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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见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又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些朋友。这些新朋友当中的一个，约我为《世界日报》写稿。可是我坐在窗前发楞足足一个小时，什么也写不出来。夏威夷和北京，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那么繁忙，一个如此闲适，以致大脑找不到任何理由令自己活动起来。我脑子里空空荡荡，眼前是一块铺天盖地的大玻璃窗。透过窗子只看见满院苍老而巨大的榕树。其中的四棵围住一座红木金漆的泰国亭子，另外一棵的树荫低下，露出草坡下面日本花园里举行“茶道”的铁皮屋顶。正前方是贝幸铭设计的东西方中心汤玛斯·杰斐逊会议大厅。凡是来过夏威夷并稍稍熟悉东西方中心建筑格局的人，一定可以推测出来，此刻我正坐在亚伯拉罕·林肯大厅三层楼朝南面的某个套问里。清爽的海风掠过，茂密地垂挂下来的榕树叶子随风摇曳，才让我意识到时间并没有停滞，只是我仍然不知道写些什么。 从厨房里飘出一阵阵肉汤的香味儿，那是我妻子在“堡汤”。我有个问题始终不得其解，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以及我们到过的其他“外国”的猪肉在我妻子的堡汤锅里都能发出令人垂涎的香味儿，唯独中国本上的猪肉，无论怎样努力也发不出香味儿。这种猪肉只好红烧了吃。对于那些有兴趣又有足够专业知识去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我还想补充一点，据可靠消息说，中国大陆的养猪场（也许还有养鸡场）大量使用泰国某农业集团生产的饲料，该饲料含有催眠药物，而且中国人也许过量使用了这种饲料，以致有一部分催眠药物残留在猪肉里，所以人吃了也要嗜睡。我亲自验证过这个说法，因为我一回北京，马上发现我爸爸嗜睡，每顿正餐后不久就昏昏沉沉陷在沙发里了。不仅如此，我发现我妈妈也患上了这种嗜睡症。我妈从来就不是个能睡觉的女人，事实上，她一辈子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以致服用安眠药把我那个尚在娘胎里的弟弟给喂傻了（关于我弟弟的故事我以后再讲）。我听到上述的那则消息后，就马上给小保姆下了“命令”，停止一切与猪肉有关的烹调活动。这样观察了几天，情况果然见好。就在我讲上面这个故事时，我又想起来另一个故事。那是两年前在香港读到的，当时《明报》有一则专访，报导说广东菜农滥用农药，结果含有残留毒药的蔬菜导致城市里发生了多起食物中毒事件。说到中毒事件，我马上又想起了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我女儿半夜急诊去北京市儿童医院，在那儿被注入某种不纯药物引致呼吸严重障碍及寒颤不止的故事。 那是去年夏季，我按往年的习惯从海外的某个地方返回北京休假（我在海外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一天半夜，12岁的女儿突然发起高烧来，我和妻子先送她去家门附近的复兴医院住院部急诊室。那里值班的医生被我们从睡梦中打搅了起来，满脸温色，看了一下我填的挂号单就说，14岁以下的儿童一概不给看病。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上面的规定，不论病人是死是活，反正不给看病。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我给你女儿看了病，我可能吃官司。如果我不给她看病，哪怕她死了，也和我没有关系。”这医生已经让“上面”的规定给管理得一点儿人性也没有了，只好作罢。我们去了儿童医院急诊大楼。这儿的儿童，几乎每一个都被家里人包围着，于是整个大厅里乱得人心烦。正在我心烦意乱到无法再忍受的时候，妻子在候诊室队伍中已经排到最前头了。又过了二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们去看医生。这。医生姓史，所以北京话不大好称呼她“史大夫”，因为谐音不好听。我叫她“大夫”。这会儿，“大夫”正坚持让我妻子第三次扶我女儿去取样化验大便。为什么要第三次呢？因为前两次化验的结果与这位“大夫”的判断不相符合。大夫说一定是“急性痢疾”，可化验结果总是“急性肠炎”。妻子第三次又去化验时，化验室的人也奇怪了，“你那儿的大夫希望她是什么病？”妻子回答说：“急性痢疾”。化验员马上说：“那就写‘急性痢疾’吧！”妻子教养极好，从不对人发火。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好相反。我绝对不能忍受周围人恶劣的行径，这类行径日益拉低了我生活的质量，很让人气恼，非与之斗争到底不可。北京话叫做“见了尸人压不住火”。此刻，妻子握着我的手给我解释：“史大夫讲了，治痢疾的药与治肠炎的药有不小的差别，所以必须化验真确才可开药。”我差点背过气去，这种化验结果谁敢相信呀。 果然，治痢疾的药不同一般。史大夫开了两剂“德国进口”的凯福龙，我迷迷糊糊拿了方子到药房交费，一剂一百多，两剂近三百元。药瓶上英文写着是“退烧药”。拿回药，小护士马上就给注到女儿的点滴瓶子里了。我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发现所有的病人都在打点滴，而且点滴瓶子旁边都加着两剂凯福龙。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难道所有的人都发高烧？又过了十几分钟，我周围床上的孩子都开始抽搐（医生的术语叫“寒颤”），有些孩子抽得脑袋碰在床板上当当响。史大夫和小护士手忙脚乱，从病人身上往下摘点滴针头，抢救呼吸困难的孩子。我注意到小护士把点滴瓶和凯福龙瓶子拿到隔壁的卫生间里销毁了。几分钟以后，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妻子和我围着女儿一阵忙乱，一直到天亮才借助国产的一剂普通退烧药把女儿的烧控制住。我已经下决心不再看病，带女儿回家。其他孩子的家长也纷纷抱怨，说孩子现在烧得比进医院时还高。现在病人家长们围着史大夫和早上来接班的主治医生要求“讲理”。不要说讲道理，就连离开医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果然，这位主治医生开始与每一位孩子的家长谈话，告诉他们不要轻易指责医院，也不要把孩子带回家去，否则孩子出了什么事家长负不了责任。她安排这些孩子们转到另一家医院去住院治疗。我从来没有听过那家医院，似乎是一家民办的医院。这种事情我听过很多次，民办医院从公立医院那儿“挖”病人，公立医院的医生介绍病人去民办医院往往可以得到“回扣”（例如我认识的一个医生的“收费”标准是40元一个）。 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人，读这些故事会有些摸不着头脑。德里达说的“不在场的含义”，在这故事的文本中隐而不彰。所以我必须把这些语句的不在场的意义解释出来。在我所叙述的故事的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的医院分成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办医院。前者正在从所谓“事业单位”（即由政府拨款维持医护人员的工资和医院正常营业）转换到“企业单位”（即靠医院自己经营所得来维持医护人员的。收入，所谓“自负盈亏”）。换句话说，公立医院现在要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医护人员的服务叫做“劳务”，其价格是受到政府部门管制的。也就是说，公立医院由于要为国有部门（企业和管理机关）的工人和职员提供“公费医疗”服务，所以不能想定什么价格就定什么价格。例如，我在儿童医院急诊室里看到的“医疗服务价目表”，上面写着“心脏人工起搏”的收费标准是人民币12元，一次“穿刺手术”的收费标准是5元。这是医护人员的“劳务费”，与“药费”是分开来计算的。改革开放以来，医院大量从国外进口药品，一个原因是国外的药品质量高，疗效高。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医院销售进口药品的价格不做限制。这样一来，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拼命使用进口药品和进口医疗器械，除了能够从进口商那里收取“回扣”外，还可以高价卖给“公费医疗”的病人。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公费医疗开销的增长速度，在我的感觉中绝不亚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开销的增长速度。一个感冒病人（“感冒”对中国人的体质而言是最轻微的病之一）公费医疗看病，往往要花三百到五百元药费。这相当于北京地区平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父亲和母亲这样的老人，靠公费医疗，看一次病（不论什么病）大约花两千元药费。公立医院靠了这个办法才可以维持生存。统计数据表明，公立医院年收入的80％以上是卖药收入，这叫做“以药养医”。那位史大夫那天夜里搞得所有孩子发高烧，就是为了卖给病人一批“进口”退烧药。后来我在德国询问了一位医生，她查遍历年德国药典也没有找到英文“凯福龙”名字的退烧药。说明这药不是进口的，而是深圳这类地区生产“内销”的药品。而把病人转给民办医院，则是“创收”（这是赵紫阳时代发明的语词，意思是“自己创造收入”）的另一手段。必须补充的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将病人“介绍”给民办医院诊治，其“回扣”是私下受取的。这样说过之后，对公立医院里那些没有参与这类交易的人就比较公平。我的故事里“不在场”的含义有两个：（1）我女儿和其他病人一样，为北京市儿童医院实现“以药养医”作出了贡献；（2）我女儿与其他病人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人为医院做了两次贡献，而我女儿坚决地回家了。 写到这儿，我意识到我讲的三个故事其实都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道德问题。这类问题随着中国人大讲“市场经济”的好处而泛滥起来，让经济学家不得不关心道德哲学。 这题目几年前我写过一次，去年在德国读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报告，发觉同样的问题不仅国人有，在外国人那里甚至更严重。这问题是这么提出来的：如果以货币M为分母，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分子，那么按照古典的货币公式Mv＝PQ（这里右边是参与交换的物品总量Q的总价值PQ，左边是做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总量M与货币流通速度V)，则这样一个比例恰好度量了货币流通速度v(GNP＝PQ，v＝GNP／M）。世界银行的报告正是如此使用这一指标的。按照这一解释，中国政府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因为GNP／M的数值持续下降。世行报告隐含假设了在通货膨胀持续加速时，货币流通速度应当加快（因为手持现金相当于支付“通涨税”），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与货币供应量之比下降反映了通胀速度的下降。 在我看来，事情不这么简单。首先，我还没有搞清楚“货币”在中国经济里的含义（我总喜欢研究那些使用货币的人。而不是货币本身；其人决定了其货币的性质）。其次，即便这个货币在中国经济里具有它在西方典型市场经济里的含义，我仍然觉得中国经济是个发展中经济，其特征应当首先与经济发展的特征相关联。例如这里讨论的货币公式，对发展经济的现实而言。其关联性就不一定有“金融深化”概念来得首要。如果是我在写那份世界银行报告，我一定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把GNP／M看做是金融深化的度量指标呢？