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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最引人注目的金牌 一九九四年金秋，日本广岛的全部旅馆爆满。街头巷尾，“金牌”成了人们最热门的话题——第十二届亚洲运动会正在这里紧锣密鼓举行。 在日本，按都、道、府、县、市建制，县比市大。广岛市是广岛县的首府，坐落在日本本州西南。广岛这地方，六百年前只有五个小村庄，一五八九年筑城，一八八九年设市。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两架美国B-29型轰炸机出现在广岛上空，掷下第一颗原子弹，使世界为之震惊。随着蘑菇云的升起，广岛十分之九的房屋倒坍，二十万生灵涂炭……翻过这历史的沉重一页，广岛人民从一九五零年开始重建家园。如今的广岛，人口百万，是一座现代化的海滨之城，有着“水上城市”的美誉。正因为这样，广岛市市长在一九九零年从北京市市长手中接过亚运会会旗，四年后在这里举办了第十二届亚运会。 亚运会是亚洲的体坛盛会。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以来，四年一度，亚洲健儿们借这一盛会比试高低。本来，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一直是日本。自从一九七三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亚运会联合会成员，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以来，向日本的亚洲体坛“盟主”地位发起了挑战。中国迅速地追上并超过了日本，成了亚运会上的“金牌首富”。韩国也急起直追，紧紧“咬”住日本。这样，形成了中、日、韩三国鼎立于亚洲体坛的新态势。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第十二届亚运会的金牌排行榜前三名如下：中国——一百一十二枚；日本——四十八枚；韩国——四十八枚。 在日本的四十八枚金牌之中，十月十三日所获的乒乓球女单冠军金牌，最为引人瞩目。因为这一块金牌，是由原中国乒乓球队女将、如今成为日本队员的小山智丽夺得的！小山智丽，亦即何智丽。她于一九八九年从上海嫁往日本，按照日本习惯随丈夫小山英之而改姓为小山智丽。 对于何智丽来说，这一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是她运动员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天。 何智丽没有住在广岛亚运村。她和丈夫小山英之自己出钱，住在广岛一家宾馆里。十月十三日早上七时半，她和小山英之上了轿车。大约开了二十五分钟，到了广岛郊区的乒乓球馆。 何智丽开始活动身体，做赛前的准备工作。 在楼梯口，何智丽遇见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张燮林跟她点点头。这位上海老乡对她说了一句上海话：“格扎劲呀！”意思是说，你好起劲呀。 说实在的，张燮林没有把何智丽放在眼里。 后来，张燮林曾对《羊城晚报》记者吴广崖这么说：“一开始，我的确没有把何智丽放在主要对手的位置。平心而论，她离队近六年了，我在中国选手的对手中，把她排在了陈静、并浚泓、齐宝华、陈丹蕾等人的后面，这是个失误。”（吴广崖：《乒乓师徒的反思》，1994年10月16日《羊城晚报》。）连“斩”三将成为“王中王”上午十时，比赛即将开始，广岛乒乓球馆内人头济济，座无虚席。 何智丽出场迎战陈静。谁胜了，就意味着进入前四名。 陈静比何智丽小四岁，汉城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单冠军。陈静和何智丽一样，也已退出中国乒乓球队。这一回，陈静代表中国台北队出战。这么一来，何智丽和陈静之战，成了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之战。 陈静如她的名字，文文静静。这位武汉姑娘，最初是在上武汉利济路小学时，因体育老师丁达仁喜欢乒乓，受到感染，爱上这小小的银球。陈静十三岁进入湖北省队，十六岁进入国家队。在国家队，她受教于著名教练张燮林、郗恩庭门下，进步甚快。郗恩庭曾用这么六个字来概括陈静：“聪明，倔犟，活跃。” 陈静跟何智丽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在中国乒乓球队时，她们不知较量过多少回。那时候，何智丽是“老将”，陈静尚是“新秀”，何智丽曾和陈静交手几十回，陈静从未赢过何智丽。 不过，这一回在亚运会上交手，人们却普遍看好陈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从她俩先后退出中国乒乓球队之后，曾在别的场合有过三回比赛，陈静都胜了何智丽。照此“推理”，人们理所当然以为必定是陈静胜何智丽。 张燮林显然也是这么看的。所以，他曾说，何智丽恐怕连前四名都进不了！ 然而，何智丽却是抱着必胜的信心上常她虽输了陈静几回，她却由此把陈静的战术细细地琢磨了一番，研究出克敌制胜的新招。 这样，第一盘一开始，在五平之后，陈静就挡不住何智丽凌厉的攻势，连连丢分，最后以十八比二十一败了首局。 紧接着，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三，扳回了一局。 这么一来，场上出现热烈的竞争气氛。 第三局，何智丽以十一比四领先。陈静开始沉不住气了，连连反攻，连连失手，以十五比二十一再丢一局。 陈静的脸色变得紧张。进入第四局，双方呈胶着状态，每一板都显得很认真，比分你增一分，我扳一分，一直打到了二十平。 到了关键时刻了。这时，何智丽注意到张燮林从外面走了进来。张燮林原本以为陈静肯定会胜何智丽的，所以并不大关心这场比赛。 何智丽到底是沙场老将，沉着地以发球得了一分，而陈静急切地要以一个刁球扳回一分，不料却因发球失误丢了一分。这么一来，何智丽以二十二比二十胜了第四局。 “三比一！”何智丽赢了宿敌陈静，进入了前四名。 何智丽刚歇了一口气，在下午四时，迎战中国队的乔红。 何智丽对这位第四十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并不熟悉，没有交过手。乔红小何智丽五岁。不过，何智丽研究过乔红的录像，知道乔红的技术特点。 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国外的注意力投向中国乒乓球女队的陈子荷，因为陈子荷在一九八八年的法国公开赛上，打败了所有的欧洲对手，而乔红则作为张燮林手下的“奇兵”，一举夺得这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 乔红用的是两面反胶球拍。在和何智丽交战前，教练曾传强向乔红布置了应付何智丽的战术。 何智丽一上场，就以弧圈球咄咄逼人，压住了乔红。何智丽以二十一比十七赢了第一局。 乔红镇定了一下，扳回一局，以二十一比十四胜了第二局。 场上比分一比一。双方都重整旗鼓。 何智丽意识到第三局至关重要，加强了攻势。