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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球”的实质是“权大于球” “让球”，原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机密”。何智丽风波，导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一“机密”曝光。 “让球”，据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传统”，然而却直接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的竞争。 “让球”，实质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让球者必须服从领导意见输球，不可取胜。谁不让球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便要“写两笔”，这还谈得上什么公平？谈得上什么公平的竞争？ 孙梅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之一，深知种种“让球”内幕。 她告诉笔者，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厮杀，单枪匹马，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谁也未曾向容国团让过一个球。 一九六一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照理，应当让这两名中国选手公平地展开竞争，何况他们都是中国人，冠、亚军注定都属于中国，他们之间“动真格”，并不影响中国取得冠、亚军。 可是，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其原因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 这样，李富荣不得不答应让球。 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 实际上，如果让他们真打，庄则栋十有八九会胜李富荣。 可是，这么一“让”，在李富荣看来，庄则栋这世界冠军是我让给你的；在庄则栋看来，我这世界冠军是别人让给我的，心里也不踏实。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颇得意，以为这是“政治思想工作领先”的“成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运动员才能做得到”。 有了这一先例之后，“让球”之风便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蔓延。 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时，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对阵，领导上都决定李富荣让给庄则栋，以使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人为地制造了“三连冠”！ 那时候的中国，体育水平还非常落后，世界冠军寥若晨星，而庄则栋居然“三连冠”，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大红旗。这样的“三连冠”，在当时也确实起了鼓舞中国体育界士气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然而，自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连冠”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益发重视“让球”了。“让球”之风开始盛行。当“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一口号，把这一口号当成了“让球”的理论根据：既然“友谊第一”嘛，就应该为“友谊”而“让球”。 于是，在几届世乒赛上，中国选手根据领导意图，为了“友谊”，让给了某一友好国家的选手，当时，正值“文革”岁月，这几次“让球”，被当成贯彻“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方针的“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曾举办中、日以及某国这样三国乒乓球邀请赛。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胜日本，日本胜某国，而中国则出于“友谊”，“让球”于某国。这样，男子团体赛的结果，中国第一，某国第二，日本屈居第三。 尽管中国的“友谊”使某国高兴，而日本运动员得知中国“让球”内幕之后，大为反感。日本的一位男子名手说：“今后，我再也不来中国比赛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球，使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迫于政治压力，领导要队员向谁让球，队员势必服从，不然就会被视为“违纪”、“个人名利思想严重”等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把让球看成该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成就”。 “文革”结束了，各行各业部在那里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污垢。令人奇怪的是，让球之风不仅不在中国乒乓球队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本来，那成为“优秀传统”的让球，还算有那么一点“理由”，或者是为了造就“三连冠”，或者是为了“友谊”让给友好国家，如此等等。如今的让球，连这么点“理由”也没有了，反正领导上叫你让，你就得让；叫你让给谁，你就得让给谁。运动员成了前台的木偶。谁胜谁负不是靠运动员的真本事，而是靠领导的决定。 于是，“让球”不断地演变着，变成领导看中谁，就要人家让给谁！ 本来，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竞争，谁胜谁负，全靠真本事。可是，在“让球”发明之后，世界冠军居然也可以凭着开后门而获得！ 这“领导”的概念，也在变化着。原先，决定谁向谁让球要由党组、由领导集体讨论，郑重其事作出组织决定。后来，这“领导”演变成某个领导，个别领导决定着谁应当向谁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个别领导手中的特权。