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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名与方位 古城多城门。就说北京，如今城墙已无，但城门的影子却保存于地名中。有个故事讲，明代修建京城，所依蓝图为“八臂哪咤城”。正阳门居中，是哪咤的头；瓮城东西开门，是哪咤的耳朵；正阳门里两眼井，是哪咤的眼睛；东城的崇文门、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咤半边身子的四臂；西城的宣武门、西便门、阜成门和西直门，是另半面身子的四臂；安定门、德胜门是哪咤的两只脚。这无疑是缘于空间布局的联想。 其实，从整体把握这些门，那相互呼应的门名，不妨说是将一种治理天下的理想写在大地上。 中国古代以地支标方位。这被门名所包容。如开封，据《历代宅京记》，五代时后周世宗帝曾命名城门，以方位取名：在寅者叫“寅宾门”，在辰者叫“延春门”，在巳者叫“朱明门”，在午者为“景风门”，在未叫“畏景门”，在申者名“迎秋门”，在戌者名“肃政门”，在亥者叫“玄德门”，在子者叫“长景门”。以上所列一组城门名称，涉及地支十项，门名的意义分别与方位、四季、五行、色彩等观念相关。例如，申在西方，故称“迎秋”。寅在东，“寅宾”又有迎接旭日的含意。亥在北，北色黑，所以叫“玄德”。 十二地支配上十二种动物为属相，形成绚丽多彩的生肖文化。与此相关的门名，有个“铁牛门”，见脉乐大典》三五二七卷： 《宣城志》：铁牛门在府治东北城内。前志双牛冶铁为之。俗传郡无丑山，故象大武以为厌镇。谚云：“丑上无山置铁牛。”自五代林仁肇更筑罗城，旧门关皆改革。今惟一牛存。里人即其地为司土神庙，号铁牛坊云。 十二地支标示方位，子午纵南北，卯西横东西，东北为丑位。十二生肖丑属牛。“俗传郡无丑山，故象大武以为厌镇”，大武即牛，在城的东北方位处铸铁牛，用来弥补丑位无山这一风水上的缺憾。城门采录之，就有了“铁牛门”。这门名颇具中国古代文化特色。 汉代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叫霸城门，又叫青门。据《三辅黄图），“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日青门”。《汉书·王莽传》：“天风三年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又据《述异记》，“景帝元年，有青雀群飞于霸城门，乃改为青雀门；更修饰刻木为绮寮，雀去，因名青绮门”。汉长安城的这座霸城门几个别称，青门、青城门、青雀门、青绮门，所以总离不开“青”——“门色青、青雀群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城东面的门。五行五方五色的搭配模式，东方色青。 《牡丹亭》第六出“下看甲子海门开”，据屈大均《广东新语》：“甲子门，距海丰二百五十里，为甲子港口，有石六十，应甲子之数。”甲子门之名，也是颇具中华文化特色的。 有些门名虽并未标出方位，但却是取诸方位的，如北京的崇文门、宣武门。 北京内城南面三城门，正阳门居中，东边有崇文门，西边有宣武门。东崇文而西宣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位观念。古人认为，东主长育万物，四时东为春，文武东为文；西方主肃杀，属秋，主武事。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影响广泛，以至对于文相武将，也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俗谚。《太平广记》引《续玄怪录》故事，讲唐朝的开国功臣李靖未能正式拜相的原因，说是李靖逐鹿，迷途而入龙宫，代龙行雨后，主人以两奴相赠，可选一个，也可两个都要。书中描写“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恰恰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李靖选了出自西廊的那一个。书中写道：李靖“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这故事编得很有趣。李靖如果既取出自东廊文质彬彬的那一个，又取出自西廊武气赳赳的那一个，那么，他的命运便会“文”“武”兼备，兼任将、相了。这宣扬的虽是宿命论，但故事的构思借助于传统的方位观念，因此不失文化色彩。 崇文宣武两门名，取名于方位，包含着丰厚的文化蕴藏。 2.《南史》中“白门”故事 古代的城门名称，选取哪些词藻，回避哪些字眼，往往被弄得很神秘。《南史·宋本纪下》有段“白门”故事，堪称典型： 宣阳门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不详，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 南朝宋明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讳”。他听到有人称宣阳门为“白门”，认为“白”字属于“祸败凶丧疑似之言”，不准用那个名称。有一次，右丞江谧误犯忌讳，出语“白门”，宋明帝勃然色变，喝斥道：“白你家的门！” 