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温州模式” 满天飞的温州个体户 “三叉戟”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咔嚓一声，我熟练地扣上安全带，闭上眼睛，打算抓紧时间打个瞌睡。 忽然，邻座的用手肘碰了碰我。我睁开了眼睛。他问道：“同志，保险带怎么扣？” 他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长得挺斯文，只是头发显得长了点。当我教他扣保险带时，他的邻座——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也在仔细观看着。 飞机滑离跑道，腾空了。我又闭上双眼，因为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北京，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连轴转，没时间休息了。 我的耳边似乎响着外国人的讲话声。那声音很大，还不时夹杂着女人兴奋的笑声。那声音终于把我吵醒：“伲刺！伲刺！” 我一看，那紧靠窗口的少妇指着窗外，青年伸长脖子往外看，非常兴奋。 “伲刺”，这是连外语学院的学生也听不懂的“外语”，我恰恰能够听懂——他们讲的是外人莫懂的温州话，而我恰恰是温州人。“泥刺”，温州话的意思就是“你看”。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我睡意顿消，用温州话问道：“伲勒是温州囊？” 他俩投来惊喜的目光：“伲是温州囊！” 哦，“伲勒”——你们，“温州囊”——温州人！温州话成了最好的“介绍信”，我和他俩之间的距离顿时大大缩短了，“他乡遇故知”！ “第一次坐飞机？”我问。 “嗯！”他点了点头。他告诉我，那位少妇是他的妻子。这次，他俩从温州来到上海，要去北京、沈阳做生意。他俩从未坐过飞机，所以一到上海，就叫了一辆轿车，直奔民航售票处，未能买到飞机票。当他俩买到去北京的火车卧铺之后，仍为未能坐上飞机感到遗憾。又坐“Taxi”赶到民航售票处。很巧，一架马上要起飞的“三叉戟”，有两个空位……就这样，他俩成了我的邻座。 “你们的火车卧铺票呢？” “呶，在这里。”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崭新的上海至北京的火车卧铺票。 “怎么不退掉？” “来不及了，算了。” “那怎么报销呢？” “报销？”那青年感到惊讶！他笑道，“我们无所谓‘报销’。要‘报销’，那就是向自己‘报销’！” 于是，他谈起了自己：他，名叫刘志雄，本来是一家国营工厂的职员，三年前辞职，跟妻子一起干起了“个体户”。他俩在温州梧埏专做塑料鞋的模具，收入很不错。这次，北京和沈阳向他俩订货，于是夫妻俩双双“出差”——所有旅费全是自己掏腰包。由于做塑料鞋模具的人不多，他俩生意很好，早已成了“万元户”，所以这点旅费不在乎。只是夫妻一起“出差”，等于“停业”。对于他俩来说，时间确实就是金钱，只能在外几天，马上就得赶回家去生产模具。他们从北京到沈阳，从沈阳到上海，都想坐飞机——飞机快呀，省时间！ “可惜，温州的飞机场还没有造好。要不，我们乘飞机回温州去！”他俩不无遗憾地说…… 这就是温州人。这就是新一代的温州人。 温州人喜欢讲温州话。一听，那不同于众的温州话，马上就可以判定是温州人。我是个天南地北满处跑的人，借助于乡音，我常在旅途中发现我的同乡，结识新一代的温州人。 在青岛海滨，我下榻于幽静的新华社疗养所。在那里，我结识一位温州同乡。她三十多岁，老练而能干，进出轿车接送，我以为是新华社的负责干部。我跟她聊天，发觉她对新闻事业完全外行，连《文汇报》是哪儿出版的都不知道。细细一问，大抵毕竟是同乡，她才把实情相告：她是个体户，小学程度，只身外出做生意，已经一年多未回温州。她在做亚麻生意——把山东的麻，卖给天津的麻纺厂。做成一笔生意，她拿一笔差价利润。她说，山东种麻的农民，不知道把麻卖给麻纺厂；麻纺厂呢？没有派人到麻区收购。她成了“桥梁”！ 一个温州女子，居然成了天津工厂与山东农村之间的“桥梁”，简直不可思议。 我很想了解她怎么做这种生意的，每年到底有多少收入。她笑而不答。她只说：“温州人的脑筋，比北方人灵活！” 我问起她怎么会有轿车，她对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奇怪，很干脆地答道：“花钱包的呗！像我能住进新华社疗养所一样，花钱就行了！” 她还神秘地告诉我，她跟天津人打交道，就说丈夫在青岛；跟山东人说，丈夫在天津，这样别人就不会欺侮她单身女子。其实，她的丈夫在温州——丈夫远远不如她能干！ 在广西桂林，我遇见一位同乡，他从“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诗中推知桂林是中外旅客云集之地，带来了温州制造的塑料金元宝，带来了在蛋壳上堆贴塑料山水的“立体彩蛋”……这些别出心裁的小玩艺儿，畅销！桂林人以“甲天下”的山水招来四方游客，而温州人却千里迢迢插足桂林的旅游品市场！ 