事实上，当我们度量一个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时，我们正是用货币总量除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换句话说，金融深化程度是这里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所谓“流通速度减慢”，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其实是金融深化程度提高（即国民生产总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正在变成金融资产）。 这两个解释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呢？我不打算武断地了结这个案例，我希望那些熟悉中国金融和经济状况的同仁自己作出判断。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如上述，我是批评了世界银行的解释的。我的批评不带有任何政策倾向，我甚至没有记住那份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在没有搞清楚事情本身的真实意义之前，讨论“政策含义”是没有意义的。 还是以“货币流通速度”为例，许多类似的经济学概念都隐涵着严格的制度假设。弗里德曼研究美国货币史的结论之一是：只有当货币当局能够提供稳定的货币流量时，货币流通速度才成为一个稳定的基本上不变的量，从而货币公式才有意义。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参与建立一个宏观计量模型，有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决定要计算历史上的货币流通速度，结果发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以极大的幅度波动，完全谈不上是一个“稳定”的量。因为“货币”在计划经济中只是一个被动的计量单位。只要价格是受到控制的，货币就不会变成“积极货币”。货币的经济学含义其实不是“交换手段”等等教科书上讨论过的职能。货币对发展经济的含义在于，持有货币的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追逐利润，惟其如此，货币才充当了有效配置资源的媒介。 我正在读弗里德曼1998年4月出版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我很高兴地意识到，被称为“货币主义大师”的弗里德曼，其实念念不忘的是货币现象下面市场运行的制度，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制度学家。可惜，有“约”在先，我不能向这里的读者报告我和弗里德曼以及马上会开始的与其他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对话。不过我毕竟有权利一点一点把我的感想在我以后的随笔里流露出来。 财经的基础是信用。当信用可以转让时,便叫做“金融”（见James Tobin，1987，New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金融”词条)。一个社会的金融不论怎样衍生，一旦信用成了问题，便不可收拾地要向基础坍缩。所以不可能有脱离了股票市场繁荣的衍生工具市场的繁荣；不可能有脱离了企业业绩信心的股票牛市；同样，不可能有脱离了社会稳定的财经增长，亦不可能有“人而无信”的人类社会。仅仅这一个“信”字，便将我们的财经与我们的社会联在一起了。 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社会呢？试以一句话概括，叫做“从乡土社会向着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社会”（参见我的“中国经济”第一讲。《大学》1998年10月创刊号）。据我的理解，我们已经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中生活了一百多年。这毫不奇怪，世纪之初的改革者们已经在疾呼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了。以千年之变局，度百年之转型，实不足怪矣。 处于转型期社会的人，他们的行为，特别是他们行为涉及财经的那一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可用四字来表明——“短期行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如果他看到世事如此无常，政令如此反复，人心如此飘摇，他的行为怎么可以不向着只顾一朝一夕之短期利益的模式转化呢？回顾我们一百多年里经历过的生活，似乎只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有过比较安稳的日子，这一段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十年。在其余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经历了什么呢？天灾不算，记忆所及的，只是战争和政治动荡，以及伴随着的对私人财富的掠夺。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里，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悲剧之一，便是那些有着贵族般高尚品格的人，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以及那些天真地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正在消亡，正在被无情的、单向度的追索着那一磅肉的夏洛克们吞噬。 短期行为，这是一条啃噬着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的毒蛇，它引导我们走向人与人之间无穷争战的霍布斯丛林，走向文明社会的最后瓦解。于是一个“信”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如此地重要，如此地成为燃眉之急迫任务，如此地再也不能听任其消亡。 财经界的当务之急，便是恢复这个“信”字；靠人心，靠创新，靠对话和谈判，靠形成制度。否则，金融无望，财经无望，社会无望。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金融危机当然是信用的危机；信用的危机其实是社会用以评价和传递信用的制度发生了危机；而旨在评价与传递信用的金融制度的形态总是历史地依赖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状况的，总是与具体社会里的人的行为模式相配合的，总是人类为了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维持“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所创造的总体制度的一部分。所以，金融危机不足怪，金融危机而没有伴随着金融制度的变革确是值得奇怪的，好像一个人做错了事情不足怪，但反复做错一件事情却是很怪的一样。 信用越是发达，消费之后节约下来的资源从最初的资源所有者传递到最终的资源使用者那里所必须经过的中间环节也就越复杂，这是所谓“金融深化”的过程。譬如我完全没有信用，那么我只能自己盖房子住；比这个信用级别更高的级别是我的信用足以让别人相信我的“钱”与我的钱所代表的资源相称，从而我可以买到一所房子而不必自己动手建造它；更高级别的信用让我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借到一笔钱来购买我想居住进去的房子；信用的进一步提高让我可以说服金融机构以很低的利率借钱给我，并且将我承诺“还钱”的契约转让给愿意把我的承诺视为类似政府债券之类的“生息工具”……这个信用的链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这绝不意味着信用的价值可以无穷大）。每增加一个环节，这伺一所住房的金融价值就增加一些，住房的价值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持有基于住房的信用的人数不断增多，而这些人利用所持有的这一信用保证做抵押，可以借到更多的资源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有能力偿付更多的利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金融深化”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更多地，每日每时地发生在发达国家里。能够将发达市场经济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不是“金融深化”过程本身，而是信用评价与传递的素质，是金融制度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你可以在资源的最初占有者与最终使用者之间构造漫长而复杂的链条（包括期货，期权期指以及千奇百怪的各种衍生工具），但那什么也说明不了。只有当信用危机发生时，这链条的质量才经受考验，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的信用程度才经受考验，整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才经受考验。到那时，你才获得了资格谈论真正的“金融深化”。 信用的评价与监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源的所有者不知道资源的最终使用者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性的办法，一是靠竞争性的市场迫使资源的最终使用者说实话；一是靠专家经验帮助资源的所有者评价资源使用者的信用。一谈到“专家经验”，我们难免就想到银行里面长期积累起来的那些经验。固然，那是很宝贵的一种人类经验，不过在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的竞争性的那一方面，人类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并且，最重要的是那些普通股民经营自己的钱所积累起来的切肤经验。所谓“市场社会”，归根结底是这些人的社会；那些只知道依赖“父母官”的人骨子里是不相信市场的力量的，他们怎么可能发展出市场社会呢？他们实在需要的。是一位好官，或者，好皇帝。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是说，一个社会昨天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制度的形态；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说，人类靠了自由与创造的精神，总可以打破历史决定论的界限，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这两个性质放在一起，可以说明人类社会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 融资体制也是如此，假如我们没有“用脚投票”的方式，那么我们要投资就只好通过计划体制的各种方式；假如我们“用脚投票”的能力虽然有些，但很薄弱，对企业的绩效几乎没有什么监督作用，那么我们便倾向于较多地依赖专家经验，尤其是现成的，已经积累在国家银行里的专家经验，尽管那一类专家经验是储存在产权安排十分成问题的制度里面的专家经验。（我们不要忘记，专家经验仅仅构成人类知识，而不能构成人类行为。人类怎样行动，不仅取决于人类知道什么，而且更主要地取决于人类想要追求什么，后者与激励机制问题有关。） 日本的融资体制较多地依赖于银行，所谓“主银行制度”。这不能说明日本社会没有理性，只说明这是日本金融体制发展的“道路依赖性”——由于股票市场不发育，所以主要通过银行融资；由于通过银行融资，所以积累了更多的银行经验；由于积累了大量银行经验从而银行成本降低，所以股票市场更难发育……美国的融资体制较多地依赖于市场力量，所谓“资本市场”制度，这也是一种道路依赖性。 中国选择哪一种制度？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这是个争论的主题。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来，任何选择其实只是“边际”的选择，在“传统”的边际处有所为。