乔红不敌何智丽，以十六比二十一输了第三局。 乔红乱了阵脚，接着以十九比二十一，输了第四局。 又是“三比一”！何智丽以同样的比分，胜了乔红。 这么一来，到了晚上七时半，广岛乒乓球馆人头攒动，谁都希望一觑当今最高水平的较量——何智丽和邓亚萍争夺亚运会女单冠军！ 何智丽已经连打两场，本来应该相当疲惫，可是此时她却踌躇满志，越战越勇了。 身高一米六八的何智丽，这一回和小她九岁、身高不过一米四九的邓亚萍对垒。 邓亚萍其人，乃乒乓怪才。她自称身高一米四九，据说那“尾数”不见得准确。可是，她臂短、腿短，反应却极快。这位河南姑娘，仗着她的怪板，当年从郑州队一跃而入国家队。 她最初崭露头角于第四十届世乒赛。她和乔红合作，夺得了女子双打冠军。 接着，邓亚萍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为中国队挑大梁，夺得女单冠军。她又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为中国队摘取女单冠军金牌。可以说；她是正处于巅峰状态的世界最佳女子乒乓球选手，是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头一块王牌，世界女子乒乓第一号选手，有着“王中王”之称。 正因为这样，邓亚萍最初根本没有估计到会在亚运会上限何智丽交手——邓亚萍肯定会进入女单决赛，而这时何智丽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可是，何智丽出乎意料，居然要和邓亚萍争夺冠军！ 对于要和邓亚萍交战，何智丽倒是在赛前充分估计到了。因为邓亚萍正处于走红之际，要夺冠军宝座，必然要迎战邓亚萍。 不过，邓亚萍对于何智丽来说，是不很熟悉的。因为何智丽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时候，邓亚萍在场上连坐板凳的资格都没有！ 邓亚萍这样说及何智丽： “其实我与何智丽的确是两个时代的。她是八十年代的选手，我是九十年代的选手。按时间算，我们之间差很多年。我进中国乒乓球队六年多，而何智丽离队已经将近七年了，不是一批队员。我进队时，除了李惠芬一个老队员在，其余的老队员全走了。所以我对何智丽可以说根本不了解，因为从未在一起训练过。再说，乒乓球队一向习惯以打团体赛的主力选手来衡量队员的新老。比如说，在我之上的一批队员是打四十届世乒赛团体赛的李惠芬、陈静、陈子荷和胡小新，她们的上一批队员是打三十九届世乒赛的焦志敏、戴丽丽、耿丽娟和陈静。我与乔红、陈子荷。高军打的是四十一届、四十二届两届世乒赛团体赛。”（左达：《就叶永烈文章（何智而上海访谈录），邓亚萍接受本报专访》，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报》。）中国乒乓球队坚信，何智丽过不了邓亚萍这一关。中央电视台在广岛现场直播何智丽和邓亚萍的决赛。众多的中国球迷守在电视机旁，几乎都以为胜券必属邓亚萍。那时笔者也守在电视机旁，观看这场世界级的较量。 这是八十年代的世界冠军跟九十年代的世界冠军的决赛。 一上来，邓亚萍就猛攻猛打，显示了她的强大威力。邓亚萍的前三板极为厉害。她取胜，往往在前三板。如果谁挡不住她的前三板，那就只能甘拜下风。 果真，邓亚萍的势头很厉害。她跟何智丽的比分咬得很紧，以二十二比二十先赢了第一局。 须知，在这天何智丽面对陈静或乔红时，总是先声夺人，胜了第一局，为胜利“垫了底”。可是，这一回，邓亚萍胜了第一局，清楚表明邓亚萍拥有很强的实力。 何智丽这时表现了很好的心理素质，她十分冷静。通过和邓亚萍的第一局较量，何智丽明白，关键是抵挡住邓亚萍的前三板。于是，她针对邓亚萍的短处，不断地发长球，左右出击，迫使邓亚萍忙于应付。邓亚萍人矮臂短腿短，一旦陷于被动应付，那就遭了。这样，何智丽以二十一比十九，扳回一局。 打成“一比一”之后，场上气氛显得格外紧张。进入关键的第三局，何智丽打得越发顺手，居然以十四比四遥遥领先。 这时，何智丽以为胜券在握，松了一口气。邓亚萍却伺机反扑过来，不仅把比分追平，而且反而以二十比十六领先于何智丽。 何智丽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邓亚萍如果再得一分，她就要失去这关键的一局。这时，何智丽显得异常冷静，而邓亚萍急于求胜，倒是显得心躁如火。邓亚萍连连失球，何智丽以二十二比二十，终于胜了这关键的一局。 于是，场上比分为“二比一”。 进入第四局时，邓亚萍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抵挡何智丽的左攻右击，疲于应付，全然被动。这样，何智丽十分轻松地以二十一比十六，赢了这一局。 邓亚萍哭了！ 何智丽也哭了！ 就这样，何智丽在一天之内，竟以三场“三比一”，连“斩”陈静、乔红和邓亚萍三员猛将，成了世界乒坛上真正的“王中王”！ 中国体育界为之震惊 何智丽夺冠，顿时成了广岛爆炸性的新闻，轰动了亚洲，轰动了世界。 当然，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日本和中国。 照理，何智丽在一天内打了三场“攻坚战”，巴不得歇一口气。可是，那一夜她几乎不能合眼，她处于记者们的包围圈之中。尽管她和小山英之在广岛，小山英之的父母为了“观战”也在广岛，他们大版家里的电话通宵不停……在中国，由于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一比赛，千千万万中国观众也为之轰动，在轰动中夹带着震惊……可以说，在这届亚运会上，在所有的金牌得主之中，何智丽的这块金牌是最为轰动的！ 一时间，何智丽顿时成了新闻人物，更成了争议人物。 何智丽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会造成如此大的轰动效应，究其原因，大体上有这么几条：第一，何智丽所夺得的，岂止是亚运会冠军？因为她在亚运会上所进行的，是世界级、是奥运会级的较量！ 何智丽一口气所击败的陈静、乔红和邓亚萍，这三人代表着今日世界女子乒乓的最高水平。 陈静是汉城奥运会（即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乔红是第四十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邓亚萍是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以及巴塞罗那奥运会（即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单冠军。也就是说，何智丽所击败的，是两个奥运会冠军和两个世乒赛冠军！ 所以，她这块金牌的分量是最重的！ 第二，何智丽引起轰动，因为她在半个多月前——九月三十日，她刚刚度过三十周岁生日。对于一个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对于乒乓球女运动员来说，三十岁已是“高龄”了。她成了亚运会历史上最年长的乒乓球女单冠军。 她的对手们，都比她年轻得多—— 陈静，二十六岁，比何智丽小四岁； 乔红，二十五岁，比何智丽小五岁； 邓亚萍，二十一岁，比何智丽小九岁！ 