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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东嫁引起日本新闻界轰动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下午二时半，一架银色的国际班机呼啸着离开上海虹桥机常在舒软的高靠背软椅上，坐着何智丽。她正飞往日本。 对于出国数十次，到达二十个国家的何智丽来说，这是一次不平常的旅行。往日，她总是和队友、教练坐在一起，飞来飞去，在乒坛上东征西付。然而，这一回她的身边不见队友和教练，紧挨着她坐的是一位“先生”——可智丽常称之为“我的先生”。 他，穿着蓝白相问的T恤，一米七八的个头，显得颇为潇洒。用何智丽的话来说，她的“先生”“真诚、能干”，而且“越看越经看”。 她的“先生”的大名叫小山英之，日本的土木建筑工程师，在大阪市政府任职。小山英之是在八月三十一日下午飞抵上海，专程迎接何智丽前往日本。小山英之择定九月四日这天与何智丽双双东渡，内中有一个原因——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喜上加喜！ 下午五时，客机徐徐降落在大阪机场。飞机尚未停稳，舱门尚未打开，几十架电视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舱门，当身穿鲜红圆领衫、白长裤的何智丽刚刚出现在舱口，机场上便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走在欢迎队伍最前面的是小山英之的父母——七十一岁的小山藤兵卫和六十九岁的小山澄美，还有小山的众多的亲友。大阪体育界友人以及一大群记者。 何智丽和小山英之走下飞机，便被记者们团团围住，拥入机场贵宾厅，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 日本记者不像中国记者那般温文尔雅，一句句发问如同射来一个个“刁球”。 “何智丽小姐，你嫁到日本来，是不是跟奥运会除名有关？”日本记者一开始就发起凌厉的攻势。 他们所说的“除名”，也就是指何智丽的第二场风波——这些事，在日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二十五岁的何智丽，毕竟曾接受过上百次记者采访，已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面对“刁球”，她不慌不忙。她以为，在国外，在这样的场合，毕竟内外有别，不适宜于谈奥运会事件。 她十分得体地答复说：“我此行是为了和小山英之先生举行婚礼。我是为了爱情来到日本的，与奥运会无关。” “请问何小姐，你嫁到日本来，是不是意味着要加入日本籍，成为日本公民？”又一个“刁球”发了过来。 “我还没有举行婚礼。至于结婚以后的事，我还没仔细考虑过。”何智丽很有分寸地避而不答。 “何小姐，你来日本以后，会不会加入日本乒乓球队？”日本记者的攻势依然猛烈。 “我从小喜爱乒乓。我永远喜爱乒乓。但是，我刚才说过，我来到日本是为了爱情，为了中日友谊，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何智丽又把“刁球”挡了回去。 “何小姐，你为了爱情而来日本，请你谈谈跟小山英之先生的恋爱经过！”一位日本记者改变了提问的话题。 何智丽抓住了这个机会，转移了话题，侃侃而谈自己与小山英之先生相识、相爱的过程。她正面答复记者们关于婚恋的问题，显得落落大方，如同她在墨绿色的球台旁一样沉着、冷静。她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姑娘。 记者招待会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笑语飞扬，一直开了一个多小时，这才使何智丽终于“突围”。 轿车驶向大阪市高级住宅区。小山家在一座小山上。驶进大门，家中非常幽静。小山英之家有两幢花园洋房，几十间房子，而“居民”只有他和父母三人。如今，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 餐桌上放着大蛋糕，庆贺小山英之的生日，也庆贺何智丽的到来……当晚，何智丽那秀美的形象，出现在日本家家户户的电视机荧屏上。日本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何智丽抵达大阪机场以及记者招待会镜头。 翌日，数十家日本报纸显赫地报道了何智丽东嫁的新闻和照片，有的刊登了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日本报纸的大字标题都离不了“世界冠军何智丽”这几个字，也有的称之为“中国美女”，或者“美妙的何智丽”。 何智丽成了轰动中国东邻的新闻人物。 小山家的电话不断地响着，许多记者追踪而来，要求登门采访。 他们无法满足所有记者的要求，小山藤兵卫先生只能安排新闻界的老朋友们逐一前来采访。 何智丽变得颇为忙碌。小山一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挥拍镜头曾多次在日本荧屏上出现过。可是，这一次的新闻轰动远远超过以往……“千里有缘一线牵”何智丽怎么会远嫁东瀛？怎么会与一位建筑工程师永结百年之好？ 何智丽的异国恋，原来是在“绝密”中进行，唯“你知、我知”。