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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沃尔松博士从1953年开始在底特立克堡从事绝密的细菌战研究。他工作后的两周之内，他的人格便发生了变化。沃尔松太太事后回忆说：“他很忧郁，常常说自己铸下了大错。"这位太太当然不知道，那是她丈夫服用了LSD致幻剂的缘故。至于沃尔松博士本人是否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也是大有疑问的，他随即去哈洛尔德·阿布拉逊医生处接受心理治疗（这位阿布拉逊医生后来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为中央情报局进行药物试验），可是病情毫无起色。沃尔松博士在服用LSD致幻剂两周后，突然穿过他在曼哈顿下榻的斯塔特尔旅馆10楼的房间，撞开窗户，纵身跳下，坠地身亡。沃尔松博士的家属直到1975年才在洛克菲勒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活动所作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得知他接受了药物试验。福特总统亲自道歉，沃尔松的家属撤回了对中央情报局的起诉，但是国会通过了一个秘密法案，于1976年向沃尔松太太赔偿76万美元。 2．在囚犯身上进行LSD致幻剂实验（列克星顿，美国健康服务医院） 这项实验是由海军研究署出资的，为期11年，从1952年到1963年，其目的是发现一种可以取代可待因的止痛药物。不过，这里有个疑问：实验中为什么欺骗使用LSD？这种致幻剂根本没有镇痛作用。整个计划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的，负责这项规划的哈里斯·伊斯贝尔医生与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代号"光线"的工作人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写给"光线"的一封信中，伊斯贝尔医生说：“我一旦找到机会让一两个人服用这种药物后，会立刻写信给你的。"除此之外，伊斯贝尔还经常替中央情报局去海外采购各种药物。1976年，伊斯贝尔在参议院健康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说，他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此后便无人要求他提供工作的细节了。 3．囚犯身上所做的药物试验（亚特兰大联邦感化院和波德镇教养所） 1955年，负责中央情报局药物规划的西德尼·高特利普向药物学家卡尔·普费弗试探在囚犯身上进行LSD致幻剂试验的可能性，并答应每年从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盖希克特基金会向他提供2万5千美元。在此后的11年中，普费弗博士先后让80至100名亚特兰大联邦感化院和波德镇教养所的囚犯服用了这种药物。在1977年的一次听证会上，普费弗宣称囚犯是完全自愿这样做的，但他又承认，他认为，在"战时条件"下，自愿并不是必要的。 4．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非药物技术（麦克吉尔大学，艾伦记忆研究所） 25名护士被单独关闭在一间间无声、黑暗的屋子里，为的是测试寂寞对人体的影响。一位实验者事后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那种情况下真是度日如年。一位护士相信，她坐的椅子下面有蛇在出没，几个月后，她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不得不到医院就诊。"她还说：这种实验会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位实验者列奥那德·鲁宾斯坦是这样说的：“这件事和洗脑筋直接有关。他们（指中央情报局）调查了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士兵的洗脑筋工作。我们在蒙特利尔则采用这种技术，而不是用药物来达到同样目的。"据信，非药物技术能产生更加"有利的"效果，使实验对象更加"温顺"，"态度更积极"。 5．"性变态"罪犯实验（明尼苏达州阿欧尼亚州立医院） 这些进行实验的"性变态"罪犯是从底特律市的犯人病院中挑选出来的。该规划的负责人为已故亚历克斯·坎迪博士，他和其他几位医生从1957年至1960年，在阿欧尼亚州立医院对142名这类囚犯进行研究。他们相信，犯人服用了LSD致幻剂后便会坦白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据称，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142名性变态罪犯服用LSD的研究，探索其"隐瞒某些信息"的动机。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实验是在犯人自愿的条件下进行的，犯人们在服用致幻剂之后，医生就对他们进行询问，其过程用录音机录下，有时还使用测谎机。这项实验是由人类生态调查协会资助的。 6．寻找"蒙汗药K"（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医学院） 1977年披露的中央情报局文件表明，中央情报局曾秘密拨款375000美元，在该医学院中建造了一个实验室，专门为了试验一种代号”“的麻醉剂。事后该学院宣称，这种麻醉K剂是用来给晚期癌症病人减轻痛苦的，《纽约时报》记者成功地确定这个秘密实验室设在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高曼大楼内。据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共和党人理查德·希瓦克称，从1955年至1961年，该实验室一直在患者身上试验这种麻醉剂。盖希克特医学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查尔斯·盖希克特博士，就是乔治敦大学病理学荣誉教授。 7．利用夜间活动的应召女郎诱骗男子成为实验的牺牲品（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和旧金山租用的房间） 从1954年至1963年，中央情报局利用应召女郎进行类似实验。男子被她们从酒吧间的柜台旁诱走，接着便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中服用了LSD致幻剂。接着情报局的特工们利用设置在应召女郎房间里的双向镜子观察那些男子服用药物后的反应。中央情报局的这项实验得到了"联邦麻醉药与危险药物管理局"——一个现已撤销的机构的支持，牵线人物是药物局特工乔治·怀特（化名为莫根·霍尔）。1977年，美国参议院曾经调查过中央情报局的这项实验。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询问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费尔德·特纳，这项实验是否获得了任何结论。特纳回答说：“没有，先生，"说着他就伸手去取一杯水，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然而这绝非一件可笑的事。许多实验对象都罹患了重病，不得不去医院就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牺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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