第三，何智丽退役多年，已经六年没有参加重大比赛。赛前，谁都没有把她看好。不料，她爆出了“冷门”，一下子震惊了乒坛。 第四，最重要的是，她不是代表中国队夺冠，而是代表日本队摘取金牌。这就不能不在中国遭到众多非议……对于何智丽的胜利，中国乒乓球队最为迅速地作出了反应。 中国乒乓球队是站在吸取失利的教训的角度，作出反应的。受到记者采访最多的，当然要算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了。 张燮林对北京《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这样的谈话：“比赛的结果是残酷的。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很出色，也许这正是人们说的她的第二个青春的到来。这样的较量今后还会有。作为中国选手，首先要把心理因素调整好，力争在比赛中排除不平衡因素，在技术上要放开打，甚至要超水平发挥，才能战胜过去的‘队友’。现在看，到亚特兰大奥运会时，这种威胁依然存在，也不会是小山智丽一个人。到那时，中国选手不能在技术实力上超过对手，缺少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奥运会的比赛难度会更大。”（左达：《就叶永烈文章（何智而上海访谈录），邓亚萍接受本报专访》，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报》。）张燮林又对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如此说：（罗京生、陈志江：《邓亚萍为何失利？》，1994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从场上看，何智丽的基本功的确不错，发挥也相当好。至于邓亚萍的输球，我看战术上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心理上。 邓亚萍的这场球，对手并没有多少主动得分，大多是邓亚萍自己失误送的。尽管比分是一比三，但若说机会，小邓还是有的，但她没有把握好，说来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 其实，这也很正常。当初齐宝华、陈丹蕾首次代表香港出赛，我们的队员全输给过她们，这种心理很复杂。自然，这与我们队员心理的自我调节有关。输过一次后，我想她们的心态就会找到平衡。所以，我认为这次亚运会输球并非就是坏事，如果妥善处理，起码对于明年的天津世乒赛来说是件好事。”张燮林还对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发表谈话说：“邓亚萍的心理压力大些，她机会球没有把握好，总的抢攻还是可以的。但是速度、节奏变化不够也是原因之一。小山智丽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抢攻也可以，在凌厉进攻后的防守相当不错，特别赢了陈静、乔红后势头上来了，打疯了！”乔红的教练曾传强，对于乔红之败，对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如此说：“乔红主要是输在攻防没有节奏，该发力打的球和不该发力打的球分不清楚。她在整个比赛中，完全被急躁情绪控制住了，赛前，我们准备得很好，远近，攻防一定要搞清，但是一上场比赛，一打比赛就乱套了，没有按准备的方法去打。”邓亚萍也处于记者的包围之中。邓亚萍很坦率地承认，何智丽打得“有些神了”！ 邓亚萍对《羊城晚报》记者是这样说的：“那场比赛首先是自己准备不足，设想到何智丽能打上来。因为在与我相遇之前，何智丽首先要与陈静、乔红相遇，按以前的情况看，何智丽要过陈静这一关不容易，陈静以前是她的克星。谁知何智丽状态那么好，胜了陈静之后，气势就更盛了，接着又赢了乔红，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注意她。但看来还是心理准备不够，从赛后录像上看，我的确是太急躁了，这与何智丽防住了我的进攻有关。以往我的正手扣杀，能挡回来的不多，就算挡那么一两板，但是终会被我扣死。何智丽那天的防守确实太好了，可以说好得近乎神了，怎么也打她不死，最终我自己反而失败了……”邓亚萍还对北京《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输球使我十分难过，但是这次失败会成为我不懈努力和拼搏的动力。如果有机会，下次我一定要赢。”后来，邓亚萍又表示不能以这一场比赛来判断她和何智丽的实力。她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么说：“判断一个队员的水平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比赛，不应从一场球来定高低。论拿世界冠军的次数，何智丽远不如我和乔红。我已拿了六次世界冠军和两个奥运会冠军。”在广岛观战的中国乒乓球界人士刘伟说：“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真好，我认为她今天已达到一九八七年获世界冠军时的水平。” “我很惊讶何智丽的水平能恢复这么快。我想，在海外的中国选手大概分两种类型：一种见了中国选手手软，心气提不上来，这也许是‘古老’的心态；另一种是见中国选手就拼命，这是“现代”的心态。无论如何，他们的心态一定很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古老派’也许越来越少，但我也许永远是‘古老派。 现任中国兵乓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原为乒乓名将的李富荣，这样评价何智丽的胜利：“这场比赛，邓亚萍的失误过多，是她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富荣还说：“连小山智丽都要输，这说明我们训练中确实存在着问题，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赛前我们对何智丽估计不足，她的防守比在国内还好，三十岁的人能恢复到这样的水平不容易。她的训练练条件不如我们。出去那么多年还赢不下来，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女队长期缺少强手对抗，训练单调，没抓新东西。过去我们认为有乔红、邓亚萍双保险，现在看来有了危机感。”李富荣从广岛回到北京之后，又对《光明日报》记者罗京生发表谈话：“中国女队过去一直优势较大，但在今年亚运会上，邓亚萍、乔红都负于小山智丽，这说明人家进步很快，中国女队现在已无太多优势。” 作为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原乒乓球名将徐寅生，对何智丽之胜发表谈话说：“我看这样的结局没什么不好。日本乒乓球很久没有兴奋过了，以此来促进一下你们这项运动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以上来自中国乒乓球界的种种评论，大体上是：第一，承认何智丽的胜利；第二，由此对中国乒乓球界进行反思。 