以揭其门，谓为异事，不知近日此风处处皆然。富室入赀为中书舍人者，及诸生冒摩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每入城市，弥望不绝。南宫报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黄竿，另张黄旗，比乡会加数倍。
应考的读书人，乡试、会试榜上有名时，门上揭竿悬旗报捷。富有的人家花钱买得官爵功名，秀才纳捐取得贡生资格——付银子，换“学位”，也都“高竿大旗，飘飘云汉”。旗虽多，已是真真假假的了。朝廷传报得中状元、榜眼、探花及庶吉士者，要几倍于乡试、会试的数量，插黄色竿，悬黄色旗。“每人城市，弥望不绝”的旗子，形成景观。旧时河北《新河县志》记：“通显之家，门前立石起旗杆，乡人又多恭颂匾额，气象雄壮。”所反映的则是乡镇间的景观。
“倒楣”一词也出现了。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讲到俗语“倒楣”的来由：“明季科举甚难得，取者，门首竖旗杆一根，不中则撤去，谓之倒楣。”这名落孙山的“倒楣”，实在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是不走运的事。
为何称“倒楣”，似稍显费解。如果结合《水东日记》“黄旗插门上，有状元字”，以及《觚不觚录》“揭竿于门上，悬捷旗”，并将这些记述理解为也在门楣上插旗竿——请注意，旗竿与旗杆是有区别的——那么，将落榜者未能“悬捷旗”于门楣之上，称为“倒楣”，其“倒”倒是同“楣”沾边的。
明代人造出“倒楣”一词，大约还受到唐朝杨贵妃故事的影响。唐代史学家陈鸿《长恨传》描写杨贵妃得玄宗宠爱，杨家沾光，荣华富贵，“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宫，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俟矣。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并录下颇能反映社会舆论的“当时谣咏”：“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还有：“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资治通鉴》记此为：“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生男本该欢喜的，喜什么？喜男儿能争个功名，光大门楣。杨家有女初长成，一下子弄得整个家族显贵荣华。于是，民间不无嘲讽地唱“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随着故事与民谣的流传，门楣同功名求取、门第荣耀紧密地联系起来。
门上楣，门框上端的横木，具有支撑门户的作用，又是挂门匾、署门额的地方。门楣硕大，则门户壮观。因此，仅就门楣的建筑结构作用来说，门楣的塌倒也是不顺心、不遂意、不走运、不吉利的。
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将建功立业的孜孜以求，表达为光大门楣、改换家门。无杂剧《薛仁贵》讲的就是这些。剧开始，薛仁贵志在从军，对父母说：“孩儿学成武艺，智勇双全，若在两阵之间，怕不马到成功。但博得一官半职，回来改换家门，也与父母光彩些……”剧结尾，真的实现了“改换家门”。《薛仁贵》最后的台词是：“降丹诏全家封赠，改门闾荣耀非常，若不是徐茂功辕门比射，怎显得薛仁贵衣锦还乡。”这唱的正是封建时代人生理想。
9．柴门与衡门
古典文学作品里，同高门大户、朱门彤扉相反衬的，是蓬门荜户、柴门柴扉，是衡门即民间所谓“光棍大门”，是挂席为门。社会分为阶层，这是反映；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的不同，也反映于门户。
杜甫逢离乱，成都流寓一草堂。当年建的是茅屋，曾被秋风所破。后人纪念这位诗圣，立祠宇，再不是占地一亩、茅屋一间的规模，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屋瓦鳞鳞。然而，在这堂祠之间，柴门一座，也被列为主要建筑。那柴门的功用，实在在于象征意义。
《礼记·儒行》形容小官吏的生活：“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筚门，荆竹编织成门；圭窬，门旁穿墙如圭形；蓬户，编蓬为户。儒者的品行，就在这简朴的生活中，安贫自守，得到体现。
柴门蓬户，可以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是贫贱者的住处。这样的门脸，不起楼，不列戟，门左无阀，门右无阅。平头百姓以此为居，习以为常。
然而，有时却偏偏有达官贵人居柴门。后汉的杨震为官清廉，对趁夜黑叩门行贿者，曾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贿名言。关于他的府宅，《后汉书·杨震传》记为“柴门绝宾客”。这“柴门”二字，便不是闲笔。
事实上，若是有点“来头”，有什么家世、什么履历的人进出柴门下，就难免生出些说法。比较著名的，是《晋书·儒林传》里面的话，叫“清贞守道，抗志柴门”。明代《艺林伐山》说，“诗人多用此，‘柴门’二字原出于此”。
柴门，被作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品行情操，高风亮节，入诗入文。当然，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汉书》上讲，汉中之俗“蓬户柴门，食必兼肉”。食不可无肉，却并不怎么讲究门面，民风如此，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与“抗志柴门”不搭界的。