不过，选择的意义在于它毕竟可以改变传统，通过不断地坚持边际变革来改变。就个人的立场而言，我更相信市场力量而较少相信任何个人包括专家的“信用”。所以，我赞成我们边际地和执着地朝着直接融资的方向过渡，让多数人决定自己的资源的命运，让政府淡化自己的投资意识并且强化自己的法治意识。金融体制的运作，我是地地道道的外行，所以这篇文章只是后面要出场的专家意见的“引子”。 银行不良贷款固然成为我们目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谢平和许小年对这一现象的讨论所揭示出来的，其实还是中国货币的性质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直坚持把“市场”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套均衡状态下统计出来的表格。在作为“过程”的市场中，能够把资源配置的成千上万种方案最终带到帕累托有效均衡里的，是所谓“积极货币（actiVemoney）”。 我们知道，在完全的计划经济里不存在积极货币，那里只有“消极货币(passivemoney)”，即做为物流平衡计划里的“计量单位”的货币。当决策权集中于一人时，货币是无意义的符号。但是当决策权被分散化到千千万万彼此不相识的个人手中时，在多大程度上货币是“积极的”，就成了决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否可以发挥其“上帝”作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所谓“积极货币”，就是积极地追逐着潜在利润的货币。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里，每一块货币都好像长了眼睛，它们的行为如同海洋深处的鲨鱼，被微弱的血腥味道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转瞬间聚集成可怕的力量。正是市场里积极货币所聚集的这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使资源从旧有的配置中脱离出来被重新组合成为可能。 我们常常感叹那些具有企业家头脑的人可以在看似绝望的处境里嗅到机会，奇迹般地扭转整个局面。然而我们不常意识到，只有当我们下决心在我们的社会制度里植人能够激励和保护每个人身上潜藏着的企业家才能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更经常地看到企业家从绝境中涌现，我们整个社会才有希望生机勃勃地发展。 同样的一块钱人民币，由什么人来花它，可以造成极不同的后果。货币之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端赖于它的主人是谁。当我端详着桌上那枚可怜的一块钱硬币时，我觉得它真的很无辜。它满可以被挂在一家银行的呆账上，也可以跳进农贸市场里某位小贩的手心从而生出更多的硬币来。决定了一块硬币的性质的，其实是它的主人的性质。一家国有大银行的经理，以前疯狂制造坏账，现在则“借贷”和终日无所事事，他的性质是“官僚”而不是“企业家”，货币在他手里从来就没有成为“积极的”。相反，在他附近或许站了一位被呆账愁到不知所措的企业家，由于决策错误或用人不当或运气不好，正在发愁从哪里筹到应急的“头寸”，他或许会被呆账压垮，但他毕竟在为自己以前和现在所做的事情负责。正是这种将获取利润的权利与承担风险的责任真正结合起来的制度造就了“积极货币”。 银行出了坏账不可怕，经济景气循环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银行和企业的经理职能的官僚化。韦伯说过，官僚行为的目的是使其支付的努力最小化。比这更加糟糕的是，同样是这些掌握着权力的人，在行使官僚职能的同时，发挥他们潜藏着的为私利而驱动的企业家才能，导致马克思所谓“东方式的腐败”。 我尽管天真，却不相信有“超越所有制”的可能。你就算找到了万世灵方，可以设计一套管理制度监督每个雇员，你还是无法激励出他们潜在的企业家能力，还是无法开展出一个勇于创新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只有一套方案是古老经验认可了的，那就是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相对应的，“不创新者不得利”。当我试着想象把这句话写到宪法里并且以这宪法为准绳来评判事物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已经“违宪”了。难怪我们总是跟在富于创新的民族后面走路，因为我们的政府原本不是设计了来保护创新者宪法权利的政府；难怪我们总是把“摸着石头过河”理解为“绕着困难走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千年传统上只是向皇上负责的官僚政府；难怪我们不是积累大量三角债就是积累大量银行坏账，因为我们的政府在计划经济传统上是只会把货币当作“消极货币”来使用的政府。 读者或许认为金融与文化之间，即便有什么关系，也是附庸风雅之类的关系。不过在我一直以来的理解中，金融却与文化有着最密切最不能忽视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环节就是金融活动所赖以生存的，从事金融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自律。当道德自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做为“信誉”的特殊形态的金融就根本无法存在。我们不能忘记，金融，当它以原始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西方社会尚处于贝尔（D.Bell）所说的人世苦修的宗教精神与享乐至上的攫取精神相持不下的阶段。金融像法律一样，是一套规则，一旦人们习惯了服从这套规则，监督人们服从规则的成本就会大大减少，从而规则之下的经济效益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西方人在咸尼斯时代以来的几百年里服从和习惯了这套规则。我们现在仍然看到西方社会里最保守的一派人士，正是所谓的“银行家”，正是这些金融巨头们，经常以巨额赞助来扶持传统价值在年轻人当中的散播。为什么这些被熊彼特（J．Schumpeter）称为“资本主义的守门人”的银行家们如此看重传统道德呢？ 金融活动，布罗代尔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于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出来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msoci-eties广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我思考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金融固然归根结底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 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琅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市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托于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看好的该企业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于“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那克叫做“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叫做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ortive 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system)”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着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着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 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托方向代理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代理方只能在市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托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市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于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于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于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市”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于弊，但是它所要求于社会道德基础的是什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规定下，委托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代理方发出“随行就市(market order)”指令。在该指令下，委托代理契约关系规定，代理方必须“尽最大努力(the best ef-fort)”为委托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代理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 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代理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托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百分之一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Dell，其股票常常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Dell从85美元，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几乎不停顿地跌至79美元，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代理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果委托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市”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代理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托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托方，获利百分之百。