据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白门”之称不是因为门色，大约同附近地名相关。江乘县有白石垒，“以其地带江山之胜，故为城于此，曰白下城，东门谓之白下，正其往路也。”因为城东的白石垒，这城东门也沾上“白”字。那位宋明帝讳“白”莫深，是大可不必的。 这里再说一个“鱼门”。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吴、楚是七国中较强的势力。《汉书·五行志》记：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处覆。刘向以为近金囗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道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日，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 城犹如国，城门自倾，被说成是天之戒。吴王刘濞所居之城，有两个城门，一个叫“楚门”，而另一叫“鱼门”——吴国水乡，以鱼为食，鱼门即是吴门，这是后来的解释。靠了这一解释，“七国之乱”被平息以后，有附会说，上天早就以城门自倾的方式警告过刘濞了，吴王没能明白“鱼门”即是“吴门”，联楚叛乱，结果像那自倾的城门一样，双双倒楣。 明清之际李明的《三垣笔记》“叹世事之来，必有其渐”，讲了几件所谓征兆之事，未一件是： 曹司礼化淳建卢沟桥城，题其一门曰“永昌”，一门曰“顺治”，即闯贼年号永昌，建州年号顺治之兆。 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开始称王，建国号为“顺”，年号“永昌”。建州年号顺治，是指清世祖福临年号顺治，也改元于这一年。此前几十年，女真族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备部。 明代的曹化淳建城，命名城门时用了“永昌”和“顺治”。后来，出现了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两者年号正与城门名称巧合。那门名，就被说成是谶语，是这些变故的征兆。 这类话题，还见于《清稗类抄》： 京师于元为上都，明与国朝因之。或于正东西三门之命名，作一解云：“日正阳，日崇文，日宣武，皆昔时旧称。而元之亡也，年号至正，则为正门之占验焉。明社之亡，年在崇祯。今者国祚之移，号曰宣统。盖崇祯时以文臣庸暗而亡，宣统时以发难于武人而亡也。 谶纬谬种，汉代流传已广，在封建社会里颇能蒙骗一些人。比如吧，某人写了许多诗，平素人们只是当诗读。待到他遇到了变故，从他那么多诗句中找出一句来，附会出种种神秘的说法，那诗句便成了“谶”。仿佛很能预见，也挺应验，其实纯粹是“马后炮”，全在事后的解释了。有时偏偏能找到一点巧合的材料，借以做文章，也就更有蛊惑力。北京内城南面三门，正阳门与元未的至正年号，崇文门与明末的崇祯年号，宣武门与末代皇帝的年号宣统，都被说成是城门名谶，仿佛元、明、清王朝的终结早就写在城门名称里了。 在城门名上大做诡秘文章，还有《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设计建筑都城的故事。吴国欲破楚，就命名了一个“破楚门”，另有“立蛇门以制敌国”之类，将城廓设计与厌胜迷信融为一体。本书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言。 3．门名是文化的浓缩 廖廖几字的门名，可以是文化的浓缩。 《三辅黄图》记汉建章宫“正门曰阊阖”，唐代人注释：“阊阖，天门也。宫门名阊阖者，以象天门也”。皇宫正门取名阊阖，就如同皇城称“紫禁”一样，是有讲究的。 皇帝贵为真龙天子，出入的门叫“阊阖”仿佛恰如其分。可是，宫中却有门取了蝗虫的名字，是不是太践了呢？明代刘若愚《明宫史》讲到了这个门名——螽斯门： 说者曰：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保为侣，或不知生育继嗣为重，而宠注一人，未能溥贯鱼之泽，是以养猫养鸽，复以螽斯、千婴、百子名其门者。无非欲借此感触生机，广胤嗣耳。 传一姓之天下，“生育继嗣为重”。明代宫里养猫养鸽，为着向未晓人道的小男儿做出提示；又将其日常经过的门，命名为“螽斯”、“千婴”、“百子”。螽斯是蝗虫的一种，古人传说它一次能生九十九子。以螽斯为喻，祝人多子多孙，是古老的风俗，《诗经》中有此一篇：“螽斯羽，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螽斯振翅飞，后面跟着一大群，拥拥挤挤，闹闹嚷嚷，“宜尔子孙”——如此大家族，正“千缨”“百子”之谓。这是门名的妙用。在故宫，螽斯门、百子门在一条街上南北呼应。 在故宫中轴线上，御花园里有座天一门。天一生水。门名“天一”，是在呼唤克火之水。这名称的得来，在明嘉靖年内几次大火后，重修钦安殿时嘉靖皇帝题此，以命名南墙门，而钦安殿里供奉的则是玄武神。玄武是掌水之神。天一、玄武，都在祈求祝融远远地走开。 4．改门名 门额标识门名，门名具有含蕴。改门名，有时被认为是关系重大的事。 篡汉的王莽曾为长安城门改换名称。