以柴门标榜“儒行”清高，这同在传统文化中颇有影响的《韩诗外传》有些关联，请读书中这一段文字：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钳而表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拄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跟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以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
“无财之谓贫”。《韩诗外传》描写原宪之贫，着笔于他的居住条件和服饰。其屋门“蓬户瓮牖，揉桑而为枢”，很是简陋；可是，原宪并不因此而自卑，他自恃精神世界的富有。《史记·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发迹前穷得叮当响，家居陋巷，挂破席为门，门外却多有长者车辙，有人就此判定会鸡窝飞出凤凰来。挂席为门的陈平，门户寒酸，却怀治国之才。原宪的言辞，陈平的事迹，体现着一个古老的话题：清贫不碍品行才华，矮门小户藏君子，出能人。
鉴于这种观念，同时又由于柴门不事修饰，具有返璞归真、接近大自然的情趣，与隐士风尚相合拍，柴门为古代的归隐者所乐道。陶潜有言：“翳翳柴门，事我宵晨”。他的《归去来兮辞》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陶渊明写到了衡宇——横木为门的简陋房屋。
衡，指衡门。《诗经·陈风·衡门》：“衙门之下，可以栖迟。”朱熹释：“衡门，横木为门也。门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为之。”《汉书·韦玄成传》，韦玄成佯装病狂，不愿承袭爵位，其友人上疏：“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颜师古注：衙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这衙门，东北乡间称为“光棍大门”，很是简陋。依《汉书》所记，韦玄成并没有能安居衡门，还是做了高官。可见“抗志柴门”，着个“抗”字，不是虚用。
出入衡门，衣着随便，被用来渲染远避仕途者生活氛围。《晋书·外戚传》：何准为穆章皇后的父亲，其兄何充“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何）准散带衙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肩而已”。“散带衡门”以其生动形象的表现力，传为成语。唐代杜牧《送陆氵夸郎中弃官东归》诗：“少微星动照春云，魏阈衡门路自分。”魏阙，以宫禁前的阙门指代朝廷；井以栖迟衡门来称代弃官者的去处。“魏阙衡门路两分”，两条不同走向的人生道路，用两种不同的门来表示。而这两种门，早已被赋予远远超过其物用价值的文化含义了。
“衡门”“柴门”“柴扉”，成为古代诗文的高频率用词。描写清贫可用它，它还被用作清高的象征，用作隐居的、不仕的标志——尽管隐士未必真隐于柴门之内。这样一来，本来挺好的形象，被用滥，甚至生出陈腐之感。元代时，终身隐居未仕的吾丘衍，对此有一段评论，写入《闲居录》：
晚宋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必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陈腐可厌。余因聚其事为一绝云：“烹茶茅屋掩柴扉，双耸吟肩更捻髭。策杖逋仙下山去，骚人正是兴来时。”或可为作者戒也。
在一定的条件下，词的使用会发生泛化乃至虚化的情况。门户必曰“柴扉”，未必都真的住柴门，诗里这样写，倒不是有意骗人，而是借用“柴门”为符号，或表示心迹，或自标清高，或用为自谦。
说到自谦，熟语中有“蓬荜生辉”，多用作谦词。“蓬荜”即“蓬门荜户”的省语，字面意思是，草和树枝为材料的门户——局部代整体，用以形容清贫人家的简陋房屋。然而，对于“得兄光顾，蓬荜生辉”之类的客套话，大可不必较真，去指出人家并非蓬门荜户，因为那是用“蓬荜”来称代自家陋室；当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他家不是陋室是华屋，因为人家称“蓬荜”，是自谦的用法。
传统文化形成古人的一种心理，君子固穷，称穷而不夸富，安贫乐道成美德；这种心理又同自谦及客套融汇在一起。古典诗文里，“柴门”之类成为常见词，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10.花门柳户猖妓家
花门柳户娼妓家，社会的一种病态的畸形怪物，在语言中留下了“门”的“户”的印痕。明代《说略》：“门户二字，使院名也。”门户人家即指娼家。
这类词语还能举出一些例子。如：
私门，指暗娼。《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
半掩门，暗娼。也指不贞，清代《乡言解颐》：“谓妇人之不贞者曰半掩门”。
市门。《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市门，妓院的代称。倚市门，即倚门卖笑之谓。
百楣门(木呈)。(木呈)，门槛。明代朱有燉《神仙会》第一折：“躲离了七真坛院，撞入这百楣门程。”
风月门庭。元代杨景贤《刘行首》第三折：“休占风月门庭闹”。
花门柳户。明代康海《王兰卿》第一折：“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妇。”又：“谁想这妮子情性贞良，全无花门柳户之气。”花门、柳户都指娼家。还有“柳户花门”，元代马致远套曲《青杏子·悟迷》：“柳户花门从潇洒，不再囗，一任教人道情分寡。”
批把门巷。唐代王健《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批把花里闭门居。”后来称妓女所居为“批把门巷”。
语言是社会的聚焦镜头。封建时代，一方面把阀和阅树在门前，门第门阀，显示家族的荣耀；一方面又造就花门柳巷，藏污纳垢，做社会的污水桶。前者系着男人们的功名利禄，后者系着女人们的血泪屈辱。等级社会里的社会不平等，在这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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