如果委托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代理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托人（即在较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托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代理人这样做,由于监督成本太高,委托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托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经常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市”指令，并经常于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价格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于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 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成熟的资本市场里，不仅各大交易公司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咨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代理人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市”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于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市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代理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就我的理解而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所谓“坏帐”，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里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琅特尔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的“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以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1970－1990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消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而其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来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了。这一“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过程与本上文化尤其是本上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阶段（the take－off stage）”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于是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市场”的这许许多多陌生的“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这里正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解决危机的办法其实只有两个：（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着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市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什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想象，凭了我们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象，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象“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对金融秩序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分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儿“金融”。 目前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我的理解而言，正是文化危机的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双重的现代性问题”：（1）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具备了反思能力的个人，在不断扩张着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空裂口之内所体验到的那种上下无着的，由黑格尔、迪尔凯姆、韦伯、哈贝玛斯（J．-Habermas）和吉登斯（A．Giddens）反复论述过的现代性危机；（2）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在面对西方技术。知识体系。权利方式以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涌进本上社会里来的全部西方影响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认同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对异化的“变形记”式的痛苦感受，那种找不到“场景（frame）”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 像我写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只提出问题，不提供结论，甚至连引文也没有。所有研究性质的文章都已经收括在上引我自己的几本文集里了。 1992年底我第一次玩儿股票，在当时最著名的美国互联网股票交易商“Etrade”开了一个十几万元的帐户。由于对基础分析里所谓“市盈率”印象深刻，我在计算机网络上检索那些市盈率最低的股票，从中找到一个似乎比较可靠的，市盈率只有1．5（按照教科书解释，就是一年半“收回本钱”，以后净赚）的股票，买了一大批。这次投资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股价一跌再跌，尽管大市一涨再涨。不光没有净赚，本钱也赔进去三分之一。我从此才开始自学金融理论，明白了市盈率的动态含义。 简单说来，《华尔街日报》上每天公布的市盈率不是一个超前的概念，它只反映企业已经公布了的业绩。一家企业，如果经营得不好，盈利逐季下跌，会使得那些眼光超前的基金经理们大幅压低该企业股票的未来盈利的贴现值，从而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因为基金经理们往往用现在的盈利增长率来外推未来盈利，一旦现期盈利增长率下降，外推得到的长期盈利就会以比现期盈利下降率大得多的幅度下降。这导致股票价格以比现期盈利下降率大得多的幅度下跌。所有这些“动态效应”最终会使一个股票看起来非常便宜，因为它的市盈率的分子——股票价格，正在以超过分母——现期盈利——的速度下跌。一个以静态眼光来对待市盈率指标的投资者会因此而被误导，大上其当。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是一种非稳态中的企业，正在从盈利的高速增长状态下跌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 就稳定形态而言，企业分增长型的和非增长型的。那些已经占领了相当大市场份额的巨人往往增长缓慢，倾向于将源源不断的盈利分给股东做为“红利”，因为眼前已经没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了。这类企业的市盈率会比较低，有些像食利的债券。与此相反，那些增长型的企业疯狂地将盈利重新投入扩张市场和生产过程中，以期开发和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完全不发“红利”。这些企业疯狂的扩张(如果不是过分扩张的话)带来盈利的高速增长，从而通过市盈率的计算法则使其股票价格以大大超过其现期盈利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导致极高的(常常在一千以上的)市盈率。一个眼前的例子是美国和日本资本市场的“宠儿”——互联网巨子Ya-hoo的股票价格，虽然1997年第四季度盈利只有3美分(以前的三个季度是亏损)，股价却涨到65美元（在东京市场上，由于特殊原因，其每股价格在2100万日元以上）。理由在于这家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上网客户数以千万计，并且客户的增长率是每年45％。一个有数千万“网客”拜访的互联网，其广告价值就已经超过20亿美元！显然，我和我的读者更关心的，是那些增长型企业的股票的定价机制。一个流行于华尔街的简单定价准则是所谓“PEG”准则——股票的市盈率对企业未来五年盈利增长率的比率小于或等于0.5就是非常合算的股票（在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牛市”里，这样的股票已经罕见，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这个比率小于1就是合算的）。例如一个被断定在未来五年里会以50％的年率增长的企业，如果股票的市盈率是50左右，那么其“PEG”是1，从而被认为是合算的，尽管在纽约股市上，市盈率超过30已经被认为是非常昂贵的股票了。当我了解到这个流行于华尔街的定价准则时，我对这一准则所预设的“制度安排”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最后，我的结论是，这一准则可能仅仅适用于美国社会，而无法照搬到东方社会里来，至少，不能照搬到一个资本主义支撑体系不成熟的社会里来。首先成问题的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如何获得未来盈利的增长率的估计值呢？这涉及整个监督体系和专家系统的信誉问题，而这在各个东方社会里都是最值得怀疑的。其次，作为一个分散的投资者，我怎样确信企业的未来盈利会是“我”的盈利而不是以种种方式被侵吞和转化为各种利益群体的盈利呢？这涉及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过，资本市场的实质是经营者名誉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缺失了一千年宗教传统从而缺乏“普遍主义”信仰的东方社会里，一个与投资者没有血缘或地缘联系的经营者如何在这个通行着“特殊主义”行为准则的社会里建立自己的信誉呢？或者，这个经营者为什么要在乎自己的信誉呢？在日本、南韩、台湾和中国，这些高速增长的东方社会里，我们更经常见到的不是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社会福利的改善，而是伴随着高速增长的腐败，是所谓“产、官、学”之间的勾结，以及目前刚刚开始暴露出来的，金融——最高级的信誉关系——的混乱。 当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的时候，高速增长不再具有单纯的经济学意义——一张更大的馅儿饼，人人有份。事实上，我们更加关心的是，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复制造成高速增长的那种社会机制，而那种社会机制是否合理？如果腐化能够带来增长，我们可以接受不断复制着腐化的社会机制吗？换句话说，我们关心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现在，没有谁还会告诉我们，像六十年代的南韩一样，“增长，那是医治一切社会病的良方”。