内中，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蔡振华谈及了敏感的问题——何智丽从“队友”变为“敌手”。蔡振华说 “她们过去曾是队友，教练把技艺无私地传授给她们，但现在其中一位调转了枪口，让人很不是滋味。我们现在要从长计议，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要纠缠于‘过去是队友，现在是敌手’这种初级问题上了。”在中国体育界，以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对于何智丽的胜利所作出的评价最为热烈、最为中肯。 那是在十月十三日夜里，由于许多上海读者对何智丽代表日本队打败中国队的乔红、邓亚萍表示不解，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张德祥拨通了刘吉的长途电话，请他对几小时之前何智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发表见解。 刘吉非常坦诚地说： “读者感情上有点受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还能战胜我们正值盛年的名将，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那种拼搏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刘吉充分赞扬了何智丽的拼搏精神。他说：“武松打虎才是英雄，如果打猫，那就不是英雄了。输了球，不能怨对手，而应该找自己的不足。小山智丽这个年龄还能过关斩将，这说明中国乒乓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从中国体育界人士以上的种种言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何智丽夺魁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在事实面前都承认了何智丽的高超球技和可贵的奋斗精神。不论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导，还是教练、运动员，他们所发表的公开谈话。应当说是得体的。 然而，就在何智丽夺冠的消息见报之际，一场舆论纷争也就在中国报刊上激烈地展开了，掀起了一番风波……中国报刊掀起轩然大波何智丽新的胜利引起新的风波，这番风波集中在何智丽已加入日本籍，她所代表的是日本队。 尽管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然而，中国众多报刊所指责的，恰恰是这一点。 《北京青年报》专门展开了“如何看待小山智丽的挑战”的讨论。编者为这一讨论所加的按语，道出了满城议论何智丽的原因所在：“小山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代表祖国的邓亚萍，掀起了体育内外的轩然大波，太多的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了，他们说，这是一种‘背叛’……”但也有人说，体育就是比赛，比赛就有输赢，打败对手，是每一个运动员的天职。况且几年前又有着那样一场风波，何智丽是在受了委屈之后，才成了小山智丽，才有了今天的代表日本……“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 正因为“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所以一时间中国报刊上议论纷纷，对何智丽褒贬不一。 其实，不论褒也罢，贬也罢，这表明何智丽成了亚运会的“明星”，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运动员。 中国天津的《今晚报》，发表了这样的报道：“何智丽在战胜邓亚萍夺得亚运会女单冠军后，神情颇为傲慢，亦很激动，令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甚是不悦，暗地里斥责其为‘汉奸、卖国贼！’”于是，斥责何智丽为“汉奸”、“卖国贼”，便公开见诸于中国报刊。 广州的《羊城晚报》猛烈抨击何智丽，自十月十四日起，一连三天发表报道：《何好之有》；《令人恶心的表白》；《数典忘祖，引来公愤》。 内中，《羊城晚报》记者苏少泉还发表了报道：《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小山智丽（何智丽）其人其事》。这篇报道历数了中国对何智丽的培养……《羊城晚报》以“读者纷纷来电抨击何智丽”为题，刊载许多读者来电，称何智丽为“反面教员”。 《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何东”的文章，用小品文笔法，对何智丽进行尖刻的抨击。 有趣的是，有人竟指责何智丽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吴三桂，叛变明朝、引清兵入关者也。可是，中国的年轻人不知吴三桂为何许人，居然闹出了笑话。 安文江先生写了《吴三桂是汪精卫一伙的吗？》一文，发表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南方周末》：“有感由于小山智丽（何智丽）被指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我在去年十月三十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篇《他们都是吴三桂？》，却有我所教的大学生问：‘吴三桂是什么人？是汪精卫一伙的吗？’问得我哭笑不得，好在他还知道有个汪精卫。” 在对何智丽的一片谴责声中，也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阿昌”的《由吴三桂想起》一文，颇有见解：看到广岛亚运会的圣火渐渐熄灭，我突然想到，要贯彻中共中央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出版界来说，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也许你会感到突兀，还是让我慢慢说来。前几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位资深人士写的评论小山智丽（何智丽）战胜邓亚萍这场球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竟把何智丽称作吴三桂，不免令人倒抽一口冷气。 吴三桂何许人也？他是明末引清兵入关，又为清兵先驱，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位官员，很久以来，人们都把吴三桂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如今将何智丽比作他，实在使人吃惊。