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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连队第三天班长把我带到那片旷野，后来我才知道这旷野原本是长庄稼的，自然灾害使它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我看到它的时候草正长得葱绿肥壮，草间布满鲜艳的野花，非常美丽。我还看到旷野的后面有一座大山，中午直射的阳光照得大山水气升腾，那时我十分渴盼着能攀上山顶吹吹凉风，旷野里暑气逼人，使人透不过气，新军装让汗水紧紧地贴在身上。我看见班长也不时往山顶上眺望，眼光中透出期望渴羡。可我们都明白心里所思不过是奢望，我们无法越过这片偌大的旷野。 我常常往后想一些事情，由我自身多舛的遭际来演绎人生玄妙的命运。中学毕业后我失学去破烂市卖家存的书籍，那是些墨印的十分写实的画册，画的多是竹、兰、梅、石之类。当卖完最后一本我忽然顽冥一动，想探究一下未来的福祸凶吉。我走到一个卦摊摇了一卦，那个古怪老头看过卦相久久打量着我，却不言语，我把卦钱丢给他，让他说，他这才说了一句：于八月有凶也。 八月我参了军。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 自然，我并不以为这是凶事，对于走投无路的我这无疑是慷慨的馈赠，命运的转机。但那一卦也并未道错，古人一向认为被捉了丁是人世间莫大的凶祸，于是便直率地告示我，我心领神 带我去看旷野的班长姓宫，人人——从连长到排长从老兵到新兵都喊他宫班长，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肥城人，他常常以家乡驰名的肥城桃而自得。有趣的是他的脸也确像一只红红的大圆桃。这一点常常使他在照镜子的时候露出沮丧之色。我看见他有一次吃饭时从菜汤里挑出一只蛆，把蛆丢掉后又把菜汤喝了下去，后来我想起这心里就犯恶心。 我们的连队驻扎在一座小村里，这小村名叫吕家，看街道和房屋就知道是个穷村。我们班住在村西头的一座草房里，屋的一头放一口油漆鲜红的棺材。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时心里都很害怕。 我们这些新兵下连后不久，便惹得全连上下不安顿，老兵背地里骂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新兵是少爷兵、滑头兵、混蛋兵、流球兵，有的干脆骂流氓兵，视若洪水猛兽。纷纷去镇上买来新锁锁住自己盛家当的小木箱，防止被窃。其实木箱里不过是一个鸡蛋的家当。 新兵们被激怒了，就开始污辱捉弄老兵。在班长带我去看旷野后不几天，他的小木箱被撬开了，班里一个叫吴宝光的新兵把我的一本书放进他的木箱里，又重新把木箱钉好。后来班长终于没有把书还我，偷偷据为己有了。于是成为新兵们取笑的话题。我却感到十分可惜，那是一本没有皮面的外国小说，里面的爱情故事及由爱情而引起的决斗场面写得十分精彩。 平心而论，我们这些城市兵确实给连队带来许多麻烦，我们看看自己发的翻毛黄皮鞋，再看看连排干部们穿的擦得发亮的黑皮鞋，心里就觉得不公平，不对劲儿。于是便一齐买来黑鞋油，均匀地往黄皮鞋上抹，抹足了油又一遍一遍地用小帆布带子打光，终于打磨得乌光锃亮。星期天又一齐穿着这种改造黑皮鞋去镇上逛。谁知运气不济，叫团参谋长撞见了，一个电话打到连里，把连长好训一顿，责令立即把皮鞋退色复原。 我们新兵只好忍气吞声执行参谋长的命令，从伙房打了开水，把鞋放在盆里让开水烫泡，然后用刀子刮油，黑颜色刮掉了，然而皮鞋却蜷缩成一只癞蛤蟆状，无法再穿了，只好丢掉了事。有人说丢掉的鞋全让老兵拣走装进自己的木箱里。 我们有些不解，为什么在镇上撞见参谋长，他一下子便认定我们是新兵？而且走在公路上老百姓也叫我们新兵。后来我们悟出其中的缘由：我们穿的是一色的新军装，这便是新兵的标志。去掉这种标志是容易的，于是大家又买来了火碱，按照整治皮鞋的相反程序，把军装在盆里反复洗烫。功夫不负苦心人，军装褪色了，褪得简直像用白布制作的军装。穿在身上如同海军战士一般。连排干部看了只是摇头，对这群疯狂的新兵无计可施。对立情绪在孕育着。 我们连队是团直属的特务连，有无线排、有线排、侦察排、测地排，还有一个直属连部的机动通讯排。我、吴宝光、黄孝平分在通讯班，班里装备有摩托车、马、自行车，以此来完成团部下达的通信任务。我们进班时摩托车和马都被老兵占有了，我们三人分到的是自行车，大家都觉得憋气。我非常羡慕能骑上摩托车，我想私下跟老兵学学开车技术，可老兵不教。那年的夏天格外热，我们的训练也便格外苦，顶着毒日头在打麦场上练自行车，入伍前我们都会骑车，可还叫我们练个不停，宫班长带着我们练，其他老兵驾着他们的车马在村外公路上来回驰骋，惬意得很，我们听到摩托声和马蹄声心里便愤然不平。 