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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梅英也来自上海 最初，我只以为孙梅英是何智丽的教练。渐渐地，我意识到孙梅英在“何智丽风波”中的分量。这样，为了仔细了解“何智丽风波”，我不能不先深入了解孙梅英其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千里迢迢，我从上海前往北京，来到体育圈的宿舍群。打听哪楼哪门挺费劲，我一问孙梅英住哪里，路人皆知：“喏，那儿就是！” 事先，何智丽告诉过她我要去采访，所以一见面，省去了寒暄的程序。她中等个子，穿着球衣，依然是运动员的风度，只是额头深沟浅糟，意味着她上了年纪。她知道我从上海来，便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我交谈。她烟瘾甚重，一根刚熄又点燃了另一根，牙齿都熏黑了。 她的祖籍浙江宁波。后来，祖父到上海双龙洋行工作，便迁来上海。一九二九年，她出生在上海，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孙梅英家住上海南市，她家一向跟乒乓球无缘。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后，孙家避难到租界。八岁的孙梅英转到上海温州路、新闸路口的涵德小学上二年级，她头一回在学校里看到乒乓桌。她吵着要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从此打乒乓入迷。 家里买了“大闸蟹”，原是她最爱吃的，如今匆匆咬几口，连手都来不及洗，跑去打乒乓了。 她家门口是小菜场，收市以后，她在肉案上打乒乓。 她在储德中学上初中时，球艺已不错。有一回，她通宵未归，急煞父母。清早，她得意洋洋挟着球板回家，哈哈笑道：“昨天夜里‘摆大王’，跟十几个男同学轮流打球，说好不输不下台。我一直没有输，当了十个钟头的‘大王’。后来他们都被打得吃不消了，这才收抄…”学校里的男同学不是她的对手。她听说大上海电影院附近的宁波同乡会里有乒乓桌，想到那里“摆大王”。她不是会员，进不了门，便到父亲那里要了包香烟，往宁波同乡会看门人手中一塞，也就进去了。她在那里“厮杀”。 她在道中中学上高中。那是一所女子中学，学校里没有乒乓桌。孙梅英到八仙桥一家私人乒乓房（今工人文化宫附近）去打球，每一回八角钱。在那里，连男青年都抵挡不了她的抽杀。 一九四六年，十七岁的孙梅英在那里遇见了蔡秀娱。老板对蔡秀娱说：“蔡小姐，这个小囡打球打得不错，你跟她打打看！” 蔡秀娱比孙梅英大七八岁，广东人，乒乓球名将。那时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乒乓球名手，大都是广东人。因为中国最初的乒乓球中心是香港，由香港传人广东。 蔡秀娱朝满脸雅气的孙梅英瞟了一眼，鼻孔中发出“哼”的一声，穿好高跟鞋，橐橐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孙梅英下了决心：“非赢你不可！” 果真，一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十八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三比零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她开始崭露头角。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既然孙梅英在上海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孙梅英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打得难解难分，打到了九平（那时每局十一分定胜负）。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岁，沉得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校长不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张立、杨莹、曹燕华。她又为中国乒乓事业建立了新功。 直至一九八一年，五十二岁的她，从教练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 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心急如焚 在姜永宁去世之后，一天下午，孙梅英忽然接到一个传呼电话。 电话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是孙梅英吗？我是葛层云。听说姜永宁不幸去世，我很难过。我想，那些事情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如果你不为难的话，我想去看看你。” 那是在孙梅英最为困苦的岁月，他来看她。 他是孙梅英小时候的邻居，后来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葛层云不顾什么“划不清界线”，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由于家长包办婚姻，没有家庭的温暖，很早就离婚了，过着独身生活。 一九六九年，她与他重建家庭，使她得到了安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孙梅英那一份份要求为姜永宁冤案平反的材料，都出自葛层云笔下。 姜永宁终于平反，而且和容国团，傅其芳一起，被誉为中国乒乓球界的“三英”。 孙梅英早就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了，可是，毕生为中国的乒乓运动拼搏的她，却在为“国球”日衰而焦急不安。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她来沪时，我又多次与她长谈。那时，正值中国乒乓男队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惨败，把奖杯全丢光，“光屁股”回来。她一提起这件事，就大口大口地抽烟，双眉紧锁，心中非常痛苦。 孙梅英说，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许多人惊呼“狼来了”，把“狼”说成是瑞典队、南朝鲜队。她以为，外国乒乓技术的提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还在于中国乒乓球队本身这几年退步了，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才能治本。 