直至她这一回与小山英之一起飞往日本，在那里举行婚礼，她的“秘密”才算到了“解密”的时候了……屈指算来，这是何智丽第五次前往日本。 何智丽头一回去日本，那是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那时，她作为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在领队郑敏之、教练周兰荪和胡炳权的率领下，同队友江加良、王会元、李勇、耿丽娟、谢春英一起，赴日本进行友谊比赛。二十岁的她是中国乒乓球队新手，领导本让她去日本，为的是锻炼新手，增加国际比赛经验。初出茅庐的她只顾打球，日本只给她留下浮光掠影的印象。一来一去，就像乒乓球在球台上蹦了个来回一样急急匆匆。 她第二回去日本，依然那般如驹过隙。意想不到，爱情的种子就在如此匆匆之中撤下，诚如中国一句古谚：“有缘千里一线牵”。 那是上海市和大阪市结为友好城市之后，上海乒乓球队应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的邀请，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前往大阪，作友好访问。已经成为国家队主力的何智丽，临时被抽回“娘家”——上海乒乓球队，前往大阪访问。 “鉴真”号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唐朝高憎鉴真东渡扶桑，在日本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如今，“鉴真”号客轮成了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友谊之舟。客轮徐徐驶抵大阪码头，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小山藤兵卫早已在那里迎候。 小山藤兵卫西装笔挺，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绅士凤度，热情地跟上海乒乓球队客人们一一握手。这位长者虽说是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其实并非体育界人士，只是喜欢看乒乓球比赛罢了。他是日本大阪的大企业家，社会贤达。他对新中国一直抱着友好的态度，曾三十多次访华。他是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大抵由于“名人效应”的缘故，对于乒乓有着浓厚兴趣的他也就被推举为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 在码头，何智丽只注意到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会长，并未留意他身边站着的一位男青年。 一起来到宾馆之后，这位男青年留在那里，专门负责照料上海乒乓球队。他的名片上写着“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理事小山英之”。他对乒乓球十分在行，是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的业余教练。他是会长小山藤兵卫之子，人们笑称会长是“老小山”，他是“小小山”。 “小小山”很热情，为了照料好人地生疏的上海乒乓球队，他干脆搬到宾馆里住，以便“随叫随到”。 一桩极为偶然发生的小事，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缘”。 上海队有位队员叫陈淑萍，离沪时有人托她带一包东西给日本朋友。她到了大阪，便把那包东西交给小山英之，请小山英之转交。可是，陈淑萍不会讲日语，小山英之不会讲汉语，两人像哑巴似的用手势比划着，竟弄不懂彼此的意思。 陈淑萍把何智丽拉来帮忙。真奇怪，尽管何智丽也不懂日语，她比比划划，小山英之竟明白了！小山英之打的手势，她也懂了。 打了一阵手势，他俩开始“笔谈”。大抵是“老祖宗”给他们带来方便，日文中有许多汉字，成为她和他都认得的字。借助于“笔谈”，彼此“谈”得很热烈，因为笔能表达比手势更复杂的意思。 这么一来，队员们有什么事要找小山英之，便来拉何智丽当“翻译”。外出观光时，小山英之也总喜欢跟何智丽在一起，在无意之中，两人渐渐接近了。 迄今，何智丽手头还保存着队友当时给她拍的照片，留下了她和小山英之在一起的最早的镜头：何智丽在打高尔夫球，身旁一位小伙子在给她拾球。他是谁？“小小山”！ 作为东道主，小山藤兵卫邀请上海乒乓球队到他家做客。何智丽和队友们一起去了，这是她头一回来到小山家中。 使何智丽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小山英之的母亲小山澄美居然能讲汉语，小山藤兵卫经常在家中接待中国客人，先后担任过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王兆国、孙平化，都曾是小山家座上贵宾。为了便于接待中国友人，小山澄美进汉语学校进修。小山藤兵卫也学会了一些汉语。他们家对新中国非常友好。 匆匆一个多星期飞逝，上海乒乓球队要踏上归程了。临别，小山英之希望跟何智丽通信，何智丽给他留下了上海的家庭地址。 后来，小山英之回忆说：“这是我第一回见到何智丽。当时，我的‘第六感觉’就告诉我，‘我要娶她’！” 