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刘洪波 五千年“郁郁平文哉”史，有过“太平盛世”，也出过“明君圣主”。有理论说，皇帝代表法律，宰相依圣旨治理，不能算人治；法治出盛世，民主出明君，有盛世义有明君，就证明华夏自古即法治。又有理论说，法治人治都是手段，肇盛世、出明主才是目的；人治能产生盛世明君，可见并非要法治不可；而且人治了几千年，也证明华夏不宜于法治，继续人治下去，正可保持特色。 一样的事实，由不同的理论家来论证，很像论证苹果该不该削皮再吃，结论是大异其趣。可惜这两种理论现在都有些危机，“自古已经法治”的理论，太过于遗老气；“人治正是特色”的妙计，又让人感到恐惧。 一方面，历史事实让人对“人治”的结果心下惴惴，另一方面，从基本的常识来看，把“人治”算作“现代化”的特色也太没有看相。于是，“要法治，不要人治”俨然大势矣。大势难免如江河行地那样泥沙俱下，所以在主张“法治”的队伍中，有忍痛改口者和顺口一呼者就不意外了。 谁是忍痛说法治的人？某些“一言堂”主是也。一言堂主是最得“人治”之乐的，有什么事我说了算，定什么方略“民不可以虑始”，纵意所知，何其快意。什么都按法律来办，自己立不了规矩，不像话嘛。但是“依法治国”已成国策，不说还不行，也只有改口了，不过改口改不了心，抽象谈法治可以，具体临事还是要“人治”的。如果他还“懂一点辩证法”就更好；“法治中有人治，人治中有法治，法治与人治相结合才是最完善的”。 顺口呼法治的人就多了。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糊涂的“人治”者，本来习惯于搞搞人治的，看大家都在讲法治，于是也讲法治，却不清楚法治与人治有何不同（忍痛说法的人，却深知法治意味着什么），直到依法办事“不顺手”，才会缓过神来。比如一个人管政法工作，整天讲“法治”，因为有人顶撞而发话“可恶，要处理”，依法却不能处理，于是感叹“咦，怎么动不了他，连我也要依法吗，太不方便了”。 我曾经设想，司法机关里的人可能是最有法治信念的，可是见到一些例子，便知里面也大有“人治主义者”，他们的“法治”是根本不约束自己的。例如合肥有一个人与电信局打官司，法院要他撤诉，这人提出，电信局不把事情说清楚并恢复自己的名誉就不撤诉，法院的人却勃然作色：“电信局要名声，你不撤诉，我就判你败诉，看你怎样！”（《南方周末》1997年11月21日）又有一个包头居民被电信局找去打官司，事实本来清楚，法院却几次枉法裁判，使小官司越打越大，从基层法院打到高级法院。看来这法院中人把自己当成了法律的化身，因为“我在执法，所以按我的意思来治就是法治”。这很有点“朕即法律”的影子，不还要更坏一些，“朕”只有一个，而假如在某个机关工作便当然成为“法律化身”，就不知会有多少个“朕” “要法治，不要人治”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这是很好的，但见到这种共识就开始乐观，也是没有来由的。现代社会，人治也会现代化地自称为“法治”的。忍痛说法治和顺口呼法治的人说话管了用，所谓“法治”就只会是“现代化”人治的另一种称呼。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