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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慧明：美国的高科技至今保持着在全球遥遥领先的地位，世界上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一半产生在美国，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差不多也有一半在美国。美国科技的发达自然与其发达的教育有关。 宋晓江：我们通过计算机在联邦教育委员会的数据库里查到，美国从90年代初开始，每年投入教育的经费超过4000亿美元。美国庞大的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联邦政府拨款；二是各州地的地方税收入中约有1／3投入教育；三是私人财团的捐款——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美国财团捐资不搞赞助明星之类的锦上添花的事，而乐于向教育事业捐款。香港一位富商一次就向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捐款一亿美元。美国学校的硬件条件多数世界第一。 羊慧明：但我在采访美国教育时感触最深的，还不是他们的硬件设施，而是他们的教育思路与中国和日本的教育思路大不一样。 宋晓江：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在中国上学在与美国上学大不一样。在美国上学也是自由式的，你不会有太大的考试压力，学生也极少把作业带回家，成绩考个B就三呼万岁了。在美国大学里，学生就是顾客就是上帝。教授并不在乎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是想方设法打开学生自己的思路，活跃思维。 近两年我也回中国去过，也看到过中国报纸上对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的呼吁。一个小学生一天要在课堂上坐七八节课，中午和下午放学都要带回一大堆作业，有些家长还给学生加码学这学那，一个几岁的小娃娃从早上爬起来一直要忙到上床睡觉，这哪里符合儿童的天性！我那10岁的女儿宋田听说中国的小伙伴是这样上学，吓得她生怕我们把她送回中国读书。她在这里上学多轻松：早上九点前到学校，下午三点钟就回家了，在课堂上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其中还有一半时间是作课堂游戏——通过游戏这种令儿童喜欢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一些知识，中午还有免费午餐，还有校车免费接送。大部分作业在课堂上就用电脑做完了。就这样我的女儿的成绩还是全班第一，从一年级开始她就会用电脑作生日贺卡，画一些简单的画来布置自己的房间，知识面也相当宽。 马平：日本的教育也同中国的教育方式有某些相同之处：要求学生博闻强记，重考分，学生负担重，节假日也常常要去补习，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但创造性稍差。 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学校学生升学竞争激烈，重考试，作业多，博闻强记，基础知识扎实，这自然有好的一面。但那种填鸭式的教育，让学生死记硬背许多陈旧无用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智力、精力的浪费。人的大脑的记忆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要说上下五千年，就是今天某一小时之内世界各地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个人的大脑一辈子也记不完。美国的教育不是要教学生记多少信息、数据，而是教给你一种获取信息的能力。为什么美国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通过电脑查阅图书馆的资料，针对一些历史问题写出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掌握了这种手段。 羊慧明：最重要的是学习新东西 智慧不在于你能死记多少知识、信息，而在于你能否把各种信息加以杂交、综合产生新的信息。让容量有限的大脑去死记许多陈旧无用的知识，反而会阻碍其大脑接受新的东西。中国学校的教材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老掉牙过时的东西翻来复去，还要学生死记硬背，而跟踪最新科技和社会变化发展的新知识、新信息的能力又很弱。许多新的知识、新的发明要几年之后才能反映到教材里。在这一天等于20年的当今世界，知识滞后几年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就是一些高等院校，也缺乏跟踪世界科技发展最前沿信息的条件。 宋晓江：美国人对历史知识不见得知道多少，但他们喜欢学最新的东西，他们学习也讲实用主义——注重学那些他们最需要最有用的东西。美国的大学教授被称作“老板”——他们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决定用什么教材，有权决定给谁奖学金和聘谁作助教。甚至可以自编教材——如果他（她）对其他教材不满意的话。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新的科技进步，很快就能反映到课堂上和教材里，学校始终跟踪最前沿的科技潮流。 