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南韩的病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病征，是远比经济增长更为根本的病征。不加论证地，我在这里声称，西方社会的资本市场的实质，是资金对人进行选择；东方社会的资本市场的现状，是人对资金进行控制。你可以惜此断言，资金对人进行选择是一种“异化”。不错，正是一种“异化”过程，以一种超越个人的方式对一切个人实行“效率面前人人平等”的选择，提高了效率，也加深了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同时都是一种退步。”可是，这种异化与东方社会里那种借了特殊的个人（或家族）的超经济力量对资金实行控制所实现的不能算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相比是否真的更坏呢？ 我真的很喜欢“PEG”这个概念，因为它比市盈率（往往不超过三十年）看得更加长远，更加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 几年前我写过“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的文章（《读书》1993年），因为那是韦伯分析东西方社会差异时最强调的技术细节之一。我对韦伯对西方社会技术细节的“总结”的总结，就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尽量使得损益“可计算”的政治、法律、金融、会计、统计指标等等技术支撑系统。这里的细节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讲过了（《金融热与中国之命运》，载于《读书》1995年）。我们中国人传统上不喜欢这么斤斤计较，不喜欢这类“雕虫小技”，尽管中国人也有观察世界的经验传统，却从精神上不会把世界当成“征服”的对象。所以韦伯所见到的东西方社会差异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历史哲学》)，所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之间的差异。说了这些足以让金融学家和喜欢“资本市场”的读者困惑的开场白之后，我可以提出这篇文章的正题了：资本市场的波动性来源于它所要求的“理性计算”的精确性。就我所知，这个主题相当地标新立异。 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企图从核心问题说起，以便简明。却总不得不以具体事例来说明我的主题，于是有时冗长。我的第一个例子应当从所有在股票市场里混过几年的人都熟悉的“市盈率（即市价对盈利的比率）”概念开始。不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玩儿”金融的那个架势似乎从不考虑什么“市盈率”问题。用香港人的话说，“买高不买低”，玩儿股票看重的是“人”气，不是西方人标榜的“投资回报率”之类东西。说这些事情时我很苦恼，因为这些事情使得我的文章很不干脆利落，但不说这些事情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看上去一样的经济机制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里运转起来很不一样。 标准投资理论教科书一定从“市盈率(P/e ratio，或Price/Earning Ratio)”开始讨论投资实务。熟悉西方金融运作的读者应当同意,市盈率也是西方人特别是机构持股者“玩儿”股票时最重视的指标之一，是所谓“基础分析(fundamental analvsis)”的首要内容。市盈率反映着“资本”这个概念和资本投资的动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辨，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请注意我这里说的“被认为……”，这意味着心理预期的作用，意味着发生亏损的风险，也产生着对“可计算性”的要求。让我再展开来讨论一下。 首先，资本投资的动机是为了盈利。产权安排不同，“投资”的盈利动机也会不同，假设投资者追逐利润，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按照标准的金融课程引出“贴现值(PresentValue)”公式做为对盈利的一种计算。这在我看来是资本问题的关键环节，从它可以讨论金融风险，也可以讨论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最看重“时间”因素，因为资本之成为“资本”，就在于它的占有者愿意“等待”，愿意放弃目前消费，等待着“资本”带来的更大的未来消费。所以那个叫做“资本（capital）”的东西必须区分于被叫做“消费品”的东西，而区分的界限就是等候时间的长短。于是在贴现值公式里，未来各个时期的预期收益都被折现到目前。以上都是“老生常谈”。不过，最简单的东西里往往包含着最久经考验的真理。 一个成熟市场经济里的储蓄者面对着若干储蓄选择：（1）把目前放弃的消费机会存入银行收取利息。根据美国八十年历史统计(除去通胀因素)，这个利息率大约是0.5％；（2）购买政府债券收取年息，回报率大约是2％；（3）公司债券，回报率大约是6％；（4)股票，回报率8％（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回报率波动极大，平均值没有现实意义；例如道琼斯指数四年内从4000点涨到8000点年均回报率25％）；（5）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子女的和自己的)，回报率很难计算，不过根据劳动经济学家们长期（从60年代）以来的统计估计，至少应当在30％以上（不包括因教育而带来的社会收益——“溢出效益”）。但是由于家庭结构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变迁，西方社会从家庭内部产生的人力资本投资率，至少在贝克尔(G.Becker)看来，大大低于均衡水平（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利他主义”精神足够强烈，美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应当等于资本市场平均的也就是“均衡的”回报率——10％左右）。假设储蓄者追求“一定风险下的最高回报率”，那么股票投资应当占总储蓄的相当大部分（按照最优投资理论计算大约占财富总量的三分之一）。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了成熟资本市场里基金经理的行为模式（《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或1998年初），认为美国目前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基金经理没有追求最高回报率的动机。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让我们假设基金经理们追求最高回报率（给定风险水平）。用贴现率语言来表示，就是追求“投资的未来各个期间的盈利按照相应期间的风险所决定的相应的贴现率折现为现期价值并加总，这个总值减去购买这项资本所付的成本，这个差额再除以购买资本的成本”这个比率的最大值。也就是（E－P)／P，这里的“F’是单位资本盈利的贴现值，“P’是资本的市场价格。现在可以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了。 就是这个“E”引出目前世界金融波动全部的麻烦（注意，是“引出”，不是“造成”）。为了计算投资回报率，基金经理们必须精确估计这个“E”，这个各个时期预期盈利在与相应时期的风险（何等艰难的事情）抵消以后的加总。让我以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的基金经理要计算的是一项“消费品”的贴现值，那么他只要计算本期可能的收益，而本期收益就是这件消费品在它所处的市场总量的（边际）位置上所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参阅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为了省事，也可以用市场价格来衡量（不过这价格绝不是平均意义上的，而是这个特定商品在特定交易对象讨价还价竞争中确定的价格）。当资本品不是消费品时，估计未来收益与风险便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股票的80％是在机构（基金、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利益代理、退休金管理机构……）手中。这些机构雇佣大批专家分工分析各种股票的价值。例如美国境内各个机构负责跟踪“Nine WestGroup”(最大的一家专门生产中高档女鞋的企业）的分析家一共是16名，负责跟踪“VidioScan”的分析家有2名，等等。这些分析家由于长期分析这些企业的业绩和潜在问题，常常能够为企业提供杰出的经营建议和改革方案（例如不少电讯业的分析家曾经为电讯业兼并做过的事情）。这些专家定时与企业经理接触，询问与经营和盈利有关的技术细节（例如某个项目的进展状况），再将得到的印象写成报告，在投资委托人当中传阅，通过委托人的决策，引发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一家企业流向另一家企业，造成股票价格的大幅起落。 这些细节，这些我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支撑系统”的细节，用一整本书的篇幅也写不完。让我们放弃叙述这些细节的更加有趣的部分，回过头来讨论那个“E”。假设追逐最高回报卒的分析家们跟踪每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假设他们能够，凭着多年的经验，想象每一个项目的具体风险的类别，那么在成熟资本市场上，有专门机构来评定每一种风险类别相应的贴现率。我们常常见到的“AAA”或者“CCC”这类信用评定，就起着这个功能。银行在决定给企业贷款时也要参照这类级别评价来确定贷款利率（这与投资分析是一回事）；假设分析家们也想象出了每一个具体项目可以带来的盈利，这包括市场波动，购买力和消费者收入变化……；在这么多关于信息的假设下，分析家才可以计算出具体企业发行的股票的投资回报率里的那个“E”。显然，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这回事。现实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你先观察几年这家企业的盈利增长状况，估计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增长率，然后用这个增长率外推出未来若干年的盈利额，然后根据风险级别贴现到现期。我可以提出更重要的。制度安排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现实中没有上面那种“完备信息”。一个制度安排（这对下面的讨论很重要）是：企业经理有足够的动机不告诉基金分析家那些“坏消息”。这可以是因为大部分经理人员的相当大部分的个人财富是以本企业的股票及其期权价值的形式储存着的（不必解释细节）；可以是因为经理人员甚至具体项目的管理者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只有上帝才全知全能）；也可以是因为企业往往准备两套甚至更多套业绩报告（由于税务和法律上的理由），披露季度或年度报告里没有写过的信息是很严重的法律行为……我可以举出更多的“也许”。另一方面，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有制度安排来减弱“不披露消息”的动机。例如基金分析家在询问不能获得有意义的信息或者认为企业经理故意隐瞒消息时，会招集投资委托人电话会议宣告他们的怀疑，这会引发谣言，而谣言往往使得股票价格非常不稳定，并且越是权威机构，其散发出来的“谣言”越具有威慑力。我们知道最大的十几家投资机构每天会发布所谓“down－grade”，也就是“降级”名单——包括当天获得投资机构分析家“升级”、“降级”和列入“跟踪”的企业的名单。