说实话，那场球的实况转播我也看了，当时只看到小黄球你来我往，乒乓艺术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心中丝毫没有愤慨之情。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不觉纳闷起来，问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连“吴三桂”也恨不起来？“斗”了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外国籍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文艺等等领域中有了成绩，我们都引以为荣，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谁也没有责怪他们在为美国争光，为何唯独体坛上会出现这样的议论呢？想来作者不会重开“文革”期间的“帽子工厂”、一定是不了解吴三桂是何许人，因而造成了比拟不当。正因如此，我觉得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出版界应多出版些介绍各种历史人物的书籍，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比拟不当的问题了。 当然，就这场球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议论，何智丽为何挂拍，她是怎么会去日本的，等等，都是可以深思的。 上海《新民体育报》也发表白子超的文章《用不着激愤》，指出：“愤怒的部分群众大骂何智丽是‘罪人’、‘汉奸’、‘卖国贼’太‘言过其实’，太‘上纲上线’。说体育维系着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可以，但体育毕竟不能和政治、战争划等号。……我觉得，我们的一部分同胞感情还比较狭隘，心态还比较封闭，眼光还比较短浅。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宁愿外国人拿金牌，不愿曾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拿金牌’？我们怎么解释‘欢迎外国专家帮中国，反对中国专家帮外国’？……何况，何智丽等人远走他乡，除了个人感情因素，还有其他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原因。起码，何智丽当初是准备到奥运会上一展身手，为国争光的，但她的资格被错误地取消了，于是她才心灰意冷。我坚信，何智丽拿了广岛亚运会金牌后，心情不会很轻松。事情是复杂的，简单的激愤不但不一定公正，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场大争论，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展开，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也对何智丽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采写的《亚运背后的家国情仇》一文，指出：这次亚运会赛事中对中国观众造成相当心理震撼的，还是要数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国乒乓球优秀选手小山智丽（何智丽），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国大陆金牌呼声最高的世界冠军邓亚萍，摘走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后挫败中国台北的陈静、中国大陆的乔红，再与邓亚萍交手的。 小山智丽此举，令在场的中国大陆官员伍绍祖、徐寅生。李富荣胜上无光。因为在小山智丽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锦标赛，当时的何智丽即现时的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她没有从命，凭实力打败队友；夺得冠军。赛事后她被指责为“不服从命令”而惨遭厄运，连参加八八年奥运会的资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叶永烈当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为小山智丽鸣不平。这次亚运会期间，叶永烈始终关注着小山智丽的战绩，把比赛录了像。小山智丽夺得冠军，叶永烈当即打电话给她父母祝贺，还给在日本的小山智丽写了信。 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从电视屏幕，我很注意何智丽的眼神，看到她夺冠后流泪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来上海时，我们见了面，她当时表示决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梦想终于成真。”叶永烈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让球”是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是体育运动的腐蚀剂，当年李富荣按上级命令让球给庄则栋，今天，李富荣应当反思，从这一意义说，何智丽打败的是李富荣。中国体坛存在不少问题，“让球”是其中一个严重问题。 何智丽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面对一片哗然的中国舆论，何智丽本人究竟怎么看待的呢？ 笔者与何智丽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着多年友谊，与她的已故教练孙梅英也相知颇深。这些年来，曾对何智丽、小山英之以及孙梅英作过多次采访。就在广岛亚运会后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丽从大阪给我来电话，告知打算回沪一趟，希望再度会晤，谈一谈最新的情况。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岁末之际，何智丽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来到上海。由于何智丽已成了争议纷纷的“焦点人物”，所以他们的行踪严格保密，拒见任何记者。这样，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笔者得以应约对他们作了两次独家采访。 