马平：想象力才是智慧的最高境界 美国的学校教育特别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他们认为想象力才是智慧的最高境界。在美国我听到一句口头禅：“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只有想不出来的东西。” 羊慧明：想象力是人的知识、智慧、愿望、追求的延伸与拓展。美国的学校教育总是想方设法打开学生的思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人人都要上讲台，与老师和同学一起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这一方面训练了学生的胆量和自我表现意识，同时又互相受到启发，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可能不一样，大家在一起撞击思想就能产生灵感的火花，就能养成从多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活跃思维。美国学生心目中没有“害羞”二字。一个博士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一个连中学生也懂的问题，别人也不会笑话。对同一个问题，无论是考试还是提问，教师很少拿出一个标准答案来框定谁对谁错，而允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 马平：我听说在有的学校，如果学生考试的答案与老师讲的答案完全一样，只能得60分、70分；而如果学生的答案中哪怕有一点新的见解，也会得高分。 宋晓江：的确如此。教师就是要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从教材到提问、考试，都有意识地鼓励学生海阔天空地想象，让思维无羁无绊地纵横驰骋，想象越离奇的越受到赞赏。比如上艺术课，小学一年级学生就要自己谱曲子，自己选择画画的对象，老师也不规定你非得要画什么，怎么画，一切凭学生发挥想象力，爱怎么画就怎么回。学生写作文，也主要看你有没有想象力，想象力丰富，故事离奇又不离谱，则会受到赞赏。迪斯尼的唐老鸭、米老鼠、狮子王为什么诞生在美国，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杰作本身就是想象力的杰晶。好莱坞的巨片风靡全球，数以十亿计的人都在看美国片，创造出票房收入之最，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象力创造的财富。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和宇航技术，也是以人的想象力为助推剂的。在美国，说某人有想象力，这是最好的赞赏；说某人缺乏想象力，则意味此人能力一般。 羊慧明：敢“try”才能创新 有想象力才会有创造能力。在这个生存竞争日益激烈残酷的时代，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存发展，对企业是如此，对艺术、科技事业也是如此。因此，美国的学校教育始终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放在首位。 宋晓江：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美国学校不仅有一流的科研实验条件，而且从授课思想上也从各方面鼓励学生创新，鼓励大家标新立异。美国人最爱说一个单词是“try”（试），大家也习惯于没见过的东西都要去“try”一下，许多新玩意儿就是这样“try”出来的。什么都敢“try”，这正是一个民族有生气的表现。 羊慧明：前几年有报道说成都一位年轻人正在研制一种安装折叠翼可短距离飞行的汽车，可以避免堵车。这在国内被看成异想天开，无人理睬，可美国一个机构却邀请他去美国访问，为他提供条件让他在美国“try”。重要的不再于立竿见影，但只要一个民族大家都去“try”，去创新，新东西就会层出不穷地被“try”出来。科技、经济就会生机勃勃。那位成都青年设想的带翼可飞行的汽车虽然还未成功，但他的想象力和思路却是有价值的。美国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996年我看到有报道说，底特律已有人生产出了一种可以短距离飞行的小型直升飞机，可以避开地面交通的拥挤，售价仅2.8万美元一架。这个新玩意里不能说没有那位成都青年的间接贡献。 宋晓江：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在十几岁上学的时候就开始“try”计算机软件，后来休学专门去try，终于“try”出了一个世界软件王国。又有报道说有个年仅19岁的美国青年，在某项软件技术方面“try”出了新道道，对大名鼎鼎的微软公司构成挑战，微软不得不另觅高招。大家你“try”我“try”他也“try”，你“try”出了新玩意，我要“try”出比你更好的新东西。高科技的日新月异的进步就是这么来的。 羊慧明：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思维也往往停留在摸仿阶段：别人发明个什么新玩意儿赚钱，马上蜂拥而上，都去模仿，在同一个层次上重复，新东西也被围剿。在美国这样的商业竞争空前激烈的国家，你要是去模仿别人放“马后炮”，准得被淘汰，因为别人已先你一步占了市场，等你模仿出来，别人又已经创造出更新的玩意儿了。美国人不大喜欢搞假冒伪劣，一是游戏规则健全，二是思维方式不同。美国人看见别人“try”出个什么新东西，他不会去摸仿，而是千方百计去“try”出比人家的东西更新更好的东西，越是好的东西还要让它更好。