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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凤楼随笔》之六 宿雨初晴，灰白色厚密的天空下，横着一带墨绿的丛林，树的下面掩映着几间纵横的瓦屋，一条赭黄色蜿蜒的小路，路的前面便是一派铺满了油绿色浮萍的池塘，一两方突出的草丛疏疏的散落在池面。 这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题材。坐在窗下对望着，我不觉起了画意。 想到画，像一位久别的故人突然浮上了记忆一般，真是感慨系之。 差不多自第一次知道“画”这个名词以来，我对于它就深挚的有了恋情。不消说，小学时代对于图画自然视为一周中最有兴趣的一课，就是后来进了中学，在繁重的代数几何A＋B，X=Y之余，仍是同了几个爱画的同学，向学校当局要求了特别的允许，到校外去作野外写生。因为我的中学是专制的基督教学校，学生要每两星期才有半天的例假。 后来到上海进了美术专门学校，那更是梦的实现，我对于画的努力自不待言；可是一年之后，我的文学嗜好与绘画走上了并行线的轨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或许那时对于文学的热情正是在顶点上的原故，我不知不觉的就倾向文学，抛下了画笔。最初还勉强到校上课，到了后来，在将近毕业的一年，那真只有美术学校才有这样的笑话，我差不多一月只到校一两次，一学期不曾有过一张完成的人体习作。及至后来，朋友们组织的一个出版机关成立之后，我更完全钻在文学的圈子里去了。 四五年以来，除了偶尔的一张单色插画和朋友们委托的不得不画的封面画以外，我的手完全不曾再触到画布上过。 尘埃中的一只画箱，抽屉中的几盒彩油，以前是一日不离的侣伴，现在差不多渐渐从记忆中排挤出去了。一只画架更不知给谁个朋友借去了不曾再还来。 在此刻的这种生活中，像今天这样对于画的偶然的动念也不是第一次，但无论如何不再有握起调色板的勇气。连难得有的几次绘画展览会都不曾去观光了，哪里再有掮起画架的勇气呢？ 前天在路上偶然遇见老友倪贻德。三年不见了，他问我近来可曾作画，我说自从离开学校后便不曾再画过，他笑着说像我那样的人正复不少。是的，脱离了那种特有的环境，要想仍旧继续那种特有的生活，这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七月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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