何智丽的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斓的羊毛衫，显得很秀气。她的日语已很不错，小山英之说话时就由她当翻译。 她处于“台风”的中心，倒显得十分平静。 我问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夺冠前，何智丽是怎样准备的。 何智丽说，我从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六年后，能够打败她们，确实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别说六年，一两年也够呛！ 她说，乒乓球在中国是“国球”，格外重视，中国乒乓球队有着世界上最优越的训练条件。我在日本，训练的条件比中国乒乓球队差远了！日本乒乓球没有什么“国家队”，都是业余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国乒乓球队有二十几个陪练，这在日本几乎不可想象。我是单枪匹马。我是“教练兼队员”。 小山英之插话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陪练，都要靠自己，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下练球的。我们靠的是大阪池田银行提供的帮助，算是有了一个练球的俱乐部。池田银行的行长清龙一也先生很热心于乒乓球运动，是何智丽的“伯乐”。每次何智丽参加重大比赛，行长总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观赛。何智丽在日本的训练条件，完全无法跟中国乒乓球队相比。 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可是，你们的邪个体户，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是“夫妻店”，居然打败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国营大公司”！何智丽也笑着说，那天比赛，小山一直在场外当我的教练，从头做到尾。我们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个乒乓业余爱好者，他的本职是工程师，怎么能与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比。我主要是得益于在中国受到的培养。我当年除了受到启蒙教练的热心培养外，主要是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前教练孙梅英的培养。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说孙梅英是我的恩师。不过，孙梅英并不是国家体委派给我的教练，她当时已经退下来，是她自告奋勇来教我的。 叶：你在日本每天练球几个小时？ 何：四五个小时。大部分在下午练，晚上不练，早晨有时也练。在池田银行的俱乐部里练。日本跟中国不同，在日本练球，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要靠银行支持。在中国国家队，根本就不存在运动员自己花钱练球的问题。 叶：你是否研究中国乒乓球队的战略、战术？ 何：有时看一点录像，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琢磨。我是孤军作战。 叶：那天比赛之前，你对自己的估计怎样？ 何智丽说，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赢。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个人都是高手，我对她们三个人都作了准备。 何智丽对三位对手作了分析。她说，她们三人各有特点：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样，打法不一样，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所以，打她们三个，要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能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你的技术必须全面。 何智丽说，我坚信一条，我的基础比她们好。这几年她们参加比赛比我多，临场经验丰富。我倒底是六年没有参加了，现场的熟练感不如她们。我以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术赢她们。我以前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属于欧洲型风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气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丽逐一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何智丽这样谈起陈静： “在这三个人之中，我最重视的是陈静。只有胜了陈静之后，我才能进入前四名，然后才是冠亚军赛。 我进入前八名，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陈静。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陈静打了几十次，没有输过一次。离开国家队以后，我几年没有打球了。后来我跟陈静交手，输了她两三次。所以，我很重视和陈静的比赛。 “对于乔红和邓亚萍，我并不太在意，虽然乔红比我小五岁，邓亚萍比我小九岁。” 接着，何智丽说起邓亚萍： “我是准备以三比零赢她的。” 过去我在中国国家队，跟邓亚萍打过一次，赢了她。这一回我们是第二次交锋。从球艺来说，我比当年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时要好。外界也是这么评论的。我是八十年代的冠军，现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术上不进步是不行的。 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冠军，能够打败九十年代的冠军，说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脚。这一回，打的是亚运会乒乓赛，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对手是奥运会冠军和世乒赛冠军，这三个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为这样，决赛的那一天，两千元一张的门票，全部售光，这是空前的。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赶来观看。