可是，当时的何智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何智丽一回到上海，急急赶往北京。因为一九八五年度瑞典乒乓球公开赛将在十一月底举行，她要为这场在朗茨克鲁纳的鏖战作准备。 她像一只急速旋转的弧圈球，二十一岁的她，正处于乒乓球运动员的黄金时代。她已经具备了战胜世界上任何乒坛女将的能力，她正要在一连串的国际比赛中显示自己的实力，为新中国争光。银球占据她的心灵。大阪的偶然邂逅，小山英之曾给她以很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闪而过，被那紧张的训练。 比赛冲淡了…… 然而，她的形象，已深深烙在小山英之心中。 “绝密”的微妙阶段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何智丽在瑞典乒乓球公开赛中击败了南斯拉夫选手巴蒂妮茨，夺得了决赛权。 十二月一日，何智丽战胜了队友陈子荷，一举夺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马不停蹄，何智丽来不及喘一口气，便从瑞典飞往芬兰，参加第三届芬兰乒乓球公开赛。 十二月七日，何智丽和队友惠钧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翌日，何智丽又以锐不可挡的攻势，一举攫取女子单打冠军。 就在何智丽刚刚返回北京，小山英之从日本到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 小山英之思念着何智丽，他来到上海乒乓球队，却见不到何智丽。他独自在锦江饭店喝闷酒。 小山英之闷闷不乐，不仅仅因为这一回见不着何智丽，他在跟何智丽分手之后，曾给她写过一信，可是，何智丽竟然没有给他写回信！ 小山英之猜想，也许是她在北京，还没有看到他寄到上海的信，也可能是信件遗失了……小山英之从上海乒乓球队那里，打听到何智丽在北京的电话号码。 那天，何智丽正在三楼练球。忽然，一位队友告诉她，上海来了长途电话。她以为是父亲打来的，谁知一拿起耳机，传出来是哇啦哇啦的日本话，她一句也听不懂！ 不过，从声音中听出，是小山英之打来的。遗憾的是，中国还没有进入电视电话时代，他俩无法打手势，也无法“笔谈”。 她讲她的汉语，他讲他的日语。 长途电话打了好久，何智丽只听懂他的一头一尾的两句汉语：“你好！”“再见！” 小山英之呢？他从电话中听见她热情的语调、欢快的笑声，意识到一股脉脉温情，使他从沉闷中兴奋起来。 此后很久，小山英之才明白小小的误会：她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之后，曾给他写过回信。只是她有点粗心，把地址中的“二丁目”写成了“二七目”，他竟没有收到。 就是因为何智丽的小小的疏忽，差一点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 从那次打了长途电话之后，他俩之间又开始通信。小山英之关注着乒乓信息，何智丽在各种比赛中如果获胜，必定会收到一封署名小山英之的祝贺信。 小山英之的父亲在上海有许多业务工作，常派他来沪办事。每一回到上海，他就打听何智丽在不在上海。 可惜，戎马倥偬、频频征战的她，连春节都忙于练球，哪有闲暇回上海老家？只是有时在上海举行乒乓球赛，她才回到故乡，可是短暂地逗留数日，小山英之却又不在上海。 不断地收到日本来信，何智丽的父母觉得有点奇怪，问女儿道：“谁写来的？”何智丽含糊地答道：“日本朋友呗！” 确实，那时的她和他，尚处于“朋友”阶段。小山英之这名字，在中文中似乎是女性的名字。何智丽的父母误以为日本的女朋友给女儿来信，并未在意。 “朋友”阶段是恋爱的微妙阶段。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友们也一点没有觉察何智丽的“秘密”。 不过，那时候的何智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事业第一”。她全力以赴，在墨绿色的球台旁挥拍抽杀。对于小山英之，她有那么点意思，但总觉得还不是考虑爱情的时候，何况他是一个日本人，又只是短暂地相处几天而已。 鱼雁往返，他俩在“笔谈”中度过了一九八六年。 小山英之毕竟对乒乓内行，他对她的球艺非常佩服，作出毫不含糊的预言：“相信您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 命运又给她的异国恋以机遇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这日子，对于何智丽来说是历史性的。 这天上午，在印度新德里，何智丽以大无畏的精神，按照恩师孙梅英在她出发前的指点和鼓励，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中，击败了管建华。 这天晚上，何智丽沉着地步入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一举击败宿敌、南朝鲜选手梁英子，夺得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又一次为中国争了光。 这是一次痛苦的胜利，含泪的胜利。她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冠军。 就在这时，她在新德里收到小山英之的热情洋溢的贺电，使她在孤寂之中得到莫大的宽慰。