这特权促使运动员不能不俯首于这个别领导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到时候就叫你“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人际关系日趋紧张的催化剂。乒乓球赛不再是运动员实力的角逐，而是成了权与球的较量！ 何智丽对“让球”已忍无可忍 在六十年代，“让球”曾被吹嘘为中国乒乓球队“团结”的象征；在八十年代，“让球”却实实在在地把中国乒乓球队搅得四分五裂。 谁想赢球，谁想当冠军，首要的不是苦练真功夫，却是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奉承拍马成了最重要的“功夫”。一支“功夫在球外”的球队，其战斗实力怎么会不每况愈？ 中国乒乓球队曾是国际乒坛上不可一世的劲旅，眼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道仅仅因为别的国家乒乓球水平在提高？ “让球”，让得胜者不光彩，败者不服气；“让球”，让得运动员无心于练球；“让球”，让得歪风占上风，正直者受压；“让球”，让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团结成泡影。 对于“让球”的不满情绪，许多乒乓球队员早已溢于言表。 面对种种尖锐的批评，中国乒乓球队不得不对作为“优秀传统”的让球，重作考虑。 另外，即使是为了“友谊”，向友好国家的球队“让球”，也引起了麻烦。因为在“文革”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友好国家越来越多，今儿让给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满；明儿让给那个国家，又惹起别的国家不满。“让球”，造成了国际风波，越让越麻烦，反而失了友谊，积下怨言。“让球”，把堂堂正正的体育竞争，演变成了幕后的政治交易！ 据孙梅英透露，面对内外的压力，几经讨论，在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曾讨论了“让球”问题。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在国际比赛中原则上不让球。另外，对于队内让球，作了如下规定：“进入半决赛，在甲与乙、丙与丁之中，倘若丁为外国人，其余均为中国队员，如果甲、乙两人中甲可稳胜丁，则乙应让给甲。除此种情形之外，不再让球。” 这样的规定，虽然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就为国争光而言，还算说得通，即乙让给甲，是为了甲能胜丁，以确保中国夺取冠军。 遗憾的是，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执行。何况，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从未向外透露，因此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秘密决定，只由领导秘密掌握，运动员并不知道。这样，“让球”之风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特别是一些有过让球“优秀传统”的老将，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对“让球”恋恋不舍。他们常常现身说法：“我们当年就是发扬‘风格’进行‘让球’的嘛！” 毕竟时代在进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的一代，对这种“优秀传统”产生了怀疑。 何智丽就属于新的一代，具备新的思想。对于她来说，几回“让球”，使她产生了极度反感的情绪。 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这天，既是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生日。虽说是在汉城，队友们仍记住她的二十二岁生日，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送来红杜鹃封面影集，那红杜鹃象征着她火红的青春……可是，她却在忧郁、痛苦中度过这一天。 为了过生日更加神采飞扬，她在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兴冲冲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顿时像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她实在无法理解，决赛是在她与焦志敏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领导上指定要她让球呢？ 何智丽想不通，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 这时，焦志敏也接到领导通知：“今天你上去！” 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 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被耍弄的是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嘲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 “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让球”，完全违反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所作出的关于“让球”的秘密规定——虽说那秘密规定本身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 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 “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 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 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 于是，在上场之前，何智丽和焦志敏都已得到领导的通知：“今天何智丽上！”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 她俩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二十一比十六，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二十一比十六，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二十一比十四，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 那一回，焦志敏以三比一胜何智丽！ 