孙梅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核心不团结，任人唯亲，党风不正。许多富有经验、富有献身精神的老教练遭到排斥。一些素质甚差的人只是因为“听话”却担任教练。以球谋私，特别是所谓“让球”问题，闹得中国乒乓球队上上下下不团结，迄今仍未明确予以取消，有人还在那里吹嘘这是“光荣传统”。队里人际关系紧张。规定了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拿多少钱，教练拿多少钱，这样当然可以起调动积极性的作用，可是为国争光的教育薄弱了，思想工作薄弱了，单靠奖金刺激不行。有的运动员出了名之后，不刻苦，训练时虚晃一枪就走了。教练呢，采劝放羊式，你爱练就练，不爱练拉倒。 中国乒乓人才严重外流，流到日本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的也不少，其中有好几位世界冠军。造成严重外流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在德国，中国乒乓名将陪外国队员练球一小时，便可得二百五十美元。有的教练在国外工作一两年，所得酬金比他们在国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还高。 自从乒乓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运动技术便成为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主要研究对象。适当地派出中国教练，帮助其他国家提高乒乓技艺，本是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此项工作。然而，如今却变成谁有“路子”谁能出国。为了出国，有些人便给领导送重礼。一些对领导歪风邪气看不惯、工作勤勤恳恳的教练，则被卡住不准出国……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队伍，有着优秀的传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老将，孙梅英眼下忧心忡忡。她曾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人大她也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加强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认真加以整顿，发扬优秀传统，清除种种弊病，使中国乒乓球运动迈上新的台阶，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荣誉。 孙梅英是个闲不住的人，她除了为振兴中国乒乓球队而四处奔走呼吁之外，还倾注全部心血，培养了她的“末代弟子”一一何智丽！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孙梅英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之际，这年十一月，年仅十七岁的何智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可惜，孙梅英已不再执教了，何智丽想成为她的“末代弟子”已不可能了！ 可是，后来何智丽怎么会成了孙梅英的高足呢？难道因为“阿拉”何智丽是她的上海同乡的缘故？ 不，不，上海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半边天，张曼林、林慧卿。 李富荣、李赫男、郑敏之……都是“阿拉”上海人。 在中国乒乓球队，上海话有时成了那里的“普通话”！ 孙梅英和何智丽深厚的师徒之情，建立在彼此深刻的理解之上……从直线上升到跌入低谷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三十五岁的孙梅英在中国乒乓球女队当教练时，在上海出生了一个女婴。 父亲何铭馨是上海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的干部，母亲萧瑞燕在工厂工作。 何铭馨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智丽”，期望她聪颖而美丽。 后来，何铭馨又添了个儿子，取名“智勇”，聪明而勇敢。 不过，不知怎么搞的，姐弟两人仿佛“颠倒”了：智丽女儿家外表，男子汉风骨，干什么事勇敢而坚毅；智勇呢，男子汉外表，女儿家性格，腼腆又内向。 何智丽从五岁起就在外婆家跟叔叔打乒乓球。她非常幸运的是，外婆家紧挨着上海的“乒乓摇篮”——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 一九六五年，这所小学荣获第一届全国基层小学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赛第一名，奖品为两张崭新的“红双喜”乒乓桌。顿时，巨鹿路小学名震遐迩。由这所小学培养出来的陆元盛，在一九七五年二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五员战将之一。在体育教师柯元忻的悉心培养下，继陆元盛之后，黄锡萍、李小萍、仇晨燕、唐微依、冯哲，都分别进入了国家队或国家青年队，成为中国乒乓名将。 照当时上海的规定，孩子应在父母居住地区的附近小学上学。喜欢打乒乓球的何智丽，向往“乒乓摇篮”，住到外婆家里，进入巨鹿路小学。 柯元忻成了何智丽的启蒙教练。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笔者采访了柯元忻。据柯元忻回忆：何智丽本来是握直板的，柯元忻以为横板于她更相宜，硬是要她改过来。这一改，竟定了她的“终身”，从此她便以攻守结合的横板打法踏上乒坛。倘若她仍直板的话，未必使她成为优秀的乒乓选手——至今，每当何智丽谈及柯老师，不忘柯老师对她的这一关键指点。 何智丽反应迅速，训练刻苦，很快便成了巨鹿路小学校队队员。不论寒暑风雨，每天清早五时她就离家，前往淮海路乒乓房。在那里，柯老师带领着校队的小队员们练习。打到七时多，这才匆匆赶到学校上学。 在“乒乓摇篮”里，何智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在乒乓之路上迈过一个又一个台阶：从上海市卢湾区少年体育学校途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再升入上海青年队，升入上海市从。 何智丽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在一九八一年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所载《乒坛后起之秀何智丽》一文，是何智丽的大名第一次赫然见于报刊，此文详细记述了何智丽脱颖而出的经过：“何智丽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六四，修长的身材，长着一个活泼可爱的脸蛋。