这大概也是新产品换代极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生存，摸仿只能被淘汰，竞争形势逼着人们永不停止地去创新。 最近，我在采访谢晋导演时，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做事有了八成把握，还在犹豫，美国人有厂六成把握他就敢“try”。 马平：动手能力也同样重要 中国的学生每年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中都拿金牌；在美国、欧洲的学校里，无论是大学、中学、小学，华人学生的成绩往往也是顶尖的。华人学生的聪明、勤奋称著于世。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华人学生出大发明创造者的比例却未见得高。华人学生与美欧学生相比，各有长短—— 中国学生纪律性强，但却显得拘谨、朝气不足；欧、美学生又太自由散漫，但富有朝气、活跃、不腼腆、少压抑感。 中国学生博闻强记，基础知识扎实，但获取新信息的意识、能力差一些；美欧学生基础知识不怎么样，但获取新信息、新知识的能力强。 中国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理论的能力强，摸仿能力强，但似乎想象力、创新能力稍有欠缺。 中国学生动嘴能力强，但动手能力差。美国学校则注重动嘴动脑动手能力的综合培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注重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一年级学生要学会电脑打字、自己制作贺卡，自己用泥根据自己的想象做工艺品，还要统一放到窑里烧好。当然他们的学校有这个条件。儿童从两三岁就要学会梳理自己的头发。小学生要到工厂、商店参观学习，增长见识。 宋晓江：善于把自己好的想法付诸实践，能想会说会于，这才具有综合优势。要“try”当然就得动手自己做。比尔·盖茨的事业就是动脑动手干出来的。美国大学里学生发明很多，就与学校注重培养动手能力有关。 羊慧明：让学生永远自信 我了解到在美国的一些学校里，教师不让学生之间互相知道考试成绩。因为让学生互相知道成绩，就会伤害那些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他们感到自卑，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宋晓江：有这种情况。自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失去了自信，有了自卑，就会恶性循环，学不好也难以干好事情。想想看，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娃娃，就让他（她）有了自卑，感到不如别人，这对他（她）的精神打击是多么大！这甚至会影响他一生的健康发展，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抹不掉的阴影。这的确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在美国，家长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你是最棒的，只要努力”；教师也会对每个学生说：“你很棒。”美国人的自信，从小就树立了。羊慧明：这一点不少中国人会感到很新鲜。但细想想，的确有道理。我的邻居有个很可爱的男孩，才9岁，成绩属中上，常考90多分，可老师和家长还批评他不行，小孩子从小就感到沮丧，认为自己不如别人聪明，从小就有了这样的自卑感，失去自信，这对他将来的影响会是多么大？有些学生你老说他不行，他反而真的会变得越来越不行。 宋晓江：这里有个教育心理学的问题。如何培养一代有知识、有创新意识、又充满自信与朝气的人，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衡量人才绝不能仅仅用考分去衡量。 羊慧明：东西方教育需要取长补短 中国也在推进教育改革。人们也在讨论上面我说到的一些问题。结合你在美国受教育的体会，你能否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宋晓江：有点个人想法，不妨抛砖引玉。中国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当然不能照搬西方教育那一套。中国的学校教育也有许多长处，西方的教育也有一些短处。我认为宜舍短补长。中国的学校教育中也有许多值得西方借鉴的。比如，注重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德育和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中国的教育在坚持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妨在教育思路上作一些调整。一是注重新知识、新信息的传授，教材上陈旧无用的课文可以减少一些，不断增加一些最新的知识和信息，学校要建立跟踪世界最新科技知识的机制。保证人类最新的知识马上能反映到课堂上。二是改革考试方法。中国有个竞争升学率的问题，学生要竞争升学，不重考试当然不行，但关键是怎么考？考什么？我认为在考题及评卷上就应鼓励创造思维，不能与标准答案有几个字不同就算错。三是改革教学方法，注意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思维，鼓励学生创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课堂教育减少灌输填鸭式的教育，多进行让学生参予的讨论式授课。四是要从人的心理的角度去研究教学规律，培养心理健康、自信的学生。