按照我的观察，摩根·斯坦利这样的机构所宣布的降级通常会使企业股票的价格当天下跌百分之十。另外，例如最近波音公司的股民们联合控告波音集团几名首要负责人，也就是“代理人”，“故意向股东，也就是委托人隐瞒坏消息，致使股票高涨（企业经理人员抛出自己的股票）然后暴跌”的案子，几家重要的律师事务所特别愿意承接这类案件，索赔金额可以千万计。目前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做法是所谓“坏孩子主动报告”，也就是企业在正式公布业绩之前先发布“警告”。例如WDC（最大的计算机存储器制造商之一）连着“警告”了市场三次盈利下降，该公司股票的价格从接近50美元跌到了最近的不到20美元。这类办法可以让股东们谅解企业经理的难处，不导致法律惩罚。所以，形式上看西方的企业是每一季度公布一次业绩，实际上是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有信息披露出来。 这些故事和“可计算性”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极大。如果没有这些披露信息的制度安排，企业的股票价格会更大幅度地波动，会每天让充耳不绝的谣言左右股市，会失去“理性”，会让局外的投资者望而却步，会大大减少流入资本市场的财富，会大大降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往高效率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降低效率的事情每天都在“新兴资本市场”地区（包括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发生着。我不打算讨论“文化”问题，但是这些都与文化有关系。你想搞“市场经济”吗？你就必须提高资本市场的“可计算性”。这和计划经济体制里的道理一样。你要计划的“可计算性”，你就必须预期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只不过后者使用的是“控制所有的人的所有的行为”的办法，前者使用的是资本主义支撑体系能够提供的一切技术和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基本上是围绕“竞争”发展起来的。关于最后这一点我还要提供一个例子：英国一家刊物最近提出收购美国最权威的一家“机构玩家”评论杂志（在机构分析家当中被认为是金融界的“诺贝尔奖”）。这家刊物通过对企业和股东的调查，定期公布最佳基金经理或机构股票玩儿家的名单。那些名列前矛的分析家通常可以挣得比同事高许多偌的工资(基本工资，不算利润分红)。这就是竞争机制，你要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资？先看看你在《机构玩家》上排名是老几吧。 尽管如此，如此盘根错节和经过长期实践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之下，仍然有大量的信息被掩盖或丢失了。最近闹得整个地球不得安生的亚洲金融混乱，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可计算性”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幅度多么密切地关联着。设想一下，美国最大的机构玩儿家，美林集团的分析家，打电话给韩国三星集团投资关系经理，询问一些在韩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不信任甚至污辱性的，涉及到企业的“家丑”的问题（在一本专门讲述日本企业精神的书里这样写道：千万不要和你的日本谈判对象死抠协议书上的字眼，那被认为是对“人”不信任，是对“人格”的污辱，是存心要破坏合作）。分析家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这正是近几天发生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事情。那些在亚洲市场上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计算机企业（例如Compaq、Dell……）由于不知道如何“计算”亚洲金融混乱给企业近期或中期盈利带来的影响而无法向机构玩儿家交代。如上述，这会引发谣言，漫天的谣言，或者，暴发“惊讶”，突然暴露的问题会使股票价格更加不稳定。许多次小型地震总是比一次大地震好。可是很不幸，这是一次“大地震”。至少在我看来是一次大地震，它会持续，会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会跟着许多次余震。因为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发生了冲突，西方人要求的那种精确到带有污辱性的“可计算性”在东方人看来是“nonsense”（不妨翻译为“没有常识”，或干脆就是“不懂事”）。在我们这里人人生活在“灰市”里面，谁在乎过比这更加精确的可计算性呢？何况我们天生练就了对人情世故在心里评价一番的本事——所谓“势利”，西方人恐怕连语言里都没有这个“势”字，更谈不到计算“人情关系”的长期价值了。 信息无法顺畅交流，于是导致股市地震。按照我的计算，至少有两个企业，由于他们的盈利状况与亚洲市场关系密切，他们突然发出的“警告”（往往已经太晚），使得道琼斯指数一天跌去超过一百点。企业股票的市盈率越高，引发地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因为，如上述，市盈率就是股票价格对企业盈利贴现值的比。由于贴现值是按照现有的盈利增长率外推计算出来的，一个季度的增长率的轻微变化，外推到几年的时候可以造成巨大的贴现值上的差异。市盈率越高；例如美国，S＄Ｐ500家企业的平均市盈率已经到了24的水平。换句话说，一个书呆子会追究企业盈利的状况从1997年一直到2023年；如果机构玩儿家都这样追究下去，他们会迫使企业经理们都变成“算命先生”。懂得一些按照指数增长的东西的人会马上发现我们正在涉及“天文数字”（外推的年数是做为幂指数进入贴现率公式的，目前所知的宇宙的半径是10的48次方，度量单位是厘米还是光年在这里无关紧要）。说的具体些，如果我们听计算的是十年以上的盈利外推，那么现期盈利降低一个百分点足可以导致整个盈利20个百分点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喜欢那些市盈率低于10的股票，至少不会闹地震。 关于“主题”就可以谈到此处。这篇随笔已经太长了。 ——关于信息的故事之七 从它的崛起到消失，经历了四个小时，全世界的人都从电视新闻上知道了这个故事。1998年5月4日，与往常一样，成千上万的股票专业户和业余爱好者在开市前的几个小时里，试图从成千上万条“新闻”中检索有利可图的消息。纽约股市和柜台交易（NASDAQ）股市有上万种股票。每天早上人们从各种渠道可以获得上万条“新闻”，于是一颗大脑必须在几小时内将这些不同的新闻与不同的股票组合上“万万”次，也就是上亿次，才算是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判断，所谓“全局最优”，也叫做信息的“汇集”。没有人这样做过，没有人有能力这样做。只有“市场”可能提供这种大规模的信息汇集。但市场汇集信息的方式是惊人的，惟其“令人震惊”，信息才谈得上是被“汇集”了。这一天早上开市的时候，一只价格始终在12美元左右的小股票——它的英文名字是“entremed”，我译做“恩垂”——在第一个五分钟内跳到85美元，停留了五分钟，迅速下降到40美元，交易数量从平常的几万股暴增到一千二百万股（而这家股份公司的股份总量只是五百万股左右），两个小时以后，股价又上升到60美元，然后再次跌到40美元，又升至55美元，又跌至巧美元，……一个泡沫消失了，第三天开市的时候，这只股票的价格是30美元，而我估计的均衡价格是23美元（后来均衡在18美元的水平上）。没人关心有多少人被套牢在80美元的水平上，损失70％，也许要几年以后才再上升到80美元的水平。对无数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而言，这只是每天都发生在股市上的几十个类似的泡沫当中一个比较显眼的泡沫而已。 “恩垂”是一家研制抗癌药物的小公司，几个月前《财星》载文，说这家公司在白鼠身上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来切断癌细胞的血液供给，并说这一方法能够完全根除癌细胞。换句话说，人类找到了根治而不是延缓癌症的途径。这消息到了5月4日已经不是新闻，而且英国和美国的若干研究机构各自都在与此类似的途径上取得了与此类似的抗癌效果，其中加大洛杉矾分校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在人身上进行类似的实验了。这消息对医科专业人士不是新闻，对从事这些研究的人的亲友们也不是新闻，对这些亲友的亲友们，也许也不算是新闻了……最后，某个下午，无数可能知道这一消息的下一轮人里面，刚好有《纽约时报》的一个编辑，而且他或她刚好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最后还需要一个偶然的场合，某个基金经理刚好在5月4日早上看到了这份《纽约时报》，并且他或她的知识结构足以引发“利好”的猜测，并且这家基金控制了足够多的闲钱，多到足以在股市上发出一个初始信号。这些就是5月4日“恩垂”事件所需要的全部偶然因素。这个过程其实与突然爆发的传染病是一个道理，信息经过了“潜伏期”的积累，达到某个阈值，进入“爆发期”。 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授课（这占了我的一半时间）之余，试着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兔费实时股市走势图(参见《信息的故事》(之二))寻找那些有利可图的小股票。这类实时走势图的许多功能之一是每分钟自动更新，报给你当时股市里升值幅度最大的十只股票。在NASDAQ这些股票多是小股票，价格不超过2美元。由于有时差，我在夏威夷起床以后，只好满足于观察纽约时间中午的股票。在一个月时间里，平均每天（也就是每一个纽约时间的下午半天）从各个股市里冒出来的“升值百分比最高”的泡泡，大约是四十个（换句话说，平均每个泡泡持续的时间约为一个小时）。这些小股票的泡沫大致有如下的模式：先是爆发，在一分钟走势图上看就是突然从2美元以下跳到4美元或7美元左右，这产生信号——价格上升100％或200％。这一信号通常会吸引来更多的投资者，所以在其后的一个小时里，价格波动最为剧烈，交易量也最为高涨。注意，所谓市场“汇集”信息的功能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实现的。交易量就是投票数量，大众投票的结果就是均衡价格。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再想得深入一些，所谓“均衡价格”其实不过是多数参与者对当下市场价格的解释达到了均衡（贝叶斯预期均衡）。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企业经营的状况——大多数股票在2美元以下的企业都在亏损经营阶段上，没有人相信自己或其他人对这类企业未来十年赢利增长的任何形式的计算，同样，没有人知道这家企业是否会在第二天下午突然倒闭。我观察到的均衡价格通常是这样形成的：从第一分钟爆发所达到的最高价格计算出与爆发之前价格的差，再把这个差的百分之五十加到爆发之前的价格上，就是市场最可能达到的第一个均衡点（这也写在多数金融学技术分析教科书里）。我通常就是在这个价位上人市的。然后等待“反弹(pull bacK”,因为如果从最高价格下降50％确实是均衡水平的话，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反弹——这意味着有人不相信这个均衡点，企图上试更高的价格。比较难以判断的是反弹幅度，我通常采用“反弹50％（也就是回到比最高价格低25％的价格水平）”的预期来计算我出市的价格。但这高度不确定，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价格不。仅“反弹”到最高价格,而且超过“最高价格”继续上升，当天升值百分之三百甚至更多。这里没有规则可循，你必须依靠“感觉”，而我感觉很不好。有一次我在2美元人市，4美元就卖了，结果价格升到了16美元，再回到8美元我又买了，现在则停在4美元。可见均衡还没有最后达到，如果50％规则决定的价格仍然超过了历史价格的若干倍，那么未来几天内股票价格常会继续回落，下一个均衡点会在最高价格减75％的水平上，甚至也有完全回到历史价格水平的情况（我手里至今压着这样一只股票）。