在河南郑州车站候车的时候，我又听见熟悉的乡音。我循声寻去，萍水相逢，那是一位温州宜山青年，眉开眼笑。他告诉我，他从温州带来一批腈纶衫，在郑州一售而空——因为每件才一、两元钱，怎不“抢手”？ “这么便宜，是走私货？”我问。 “不，不，现在温州干走私的人已经很少。”他说，“我们的腈纶衫是用上海化纤厂的边角料织的。原料便宜，腈纶衫也就便宜，当然好销！在我们宜山，有4000人在采购腈纶衫下脚料，3万多台织机在织腈纶衫，6000多人当腈纶衫推销员。”…… 温州在变化。温州人在变化。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浪潮中，“温州模式”闻名全国。小小温州，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这座只有50万人口的城市，加上所属的9个县也不过600多万人口，却拥有10万供销员，活跃在除台湾之外的每一个省市！就连香港、新疆、黑龙江、西藏，也都有温州供销员的足迹。 虽说我生在温州，长在温州，但是自从17岁时考上北京大学以后，就离开了故乡，只是去探望母亲时在那里小住数日。七年前，我把母亲接来上海，就没有去过温州。然而，就在这几年间，温州巨变。我终于决定回去看看…… 温州，大起大落、命运乖戾 双体船犁开东海千顷浪，向南，向南，朝着温州驶去。 温州，镶在浙江东南部海滨的一颗明珠，是我国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说实在的，在经济上如生龙活虎一般的温州，却是个交通颇为闭塞的地方：那里没有一寸铁路，飞机场尚未造好，从上海到温州只能借助海上通道，坐船要花24小时。 往日，头等舱里总是坐着头发花白的首长。如今，里面传出二十多岁的温州个体户的笑声。在三等舱里，倒常常听见普通话，一间一间全被各式各样的“考察团”、“调查组”、“访问团”、“代表团”包去。内蒙的，广西的，报社的，电视台的，社会科学院的，民主党派的……人们涌往温州，想亲眼见一见“温州模式”是什么模样。“人怕出名猪怕壮”，温州的名声太大，招待的“代表团”太多，以致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在1986年12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去温州参观的人数和批次”。 我漫步在甲板上，望着一群群从舷边掠去的海岛，陷入对故乡的沉思…… 哦，温州，“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短线，80年代站在改革第一线”！ 我记得，我记得，50年代，当我在温州上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的讲课声常常被空袭警报声所打断。蒋介石的飞机不时掠过温州上空。正因为温州处于东海前线，所以当时的温州市不准备大发展，没有新建大工厂、新办大企业。 我记得，我记得，60年代，在“文革”之火蔓延之际，温州先是由温州籍的“中央文革”成员林杰直接插手，紧接着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多次对温州问题作“批示”，导致温州两大派火拼，成为闻名全国的“武斗典型”。好几个月，温州邮电不通，收不到家信。我曾回到温州，见到市中心的大楼被烧成废墟。来到松台山，看到许多因武斗而死所建的“烈士”墓。在武斗中，温州死了一千多人！ 我记得，我记得，1974年，当我回到温州，市面萧条，物资短缺，就连煤球也成了紧张物资。温州，温暖之州，鱼米之乡，一时间仿佛成了僻壤穷乡！ 当然，当然，我也记得： 在50年代，全国第一个响亮地提出“包产到户”的，是温州； 在60年代初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温州是全国自由市场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每逢暑假，我从北大回家，有着明显的比较——在北京几乎见不到自由市场，上海有一些，而温州街头则几步一摊！ 在“文革”中，温州曾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进行批判。那时候的报纸说，“温州已是资本主义世界，那里只差一面青天白日旗了”！ 温州，温州，大起大落、命运乖戾的故乡，在不同的时代充当过不同的“典型”。温州是棱角鲜明的。时而“正面典型”，时而“反面典型”，不论给温州涂上什么油彩，温州还是温州！大抵是充当过各种“典型”的缘故，温州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跟它规模相当的同辈城市。 这一回，温州又名噪全国，恐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政府最高领导赵紫阳总理来了，理论界权威人士胡乔木来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来了…… 温州，今日温州，到底算是什么“模式”，究竟算是什么“典型”？ “瑞新”号双体船从东海驶入黄浊的瓯江，东西各矗一塔的江中小岛——江心屿已经遥遥在望。哦，温州到了！ 见不到头戴“Taxi”小黄帽的出租轿车，只有人力三轮车。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夫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长头发，小胡子，一件咖啡色的西装上衣，一条牛仔裤，一双尖头皮鞋，十足的“现代派”。他骑着车，灵活地在狭窄的街道上前进。 除了在码头新建了一幢12层的高楼之外，城内似乎面目依旧。到处是木板近乎深褐色的低矮的老房子。下着蒙蒙细雨，街道一片泥泞。街上很少见到汽车，自行车在路中央横冲直撞，地上看不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分隔线。行人拥挤，街道两侧小摊、小店林立…… 我不由得一怔：难道这就是温州新貌？就闹市区而言，差不多是一副老面孔！ 万元户之城 没有桥。靠着渡船慢吞吞地摆渡，汽车这才渡过了两条江——飞云江和鳌江。差不多花费了三个小时，我这才从温州市区来到苍南县龙港镇。当我踏上这片土地，大吃一惊：一座新城平地拔起，突兀于我的眼前！ 这是一座全新的城。不光是居民楼、宾馆、商场、剧院都是新建的，就连厕所也都是用水泥钢筋新造的。街道宽25米，按大城市的规格建造。房屋也差不多是按同一模式建造。统一规划，显得格外整齐。一排排落地长窗，很有气派。 这儿本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渔镇，只有一条清朝同治三年建造的狭窄的小街，聚居着数百人。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那是个“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的穷地方。可是，怎么会在一二年内陡地冒出一座新城？ 我访问了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他四十来岁，普普通通的样子，一讲起话来，时时闪露出他的机智和哲理，毅力和才干。我曾观察过许多改革者，发觉他们的目光明亮，是全身最活跃的部位，而陈定模也是如此。 龙港直到1983年底，才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镇。1984年6月，陈定模调到这里任镇党委书记。他看到这儿面对东海，依傍鳌江，是个良港，龙腾虎跃的好地方。可是，他手头只有3000元的办公费，这点钱连盖个公共厕所都不够，怎么个“腾”，怎么个“跃”？靠国家投资建新城，显然不现实；靠引入外资，恐怕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看得上这么个小渔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靠集资——靠四乡已经富起来了的那些万元户！ 他走马上任才一个月，就在《温州日报》上登出《龙港镇也来一个对外开放》的决定。这个“对外开放”，其实不是对海外开放，而是对镇外开放——谁愿意拿出钱来，谁就可以进龙港镇建新屋，而新城的公共设施费用则由新屋的主人们平摊。这个“开放广告”一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有2700多个专业户涌向龙港，向那里的“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办理落户手续。建造龙港新城的资金，一下子就解决了！ 说实在的，仅仅是万元户，还进不了龙港新城哩，因为那里的一幢房子，起码两三万元，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才有资格落户。新城的每一户人家，都是冒了尖的专业户。龙港镇，成了中国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有人称它“农民城”，有人称它“小温州”、“浙江的深圳”。不，不，我以为最恰当的称号，还是“万元户城”！ 短短一年多时间，龙港镇建成了100多万平方米的新屋，人口猛增至3万多人，城区面积达4.26平方公里。变电站、自来水塔、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之类，一应俱全。我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在这里兴建了办公大楼。邮电局的气派也不小。我步入律师事务所、个体劳动者协会，那些办公室都明亮而宽敞，桌上放着最新式的揿扭电话。 据陈定模告诉我，这座新城眼下拥有6500多家万元户。当然，这“万元户”只是“模糊名词”。家有二三十万元资金在这里是很普通的。有的专业户的钱更多，只是“富不外露”，外人莫知他们究竟拥有多少一大团结”。 能够进入这座新城落户的，差不多都是邻近乡村里的能人。