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三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 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单纯的姑娘，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何智丽在孙梅英的坚决支持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者”，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让球”的公开争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夺得了女单冠军，而且在于向“让球”发起勇敢的挑战。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对于“让球”，各种意见纷争不已，直至何智丽这一回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还有人又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再一次爆发关于“让球”的争论。 这里，全文引述上海《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热线电话第一一五期”，就“让球”问题在普通读者中所展开的讨论。编者为这场讨论加了这样的标题：《“让球”传统有悖奥林匹克精神“争胜”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这一“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为“方圆”。《新民晚报》的报道如下：压倒多数的读者在来信中都表示反对“让球”。 方圆仔细统计了一番，支持“让球”的来信仅仅只有三封。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 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 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上海彭浦机器厂洪华明说，确实，“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能再保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指导谁有实力谁就争当冠军，在体育界，“让球”的传统应该尽早结束。 华东师大蒋建忠、浙江绍兴沈守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李维祥以及范学谦、庄铭明、严水德、戴国平、姚伟法、缨凤德、陆雪、徐克平、许斌等都表明了他们反对“让球”的各种观点。 三封支持“让球”的来信也亮出了他们的观点。 工商银行上海闸北区办事处黄沂海认为“让球”是一种“兵以诈立，以利功”的谋略，应允许教练员运用。 上海工业用呢厂胥申鸿赞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让球”不被肯定，那么谁又肯担当陪打队员呢？他们也是为别人在铺路呀。 方圆对“让球”问题的观点和大多数朋友相同：凭实力去拿冠军。 《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民意测验”。在普通的读者之中，“压倒多数”反对“让球”。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不久，正巧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来到上海。于是，《新民晚报》记者也就“让球”这个敏感问题，请伍绍祖发表意见。 伍绍祖是接替李梦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早在一九六零年便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一九八一年担任主任。由于年逾花甲，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而国家体委主任这一职务改由四十九岁的伍绍祖担任。 伍绍祖乃中共老党员伍云甫之子。伍云甫曾参加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又参加过长征。他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 伍绍祖于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一九八八获少将军衔。此后不久，他从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政委，调往国家体委担任主任。伍绍祖富有组织能力，且富有宣传鼓动能力。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了记者徐世平所写的报道《伍绍祖谈“让球”》，全文如下：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昨天对“让球问题”补充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界对他在黄石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播”得尚不够准确，“起码有些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伍绍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个谋略问题。如果我们两名运动员相遇，下一场比赛对手是外国人，而我们拼命打，打得精疲力尽，然后让那个外国人以逸待劳，坐享其成，这是“有谋”吗？外国人会说，你们真傻！是傻打好呢？还是我们看看谁最合适打他，让最合适的人打他更好？这很值得研究。 伍绍祖还认为：这里面首先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没有集体，没有国家，你能成长起来吗？你的成长本来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你出去比赛，不是代表哪个人。