她是一名右手横握拍，弧圈结合快攻型打法的选手。……她在比赛场上的特点是，沉着冷静，敢打硬仗，不畏强手。在这次太原锦标赛女子团体赛中，开始她一直坐‘冷板凳’，但始终没有放松训练，时刻准备应战。在争小组出线的关键一仗对河北队比赛前，教练员果断地决定由她打头阵，与国家队名将齐宝香对抗，问她‘有没有信心？’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已充分作好准备’！这样重要的一场关键球，甚至连身经百战的曹燕华都颇感紧张，但她非常沉着，敢打敢拼，第一局在三比九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以二比零战胜齐宝香，为上海队出线打开了局面。在团体赛进入前四名决战时，她又以二比零胜北京队的好手谢春英。在冠亚军决赛中，上海队再度与河北队交锋，她再次出场，这次对手换了国家队的又一名将耿丽娟，第一局在十六比十九落后的不利情况下，又一次转危为安，最后又以二比零获胜。一名后起之秀，在大将云集的鏖战中，连胜三员国手，当然要引起乒坛的注目。” 这里提到的齐宝香，一九七九年便在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上获女单冠军。这年，她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一九八一年初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上，齐宝香作为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参赛，击败韩国最强的选手李寿子，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初出茅庐的何智丽，居然能够战胜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齐宝香，显示了她的实力。这一战，仿佛成了何智丽进入国家队的“入门考试”。几个月后，她便顺顺当当跨入国家队的大门。 紧接着，一九八二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乒乓球优秀运动员比赛中，何智丽先是击败了世界冠军童玲，又打掉了乒坛名将曹燕华，成为女子单打比赛中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选手，九战九捷，一举夺得全国冠军。 这时，她的教练是马金豹。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马金豹对何智丽的评价：“临场冷静，敢打敢拼，接发球技术有明显提高。特别能吃苦。她表面秀气，实际上很勇敢。” 马金豹还指出： “她还缺少国际比赛经验，她的接发球等技术，尚待进一步提高。” 一九八四年十月，何智丽在伊斯兰堡的第七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露面。当时在国际上尚无名声的她，一举击败了韩国宿将梁英子，夺得亚洲女子单打冠军。 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何智丽一步上一个台阶。她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下一个目标——世界冠军》一文，透露了何智丽的雄心壮志：“一年内争取夺得全国冠军；二三年内夺取亚洲冠军；五六年内拿下世界冠军。”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派出“三丽一玲”——戴丽丽、耿丽娟、何智丽、童玲，参加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赛。何智丽打法凶狠，速度快，落点刁，先是轻取瑞典的林德布拉德，接着又战胜朝鲜队主力李粉姬，终于与队友一起夺得考比伦杯。何智丽登上了世界冠军领奖台。 何智丽声誉鹊起，报刊上称她为“铁姑娘”、“倔姑娘”、“假小子”，她的“头衔”已从“新秀”、“后起之秀”、“新星”、“小将”改换为“名将”、“国手”、“明星”、“精英”以至“乒乓女皇”了。 此时何智丽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 她的下一个目标很明确——成为世界女子单打冠军！ 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主将是上海姑娘曹燕华。曹燕华先是在一九八三年夺得第三十七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接着，在一九八五年的第三十八届世乒赛上，曹燕华又蝉连女单冠军。 不过，曹燕华当时患慢性肝炎，带病出征，没有参加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团体赛。 在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夺得世界女单冠军之后，曹燕华便退役了。 于是，何智丽取代曹燕华，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将。 这样，在何智丽看来，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非她莫属。 她，下定决心，为三十九届乒乓赛苦练着。 但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何智丽在第十届亚运会上作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团体赛主力，惨败于韩国梁英子板下，顿时从波峰跌入浪谷！ 自从何智丽走上乒坛以来，还没有摔得这么惨的！ 何智丽还“灵光吗？”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何智丽的实力如何产生了争议，一路顺风的何智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逆风。中国乒乓球队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开始纠缠着何智丽。 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孙梅英挺身而出，给了何智丽可贵的支持……’茶，使何智丽、孙梅英结谊早在一九八一年何智丽一进入国家队，她便认识了孙梅英，不过，那时候她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顾问，德高望重；在孙梅英看来，何智丽是新苗，很有希望。 毕竟年岁相差甚远，彼此之间又没有直接的工作来往，所以见面点点头而已。 一桩很偶然的事，使这两代乒乓人有了心灵沟通：那是一九八五年冬，中国乒乓球女队访问欧洲，队员有何智丽、曹燕华、耿丽娟，而孙梅英担任领队兼教练。