如今，数以千计的能人们聚居于一城，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万元户大军”，正在创办一大批新的企业…… 我在龙港新城漫步，随便走入其中的一家，主人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头，热情地领我参观新居。这儿的房子结构跟北京、上海的居民大楼不同，每一单元不是横向的，却是垂直的，即每一单元都是从底楼至三楼或四楼，屋内自有楼梯，独门出入，互不相干。底层往往是这家专业户的商店，楼上住家。我随主人逐层参观，每层前后两个房间，楼梯居中，四层共八间，每间20来平方米，而他家不过五口人。据说，在龙港，人均面积为40多平方米，那是北京、上海望尘莫及的！我发觉，那20来平方米的灶间，四墙贴着白色瓷砖，水磨石的地皮一尘不染。二楼、三楼、四楼的墙壁分别为粉红、淡黄、浅蓝，地板的色彩也各不相同。既有最新款式的沙发，也有油漆斑驳的破木箱，估计那木箱曾与主人共同生活多年，至今还舍不得丢掉。在另一户人家，我见到结婚的新房里，既有彩色电视机，长沙发，也有崭新的雕花大床。那大床的式样大约是清朝的！ 走了好几家，我所遇见的差不多都是老人、妇人、孩子。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在外跑供销的——天兵天将，在家搞家庭副业的——杨门女将，剩下来的——虾兵蟹将”。也有人把务工经商的称为“5471”部队（即青年、党团员），在家搞副业的称为“3861”部队（即妇女、儿童）。看来，我在三叉戟飞机上，在青岛、桂林、郑州遇到的，全是“天兵天将”，而在龙港遇见的，大都是“杨门女将”、“虾兵蟹将”了。 汽车开动了。我回眸扫视即将逝去的龙港新城。忽然，在一堵刚刚砌成、尚未粉刷的墙上，见到用黑墨写着一条大字标语：“谁在这儿大小便，谁就是乌龟！”那乌龟两字并非写出来，却是一个圈儿四条短腿外加一个脑袋一条尾巴。我忍俊不禁，对于这农民式的大标语发笑了。我尚未笑毕，却又见一张大字报式的广告：“本店供应不锈钢门槛，要买快来！”看那“大字报”的口气，不锈钢门槛已成了这儿的紧俏货——在中国的大城市，居民们恐怕还不知不锈钢门槛是什么模样的哩！当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把一年的工钱12块“鹰洋”给了土地庙，也只不过捐了一条木门槛罢了。如今温州龙港的农民们却这般财大气粗了…… 望着这座气宇恢宏的农民城，我在思索：几年前，家中只有几口破木箱的温州农民，怎么又腾又跃，成为“万”字号？ 我带着这个巨大的问号，来到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 小商品赚大钱 在我的印象中，桥头镇属于温州话所说的“山头底角”，是个荒远的山村。如今，汽车驶过新建的瓯江大桥，不一会儿，就直抵位于山脚下的桥头镇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也造成了成排成排的新房，样子跟龙港的一样，只是没有像龙港那样全面规划形成一座新城。这一幢幢装着一扇扇落地长富的新屋，已成为万元户的象征。在温州农村，哪儿的新屋多，哪儿就意味着已成了富裕之乡。 桥头镇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听口音，外地人不少。镇上的旅馆，住满外地采购员。我随着人群，走向桥头市场。一座两层大楼和一座盖着绿色玻璃钢顶篷的市场，成了桥头的交易中心。步入市场，我仿佛置身于北京东风商场，上海城隍庙市场——那里是小商品的世界。 弹簧秤。眉笔。立体画片。“坦克”表带。袖珍卷尺……五花八门的小商品，令人眼花缭乱。16元一盒的假戒指，共45只，每一只的式样都不相同，造型精美，足以乱真。带着袖珍通讯录的钥匙圈，那通讯录只有纪念邮票那么大，却有几十页，足以记下上百个电话号码、地址，又有金属封面保护着内文，两个两角五分。比自来水笔稍粗的袖珍打气筒，五角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都爱买一个。手枪式的试电笔，又是玩具，又是工具。金光闪闪的小帽，斜插着一根彩色羽毛，成了一只精致的扣针，别在胸前显得优雅大方。……看得出，这些惹人喜爱的小商品，出自别具匠心的设计者之手。外地采购员在那里论千论万地采购。 桥头小商品之王，要算是钮扣了。金色的、银色的、五颜六色的；大衣钮扣、西装钮扣、中山装钮扣、军钮、铁路制服钮扣；金属钮扣、塑料钮扣、玻璃钮扣；圆的、方的、牛角形的、月牙形的、蝴蝶形的，……到这儿走一遭。可以编出一本《钮扣大全》来。这儿已经不仅是“中国之最”，而且进入“世界之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钮扣商场，现在年销量已达80亿颗——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有五颗钮扣来自小小的桥头镇！这儿的钮扣品种，已达1500种！ 我在桥头钮扣市场采访。