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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了明代末年著名升学家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戾气说。这种学说在细菌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对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学说能够得到继续发展，无疑地会对祖国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想、科学技术等水平的很制，吴又可的卓越见解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甚至没有引起当时医学界应有的重视，实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明朝中晚期，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人民的统治日益深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明朝统治机构日趋动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百姓不得安宁，生活极度贫困，各地相继出现疫病。据史书记载，1408－1643年，共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十分惊人，1408年，江西、福建两地死亡七万余人；1444年，绍兴等地死亡三万余人；1456年，桂林死亡二万余人；1643年，京师死亡二十余万人，不论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传染病的大流行给中医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搞清病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解决治疗问题。早在中医理论奠基时期，《黄帝内经》一书对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热性病有过这样的论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指出热性病是人体伤于寒而发病。处于朴素经验阶段的早期中医学，对急性传染病与一般传染病在概念上没有严格的区分，从主要症状上统称热性病，从病因上称为伤寒。在此基础上，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名机，约公元150－219年）结合医疗实践，在病因上下定义，把这一类病定名为“伤寒”。他在《伤寒杂病论》中指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作为病名，“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是外受风寒、感而即发的病变。《伤寒杂病论》一书所论伤寒是广义的伤寒，虽然有瘟病的内容，但是，重点论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辨证施治，对瘟病则没有系统的论述。这表明中医关于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对病因、治疗等方面还有待于后人不断深入探索和发展其理论，逐渐建立中医传染病学。 《伤寒杂病论》以后的千余年历史中，中医在传染病方面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不论在病因方面，还是传染病特点及治疗等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直到金代医家刘完素（约1110年－？）在治疗热性病方面主张用清凉法，后来明初医家王履（1332－1391年）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见解，以大多医家从多方面对热性传染病进行新的探索。在这之前，历代医家都把瘟病混同于伤寒，治疗了采用“三日以前汗之，三日后下之”的方法，局限于《伤寒论》的樊篱，不论是南北朝时期，或是隋唐五代，基本上如此。 明代的通商和交通较前发达，使传染病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许多医家仍然沿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传染病，疗效很差，结果“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药愈乱”，“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措，未免指鹿为马矣”。许多染上温病的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立足实践，解放思想，摆脱《伤寒论》的束缚，提高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等方面的认识。 明朝末年出现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给人们认识它的本质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仍然无法提高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因此，只有打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才能推动中医学传染病理论的发展。 明末医家吴又可（1592－1672年？）在行医中深入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研究病变的规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善于创造性思维，摆脱中医学术上的僵化思想，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他经过系统地总结，提出了瘟疫病因学上的新观点——戾气说，并著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疫论》。吴又可在书中对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发展了中医对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并且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截然分开。 吴又可之前的历代医家，都是从天气的异常来理解热性病的病源，而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后独树己见，在书中写道：“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精辟地概括出来戾气的特点，即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指出它有多种类型，“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不同戾气所引起的瘟疫种类各异，揭示了戾气具有特异性。另外，论述了戾气具有偏中性特点，“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吴又可的这一论述与现代医学中的“种属感受性”或者“种属免疫性”概念是很接近的。戾气说把中医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疮、痈疽、丹毒等的病源归结为杂气。吴又可提出戾气说的时代，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微生物学说，中医水平还处于经验升学阶段，他提出的这一比较科学的设想，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L．Lister，1827－1912年）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二百多年。