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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改革以来，对“乌托邦”的批判已持续了十几年，从“乌托邦祭”到“走出乌托邦”、“告别乌托邦”的提法至今不衰。这一批判是有功的，但未免简单化。它给人的印象是：过去的灾难全是人们太善良太“理想主义”造成的，而如今只要“实惠”点，大家钻钱眼就好了。这种说法未免美化了过去的灾难制造者，也把改革想得太容易了。实际上历史也并非如此；如果某人“过分狂热地虔信乌托邦”而自我奉献累饿而死，那还真是“乌托邦的悲剧”。可在那个年代里，放“卫星”的“好官我自为之”，却把老百姓逼上黄泉之路。一边是昧着良心只信权势，一边是迫于权势由不得你信什么，你说谁是“乌托邦主义者”？真正有些“乌托邦”的不就是那位过分天真地为民请命而冒犯龙颜的彭大将军么？ 其实“乌托邦”无非是不能实现之事，“不能实现”不等于没有意义，更不等于灾难。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想当元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乌托邦”吗？当然那是关于个人功利的“乌托邦”，但社会进步又何尝不是如此！“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人们总是在追求尽善尽美中得到较善较美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并无“过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的美国思想家诺齐克也把他设想的“最弱国家”称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乌托邦”——他并没有自诩为反乌托邦主义者。 但为什么有时在“尽善尽美”的名义下却出现了尽恶尽丑的现实？那是因为任何理想（无论它是否可以实现）作为一种信仰都只能属干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想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换句话说，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否则，如果一个人可以以“理想”为理由不受制约地强制他人服从于己，那就会为借“理想”之名而营私者大开绿灯，到头来也糟践了“理想”本身。 因此，“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过去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了，而是因为强制太多了一一因而借“理想”以营私者也太多了。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也不是因为后者是乌托邦而前者就是“现实”的。因为纯就理念而言，“纯粹的市场经济”与“纯粹的计划经济”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计划经济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而市场经济允许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包括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因此我们认为后者不仅更有效率，而且也更人道。 因此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不幸的是，“告别乌托邦”容易，而告别强制难，因为强制给某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如今“乌托邦”少了，但强制少得不多，为“理想”而强制少了，为私利而强制却不见少，倚仗权势“化私为公”的少了，倚仗权势化公为私的却多了。所以近来人们喜欢谈论自由主义，所以说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告别强制就需要制约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今天倒是真需要有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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