那里与其说是商场，倒不如说有点像图书馆的阅览室，一排一排长桌子，堆满了一袋一袋钮扣。各家各户都来这儿摆摊，每个摊位的长度为一米半。一个摊位背后，就是一个钮扣专业户。这儿的钮扣摊，已经有1000多个！ 钮扣之类小商品，便于家庭生产。这儿人多田少，本来多余的劳动力无出路，如今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在那里做钮扣。虽然每颗钮扣的利润不过几厘以至几分，可是长年累月地生产，利润就十分可观。那一幢幢新楼，仿佛是用一颗颗钮扣砌成的！ 大家都生产钮扣，竞争是激烈的。一位摊主告诉我，谁家设计了一种畅销的新式钮扣，只要在市场一露面，半个月后，就会有几十家、几百家生产这种钮扣！ 这里本来与钮扣无缘。1980年，桥头有人到苏州去，靠弹棉花维持生计。偶然见到那儿有一家钮扣厂把一些稍有疵点的钮扣作为废品廉价处理，便买了一批，回家摆摊出售，生意颇好。于是，很多人效仿，到钮扣厂买废品，把其中稍好的挑出来，以比正品低的价格出售。当然，这价格比废品要高得多，成了有利可图的途径。渐渐地，在跟钮扣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钮扣生产技术。干脆，自己动手做钮扣，成了钮扣专业户。亲戚帮亲戚，邻居教邻居，顿时，桥头镇刮起了钮扣旋风，桥头农民成了“钮扣迷”。千家万户都动手做钮扣，你做这种钮扣，我做那种钮扣，形成了巨大的钮扣生产力，形成了世界最大的钮扣市场。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桥头的名声在全国飞扬，众多的采购员闻讯而来。在这儿兜一圈，轻轻松松，就能置齐往日要跑许多城市才能到手的各色钮扣，哪个采购员不乐于向桥头投来微笑？何况，这儿钮扣的价格还特别低廉——因为家庭生产，男女老少齐上阵，成本当然低。 我在桥头遇上两个青年，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俩来自诸葛亮的家乡——河南南阳。《陋室铭》里提到的“南阳诸葛庐”，就在他们那儿。他俩一个是木匠，一个是待业青年，偶然从河南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知道桥头有个钮扣市场，于是决定做钮扣生意，远道赶来。其中一个名叫刘晓的告诉我：“这儿的中山装钮扣，才一分钱一颗，我们河南要一毛钱一颗。我一下子在这儿买了好多。我想，到了河南，以七分、八分一颗卖出去，准能畅销！” 这两位年轻人身穿崭新的人造革茄克，脚下是米黄色尖头皮鞋，都是温州货，价格比河南便宜得多。唯有牛仔裤很旧，那是因为温州的牛仔裤是从外地运入，价格不低，所以他们还是穿河南货。虽说新衣、新鞋跟旧裤配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好在他俩只讲实惠，也就不计较全身上下的“统一”了。这两位诸葛亮的同乡，对桥头讲了许多钦慕的话，说这儿的人热情，旅馆也干净，桥头人的脑子比诸葛亮还聪明。对于这儿一排排新屋，他们当然眼热，期望着自己的家乡也能像桥头这样迅速地富裕起来。 钮扣兴，百业兴。随着大批采购员的涌来，桥头镇的饭店、旅馆也大兴土木。小小钮扣，使这个小镇充满青春活力…… 据统计，中国北方某省农村，万元户只占万分之几而已，永嘉桥头镇的万元户，则已达百分之八十！ 专业户十专业市场十“天兵天将” 童年的印象，虽然隔着久远的历史年代，却还是清晰的：父亲是温州乐清县人，常常带我去乐清农村。坐着小船，河面上飘着开了紫花的水葫芦。驶过白象镇时，那座古老的白象塔显得格外高，小镇如同《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 如今，乐清白象镇的古塔，淹没在一群新建的楼房之中，过了白象镇，另一个小镇——柳市，新楼房毗连成一大片了。 我看到一份关于乐清柳市镇个体居民的调查，在6459户中，全年收入万元以上的有1216户，3万元以上的有296户，5万元以上的有89户。 往日的柳市街头，只有卖香糕、炒米糖、香烟之类的小摊。如今，几乎难以令人置信：街道两侧一摊连一摊，卖的是咬不动、吃不了的继电器、熔断器、变压器、电闸、瓷瓶、矿灯、触发器…… 就在桥头冒出个钮扣市场的同时，柳市冒出个低压电器市场！ 电器毕竟不像钮扣那样一家一户就能生产。在这儿，许多个体户联合起来，形成了“联户工业企业”，生产电器。 我跟一个“老牌”的个体户交谈。他说，他从事电器生产已经很久。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些电器因为批量少，工艺繁杂，利润低，大工厂不愿生产，成了短线产品，他曾组织一些人生产过。在“文革”中，他遭到批判，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干不成了。这几年，不仅他重操旧业，许多个体户也加入这支队伍，小小柳市居然云集了800多家五金电器商店和小摊位，形成了电器市场。 我发觉，柳市办起了好几个电器产品发运站。这儿有许多货车驶往全国各地。快运，可在16天内到货！慢运，22天内到货。这是因为电器比钮扣重得多，采购员们不能随身带货，于是货物运输业就随着兴旺起来。 