我认为上述这几点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也没有触及中国基本的教育体制和一些敏感问题。 羊慧明：1996年7月我第二次到摩托罗拉公司访问，与该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伯特·高尔文先生再次见面。言谈间，他对我说，他下午还要去上课。罗伯特·高尔文先生执掌摩托罗拉这个世界无线通讯霸主30几年，在他主持公司期间摩托罗拉的业务直线上升，1996年销售额已达250多亿美元。摩托罗拉的子公司遍布全球。作为公司董事会主席，年已70多岁的罗伯特·高尔文先生可谓日理万机，如此年高繁忙的他还要上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说，现在电子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不学新的东西不行啊。像他这样的亿万富翁还要不断“充电”，一般靠一技之长谋生的就不用说了。在美国，成年人再进大学已是很常见的事。 马平：我看到一个统计，美国大学里成年人学生占了40％。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上过大学，如今又重新进大学更新知识学习新技术的。四五十岁的人上大学多的是。六七十岁又进学校拿文凭的也非个别。 羊慧明：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改学计算机专业，这个专业比较好找工作。他才毕业两年多时间，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房子也买了。前不久我去旧金山看他，看他忙得真够呛，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去读书。他对我说，虽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才毕业两年多时间，但计算机技术发展太快了，十几个月又更新一代，两三年前学的东西已经不够了，跟不上趟了。所以，我又得进学校补上新课。在美国就是这样，你要想生存保住饭碗，就得学习新的东西，光靠原有的旧的知识和吃老本是不行的。 宋晓江：美国的生存竞争日益激烈，一份工作机会有许多人在竞争，要想取得工作机会就得有专长、有能力。雇主当然乐意雇佣那些勤奋有知识掌握了新技术的人。这种生存竞争也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新知识产生，前几年还是尖端的东西转眼间又成为昨日黄花。知识快速更新也加大了人们学习的负荷，谁要是放弃了学习新知识，就只能很快被时代淘汰。因此，在美国，读书学习也是谋生的一部分，成了生存发展的需要，是一种必须的“消费”，也是一种个人“投资”。美国学生自费交的学费，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不要说做技术工作的，就是公司里那些做打字收发的秘书，有不少也是经过重新进校学习后才得到一个收入并不高的差事的。做秘书工作的大多是中年妇女，她们在把孩子养到一定大以后，又回学校念书，比如学计算机什么的，然后再回工作岗位。 羊慧明：你刚才谈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读书既是一种“消费”又是个人“投资”。念书成了大多数社会成员必须的“消费”和“投资”，人人都自觉地不断地去“充电”，这个社会的动能也就很大。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美国劳工部长赖特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的不是它拥有的财富、资源，而是其公民的素质、思想、智慧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从美国人的这种学习风气，也能感到这个社会在下个世纪的若干年内还是有竞争力的。 马平：我赞同你们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兴衰决定于其经济，经济的发展则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又离不开教育。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人的智力因素中也应包括思维的更新。观念、思想本身是产生智慧的触媒。新观念有助于激发新的创造。解放思想永远是最重要的。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当然，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社会存在的折射。比如，美国人的“充电”观，也是现实逼出来的。因为生存竞争，你要生存就得不断“充电”，人们也就自然强化了这种充电意识。 羊慧明：我相信，这种“充电意识”也会在中国流行。事实上，现在的势头已经开始了。我到成都、广州的一些成人夜大去看过，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口多，将来的生存竞争、就业竞争将比许多发达国家还激烈，人们更需要充电。那些先悟到此理者，将可能是竞争中的胜利者。 宋晓江：我相信，读书学习也会成为中国大众的消费和个人投资。 羊慧明：说来可能许多人还不相信，美国的相当大一部分教育经费来自于六合彩。六合彩几乎每个州都有。六合彩每周开奖一次，有的地方最低大奖额是800多万美元。一般是所卖彩票收入的55％用来办教育，5％用来作发行彩票机构的开支，40％用作奖额。得大奖者不是一次性拿走800万美元，而是分20年分期付给。