我应当声明：从我叨年代初开始接触股票到今大为止，我几乎没有赢过。多年以来我投资的回报率如果还不是负的，也绝不会超过5％。可见我不是一个在市场经济里生存得了的人。 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长久，越觉得这个世界不可捉摸。难怪苏格拉底说出“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一句话来，因为他被判死刑的时候已经活了七十多年了。不过我周围确实有不少“英雄人物”，他们坚持认为均衡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他们被叫做“经济学家”，而我不这么称呼我自己（我仅仅在最没有办法称呼自己时才这么称呼我自己）。例如最近刚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位金融学家，乐观地相信他可以把“金融学（finance）”变成他所谓的“金融工程学(finance engineering)”。我以前认为,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总是倾向于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前天读了弗里德曼1998年的新著《两个幸运的人》，才知道这个取得了最大成功的人毕竟把自己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归功于“机遇”。弗里德曼年近九旬了，这个把自由市场机制看得最透彻的人，懂得市场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率性。如果没有每天新冒出来的那些泡泡，没有那些泡泡辉映出来的五彩斑斓的事件与人物，没有随着泡泡的破灭而幻去的英雄与传说，那么我们还会有“历史”吗？没有历史还会有“均衡”吗？ 这题目是1928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扬艾仑（A．Young）的就职演说的题目（原文直译是“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四十年以后被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瑟（B．Arthur）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发扬光大。不过在进入90年代以前，“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始终被主流经济学家看做“异端”(因为它破坏了经济学现有数学模型的完美及其均衡）。所以阿瑟的论文被学术刊物排斥了十几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流经济学内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收益递增”现象作为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这样的经济学核心理论的重要假设，阿瑟的文章才被接纳（关于这一理论的脉络，参阅我在《经济研究》1994年的综述文章）。 扬的思想很清楚：首先，产品的成本因劳动分工的深化而下降。这是亚当·斯密在《原富》第一册（第一、二、三章）里详细讨论了的。但是，斯密接着说，“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这情形似乎在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乡镇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了——许多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停滞下来，因为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斯密的看法在扬看来不够完整。扬进一步提出：市场广度可以因产品成本的下降而扩张。换句话说，如果收入不变而物品变得便宜起来，那么购买力的增加就相当于市场扩张。于是扬提出经济进步的良性循环：产品成本因劳动分工的深化而下降并且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而市场广度因产品价格的下降而扩张，从而引发进一步的分工深化与成本下降。 如何不引进新的表达方式，只在传统的埃奇沃思方盒(Edgeworth Box)中把这一循环表现出来,这是我最近在课堂上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我找到的办法是将分工和专业化所产生的知识积累表示为“有效劳动（或有效资本）”的增长，从而在埃奇沃思方盒一般均衡分析中，可以应用列布金斯基(Rybczynski)定理来表现分工深化的过程（我正准备把详细的分析写给《经济研究》发表）。不难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我的分析。试想一个简单的家庭经济，一夫一妻，二亩地，一栋房（这构成埃奇沃斯方盒，2x2x2）。传统的经济分析简单地将所有劳动力集结成一个没有质量差别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总量（宏观分析里的所谓“L”）。但是对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进行经济分析时，必须提出这类问题：谁的劳动力？用于生产何种物品的劳动？如果在这个简单的家庭经济里，丈夫分工种地，妻子分工做饭，那么在第一天的劳动结束以后，丈夫积累了一些关于种地的知识（人力资本），而妻子则积累了一些关于做饭的知识。那么在第二天的劳动开始的时候，使总产出最大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应当是：丈夫继续种地，妻子继续做饭。而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与夫妻在种地和做饭两个部门之间平均分配各自的劳动力相比，在第一天的总产出中没有差别，但就第二天以后的总产出而言，前者大得多。这便是专业化的开端（存在着专业化的内部激励）。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出发。我可以为分工与专业化所包含的“收益递增”效应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一个人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甲产品的知识总量，与他已经用于生产甲产品的劳动时间的总量成正比关系。这相当于心理学所谓“学习曲线”（或者“遗忘曲线”）。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专业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亚当·斯密考察的“制针”的例子里，劳动生产率因分工与专业化而提高了几百倍）。同样的道理适用于资本品的专业化（任何资本品都是物化了的人类知识)。所以，我能够用知识互补性原理(参阅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的文章）解释所有这些“收益递增”现象以及相关的经济学。 我正在观察一个当下发生的收益递增与社会进步的例子，那就是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扩张与个人计算机成本下降，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互联网的技术细节，只告诉读者，互联网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正在以每个月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发展。这一发展导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价格的迅速下降。而互联网扩张所造成的对个人计算机的需求扩张，又使计算机生产成本继续下降。这正是扬在1928年所描述的“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情景。1996年1月，64MB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是计算机存储能力的基础）市场价格是250美元；1996年12月，它的市场价格下降到90美元；1097年7月，价格进一步下降到45美元；1997年11月，再进一步下降到28美元；1998年3月间（我写这篇随笔的一个星期以前），价格下降到了10美元。与此同时，16MB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构成目前中低档计算机存储的主流)价格已经跌到了3美元。因此，在1998年下半年，中低档计算机存储的主流将从16MB过渡到64MB。这将大大提高计算机运行的速度。与存储器价格下跌过程的同时，还发生着中央处理器价格的迅速下跌过程，例如，1998年4月以后，价格在2000美元以下的笔记本型个人计算机的主流将是时钟速度266MHz，而不再是目前的33MHz，66MHz，或133MHz。迅速增加的（同时价格下降的）运行速度与存储能力，使得互联网迅速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大有取代电视机的趋势（就消费者有限的时间而言，电视与互联网是互替的），并且正在取代学校教育（就知识传播的成本而言，互联网比学校便宜得多），并且，从1998年以来，正在变成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在长途电话传输技术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宽频带传输技术；在电缆电视、家庭电气化综合控制、汽车驾驶、网上购物及网上信用、卫星互联网、网上企业等等方面的技术进展，都使成本迅速下降到使现有的人际交往方式简直无法与之竞争的程度）。结果之一，是1998年4月以后的两个（至少是两个）季度里互联网及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的股票已经和将继续成为主要金融市场上大部分基金追捧的对象。这些互联网的股票的平均价格在一个月内上升了40％。资源从传统工业部门向新兴的信息产业部门流动。并且，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起变化，网上贸易的总量正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率增长，人际交往与经济活动正在从传统的纵向关系转变为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水平关系。每一个人的主动精神都将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每一个人的创造力都将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一种财富的源泉都将充分涌流。这就是社会进步，它与“收益递增”不可分离。我会在以后的随笔里讲述“收益递增”的制度条件。 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老教授巴塞尔(Y.Barzel),在新制度经济学圈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像科斯，从法学而不是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经济制度；也没有张五常那般的锋芒，用了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武器来挑战其余一切理论。他保持着广阔的研究领域，从排队等候的经济分析，到奴隶制度和法治的起源，有些像诺斯。但与后者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家，他不喜欢空谈诸如“文化”、“心理因素”、“意识形态”这类不可操作的概念。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巴塞尔教授自己的产权理论研究的一个“小结”。