温州农村，办起了各式各样的专业市场，金乡镇的徽章标牌市场，仙降塑（料）（皮）革鞋市场，宜山再生睛给市场，肖江编织袋市场……每一个专业市场，只经营一、两种类商品，专业性强，就形成自己的特色，容易打入全国市场，而在每一个专业市场周围的农村，则有成千上万个体户生产这些专门商品。 温州，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3万个专业个体户，形成十来个专业市场，而那10万“天兵天将”——供销员又把专业市场跟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于是温州产品便走向全国。这可以说是“温州模式”的一大特色。 那些供销员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因为他们推销的产品越多，收入也就越多。据调查，供销员们年收入5000元至1万元的为数不少，其中个别的供销员年收入达5万元以至10万元！当然，这些“天兵天将”天南地北奔跑，也够辛苦的，不少人忙得连春节也回不了家。桥头镇的一位供销员对我说，除了台湾之外，他跑遍全国29个省市！ 其实，温州的先天条件并不好，除了平阳矾矿举世闻名之外（明矾年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八十，占世界百分之六十），没有优厚的资源，工农业基础也很差，向来只以瓯柑、团绣、蜡纸、黄杨木雕之类作为当地特色产品。然而，温州如今居然创造了“温州模式”，用温州人的话来说，那是“逼出来，放出来，干起来”才形成的。这“放出来”，当然是指“开放”的“放”。 我从对于“温州模式”的采访，进而引起新的思索：温州人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 聪明灵活的商业脑袋瓜 许许多多细小的事例，像一块块小石子汇聚在一起，慢慢地堆成一座塑像。哦，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温州人的形象。 请看一看我在温州采访时随手拣来的“小石子”： 各式各样的旅游纪念章，我见过多了，无非是把当地名胜刻在纪念章上罢了。可是温州名胜——雁荡山的纪念章，不同于众。那纪念章看上去像个勋章。那横着的纪念章，刻着“雁荡旅游”四个字，普普通通，然而，下方却用链条悬着一枚勋章。不，不，那圆形的勋章，竟是个塑料盒，里面装着指南针！旅游者一边在雁荡山跋涉，一边可以用挂在胸前的指南针辨别方向。怪不得这种两角钱一只的旅游纪念章颇为畅销，因为温州人动了一番脑筋！ 温州已出现许多个体户长途客车。从温州坐车到金华、到宁波、到杭州、到福州，往往十几个小时，够累的。可是，个体户的长途客车生意兴隆，原因之一是车上安装了彩色电视机，可以播出录像片。旅客们一边坐车，一边看录像，多惬意！为了招徐旅客，为了使旅客旅途舒适，温州的个体户别出心裁。 温州商业繁荣，临街的房子的底层，差不多都被店铺所占领。一天，我路过一幢居民楼，底楼挂着招牌——“美容请上三楼”。我抬头一看，三楼一间宿舍门口，横挂着“小世界美容厅”的木牌。显然，那户居民把自己的住房让出一间，当作店铺。像这样的三楼以至五楼开店，恐怕全国罕见。在屋少人多的温州市区，温州人居然想出了这样的楼上开店的点子！ 温州的个体户，密切注视着新的信息。1980年2月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在报上登出，温州的个体户马上想出了新点子——以极快的速度赶制了五万枚刘少奇像章，一下子在全国一售而空！ 大学一招生，赶着制造一大批校徽，还为共青团制作了数以万计的团徽。个体户们真会赶浪潮。 我还听说了一桩真的笑话：不久前，当公安部部长发表了关于在全国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讲话，温州一位个体户立即闻风而动，试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样品，亲自送往北京。他想，十亿人口要做数以亿计的居民身份证，这可是一笔大生意。不料，他来到公安部，却被当场拘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怎可私人制造？他的样品，成了他的罪证！幸亏温州农村有关领导闻讯赶去，向公安部证明这位个体户试制居民身份证只有经济动机，没有政治目的，公安部这才把他释放。虽然他闹了一场笑话，却也充分表明了他对新信息的无限关注。 …… 温州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人曾称温州人为“温州鬼”，这“鬼”其实是“诡”的意思。然而，我却要说，这许许多多“小石子”，汇聚成温州人的真实形象——一个聪明灵活的商业脑袋瓜！ 眼下，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指导下的温州，真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温州人在充分发挥自己聪明灵活的商业脑袋瓜，进行“全方位、立体型致富”。 