可是，男子决赛，就没有多少人看。 在亚运会上，中国从来没有丢过女单冠军金牌。这一回，我拿了女单金牌。打球，是应该换换脸。不要老是一个人拿冠军。” 我说，十月十三日，是你历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场，体力怎么样？ 何智丽说： “我的体力可以。打赢之后，我们家的祝贺电话、电报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记者甚至从美国赶来采访我。因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冠军——我已经结婚，三十岁了，居然打败了两个奥运会冠军。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三十岁的乒乓球冠军。 发行量达八百万份的日本《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最佳运动员，我是六个中的一个。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奖。 “日本共同社告诉我，他们所评的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国的十大新闻中，我在亚运会打败邓亚萍，被列为第九条。” 我问：“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 “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一九九三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又问：“十月二十八日，《北京青年报》提到了庄则栋曾帮助了你。” 何智丽说： “庄则栋没有做过我的教练。他来日本时，到我俱乐部来，玩了一天。 去年，陈静得了第二名，中国报纸也说是庄则栋教的；庄则栋倒是真的教过陈静。 不过，谁赢了，就说是庄则栋教的，既然庄则栋那么有本事，他又在北京，为什么不叫庄则栋到中国乒乓球队当教练呢？ 所以，输了就是输了，何必把庄则栋搬出来？ “当然，我是很尊敬庄则栋的。他的球艺是很高明的。他见多识广，富有经验。” 我说：“我以为，庄则栋所说的富有哲理的话，是对你这次胜利的最好概括：‘记住，一个人受到的打击越大，发出的光辉也就越灿烂。’”何智丽答道：“是的，庄则栋是这么对我说的。在我获胜之后，他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他的话根深刻，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中国女儿情，日本媳妇心” 见面时，何智丽拿出一本“老先生”剪贴的剪报集给我看。“老先生”是指她父亲何铭馨。父亲在上海把中国各报关于她的种种反映，剪贴在本子上。遵她之嘱，我也给她带去一批关于她的剪报。所以，她对中国报刊上的各种反映一清二楚。 我们就从中国报刊的纷纷议论说起……何智丽显得有些激动。平日言语不多的小山英之先生，也难以抑制不平之情，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何智丽很直率地说，中国报刊的评论，日本报纸迅速加以转载，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动。日本人很难理解说我是“背叛”、“汉奸”、“罪人”，是“吴三桂”，是“卖国贼”。 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九九五年又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所以“汉奸”这类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极为敏感的。 何智丽真诚地说： “虽然我加入日本籍，但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我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所以，我拿了冠军，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日本的骄傲，是双重的骄傲，双重的胜利。 “不能那么狭隘地看问题。爱国主义不能太狭义。眼光不能太短浅。不管是谁写，不论是大报、小报，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报纸。现在是信息社会，这边报纸一登，即便是小报，信息也马上传到了日本。本来，骂我个人一句倒也无所谓。我现在加入日本籍。这就牵涉到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了，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她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们，都为我高兴。他们非常支持我。留学生的报纸，对我没有一句坏话，都热烈地为我祝贺。因为我毕竟是来自中国，来自上海。我这次夺冠，表明中国人也能在国外创业。他们没有当我是外国人。 她又说，就日本而言，已经多年没有拿亚运会乒乓冠军了。我去了，就拿了冠军，而我来自中国。这本身就表明，我的胜利，也给中国带来了荣誉。 她强调说，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历史的。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不会忘记上海的培养，中国的培养。我没有“数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军。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将风度。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亚运会的上百块金牌，我这一块是最特殊的一块。 她说，有些中国报纸很无聊。有一家中国报纸甚至说，我在跟乔红半决赛减骂她“小赤佬”。其实，我从小到现在，从不说“小赤佬”之类的骂人的话。我以为，这些报纸对我不友好，主要是不了解我所说的，我的胜利是中日两国的胜利。我想，他们慢慢地会理解我的。 她又说，我也不同意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所产生的可喜现象。大批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退役的运动员，能够来到世界各国，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能做得到吗？ 这些中国教练和运动员来到国外，使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么解释中国请施拉普纳当中国足球队教练？