新兵该死，这似乎是部队中一条不成文的法规。除了军阶，军龄便是资格的体现。新兵见了比自己人伍早的兵须毕恭毕敬，不论认识是否，见带肩牌的少尉排长以上的军官一律称首长，见上等兵以上上士以下的老兵一律称班长。实际上许多人并不是班长。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我们这些城市兵下到连队后，不肯胡乱尊敬人，对老兵往往直呼其名，叫得老兵们心里很反感。常常找连排长汇报新兵的一些不轨行为。 那一天早饭前，连长目光锐利地扫视着队列里的“白衣战士”，问道：“昨晚谁在站岗的时候偷老乡的萝卜吃，嗯？！” 没人应声。 “不承认是不成的，”连长把一只手掌亮开，“空口无凭，萝卜根为证。”他掌心里果然有一个老鼠尾巴似的萝卜根。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是谁偷吃了萝卜。昨晚我在弹药库上二班岗，班里的老兵摩托车手孙鹏成带班，他说口渴就到老乡地里拔来了萝卜，让我吃我说嫌辣，他就蹲在岗亭里兔子似的喀巴喀巴吃起来。他一定是忘了把萝卜根丢远，于是天亮后被人发现送给了排长。我斜眼看看队伍里的孙鹏成，只见他装得无事一般。见我看他，示意地向我挤挤眼，意思自然明白：叫我守口如瓶。其实用不着暗示我也不会说出来，我一向憎恶告密行为。 没人承认自己是窃萝卜贼，连长不肯罢休，怒火烧得他的脸像一叶猪肝。下连队不久我们便知道连长有一个名号，叫家雀，我们知道家雀即是麻雀，却不知道他与麻雀间究竟有什么必然联系。我觉得连长还是个不错的人，干什么都以身作则。他爱好体育，篮球场上总见他的身影。不过他有一个怪癖，军帽永远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连队的夏季着装条例规定：穿衬衣时不准戴军帽，可他就不执行这条规定。我们新兵都觉得有些奇怪。 “我敢肯定，是新兵干的。”连长严肃宣布，“肯定是新兵干的！” “报告！”队列里有人喊报告，并举起右手。这是要求发言的表示。 是侦察排的新兵古宝力。 “什么事？”连长冷冷地问。 “你有什么根据肯定是我们新兵干的？”古宝力目光直视着连长问。 “根据……”连长忽然有些口吃，“根据你们新兵的平时表现……你有什么权利质问我！” “你有什么权利污蔑我们新兵的人格？” “人格？你他妈个新兵蛋子……还有啥个人格？” “我警告你，连长，骂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你懂吗？”古宝力的声音更加激昂。此时整个队列鸦雀无声，老兵新兵都屏声顿息，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你警告我？”连长忽然笑了起来，“现在我宣布一个处分决定，”连长把视线转向队列正中，一字一句地说道：“列兵古宝力目无组织纪律，队前顶撞领导，严重破坏军纪军风，特给予队前警告处分。文书，记入档案。唱歌，开饭！” 我们新兵都不肯唱歌，屈辱感占据着每一个人的心。尽管指挥唱歌的二班长像捉鬼似的奋力挥动着手臂，歌声仍然很微弱。还是那支每饭必唱的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连长注意到我们新兵罢歌以示抗议，于是在歌毕后又宣布一条：唱了歌的进食堂开饭，没唱的继续唱，啥时唱完啥时进食堂。 老兵们蜂拥进食堂了，三十二名新兵留在原地，清一色的洗得发白的军装，凑在一起是那么显眼，那么富于幽默感，好像我们不是新兵，而是已当了无数年的老兵油子呢。 连长又气又恨地盯着我们，嘟囔了一句：“伟大的海军战士啊！”他也不乏点幽默感呢。 古宝力走出来，像个指挥员那样向我们新兵下达口令，在他的口令下我们新兵重新排成整齐的队列。随之古宝力起了一支歌子，不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而是人民海军之歌。听到古宝力的起头，我们新兵立刻兴奋起来，眼光发亮，扯开嗓门大唱起来： 红旗飘舞随风扬， 胜利的歌声多锃亮。 人民的海军向前进， 保卫祖国海疆信心强。 …… 这歌声把老兵们从食堂里吸引出来，一个个端着碗像看怪物似的望着我们新兵。 我们新兵只是盯着连长，看到他的眼珠子鼓得好像要流出眼眶了。 我没有揭发孙鹏成终归是给我们新兵带来不利。事后我不断地反省自己，审度着自己的是非。没有疑问，假若当连长在队前拿出物证萝卜根的那当儿我检举了孙鹏成，处分会落在他头上，而我恪守不告密的信条却把处分转稼给古宝力。当然那时我也没想到会发展到如此结果。我心里很痛苦，觉得是我坑了古宝力。是我给我们新兵蒙受了屈辱。 我的行为自然博得了孙鹏成的感激，他对我显得空前的热情起来。他答应偷偷教我驾驶摩托车，晚饭后他向班长胡编一个理由，比如说要到汽车连给蓄电瓶充电啦，或者说要到加油站加油啦，等等，就把车开出去，又借口要我帮忙把我带出去。