试算算，每周搞一次，一次卖彩票的最低收入约2000万美元，55％用作教育经费，就有1000多万美元。一年50多期，一年下来至少筹到五六亿美元教育经费。还有那40％的大奖额，是分20年付给中彩者，80％以上仍然存在那里用于教育，加起来一年筹资就等于有十来亿美元。几十个州都搞，就是几百亿美元。我还是按最低额算的。有的大奖一期没中，累计到第二期，第一期奖额800万美元，第二期累计奖额也就可能超过两三千万美元，因为累计奖额越大，就越有刺激性，买者越众，本来一期一般卖彩票2000万美元，没准第二期卖出三四千万美元。若累计到第三期、第四期，奖额更大，买的人就更多，一期就上亿美元。我觉得，六合彩只有暴赢，没有暴输——买六合彩的人大多每期花一两美元买一两张彩票试试运气，不会为此输得倾家荡产，又能筹集教育经费，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宋晓江；六合彩最初在美国也有不同看法。开始只有一些州法律允许六合彩，有些州却不允许。因为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赌博。但后来，没搞的看到搞了的州尝到了甜头，也就改变了看法，也修改法律，允许六合彩。因为正如你所说，六合彩只有大赢，没有大输，不会像其它赌博方式可能使一些人倾家荡产而闹出社会问题。六合彩带有娱乐性质，一美元一张彩票，一般人一次也就买一两张，就算一年期期都买也不过百把美元，对美国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中了奖大喜过望，没中彩者也心安理得——为教育作了贡献。在美国几乎没听说有为买六合彩而闹得倾家荡产闹出家庭、社会问题的。我也常买彩票，也老作“贡献”，只觉得它刺激、好玩。 羊慧明：中国有一阵子也在一些城市开了六合彩，后来禁止了。可能认为它是赌博，名声不好。其实，我倒觉得，六合彩并不比麻将可怕。中国如今是全国山河一片“麻”。走到哪个城市哪幢宿舍你都能听到搓麻将的声音。我住的院子里天天晚上都能听到搓麻将通宵达旦的声音。搓麻将不仅浪费时间精力伤人身体，而且真可能闹出家庭悲剧社会问题来。别小看点一炮五块、十块，一个晚上下来输几百元是常见事，打几十元，上百元一炮的大麻将一把输赢就成百上千元，这对一些中国工薪阶层是个什么概念？倾家荡产典妻当子者有之，为筹赌资偷盗、抢劫、贪污、贩毒者有之，弄得不少家庭妻离于散。相比之下，六合彩却绝没有这么可怕。为啥要不分清红皂白一味禁止呢？搞六合彩只要是为了筹集教育和福利基金，我倒认为搞搞也无妨。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规范运作，比发行福利彩票要好。试想，一个大城市每周搞一期，每周发行两千万，一年也不过十来亿元，却可以筹到几亿元教育经费。彩票不愁卖，赌博之心，人皆有之。大家一次买一两张玩玩，也就一两元钱，等于几只烟的钱，不大可能因为大输而闹出社会问题。现在搞希望工程，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筹集点资金也很难。有个大省，一年也就募集到一两千万元，对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何不多一点形式？六合彩并不姓“资”，也可以为我们所用。既能满足人们试试运气乐一乐的心理，又能筹集到教育经费，何乐而不为哉！ 羊慧明：在美国研究了一段时间经济学，我忽然悟到一点：美国人超越权威的意识很强。你越是学术权威，就越有人要来挑你的刺，找你的毛病，到你头上去“try”，然后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权威就是经由这样不断的“挑刺”而一点一点的超越的，挑出一点“刺”，加以完善，科学就向前跨进一步，科学也就是这样经由不断的“挑刺”而发展的。科学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权威的过程，超越权威才能有新的进步。社会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如果权威终身制，别人见了权威就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哪能有超越，科学哪能进步。 宋晓江：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已不是一代、几代人才出一两个天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就不错了。昨天还是领先的，转眼又成为昔日黄花。在市场中没有永恒的权威。如果还是权威至上，不压死科学才怪哩。 羊慧明：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规律），他提出了一个与一般人及以往的权威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但斯密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理论的框架，缺乏精确与严密，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对其补充完善，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使斯密的理论更加精确化、严密化。 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义却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它强调只有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社会原本是由个人组成，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会得利？