他的关心，他的祝贺，给了她温暖。 回到北京之后，何智丽承受的压力更大了。幸亏孙梅英替她起草了致中央领导人杨尚昆、万里的信，如实反映了情况。 中央领导人关心她，在她的信上作了批示。于是，她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她又振作精神，继续在孙梅英指导下练球。她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金牌！ 她苦苦练球，冷风仍不断向她吹来。她的心灵受到煎熬：论她倔强的个性，她早就无法再在中国乒乓球队呆下去，可是，为了祖国荣誉，为了争得奥运会夺金牌，她却又必须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干下去。 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奥运会上。二十四岁的她，想在奥运会上夺金牌作为运动员生涯的巅峰。自然而然，她开始考虑巅峰之后的生活。 小山英之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每收到小山英之的一封信，都使她感到欢欣，感到慰藉。 处于压抑状态的她，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未来。 大约是天作之合，命运又给何智丽以机遇：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第九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新泻举行。 何智丽把她即将第三次赴日的消息，告诉小山英之。 小山英之雀跃欢呼，在半夜里赶去买了两张大阪飞往新泻的飞机票。后来，他称那机票“正如一根红线，连接着我们的良缘”。 何智丽飞抵新泻。 她正在练球。 忽地，教练张燮林叫她道：“有日本朋友来看你啦！” 何智丽三步两脚跑了过去。哦，小山英之来了！ 出乎意外，“老小山”也来了！ 小山父子专程赶来看望，使何智丽感动万分。正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他们有机会相聚，千言万语，说不完。 小山英之的汉语，比三年前有了进步。不过，还不算太好，遇上说不清楚的，就拿出了笔。 小山英之告诉何智丽，原本他并不会打乒乓球。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当上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一定要他学习打乒乓球。小山英之学会了打乒乓，也就入迷了，成了乒乓迷。现在，他已从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理事进而成为常务理事。 真设想到，他成了乒乓迷，导致他迷上了她——世界乒乓冠军！ 何智丽这一回跟小山英之在一起，发觉他爽朗，而且跟他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俩都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他喜欢茶道，而她受母亲（广东人）影响，自幼爱喝茶……她还发觉，小山英之虑事细致、周到，样样事情总会替她考虑。他没有日本“大男子主义”习气，对她充分尊重。 他理解她，而且总是说：“你现在打球第一。运动员要在最佳年龄全力打球，不要分心。” 为了不影响她，而且也由于他自己业务繁忙，他只在新泻逗留了两天，便与父亲一起飞回大阪。他的父亲亲自前来陪他看望何智丽，这表明长辈支持他的选择，表明长辈对这位世界冠军的尊重。 何智丽这一次跟小山英之的相会，两人心中的距离大大缩短。虽说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彼此已心照不宣。那一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穿了。 临别，小山英之对她说：“我和父亲准备预订飞往汉城的飞机票，在奥运会上为你鼓掌！” 小山英之走后，每天要打一次长途电话到新泻，跟何智丽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上几句，捎上他的问候，捎上他的心意。 五月二十二日，何智丽以三比一战胜队友焦志敏，荣获第九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电话耳机里马上响起小山英之的祝贺声。 在新泻度过的十天，使一度心绪抑郁的何智丽，变得舒畅愉悦。这位聪明的姑娘不仅在球场上当机立断，而且在情场上也当机立断。用她的话来说，她跟小山英之“敲定”，是在日本新泻。 爱情使她在最痛苦的时候得到慰藉 回国之后，奥运会日近。何智丽虽然预料到她会被排斥于奥运会参赛名单之外，但是想及中央领导人对她的问题有过明确的批示，她仍抱着一线希望。正因为这样，她在孙梅英指导下，天天埋头练球。身高一米六八的她，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多斤，仅重一百一十二斤。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何智丽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得一个奥运会冠军！” 