所以说，吴又可的戾气说是中医传染病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中医学术思想上继承与突破相结合的成果。 吴又可总结出瘟疫流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大流行，二是散发性。突破了以前医学经典中关于传染病的论述，对诊断瘟疫及其预防具有重要作用。关于瘟疫的发病特点，他指出瘟疫既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表证，也没有里证的表现，而是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瘟病初起，侵入膜原。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主张急证急攻，逐邪为首；并且重视攻下，补泻兼施，他所创用的方剂“达原饮”等具有独特的疗效，至今对某些急性传染病均有较好的效果。更可贵的是，吴又可设想如果找到制报戾气的特效药，一种药治一种病，那样则不必配制方剂，可以减少许多琐事，一般的处方用药完全可以总废除。 由于吴又可对传染病的病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因而对发病规律做出了比较正确的解释。他在《瘟疫论》中指出传染途径有两个，一是来自自然环境，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侵入人体的途径则是自口鼻而入；并且认识到人体抵抗力的强弱与是否发病有关。 吴又可提出的戾气说和他的《瘟疫论》，反映出独到的见解与创新精神。他把温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加以区分，对疾病的传变上完全摆脱了六经传变的传统说法，认为疫邪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之后以九种不同方式向“表”或“里”传变；并提出治疗瘟疫的新设想，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史上的新篇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他的戾气说出现后，使中医领域墨守陈规的学术风气受到一次猛烈冲击，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医家极为不满，把富于创新的成就看成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比如，清代的医家陈念祖(1736－1820年)曾指责吴又可的新理论是“创异说以欺人”，不仅如此，他还对吴又可以前的所有进步的医家及医学上的成就全盘否定。陈念祖在《神农本草经读》一书中说：“唐宋以后，诸家异说盛行，全违经训”，极力反对中医学的革新。这种否定和攻击在学术思想上代表了保守势力。另外，清代中医学术界对吴又可的新理论不够重视，伤寒派一直坚持伤寒包括温病（一般热性传染病），认为只要学好《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就可以治疗温病。乾隆年间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派，则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而且古代伤寒多而温病少，认为伤寒为寒邪所致，温病则由温、暑、燥、湿等不同邪气所引起，所以，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现在看来，两个学术派别的争论不过是对一般热性传染病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罢了。所谓温病学说，在对一般热性传染病传变过程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比《伤寒论》前进了一步。但是，戾气说在中医传染病病因学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温病派不敢公开提出的关于治疗温疫的特效药设想，也被无声地埋没了。如果他对传染病的一系列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大胆设想能够得到继续发展，中医学在传染病方面完全有可能进行现代科学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晚期，社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中医有了较大的进步。吴又可的新成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敢于冲破束缚、大胆创新的精神，是他在中医传染病学上取得重在成就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特别是受蒙难的历史教训，确是发人深省的。 中医史上，自理论奠基以来，其发展是缓慢的，主要的原因是正统医学学派学术思想的僵化和墨守陈规，四部经典成为他们心目中一成不变的教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把前人的经验僵化了，因此，关于传染病的理论基本停留在《伤寒论》水平；瘟疫与伤寒的概念混同，治疗皆用伤寒法。当新发现的事实与原有理论不符时，学术思想保守的医家总是牵强附会地进行解释，结果既不能发展前人的理论，也不利于指导医疗实践。吴又可“静心穷理”，提出新的学说，却受到否定和攻击。伤寒派成为中医的正统学派，对戾气说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热衷于与温病派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两派的主要观点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这样，就阻碍了对瘟疫病因的探索以及特效药物治疗的深入研究。 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中医的学术风气。统治阶级为了束缚人民的思想，从董仲舒开始，把儒学家说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错误观念限制着人们的手脚。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宋明理学，对中医学术思想带来消极影响。所以，中医学术上尊古、崇古、好古的保守思想，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深。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原因之一。著名医家王肯堂批评指出：“知尊仲景书，而遗后贤续法者，好古之过也”。《伤寒论》成书后几百年间，中医对热性病的探讨不受重视，流传的也不广泛，宋代开始注意，但只是偏重注释、整理和补充《伤寒论》，在基本理论方面毫无突破。这一时期，“五运六气”说却在中医界占有相当的地位，太医局将它列入考试医生的科目中。可见，理论脱离实际则是中医传染病学发展迟缓的又一个原因。 吴又可提出戾气说正是明末清初，当时，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断绝了中外的文化技术交流，西方出现的新技术、新科学没有能够及时引进，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从近代起落后于西方，中医学的发展缺乏科学技术手段。相反，西方医学从文艺复兴开始，学术思想解放，打破封建意识的束缚，逐渐进入实验升学阶段，传染病的研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显微镜、化学染色法等，到19世纪末，建立了现代传染病学；并且，由于化学等等学科的发展，出现了特效性药物，吴又可的设想变成了现实。相比之下，戾气说在这个时期还停留在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科学的设想无法得到验证和发展，这实在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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