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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穀梁传》，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些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徙”。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子生前，鲁宣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即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天下的土地便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分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他可以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奴隶，土地既是“王土”，当然是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他春秋史料，虽然不曾明确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已经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多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稿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们出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该说明两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土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转为晋国所用的事情。即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年，即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自此以后，诸候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了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并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乾候，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于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即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家大夫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的军赋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过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都废除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即他的世界观的形成的渊源。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是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吾少也践。”足以说明他的身世。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以前有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传》称做鄹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鄹地的宰（即长官），所以叫他鄹人纥。鄹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扶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他“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的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他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军赋的制度。这是他的进步处。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乾候，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即叫季孙如意的，却一点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鲁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的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但周公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少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流传下来呢？弄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即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即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3·15）即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感叹言之。（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16·3）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7·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13·22）他征引过《尚书》。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举一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说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16·13）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收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的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他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这里议论朝庭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并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藏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馔升居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他也和吴季札，齐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覆。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他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而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他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着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存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他古书的资料，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有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 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录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是子夏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洩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如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公伯寮其如命如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6·8） 从文句表面来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依一般人看，社会上，应该有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而且他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结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用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知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棲棲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先（鬼）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象神真的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覆，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厚归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莜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他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已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覆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覆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后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叫他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者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的人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生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邦”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过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弔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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