六月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又披露了她一次谈话：“我的目标是奥运会！刻苦训练，争取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 风云骤变。一个月后——七月十九日，何智丽接到正式通知，她被排除于奥运会参赛名单之外！ 这位世界冠军卷起铺盖，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回到了故乡上海。 她闭门谢客。 她决定“挂拍”，结束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她准备在上海举行“告别赛”，从此告别乒坛。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月，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李京红的报道《她从“风波”中走出来——访抵沪不久的乒坛名将何智丽》，便如实记述了何智丽当时的心境：何智丽明显地消瘦了，但仍然显得很精神，看来，她似乎已经从那场风波中走了出来。“每一个人都有顺利的时候，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有人说我已经一蹶不振了，那不是事实。只是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沉浸在痛苦之中。”抵沪不久的何智丽见到记者时说。 “我夺得世界女单冠军后，有人劝我激流勇退，但想想心中的目标是奥运会金牌，我便忍下一切。” 何智丽的忍耐和韧劲是同样出名的。三四月份正是北京隆冬季节，她可以去洗“冰”水浴，那水刺得人直打哆嗦。不是她不愿意洗热水澡，而是练得太晚，以至于烧火炉的人也走了。 “今后还打球吗？” “按理说，二十四岁，我体力等方面情况还是很好的，但我这种心情是无法再打下去的了。所以，我已经决定挂拍，并准备在上海举办告别赛，以答谢养育过我的故乡上海人民和全国各地关心我的球迷朋友。”“今后有何打算？”“今后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不会泄气。我想多学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日本报纸也报道了何智丽被排除于中国奥运会选手名单之外的消息。 小山英之从日本报纸上得到消息，他不得不取消了预定飞往汉城的机票。 小山英之专程赶到上海，安慰创巨痛深的何智丽。 弧圈球停止了旋转。一直处于弓满弦紧的何智丽，突然变得无比“悠闲”。家中除了阳台上那笼子里的鹦鹉在叫唤之外，一片静谧。 小山英之的到来，使何智丽倍觉亲切。 就在这时，何智丽向笔者透露了她的“秘密”：一九八八年人九月间，十二月底，一九八九年一月，小山英之一趟又一趟自费前来上海，探望何智丽。 他每一次来沪，何智丽总是到机场迎接。 他们的感情迅速加深，正式开始讨论婚事了。 他们不再“笔谈”了；自从在新泻会面之后，小山英之进入汉语进修学校学习，汉语大有长进。他幽默地说，他学汉语，全然为了她。他的手提包里总是装着汉语课本，她的拎包里则总是放着日语课本。 一九八九年二月，作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小山藤兵卫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三十六次访华。他和夫人、小山英之一起来。他受到上海市政府的友好接待。二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小山藤兵卫访华的情况。 这次来沪之际，小山英之头一回来到何智丽家中。何智丽父母见到这位异国“毛脚女婿”，十分满意。 婚事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 应大阪乒乓球协会的邀请，上海市乒乓球队于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八日再访大阪。这次访问，其实是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促成的。何智丽作为上海乒乓球队的一员，和队友们一起赴日——这是她第四次访日。 何智丽这回去大贩，有一项“秘密”使命——带去结婚的证明文件。 她在离沪前，向上海市体工队递交了申请与小山英之结婚的报告。考虑到何智丽是名人，又是与外国人结婚，体工队赶紧把报告转到上海市体委。 上海市体委也未敢作主，又转送到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领导审看了何智丽的申请报告，点了头。 于是，何智丽顺利地领到了结婚的证明文件。 何智丽刚从日本回来没多久，三月下旬，小山英之又飞来上海。他带来了日本大阪府为他开的结婚证明文件。 如此频繁地来来往往，婚事的进程不断加快。何智丽家迁入上海一幢高层新楼。这位世界冠军之家，成为楼内第一个安上电话的家庭。长途电话不断，成了何智丽和她的“先生”之间的“热线”。 五月，小山英之先生来沪，和何智丽在上海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领取了结婚证书。