单打比赛也不是个人锦标赛，是国家派出的队伍，最后是升国旗，奏国歌，不是升你们家里的旗子，也不是唱你家里的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我的看法，个人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特长是要充分发挥的，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则是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集中和升华，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过去我们把集体、国家利益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和个人利益完全脱节了，这就不对了。二者结合好，就能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伍绍祖说：“让球”问题值得研究。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下结论，只是说在没有下结论前还是照过去的规矩办。如果马上改变过去的规矩和做法，这也就是下结论了。 伍绍租作为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既表达了自己对“让球”的意见，又以为“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既然“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于是各种“研究”意见仍不断见诸于中国报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发表汤明辉的《江嘉良“让球”内幕》一文，其中写及：“其实，提起‘让球’，老球迷们都记得，为了让斯韦斯林杯永远留在中国，‘轰炸机’李富荣在世界锦标赛中三让庄则栋。连庄则栋自己也说：‘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不只是代表个人，是代表整个球队、整个国家来的。，……”为了证实这段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于是，有记者追问中国乒坛名将庄则栋：“你的‘三连冠’，是不是李富荣‘让’的？” 庄则栋经不起一再的追问，答道：“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为什么让给我？我有实力！” 庄则栋的回答表明： 一、第一次他在世乒赛上和李富荣争夺冠亚军时，李富荣没有“让球”。 二、“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这句活似乎意味着承认第二、第三次是“让”的。这表明那“民间传说”与庄则栋所说，有所不同。当然，按照庄则栋的实力，当时即使李富荣不让，也能打败李富荣。 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要李富荣在第二次、第三次“让球”，其目的是为了人为制造“三连冠”。 记者们得知，当年徐寅生也曾“让球”，而且还是由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出面找徐寅生谈话：“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对此，徐寅生并不否认。 记者追问他对“让球”的看法时，徐寅生的答复十分巧妙：“过去让球，现在很难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中国乒乓球队男子名将陈龙灿，也对记者说出了“让球”内幕。他说：“拿我来讲，既让过别人，别人也让过我。” 陈龙灿说，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上，江嘉良“让球”给他，使他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内中的原因是江嘉良当时突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在半决赛时与队友陈龙灿相遇。江嘉良身为男队队长，主动提出“让球”给陈龙灿，因为“陈龙灿年轻，士气正旺，让他去和外国选手争夺冠军，把握要大一些……”陈龙灿以为：“让球问题，乒乓球运动员难免不遇到，也难免不感到遗憾和痛苦。但是，人家让了我，我永远记住，如果以后再轮到我让，我就像阿江那样通情达理，气量豁达，首先考虑国家和集体的需要。” 当然，陈龙灿所举的江嘉良“让球”给他，是为了打外国选手，并不是指他和江嘉良争夺冠亚军。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名将焦志敏则直言不讳地站出来反对“让球”。她认为，一次次的“让球”，“让”得她太伤心了！ 后来，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出于对“让球”的极度反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陈静、何智丽“让球”的真相这一回，由于何智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东山再起，中国报刊于是又重提“让球”，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 夏娃在《中国体育报》上所发表的《何智丽当年“受委屈”真相》一文，提及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时，何智丽曾接受陈静“让球”的“往事”：“二月二十八日，女单争夺进入八进四阶段，上半区削球手管建华迎战朝鲜队李粉姬，何智丽对陈静。当时的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认为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当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九先胜一局后，何智丽急得一个劲提醒教练请陈静让给自己，张燮林马上在中局休息时通知陈静。再度上场后，陈静以十五比二十一、十四比二十一、十五比二十一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这表明，何智丽是接受让球的。”何智丽读了夏娃的文章，对笔者说：“现在，中国有些报刊说我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接受’陈静的‘让球’，这很荒唐。因为陈静那时输给我几十次，从未赢过我，我干吗要‘接受’陈静的‘让球’？其实，关于这笔“老账”，倒是当年的报道写得清楚、准确：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女子单打争夺半决赛权的一对选手是何智丽对陈静。