谁还去创造财富？近代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推动的吗？ 再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到现在已经颁发了22届，美国经济学家囊括了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的桂冠。一个芝加哥大学，就已经有9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经济学家敢于向权威挑战，不断修正。完善、补充权威的理论，提出新的见解。 凯恩斯是20世纪人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次革命；边际消费理论——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越来越少，这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心理规律，对家庭、社会皆然；他还提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偏好、过度需求等理论，主张通过通胀这种比较隐蔽的办法来减少失业，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他开的“药方”有效地缓解了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顽症，说他挽救了资本主义也不过分。然而，对凯恩斯这样一位大权威，后来的经济学家却不断地挑他的刺。 美国经济学家卡托纳（G．Katona）认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虽然是一种短期分析，但并没有包含消费者延期购买问题。这是一个不足之处。 丹尼尔·休茨（Daniel B．Suts）认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不适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也不断地挑凯恩斯的“刺”，一点一点地“挑”出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挑”出了新的观点，“挑”出了进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者，大多是因为他们超越、发展、完善、补充了前人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指导经济有效的。 宋晓江：你越是权威，越有人向你挑战。而后来居上者，恰恰是那些对权威理论的不足和局限性作出批判与修正、完善者。这就是科学进步的真谛。 在自然科学领域更是这样。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使技术日新月异，领先的权威往往只有一瞬间的辉煌，稍不留神就会被竞争对手超越。你说你的技术好、产品好，我要比你的技术更好、产品更好成本更低。在电脑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这种角逐更激烈。比尔·盖茨是今天世界的软件大王，但他推出“视窗95”的得意之作也正遭到竞争对手的挑刺与挑战，微软公司要永远保持其在软件技术上的领先与霸主地位也非常不易，别人也可能超越其上。我欣赏你的那句话“在市场上没有永恒的权威”。在当今世界也难有不可战胜的天才。正是这种拼命竞争、超越才出现了电脑功能每18个月便增长1倍的不断飞跃。 羊慧明：在这种时代，权威、大人物也要坦然面对后来者的超越。现代社会毕竟已不是“九斤老太”的时代。后来的超越者越多超越的频率越快，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充满进步活力的社会。 羊慧明：如果把东西方文化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很快便能发现其中一点明显的差异：东方人偏重回环思维，西方人重前瞻思维。东方人习惯向后看，重传统，重宗法，重教条，沉湎于过去而难以自拔，难以超越；西方人习惯向前看，轻传统，重未来，讲实用。 宋晓江：是的。在文化学术领域，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得相当明显。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人们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过去，研究历史，却很少有人去研究未来，就是研究现实也不够，就更不用说研究明天了。研究过去，研究历史也是重要的，我不是说不要研究，只是想说，研究过去对今天有什么用？要把研究过去与今天联系起来。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握今天、明天，把握未来的趋势，才有助于让人们适应未来的变化。 羊慧明：未来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科学。在今天美国的大腕作家中，恐怕要数以研究预测未来的变化著称的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和大卫·霍伯斯丹最有名了。