怎么解释上海足球队到俄罗斯去招募队员？怎么解释中国请那么多外国专家帮助建设？怎么解释杨振宁、李政道以美籍华人身份去领取诺贝尔奖金？难道杨振宁、李政道也是“汉奸”、“吴三桂”、“卖国贼”？难道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也都是“汉奸”？所以，不能那么狭隘地去看问题。 这时，小山英之十分真诚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很爱中国。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响极坏。在日本，如果这样写的话，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码要赔几千万日元的。这是有法可依的。 这些文章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这些文章其实是在丢中国人的脸。何必骂人呢？还是把功夫用在比赛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亲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他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所以，小山一家都热爱中国。小山家迎娶何智丽这样的中国媳妇，本来就是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小山说，爸爸最近也来中国，昨天从南京来电话，江苏省省长、副省长都为何智丽夺冠，向他表示祝贺。中国官员的这种友好表示，使我们一家都很高兴。 小山还对我说，在何智丽夺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谈话，对何智丽表示热烈祝贺，分析了何智丽夺冠的意义，批驳了那些不友好的言论。日本的《读卖新闻》马上转载了你的谈话。这向日本舆论界表明，中国也有对何智丽很友好的作家。 与小山英之一起来沪的日本池田银行桌球部部长中岛昭先生也对我说：“日本人很难理解说何智丽是‘汉奸’。难道只许你们赢？ 赢了就是‘汉奸’？体育竞争，就是靠真本事嘛！ 日本报纸一片赞扬，因为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赢得不容易。她这一块金牌，顶五块、十块金牌。 “其实，何智丽是日中友好的桥梁。她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何智丽拿冠军，中日两国都应为她祝贺！中国是大国，在国际上有很崇高的威望。虽然那种偏激的言论只是一小部分人说的，但是会影响中国的形象，要从日中友好的角度加以考虑。” 我提到了在中国引起议论颇多的是何智丽在刚刚夺得亚运会金牌时，含着热泪，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所说的几句感情十分激动的话：“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何智丽说，当时她的心情确实极为激动。十月十三日这天，她连挫三员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将，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战绩。为了这一胜利，她苦苦练习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正因为这样，她说她从未这样高兴过。她的话，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情。凡是知道她是怎样走过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的人，就会理解她所说的那番话。 何智丽接着说，在日本记者看来，我拿了冠军，更加加深了日中友谊。中国报纸上那些文章，很伤日中的友好感情。你曾说，要参加国际比赛，必须有“入场券”。确实如此，我加入日本籍，才可能有“入场券”，这不能说我的那番话是“背叛”中国。 我问起她的近况。 何智丽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很多离婚。我的家庭很和睦，和小山英之相处很好。他没有大男子主义。他总是在事业上帮助我。我的公公、婆婆也很支持我打球。整个家庭都充满对中国的友好气氛。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日本《读卖新闻》在二月十四日还刊登了我、小山英之、公公；婆婆的家庭合影。我们站在乒乓球桌旁拍的。这张照片表明，我们一家是“中日之家”“乒乓之家”。在日本，我们是很特殊的家庭，是很融洽的家庭，所以《读卖新闻》这样的日本大报会刊登我们一家的大幅照片。 我说：“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智丽笑道： “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 亚运会之后，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动向。所以，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通过你的笔，转达给广大读者和球迷们，代我向他们问好。” 我屈指算道： “这是你的第四次风波了——头一回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风波，第二回是奥运会除名风波，第三回是异国婚恋风波。 “我还记得，那时在上海胶州路老房子里跟你的谈话。你向我诉说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所受的委屈……我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所以能够理解你。” 何智丽说： “是呀，每一回，你都录了好多盒磁带，这些磁带如今成为一回回风波的见证。这次我来上海，行踪是保密的，我不见任何记者，即使记者找到我，我也拒绝采访，但是一定要跟你谈，我们有着那么多年的交往，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在中国的运动员之中，像何智丽这样风波迭起的人是不多的。正是在这众多的风波中，在满城风雨的争议中，她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 何智丽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她的第一回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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