中国队教练已内定让对付外国选手更有经验的老将何智丽出线，因为考虑到新秀陈静过去从未胜过何智丽，于是赛前没有向她俩交底，这也为何智丽、陈静后来因让球发生的龃龉埋下祸根。 年仅十九岁的陈静是一把“左大刀”，打起球来虎气逼人，比赛时往往有超水平发挥，连教练也称赞她是“比赛型”选手，往往打“疯”了，任何人都不是她的对手。陈静刚刚在团体赛上与队友合作夺取了考比伦杯，气势正盛，碰巧在何智丽之前，她又轻松打掉了有“乒坛外星人”之称的世界名将、日本的星野美香，大有说不可挡之势。 果然，与何智丽的比赛一开始，陈静打得异常出色，第一局以凌厉的快攻结合变幻莫测的发球压住了何智丽的两面攻，以较大的优势获胜。教练意识到何智丽要输了，第一局比赛刚结束，赶紧把陈静叫到一边，说：“陈静，我们事先没通知你，这场球我们已决定让何智丽出线，后三局你必须让……”陈静本是憋着一股劲去夺盖斯特杯的，教练的临时决定使她大感意外。但她早就接受过中国队内有关让球的“传统教育”，而且她又是初次参加世乒赛，对启用她的教练怀有感恩戴德之情，迟疑了片刻，她便轻轻地点点头：“我知道了，会执行的……”。说罢，她抿紧了嘴唇，用球拍猛烈地扇了扇风，．平息了激动、纷乱的心绪，在后三局比赛中，“干净利落”地输给了何智丽。而何智丽也许还蒙在鼓里。这篇报道还写及当时何智丽对于陈静“让球”的反驳：何智丽本人因抗拒让球受到某些人的冷遇，但她又断然否认陈静让球给她。何智丽说：“陈静从未在正式比赛中赢过我，根本不存在她让我的事情。” 这话深深刺痛了陈静的心，她想申辫，却又拿不出明显的证明。因为她过去的确未在正式比赛中胜过何智丽，也因为教练只通知她让给何智丽，并没有将此事通知何智丽，已经被让球的遗恨折磨多时的陈静，受伤的心灵又抹上一层盐……《春秋》杂志这篇当年的报道表明，在何智丽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胜陈静时，何智丽自己都还“蒙在鼓里”，所以“断然否定”陈静曾经“让球”给她。 当然，后来何智丽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 其实，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不论是陈静因“让球”给何智丽而造成陈静委屈，或是因何智丽不“让球”给管建华而造成管建华委屈，归根结底，这种运动员之间的芥蒂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实行“让球”这种人为的、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光是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由于“让球”或不“让球”，就造成了陈静和何智丽、何智丽和管建华之间深刻的人际矛盾。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今儿个叫张三“让球”给李四，明儿个叫李四“让球”给王五，不知在教练与教练之间、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造成多少矛盾，使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极端复杂化。 其实，即便不“让球”，何智丽在当时完全能胜陈静，也完全能胜管建华。这种人为的“让球”，造成胜者不光彩，输者输得委屈。 如今，由于何智丽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中国体育报》记者夏娃在报道中写道：“国家体委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树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集体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国乒乓球队制胜的法宝。在世界大赛上从祖国利益考虑，根据不同的对手，选择最合适的队员对付外国选手，为祖国夺取金牌，用‘让球’的战术没有错。”其实，这些“让球”的主张者，从来不解释当冠亚军都是中国人时，为什么还要“让球”，他们也从不答复“让球”是否违背奥林匹克精神？ 既然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何智丽在一九九五年初跟笔者也就再度谈起她对“让球”的看法。一说起“让球”，她的情绪就显得激动。 叶：现在的中国报刊又在说，“让球”是对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何：这要加以驳斥。让来让去，把人才都让走了，到国外去了。让球，就是弄虚作假，愚弄观众。 叶：从根本上讲，让球违反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何：八年以前，在第十届亚运会上，决赛时叫我让给焦志敏，所以我亚运会只拿了亚军。我这次是第一次拿亚运会冠军。我自己来参赛，不必“让球”，所以我拿了冠军。如果我在中国乒乓球队，也许又要我“让球”了！ 叶：这足以驳斥那些“让球”有理的人，他们说，“让球”是为了考虑到谁出线更能克敌制胜，打败外国选手。可是，在第十届亚运会上，那次冠、亚军赛，你和焦志敏当时都是代表中国的，干吗要你让给焦志敏呢？ 何：三十九届世乒赛，我参加混合双打，冠亚军赛时，也都是中国选手，同样叫我让掉了！单打也叫我让，我不让，这才闹出那么一番风波！所以，我这个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是我自己争来的！当然，那时我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我输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我坚信我能赢，所以我才决定反抗“让球”。 叶：请你谈谈对中国乒乓球队的看法。 何：中国乒乓球队的矛盾太多了。过去，成绩掩盖了问题。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其实那些问题早就存在。实际上，中国乒乓球队在走下坡路，现在的水平没有以前好。从男团丢了到女团丢了，从男单丢了到女单丢了，一年不如一年。输了应该找原因，不应该骂人。 不能输不起。乒乓球本来地位就比网球、羽毛球低，比足球、篮球、排球更低。乒乓球要提高地位，心胸更应开阔，不能那么狭隘。中国现在拿了冠军，有很多钱。我那时候，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只给六千元，只够现在我买一张飞大阪的飞机票。其实，现在给的钱太多，也不好。国家队拿那么多钱，底下没有积极性了。底下培养一个运动员，往国家队送，不容易，钱却都给国家队拿去。这样下去，中国乒乓球队的老本很快就吃光了，造成后继人才匮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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