《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大趋势》、《下世纪》等之所以能畅销全球风靡世界，就在于他们的这些著作敏锐地分析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与未来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世界处于巨变的时代，只有那些较早看清未来变化趋势的人们——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老百姓，才能及时应变，跟上时代变化的节奏，在竞争中打个“时间差”领先一步，立于不败之地。而那些思想、观念、头脑跟不上未来变化，“慢半拍”的人，就很可能落伍甚至被淘汰。 宋晓江：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今天、明天远比昨天重要。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做学问的目的是指导人们现实的行动。研究昨天今天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明天。只有能够对人们今天、明天的行动有用的东西才有价值。美国是奉行实用主义的社会，一切以现实和未来的利益出发，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自然科学研究是如此，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都是研究今天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对人类未来的经济活动有指导作用的经济学家。美国人也研究历史，也有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研究历史也是为了对今天有所启示。在市场原则下，学术研究必然要体现它们的有用性和市场价值，这反过来又会推动学术研究。 羊慧明：当今世界空前激烈的经济角逐，就像下棋，谁能先看准后来的几步棋，谁就是赢家。预测未来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 围绕着未来的目标，传播科学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新闻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新闻的定义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现在的学者认为：光被动地报道过去有什么用？新闻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让人们了解新闻事实信息背景的前提下把握事物变化的方向、趋势和可能的结局，一句话：帮助人们把握明天。看看报纸电视吧，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了大的事件，新闻媒体总是不满足于报道事件的背景，而千方百计从各个角落去分析预测事态下一步可能发生的变化，它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人们最关心的，也是这些。 我在复旦新闻系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原复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讲的一番话在我印象中特别深刻。在辅导写毕业论文时，王中老师说：“满篇引号的论文，应该打零分。”他说：“老是引用别人的语录作论据，能‘论’出什么新东西？写论文就要‘论’出新知识，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拾人牙慧把别人的观点搬来莫如不写。” 王中老先生还有一句很形象深刻的话：“做学问的不能靠啃老祖宗的骨头过日子。”几千年来，中国历代文人学士，被迫钻进故纸堆而不能自拔，皓首穷经，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做学问的、写文章的、说话的，左一句“子日”，右一句“圣人云”，语录连篇。泱泱大国，万千学子，就靠啃老祖宗的骨头过日子，而不能有自己的与“圣人”相左的思想，不能去研究创造新的东西，中华民族的思想被活生生禁锢在四书五经里，民族的智慧、创造力和活力也被扼杀。这不能不是中华民族从强盛走向贫弱的一个原因。 思想禁锢不仅造成中国过去的落后与贫弱，而且它还从文化“基因”里影响着中国的今天与未来；它从文化和习俗的深层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回环思维，一切要遵从传统，重教条，僵化保守，凡事总用昨日之规去度量，容不得变革，过去某某人定的原则就不能越雷池一步，死人的一句话比现实亿万人的世俗利益还重要。“两个凡是”的思想出笼并非偶然，只不过是这个大循环中的一个小循环。 当西方人掀起未来学热潮的时候，中国的学者还在一古脑钻故纸堆，研究过去，研究古人成了最大偏好，而丰富多彩的现实则很少有人去研究，研究未来就更抬不上桌面。我们可以年年岁岁兴师动众开成千上万个学术研讨会去研究纪念某人几十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那些实际上已经过时的玩意儿耗费成千上万的官员、学者的精力讨论来讨论去有什么意义？中国人的智慧、精力难道就只值耗在那些故人的一言一行上？看看电视台的新闻就知道，研究这个讲话，纪念那个诞辰的“新闻”几乎天天有，研讨现实与未来的报道少得可怜，难登大雅之堂。故人比今人还重要。研究未来趋势不如研究故人受到重视，这难道不是信息社会的悲哀！ 再看银幕、银屏、书摊吧，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举目皆是，现实题材真正叫得响的如凤毛麟角。