其实，温州人善于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宋朝程俱的著作中，便称温州人“其人善贾”，贾，也就是商，可见温州人自古的形象就是“善贾”。 在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温州人曾大批出洋经商。迄今，荷兰的华侨、华裔约5.5万人，其中温州人占1.3万人！在法国的温州籍华侨有2万，而在意大利有4000。此外，在英国、波兰、比利时、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丹麦，都有许多温州籍华侨，在那里开饭店，经营百货，做皮鞋，做服装。温州人“善贾”，已名扬海外。 也正因为这样，“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浪潮中先声夺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使我惊讶的是，在温州我走亲访友，送点小礼品给孩子们，他们居然问：“在上海卖多少钱？”看来，商业意识已经深深地渗进下一代的心灵，将会造就未来的“善贾”的一代温州。 温州的另一面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是不足取的。 “温州模式”蜚声国内外。海外关注温州信息，就连《欧洲日报））1986年10月4日刊登中文报刊征订广告时，也把《温州日报》排在所有中文报刊之首。巴黎凤凰书店成了《温州日报》在欧洲的发行所。在国内，报道“温州模式”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续。不过，我在温州采访，大抵由干我会讲温州话，我可以跟许许多多人随意聊天，何况我也是温州人中的一员，不想“自卖自夸”。 月球总是把自己的另一面背着地球。直到人造卫星上天，人们才第一次知道月球背面是什么样的。温州则不。温州的另一面是敞开的。只要你并不存心把“温州模式”捧到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地方，你在温州随时都可以见到那一面…… 说实在的，各种各样关于温州万元户的报道仿佛给人造成温州人富得流油的错觉。温州固然有许许多多万元户，龙港镇的新居民可以说百分之百是万元户，有的还是十万元户、百万元户，但是温州并非万元户世界。我的亲友之中，绝大多数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成了万元户。 到菜场走走，人们告诉我，“买菜时拿起来就走的是个体户，挑挑拣拣、犹犹豫豫的是干部”。一点不错，菜场里真的是那样的景象。 温州的夜市很出名。半夜时分，漫步街头，我见到灯光如昼，夜市兴隆，人们告诉我，“大吃大喝，吃蝤蚌、喝甲鱼汤的是个体户，在旁边吃碗小馄饨、米面的是干部”。一点也不错，夜市确实是那么一番景象。我还了解到，夜市饮食摊的摊主，好多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白天上班，夜里干“第二职业”。 在温州，党政干部、国营职工的收入是不高的。据统计，1985年度温州市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包括奖金在内，只有105元。也就是说，年收入只有1260元——连万元户的零头都不如！何况温州的物价比上海还高。 即使在温州农村，也并非家家豪富。就在离“万元户城”龙港不远的平阳县，还有30多个乡，人均年收入只200多元，连温饱都尚未解决。只有像永嘉桥头镇那样找到了生产钮扣的致富门路的地方，才先富了起来。温州农村贫富不均，有人雇工甚至雇了数百人，有人则只能充当别人的雇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每月数十元的工资。 人心思商，知识贬值！我的一位老师，是温州市教育界的领导干部之一。据他说：“温州全市十二岁至四十岁的少、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共达60万人以上，占该年龄总人口的22.75％！就浙江省10个（地）市而言，温州学龄儿童入学率为第十位，小学入学率为第十位，小学升初中升学率为第七位，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也是第十位！”第十位，也就是倒数第一位！我本人在50年代得益于温州良好的中学教育，才考取北京大学。如今，听老师说，温州考上北大、清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寥若星辰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回到温州工作，收入远远不如小学文化程度的个体户！我想，这大抵就是温州教育事业大倒退的原因所在。 