她们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住进苏联运动员大楼。队员们住在九楼，孙梅英则住在十八楼。 楼里居然不供应开水。何智丽从小喜欢喝茶——因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而孙梅英也是个“茶罐”。何智丽从中国驻苏使馆借来了电炉、水壶，在宿舍里烧开水。她得知孙导爱喝茶，顺便给她灌好暖瓶，送到十八楼。 那时，除了外出访问，闲着没事。每当何智丽送开水来，孙导便跟她聊天，一聊起来，她俩才发现，彼此见解是那么的接近。隔在两人之间的“代沟”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消失了。 “孙导，请你给我指点指点！”何智丽虚心求教。 “你呀，你的特长是大学生水平，而你的特短是小学生水平！”孙梅英直性子，说起话来没遮没拦。 “那我该怎么办？”何智丽继续求教。 “你要尽力克服你的短处。打球的时候，对手总是攻你的短处的。”孙梅英意味深长地说，“我向来主张打球要尽量刁滑，做人要尽量老实！” 何智丽一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央求道：‘“孙导，回国之后，你教教我。” “好，我是毫无保留的，因为你我都是为了祖国的乒乓事业。”孙梅英答道，“不过，你有你的教练，我只能在你训练之余，给你指点。” 一回国，何智丽果真在训练之余，请孙梅英给她“加课”。 何智丽发觉，孙梅英的指点，正是点中了她的技术要害。 比如，孙梅英细细察看了何智丽的手，看到右手第四指内有老茧，便指出她握板太紧，一定要做到放松，松了才能灵活。 孙梅英以为，何智丽打球动作幅度太大，便在她身后放了一块挡板。何智丽一后退，挡板一绊，她就摔在地上，摔了几次，何智丽不敢后退，动作的幅度自然减小了。动作缩小，速度也就增快……如此这般，孙梅英指点了几回，何智丽觉得大有进步。于是，不断往孙导家里跑，请求她继续给予指点。 孙梅英呢？有求必应，抽出星期天，抽出中午，陪着何智丽练球。 孙梅英这么尽心尽力培养何智丽，没有一分钱奖金，而且还招来闲言碎语，特别是引起何智丽的教练不快。 孙梅英坦诚地说：“我图什么？我图的是为国家出一个人才呀！” 何智丽往孙家越跑越勤。孙梅英这顾问，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谁都未曾把训练何智丽的任务交给孙梅英，而孙梅英应何智丽的请求却在实际上成了她的教练．——尽管她并没有教练的名义。 不料，孙梅英的一片好心，无端招来麻烦！ 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本来就复杂，孙梅英的热心，却使这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孙梅英本来就因为过分直率，常常仗义执言，得罪了中国乒乓球界的几位领导。不过，孙梅英毕竟是元老人物，不便对她说三道四，那几位领导在她面前还算“小辈”呢！于是，种种怪罪便落到何智丽头上。 我细细追寻何智丽风波的最初“风源”，我终于从孙梅英那里找到答案：何智丽那时是个单纯的姑娘，本来在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眼中是不错的运动员，可是由于她主动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便对何智丽有了偏见！ 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中国最老资格的“乒乓女帅”，又是最富有经验的女队教练。在孙梅英的培养下，曹燕华蝉联了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由孙梅英培养的张立、杨莹，也都名震世界乒坛，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取女团世界冠军的主力。何智丽要夺取世乒赛女单冠军，当然应该请教“孙导”，拜孙梅英为师。 可是，何智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之间的龊龋，要找运动员出气！ 内耗，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特短”。内耗的加剧，使中国“国球”的实力明显地削弱了。 “党风不正，队风不正，球凤不正，正在腐蚀着我们的乒乓事业！”孙梅英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在中国乒乓球队，冠军掩盖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不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冠军迟早要丢光！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通天’，有些人仗着有后台，碰都碰不得………自从何智丽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之后，不巧，她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败在韩国梁英子板下。于是，中国乒乓球队中就有人说“闲话”了：“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 不言而喻，这是指孙梅英指导错了，使何智丽“走了弯路”。 何智丽坚信，孙导是高水平的教练。孙梅英的指导，没有错。她继续在孙梅英的指导下训练。 孙梅英向何智丽指出：“你的球，输在胆量上。你有五分球艺，只有两分胆量。你提高胆量，你一定能胜！” 孙梅英还指出：“你要争取高处击球，果断抢攻，不能等弧圈发挥威力才起板。要知道，同样在桌边迎击球，身体前倾和稍后明显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在孙梅英的指导下，何智丽的球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在第十届亚运会之后不久，何智丽在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大显身手，她连拿女子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 接着，何智丽又在红双喜全国精英赛上，夺得女得冠军。 这下子，何智丽笑了，孙梅英也笑了。 这下子，那种说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的话，也就没有市场了。 紧接着，尖锐的矛盾，终于在“让球”问题上大爆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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