双方开始切磋新的课题——何时举行婚礼？在哪里举行婚礼？ 由于是中日通婚，婚礼不同于众，要在中国和日本各举行一次，这是双方都一致同意的。 到底先在上海举行，还是先在大阪举行呢？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先在上海举行。后来经过仔细斟酌，还是决定先在大阪举行。 八月，小山藤兵卫和夫人来到上海，前往亲家那里做客。 这是异国亲家头一回见面，双方都为中日喜结良缘而高兴。 小山藤兵卫先生拿出大阪“万博记念迎宾馆”的彩色图片给中国亲家看，说婚礼将在那里举行。那是大阪第一流的迎宾馆，宽敞的迎宾厅，豪华的宴会厅，预示着婚礼的盛大场面——对于小山家来说，迎娶一位世界冠军，是极大的荣耀。 中国亲家十分满意日本亲家的安排。双方择定了历史性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庆之日，作为这对新人的婚礼举行的日期。 喜庆加着喜庆，婚礼前夕——九月三十日，又正值何智丽二十五岁诞辰！ 高规格的婚礼又一次轰动日本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下午，坐落在大阪府中央区本町桥的“万博纪念迎宾馆”，鲜艳庄重的五星红旗和一面日本国旗一起飘扬。 结婚典礼上高悬两国国旗，在那里还是头一回。 提出这一主意的，是小山藤兵卫先生。他到底不愧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挂出这两面大旗，等于定下了这次婚礼的基调——中日友好。 这次婚礼，成了小山家族的盛大节日。小山藤兵卫先生有三个儿子，小山英之是最小的儿子。 为了庆贺弟弟“非凡的异国婚姻”，大哥率全家——夫人以及分别为四岁、六岁、八岁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从美国飞抵大阪。 为了庆贺中国的世界冠军远嫁，二哥也率全家——夫人以及分别为一岁、三岁的两个儿子从新加坡飞抵大阪。 公公擅长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不仅提议挂起两国国旗，而且关照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不言奥运会”！ 婆婆的职业是服装设计师，她从她的角度考虑问题，给新娘何智丽选定三套服装：一套是婚礼必备的披纱，一套是大红旗袍，一套是粉红旗袍。随着婚礼的进行，新娘要不断地像演员似的更换服装，她以为，旗袍是最美的中国女装，特地为何智丽定做。 当何智丽来到迎宾馆，化妆师已在那里恭候了。穿惯运动衣、从不涂脂抹粉的她，如今听任化妆师摆布。当她化好妆，穿上无袖大红旗袍，顿时与球场上的她判若两人，变得天仙一般，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她差一点不认得了！ 下午两点多，一辆辆轿车驶入典雅的“万博纪念迎宾馆”。来宾达二百多人，大都是大阪府上层人士。按照日本习俗，不论男女，除了孩子之外，一律穿黑色礼服——这是他们出席婚礼约定俗成的服装。 世界冠军的婚礼，又一次引起日本新闻界的莫大兴趣，众多的记者闻风而来。这样，在婚礼之前，不得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由于小山藤兵卫事先说过“不言奥运会”，记者们这一回不再追逼那些不愉快的话题。不过，记者们的攻势仍然凌厉，追问新郎、新娘恋爱经过。 “何小姐，你准备生几个孩子？”一位记者冷不防发来一只怪球，惹得全场大笑。 何智丽等大家笑罢，不紧不慢地答道：“我第一位是我的事业。我结婚后，先考虑事业。现在还没有考虑生孩子，当然也就谈不上准备生几个。” “何小姐，你嫁到小山家，还要干事业？”有的记者感到惊奇。 “我绝对不会做家庭妇女！”何智丽非常明确地答复道，“我要向我的婆婆学习。她不做家庭妇女。她忙于她的事业——服装设计。她还忙于社会活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妇女部部长。我也有我的专长和事业。我的一辈子永远不离乒乓球事业。我还要为加强中日友谊多做工作。” “这么说，你还要打乒乓，当运动员？”又有记者问。 “我的意思是说我永远热爱乒乓球事业，这也是我和小山英之的共同爱好。”何智丽没有直接答复。 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乐队高奏《结婚进行曲》，婚礼正式开始。 婚礼是高规格的。主婚人一左一右，站在新人两侧。左面的是大阪府知事岸昌（大阪乃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府知事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右面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陆棋。国际乒联主席获村及池田市市长等贵宾也出席婚礼。 大厅里挂着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从北京寄来的亲笔贺词：“千里有缘”。 来宾们排成长队，一一走过来，向新郎、新娘行礼，每个人都说“恭喜！恭喜！” 大哥、二哥的孩子捧着鲜花，献给新郎、新娘。 新郎、新娘按日本风俗，当众互换戒指，彼此给对方戴好。 