唐代《三辅黄图》说：长安城东三门，霸城门改为仁寿门无疆亭，清明门改为宣德门布恩亭，宣平门改叫春三门正月亭；城南三门，覆盎门更名永清门长茂亭，日安门改称光礼门显乐亭，西安门改为信平门诚正亭；西三门，章城门改叫万秋门亿年亭，西直门改叫直道门端路亭，雍门改叫章义门著义亭；北三门，洛城门改为进和门临水亭，厨城门改为建子门广世亭，横门改叫朔都门左幽亭。 王莽的独出心裁，在于“门”、“亭”合用，两者间相对或相关，如“仁寿”“无疆”组对，“万秋”“亿年”相配，“春王”“正月”呼应，等等。王莽是个政治家，他改城门名的动机并不只是附庸风雅。他的这一番改动，“新桃换旧符”，同他的改朝换代是互为表里的。 据《历代宅京记》，唐朝末年皇帝迁于东都洛阳。昭宣帝天祐二年，对洛阳的建筑一通改名，个中缘由不仅是因“法驾迁都之始，洛京再造之初”，还由于“妖星既出于雍分”，说是“宜改旧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延喜门改叫宣仁门，宣政门改称敷政门，积庆门改为兴善门，乾化门改呼乾元门，等等，共有十四座门换了新名称。结果如何呢？“天祐”用到第四年，李唐王朝便再无年号延续了。 宋初仍改门名。据《宋朝会要》，太平兴国四年九月，诏改京城内外门名三十有二，如南薰门、宣化门等。 《明史·舆服志》记载一段宫门遭灾改匾额的故事。嘉靖“三十六年，三殿门楼灾，帝以殿名奉天，非题扁所宜用，敕礼部议之。”礼部官员会议的结果是，开国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尔。既以名，则是吴天监临，俨然在上，监御之际，坐以视朝，似未安也。今乃修复之始，宜更定，以答天麻”。转年重建奉天门，更名为大朝门。这以后，殿、搂、门的匾额，改名许多。好像匾额“奉天”，老天爷便真的会接受奉请似的；皇帝御朝之际，头顶上有个老天爷在监视，这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听政颁诏呢？有了礼部官员们的如此一番联想，于是，改名——奉天门易为大朝门。这样一来，皇帝坐龙椅时，心里该踏实了吧。 以上的门名更改，说起理由，均是振振有词。但真正该为城门改名的，却是下面要说的这个。可是，偏偏又是该改而未改，闹了笑话，事见《新五代史》。时在五代十国，当时军阀割据，唐末的（或五代的）节度使纷纷称帝。南汉刘囗也当了皇帝。他“把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国号汉”，像模像样的一通折腾，却忘了把城门楼上的匾额改一改。《南汉世家》记： 刘囗初欲僭号，惮王定保不从，遣定保使荆南，及还，惧其非已，使倪曙劳之，告以建国。定保曰：“建国当有制度，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在，四方其不取笑乎！”囗笑曰：“吾备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讥也！” 刘囗原是五代后梁的清海军节度使。要称帝，似乎又有些心虚，怕手下的王定保不从，就将其支开。南汉建立、刘囗称帝以后，王定保归来，刘囗挺策略地做其的工作。王定保的反应是出乎预料的，只是说：国虽已立，可是南门上“清海军”的匾额却仍在，岂不是要被四方取笑！ 王定保的表态，卖了个乖，出言倒也在理：既然“改国号汉”，是一朝天子了，南门上的“清海军”门额仍挂在那里，成何体统？请不要忽略，这说的是南门之名。南门是正门。 城门名称要改，这改说起来也容易，换个匾额而已；若说难，也确不容易改。因为，城门名不仅被用来称谓城门，它还被纳入地名之中，并像地名一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明代《长安客话》的一则材料，反映了这种情况： 都城九门，正南日正阳，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西曰德胜，东之北曰东直，南曰朝阳，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城。今京师人呼崇文门曰海岱，宣武门曰顺承，朝阳门曰齐化，阜城门曰平则，皆元之旧名，相沿数百年，竟不能改。 明取代元，新桃换旧符，北京的城门改了名，如“海岱”改“崇文”、“顺承”改“宣武”，等等。然而，居京的人们仍习惯于叫元代的旧名，相沿数百年而不能改。这便体现了城门名称的稳定性。 古城门名称能够顽强地保留在地名之中。据奉宽《燕京旧城考》的调查，北京城辽代时城池在今城区之西，“鹅房营，有上城角，作曲尺式，幸存未铲；有豁口俗呼凤凰嘴，当因辽城丹凤门得名”。辽代时有座城门名叫丹凤门，城门早已不复存在，那么一个豁口，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称为“凤凰嘴”。豁口，北京地名的一种结构元素，例如现今仍叫得颇响的“十条豁口”。嘴、豁口、门，在这里，此三者所示略同，即门户的出入口意义。由此，可以讲“凤凰嘴”就是“丹凤门”余音，近千年而袅袅不绝的。丹凤城门虽已无，但“凤”仍在；早先的门洞门扇全没有了，成了豁口，过过往往的人叫它“嘴”——以“凤凰”冠之，“丹凤”的门名未曾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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