我这么说，是因为他最近研究的重点更加偏向于国家与法律方面，而不再是制度的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看法把学者的思维分做两类，抽象型(abstract mind)的和实例型(concrete mind)的,那么已塞尔属于后者。你读他的文章。著作，或与他交谈，会马上发现他喜欢寻找实例来引出他的思想或理解你的思想。接触时间长了，我意识到这种“用例子说话”的方式不仅仅是对观念加以解释的一种方式，而且，它隐含着这样的信仰：一个精心寻找的实例往往提供了比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丰富得多的内容。是案例引导制度经济学家思考，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的思考引导他们去“炮制”案例。我一直喜欢援引巴塞尔的这本书，就是因为书中讨论了大量的案例。这些例子取自以色列。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它们不是被动地被叙述为“文本”。任何读者都可以重新发掘这些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例子,并且从中找到新的事实，甚至否证作者对这些例子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实例引导着我们去思考。 思的顺序往往和说的顺序相反。巴塞尔这本书的第一章是理论总结。在这一章里，他勾勒出了他的产权理论的基本点。根据我的理解，这些基本点是： （1）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产权（或“权利”）分析的框架里加以分析； （2）一切权利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可以分析成个人行为的整合； （3）任何个人的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a)这个人为保护该项权利所作的努力；(b)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c）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由于这些努力是有成本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权利”； （4）权利的转让。获取和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叫做“交易成本”。如此定义下的“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关于资产的各种有用性和潜在有用性的信息是有成本的； （5）由于信息成本，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了的，没有界定的权利于是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留在了“公共领域”里。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值也叫做“租”； （6）产权的界定是一个演进过程。随着新的信息的获得，资产的各种潜在有用性被技能各异的人们发现并且通过交换他们关于这些有用性的权利而实现其有用性的最大价值。每一次交换都改变着产权的界定； (7)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有理论上的均衡状态(没有人愿意偏离这个状态）：对每一个潜在的寻租者而言，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寻租者在其已经享有的权利下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量； （8）“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确实能够使来自资产的净收入(从而它对于初始所有者的价值)实现最大化。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因此，资产将产生的净收入取决于关于资产的权利的事前界定。 （9）研究那些用于界定和转让产权的合同,这是产权分析的核心内容。所谓“市场”、“企业”或者“政府”、“俱乐部”等等组织形式，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合同的表现形式。它们都可以被还原为个人以及与之联系着的一组合同。 可以看出，在巴塞尔的产权理论里，“交易费用”概念已经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概念。而博弈论也许是描述公共领域里寻租者们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最好工具。巴塞尔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博弈”概念，但他的案例分析充满着博奔论描述。也正因此，我把这本书当成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参见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傅奕均衡》，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9月；《产权博奔》，载于《经济研究》1996年10月）。 这本书接下来的八章，是已塞尔对自己以及与他的思想发展关系密切的几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巴塞尔自己因研究“排队问题”(第二章)和奴隶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第六章)而成名。“排队”被认为是所有非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而巴塞尔从研究奴隶制度的兴衰推导出关于国家与法治起源的重要线索。他并且在第六章里批评了因为研究奴隶制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的“非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巴塞尔认为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的成本和政府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利的越来越高的费用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度的废除。 在对五花八门的“合同”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之前，巴塞尔讨论了最简单的“地主一农民”合同的四种形态(第三章)。在介绍张五常的博士论文《关于土地合同的讨论》的同时，他正确地指出张五常以个人风险态度来解释在亚洲地区如此普遍的“分成合同”是不成功的。因此，巴塞尔提出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由于监督土地肥力的变化非常困难，地主与农户倾向于接受“分成合同”。 在第四章里，上面列出的第（6）个基本点被进一步展开。由于一项资产可以有许多属性（有用性或潜在有用性），并且这些属性完全由一个人占有往往不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所以对一项资产的所有权往往被分割给若干技能各异的个人。当这些人的利益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组织”的必要。因此，巴塞尔定义“组织”为“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进一步，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大型设备时常有重要属性易产生公共财产问题，所以……它们将由某一集权的组织所拥有……称为企业。”这也是博奔论制度经济学家们(例如哈特和莫尔)的看法。巴塞尔批评了科斯将交易合同简单地分为“企业”和“市场”两类，他列举事实说明许多合同既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市场”。和张五常的观点一样，巴塞尔主张把“企业”和“市场”还原成“合同”。在这一章里，巴塞尔对火灾保险和股东对“挑选经营者”风险的担保职能的分析相当精彩，结论也与众不同。 上述第(7)个基本点在第五章(“权利的形成”)里得到展开。这就是我所谓“产权博弈”的解释。其中起了重要说明作用的是阿姆拜克的“强力制造权利”的例子。在这一章里，巴塞尔批评了德姆塞茨的观点。后者曾经认为当一种公共资源的经济价值上升时，公众倾向于把这种资源的产权界定得更加清楚。而张五常和巴塞尔分别指出，决定了产权界定的不是资源的总价值(租),而是资源对特定个人(潜在寻租者)的价值减去攫取资源所需的成本（寻租成本），即资源的净价值(净租)。因此，“先验的推理不能表明私人所有一定会比政府所有更具有效率。” 对私人权利的限制是否必定降低效率？许多新制度学派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张五常）。已塞尔批评了这种“盲目自由化”的倾向。指出，当资产具有许多有用属性并且为了实现这些属性的最高价值把这些属性分属给了许多个人的时候，限制每一个所有者的权利往往是防止个人侵吞“公共领域”的有效安排。例如“效率”要求电冰箱制造商保修并且占有“制冷剂可能泄漏”这一属性（由于用户往往缺少这方面技术的信息），虽然购买了电冰箱的人占有着“电冰箱制冷”这一属性。“效率”于是进一步要求限制电冰箱使用者的使用过程，例如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或者不得违反操作规则使用冰箱。许多“道德风险”问题都可以当成交易双方从“效率”出发而对各方的“私有产权”加以限制的理由。已塞尔进而讨论为什么许多非市场配置手段要比市场配置手段更有效率，例如“无偿献血”比卖血更有效率。这些是第七八九章的内容。 在结论(第十章)里，巴塞尔再一次强调了“公共领域”概念的普遍性：“公共领域随处可见。商品世界中成千上万的属性都可置于其中……”而为了防止参与分工合作（把同一商品的所有权分解开，归不同人所有，可能效率会更高）的个人随意侵吞公共领域里的价值，就必须对每一项权利施加限制条件。“为监督和维护这些限制条件的执行，就需要组织。” 我觉得巴塞尔教授在结尾时的那一段话非常精确他说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经济学家们既然否认产权分析方法，也就很难避免作出不使用的假定，并且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他们的经济模型都很简单，不是假定某些交易成本根本不存在……就是假定其他人因信息成本过高而根本得不到任何信息……如果追问一下：是谁拥有某种商品的一切特殊属性，什么样的‘所有者’才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那些商品，就已经很接近于探讨交易成本问题了，也就不会再轻易地作出上述假定了”。必须指出，巴塞尔此处使用的“交易成本”概念不是通常新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后者被理解为是任何一个制度的“运行成本”，尽管许多制度根本不是参与交易的个人可以选择的。巴塞尔在这本书里避免讨论如此广义的“交易费用”，他把自己的“交易成本”概念限定为“权利的获得，保护与转让的成本”。而“权利”总是个人的权利，这就避免了“交易费用”概念的困境。不过，仔细阅读本书，读者不难意识到，彻底的产权分析要求一种博弈论的眼光。而在博弈论眼光下，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是同时被博弈决定的，正好像寻租者们的博弈均衡不仅决定了资源在人们之间的配置，也同时界定了寻租者们对资源的不同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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