接着，岸昌知事、陆祺总领事、获村主席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庆贺中日邦交添上喜气洋洋的新的一页，庆贺新中国四十诞辰之际添上喜事一桩。 小山藤兵卫先生的发言最为激动。他说，中国的世界冠军成为他的儿媳，是他全家的无上荣幸。小山英之和何智丽的结合，又架起了一座新的日中友谊之桥！ 婚礼、宴席一直进行到下午六时才结束。 何智丽又一次成为日本瞩目的新闻人物：当晚，日本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何智丽的婚礼镜头。第二天，又是几十家报纸刊登消息、照片。有的报纸甚至整版篇幅，刊登何智丽和她的“先生”的伉俪彩照。 她的新婚生活和心境 何智丽的新婚生活如何；她的心境究竟如何？ 何智丽的母亲告诉我，何智丽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飞回上海。 果真，她如期归来。当晚，我们便通了电话，她说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讲罢，电话中传出日本式“嘿”的一声。 我去看她。她依然运动员风度，一条白长裤，一件红黑相间的套衫。头发虽然烫过，但依然保持运动员式的短发。看得出，她的心境颇为舒畅。 她说自己虽然频频出国，可是，运动员的生活总是在旅馆和球场之间来回，从未像这一次在日本那样，能够仔细体察国外的风土人情。 生活在小山家中，她如同生活在自己娘家一样，感情融洽，无拘无束。小山家爱中国，了解中国，爱乒乓，了解乒乓，使她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感情。确实，像这样的身兼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和乒乓球协会会长双重会长的家庭，对于何智丽来说，是最相宜不过了。 她的“先生”对她充分尊重，遇事总与她商量。日本朋友笑他“气管炎”（妻管严），他也不在乎。他以为，他对妻子的尊重，平等相处，是完全应该的，不能像有的日本男子在家中实行“大男子主义”。 她的“先生”工作颇为忙碌，白天忙于上班，夜晚陪她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他每两周有三天休息（按日本工作制度，这一周星期日休假）他逢休息，常常亲自驾车，带她外出旅游。他俩一起去过神户，去过京都。 也有时他们一起在家，跟父母共叙天伦之乐。不论父母还是小山英之，都喊她“丽丽”，而她则用日语喊丈夫“英之”。 小山家庭十分简单，父母住一幢楼，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住一幢楼。家里不雇保姆，每周定期请人打扫一下房间。 一日三餐，由婆婆亲手做。往日在娘家几乎不下厨房的何智丽，如今常帮婆婆烹饪，婆媳俩有说有笑。很快的，何智丽也学会做日本菜。日本人喜食海鲜，而作为上海人的何智丽本来就爱海鲜，彼此口味差不多。她已习惯吃日本的生鱼片。 跟婆婆在一起，何智丽成了婆婆的汉语老师，婆婆则教她日语。才两个多月，何智丽日语进步飞快。 婆婆热心于自己的职业。不久前，她在大阪还举行了她设计的服装的展销会。 公公是一位忙碌的社会活动家，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每当友人来访，公公总要让友人见一见媳妇——世界冠军。每逢宴请客人，必请何智丽作倍。 体育是何智丽和她的“先生”的共同爱好，他俩一起锻炼，有时一起打乒乓球。 身在日本，何智丽牵挂祖国，思念着故乡。她是一位重感情的人。在赴日结婚前夕，她曾专程赴北京，向恩师孙梅英告别。她到了日本，和小山家一起，忙着筹备在上海举行一次婚礼，以答谢众多培养过她、帮助过她的师友。，她将请孙梅英从京来沪出席她的婚札。 婆婆特地选定了一件织着金丝的日本和服，作为何智丽在上海婚礼上的礼服。何智丽“打前站”，先回上海，筹办婚礼。 这一回，又选了个良辰吉日——一九九零年元旦，作为在上海举行婚礼的日子。 在上海举行婚礼 镜子般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映照着一团团耀目的灯光。一九九零年元旦之夜，坐落在上海体育馆之侧的奥林匹克俱乐部，明亮如昼。 我手持红色请柬步入那里，在走廊上遇见刚刚化好妆的何智丽。这位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今日脱掉运动衫，披着一身白色轻纱，判若两人。往昔在墨绿色球台旁像旋风般抽杀的她，如今变得文质彬彬，娟秀温雅。仿佛她从《红楼梦》那金钗之中来，不是从骠悍骁勇的乒乓球队里来。 我向她恭贺新婚之喜，她甜甜地笑了。 她的身旁，是一长串花篮，红色的缎带上写着“祝小山英之先生、何智丽小姐喜结良缘”。 她的“先生”按日本风俗习惯，穿一身黑西服。他眉清目秀，棱角鲜明的脸透着一股英气。一米七六的个子，不断地向前弯曲，跟来宾打招呼，非常谦和。 小山英之的父亲小山藤兵卫率十六人组成的亲友代表团从日本来沪，出席婚礼，小山藤兵卫年已古稀，却非常灵活。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印着“大阪桌球协会会长”，“桌球”亦即乒乓球。 大厅里响起了《结婚进行曲》，二百多名来宾入席。我的旁边坐着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何智丽的恩师孙梅英。