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在温州成为最穷的阶层。温州农村小学教师的年收入仅有八九百元，生活最为清苦，难怪温州小学教师的合格率居浙江全省末位！稍有能耐的人，不愿做“孩子王”了。我不由得忧心如焚：长此以往，“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号称“人才辈出、文风鼎盛”的温州岂不走上文化衰落的歧途。今日的温州人总是以历数苏步青、夏鼎、黄宗英等文化名人为自豪，可是下一代的温州人能出多少文化名人就不得而知了。 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迷信盛行。一天，我骑自行车路过温州九山湖畔，在那条并不热闹的马路上竟遇见三个算命小摊。在永嘉桥头镇，我拍下一张照片：一位“算命先生”正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青年妇女在虔诚地洗耳恭听，而小摊上赫然竖着“科学看相”的招牌！在今日温州农村，那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屋固然令人瞩目，可是山上那像巨大的沙发椅似的考究的新坟也随处可见。已经出现许多靠修筑坟墓发财的专业户。新坟越造越大，越来越阔气，花几千元造一个坟墓。未死的人们在攀比着未来的阴间“住宅”究竟谁的壮观——许多坟墓是空穴，是替健在的人预备着的！在向阳的山坡上，新坟成群成片，已是温州“胜景”之一了。 温州的百好炼乳、西山瓷砖等不愧为名牌产品，质量优良，饮誉中外。可是，眼下有些个体户的产品，质量令人担心。我在永嘉桥头镇买的手枪式试电笔，虽说样子可爱，可是回家后插在电插销上，那指示灯还不亮！原来，那是个滑头货。这当然只是一桩小事。在乐清柳市镇埠头，我曾见到一艘装满锈迹斑斑的变压器的船，感到疑惑不解。问了熟人，才知道有人专在上海一些工厂掏电器旧货，廉价买进，进行拆修、擦洗、喷漆之后，以略低于正品的价格抛出，从中牟利。一位技术人员对我说，永嘉桥头的钮扣质量是不错了，而柳市的电器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有些电器毕竟不是个体生产能保证质量的。 我在上海上船时，见到几位温州青年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拆掉，你拿三角架，我拿前后轮，化整为零，分散着上了船。启航后，他们在船上装配成整车。下船时，大摇大摆推下船。据告，花170多元在上海买一辆名牌自行车，到温州便可翻一个“跟斗”，以380元高价售出。“牡丹”香烟到了温州，可以翻几个“跟斗”哩。这种几倍于原价的高价紧俏货，在温州市场上常可见到。 我还遇见一位卖商标的小贩。那些织着日文、英文的服装商标，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我试着问了一下，花十几元可以买几百个。这种商标，也成了“小商品”，用来缝在自产的服装上，一下子便变成了“进口货”，可以蒙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外地顾客。 …… 我有幸在大改革的浪潮中回到温州，既是探亲，又作采访。我见到温州明媚的一面，也见到灰暗的另一面。我愿用我的笔，写下真实的温州的面目。 我以为，眼下给“温州模式”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温州市有关部门对于个体经济采取“六自”方针——“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分配，自生自灭。”一场大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对于“温州模式”褒贬不一，毁誉皆有。我呢？在我看来，“温州模式”的最恰当的评价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人正在以自己“善贾”的特长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显身手，而温州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尚无定论的试验。既然是试验，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但是，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场在温州地区进行的试验，都会给当代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亲爱的读者，我写下我在温州的所见所闻，与其说给你献上了一篇报告文学，倒不如说给你出了一道思考题。 你说对不？ （原载《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