什么武则天、西太后。曾国藩“炒”一千遍也还觉得不过瘾。对现实和未来的麻木以及对过去的依恋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固然，中国人的这种回环思维，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压迫的结果，宗法统治，文字狱，以言治罪，礼教的束缚，使中国人不敢想，不敢说，黑纸白字写文章更怕犯忌遭祸，因此凡写文章讲话，都得找个出处，自己不敢随便讲一句新鲜话。只要是“圣人”、老祖宗讲过的，准没错，照搬来用，不会惹祸。如此绵延千年，回环思维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几十代人的心血和智慧，就耗费在那些没有多少用的故纸堆里，具有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焉能不走下坡路？ 固然，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难以一下子改变，但我相信市场浪潮会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市场只接受真正有用能产生价值的东西，市场承认实用主义，你去搞那些没有用的八股和文字游戏只有丢掉饭碗。这一浪潮已现端倪。学术界研究现实、预测未来的东西渐渐多了。我很赞同中国青年作家梁晓声的观点，作家应该多反映当今现实，影响现实，而不应该把大量精力用去“炒”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历史题材。我很希望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有一天也能写出超越《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那样的把人们的眼界引向未来的世界畅销书。 羊慧明：《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郑晓龙先生同我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美国的发达不仅仅体现在电脑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爱国者”号导弹、“B-2”轰炸机等新玩意儿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比如，一上国际航班你就能感到，他们所提供的一切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你不同的需要：你在飞机座位上也能打磁卡电话——与世界各地的亲人朋友同事通话，你还可以在座位上玩游戏、看节目——每一个座椅上都有一个电子屏幕。飞机上供应餐饮，开袋装食品都会配给每人一个精巧的工具，决不让你开袋感到费力。总之一切都让你感到很方便。 宋晓江：于细微处见发达。这也是竞争带来的变化。生活中有一点不方便，就有人出于盈利目的想方设法去把人们的每一点不方便变成方便，细小的事情都有人去把它尽量做得好上加好。在美国生活的确会感到很方便。你要交邮件——挂号或包裹什么的，邮局关门了你也可自己操作，街头到处有自动收取邮件的机器，你把包裹放上去计费器马上就显示你该买多少邮票，然后你把钞票或硬币投人购买邮票的仪器，你就能拿到邮票，贴上去将包裹丢入邮箱即可。你去取现金，街头到处是自动取款机，只需把信用卡一划，按你的密码和要提款的数额，机器就给你送出钱来。你要买张报，街头到处是自动售报机，丢两个硬币机箱自动打开，你就可以拿到你所需要的报纸。你去超级市场购物，收银处的计费器只需要将商品的磁码条在磁屏前一晃——不到0.1秒显示屏上就现出你该付多少货款税费，决不会让你久等。你去参观华尔街股票交易所就会看到，警戒森严的入口安检处，也是电子仪器在扮演重要角色，所有工作人员只需要将戴在胸前的工作证——磁牌一晃，具有识别功能的电脑马上指挥程序开启门栏，这个过程大约也就0.1秒就“验明正身”。你要喝饮料，到处有自动售饮料的机器。甚至连红灯区看裸舞表演也是电子自动计费计时…… 羊慧明：据我观察，他们的发达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些“硬件”上，还有“软件”方面的发达。比如，你去机场搭乘飞机，只要是当天票，任何时间你都可去办手续，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前两年去交行李，进大厅办手续也很快捷方便，最近我去发现更方便了：你不用进大厅就能交运行李办手续，航空公司把柜台搬到门外路边来了，离停车位不过两米之遥——尽可能地方便顾客。而且每一个公共场合，都有便于残疾人轮椅进出的方便门。在机场内，还有一种适于残疾人、老人、胖人的站车，免费接送旅客到登机口或出口。有的地方连洗手间也专门备有适于残疾人、肥胖人用的位置。 宋晓江：在美国生活，感到最方便的是通信。只要去个电话，电信公司就能在约定的时间准时为你装好电话，每月交月租费也不必去电信公司，只需要寄支票去，电信公司连你要寄支票的信封地址都给你准备好了，邮费也不用你出。在家里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查阅几百家图书馆的资料，可以查阅联邦和州政府的文件档案，可以向五大洲的亲朋同事发送电子邮件，可以与千里之外陌生的“朋友”聊天、做游戏、打牌。 羊慧明：发达也要从细小的事情做起，这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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