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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都成了《观察》周刊的特约撰稿人。 《观察》是由重庆《客观》周刊而来的。储安平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6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1]。 -------- [1]《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页。 《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2]。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3]。 -------- [2]《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页。 [3]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山西《黄河》杂志1994年第2期第74页。 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十二期《客观》周刊，从第十三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十二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十二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十二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4]。 -------- [4]《客观》周刊第12期第2页。 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 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5]。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 -------- [5]《客观》周刊第1期第1页。 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9月1日出版”[6]。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7]。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 -------- [6]《上海文化》第8期第25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7]《上海文化》第9期第6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在前十二期中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六期为吴世昌撰写），是了解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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