我还见到当年何智丽上小学的启蒙教练柯元忻，他们都为自己的高足的新婚而高兴。孙梅英和柯元忻的到来，表明何智丽一直牢记师恩。 贵宾如云。上海市前市长江道涵、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 上海市前副市长赵行志、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副主任赵英华以及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都前来贺喜。 我问与我同桌的何智丽父母，对这位日本女婿印象如何？ 他们答道： “小山英之漂亮，诚挚，待何智丽很好，我们很满意。这些天，为了筹办他们的婚礼，我们每天要忙碌十八个小时！忙虽忙，心里高兴！” 上海虽说有那么多的大宾馆，何智丽却选中这个位于“体育城”之中的俱乐部举行婚礼。据何智丽告诉我，这是她和小山英之一起选定的。她和他都喜爱乒乓，觉得“体育城”是最适合于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 这一回，在何智丽的家乡又一次举行婚礼，日本各界拍来了许许多多贺电。上海市与大阪市自一九七四年起结为友好城市。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为秦晋之好，又架起了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在众多的祝词之中，上海市前市长江道涵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喜结良缘，给“世世代代友好”加添了新的含义。 在热烈的掌声中，新郎、新娘表演节目。何智丽唱起了在苏联学会的俄语歌，而小山英之以浑厚的男中音唱起日本民歌，举座皆惊——原来，新郎多才多艺，歌声竟是那么甜美动人！ 在婚礼上，我看到小山英之的母亲小山澄美不时来到何智丽身旁，替她整理一下婚纱，撩起垂在前额的头发。看得出，这位日本婆婆细致入微地关心着中国媳妇。 婚礼进行了一半，小山澄美陪着儿子、媳妇以新的面目出现了——郎穿着黑色和服，而新娘穿着夹金丝的彩色和服，发型也变成日本式的，宛如道地的日本新娘。据告，新娘的和服是小山澄美自己设计的，当年她当新娘时是从娘家带来的。 小山藤兵卫端着红色的葡萄酒，穿梭于一桌桌喜筵之间。他向中国客人们致谢。作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这一次是他第三十八次访华。对于新中国，他一直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每逢元旦，他总是要从日本赶到中国苏州寒山寺，谛听那悠扬的新年钟声。他已接连十二年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新年。 这一次，何智丽的婚礼定在元旦，也正是因为他年年此时要来中国。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飞抵上海不久，便前往苏州。听罢新年钟声，在元旦上午来到上海。知道他的儿子跟中国乒乓名将结下良缘，苏州市政府特地派出代表，在婚礼上宣读贺信。 小山藤兵卫和何智丽父亲何铭馨客气洋洋先后致词。 小山藤兵卫说自己的儿子能娶中国的世界冠军为妻，是莫大的荣幸。 何铭馨则说，女婿是那么漂亮出众的小伙子，他非常满意。 他们都为中日结缘而高兴。 来宾之中，常可见到虎彪彪的人物，一望而知是上海体育界人士。何智丽的婚礼，成为上海体育界的喜事。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在致祝酒词时，称何智丽为“上海体委的女儿”。正因为这样，会有那么多上海体育界人士汇聚在这“体育城”贺喜。 千里迢迢而来的乒坛元老孙梅英拿起酒杯，走向她的高足何智丽，我赶紧拿起了照相机，拍下她和新郎、新娘的合影。年已花甲的孙梅英花费了莫大的精力帮助何智丽，使何智丽球艺猛进。就连何智丽的婚姻大事，她也起着“参谋”作用。 这位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刚在太原出席乒乓球教练会议，为振兴中国乒乓运动献计献策，然后又匆匆南下。她对笔者说，何智丽的婚礼，她非来不可。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娘和新郎及日本亲友们飞往厦门游览。一月五日，小山家族飞回日本。 一月五日夜，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看望即将东去的何智丽。此后的她，将侨居日本了。 临别，她再三说，会常来上海的，因为上海是她的故乡。 记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刚从日本回来，便对我说：“在日本，小山一家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总常常思念故乡，思念祖国。” 是的，作为“上海的女儿”的她，身在日本，心中将永远不忘祖国，不忘故乡，不忘乒乓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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