于是我们就在晚霞照耀的公路上驰骋着，他边开车边给我讲解、做示范，然后把车停下让我练习驾驶，我就这么慢慢学会了驾驶。除此之外，他还愿意给我讲他的一些事情。通常轮到我站岗总是他带班，于是我们就在弹药库旁边的岗亭里闲谈起来。他和班长是同年入伍的老乡，两个村子只相距四五里路，他比班长长得英俊，高挑个，细皮白面，一副精明相，也许就是他的精明妨碍了他的进步，当兵四年仅仅混了个下士，而班长已是上士了，据说他还没有入党。他唯一可以摆的资格就是当兵的时间长，所以平常班长也不好多管他。他有洁癖，每天中午都要洗头擦澡，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往头上打肥皂，最后一遍要打香皂，他的津贴费恐怕大部分要花在买肥皂香皂上。我还发现他有些轻挑，喜欢在女人面前出风头，每当开着摩托车在村街上过，两眼就不停地往姑娘媳妇身上瞄，故意把油门弄得呜呜响。他几乎叫得上村里所有年轻女人的名字，还给她们—一打了分，他使用的是十分制，及格是六分，满分是十分。他的眼光还是很挑剔的，按照他的标准，村里的大多数女孩子都在及格线上下浮动，没有九分十分的，仅有一个得八分的是一个叫金秋的女孩子。而他还时常为金秋感到惋惜，说金秋的下巴只要再稍稍往下延伸一点点，都能够得到九分了。有人说你可以去帮她往下抻一抻嘛，他故作严肃地说：“这是可以随便抻得的吗？抻长了没准连八分都抻丢了。”他和我一起站岗的时候也总是谈女人。他告诉我他家里有一个未婚妻，年龄比他大两岁，长得也不好。我问他能打几分，他说顶多能打四五分。他说她脸上需要修理的部位确实太多了，看一眼会使人感到想修理都无处下手。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阴沉的苦笑。我知道他不满意这桩亲事，他说这些是自我解嘲，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之气。 我问他：“你们登记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既然你对她不满意，也没有登记，可以另做选择嘛。” 他摇摇头，说：“我们乡间的事不比你们城里，应下的亲事是不能反悔的。再说……她已经是我的人啦……” 我很惊讶：“你们已经……” “我摸过她的身……她的奶子……我后悔死了，”他说，“本来我从没沾过她的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在一起也总是规规矩矩，我心里想的是找个什么借口回了她。我入伍离家前的那晚，我打定主意要在走之前把我的想法告诉她，我领着她走到村外的打麦场上，后来坐在场边的一棵树下面，坐了一会儿她忽然嚷叫起来，说有个虫子掉下来落在脖子上，叫我给她拿，我赶紧在她的脖子四周摸，没摸到，她又说虫子从领口掉下去了，叫我往下摸，我就伸进手去往下摸，我摸到了两个软里郎当的东西，我顿时明白是什么，我吓了一跳，刚想缩回手她就倒在我怀里，我抱着她心里一阵阵发凉，我知道完了，这遭完了……” “你这是遭了她的算计。”我说。 “就是的，就算知道是中了她的算计又能怎么样？终归是摸了她的奶子，能赖得掉？我日她奶奶那个×！”他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他如此憎恨他的未婚妻，却必须同她结婚，在一起厮守着过一辈子，他的一生将会怎样漫长啊。我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悲。 从那时我也开始懂得，女人是不大好沾的。 那天正午宫班长带我去旷野是让我帮他砍一些芦苇。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有什么用处，这片旷野在村子北边一两公里处，并不远，只是天热得厉害，后来班长就带我到旷野中心处的一座草棚子里乘凉，这里的地势高于四周，地面很干燥，草棚子年久失修，已经很破烂了，只勉强能挡住阳光而已。地下铺着干草，坐在上面很柔软。班长告诉我，黑下这里经常有狗男女寻欢作乐，可谁也抓不住他们，棚子周围的草很深，听见动静他们很快便躲进草丛中。班长说得很愤概。班长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除了那次喝拔掉蛆虫的菜汤给了我不好的感觉外，其他方面都印象不错，他也不像孙鹏成那般轻挑，说话很注意政治。他最大的特点是勤俭，从不乱花钱，他用鸡牌牙粉刷牙，因为最便宜的牙膏也比牙粉贵一倍，香皂他肯定是不买的，更不买零食吃。孙鹏成挖苦他是拉屎带筷子——拣豆吃的主儿。 砍完草背回驻地后我忽然感到头晕恶心，下午全班到菜园子里种菜，班长让我在家里休息，顺便看守屋里的枪支弹药。 我昏昏睡去，我竟然梦见了那片旷野，我看见一对男女的背影，他们穿过齐胸的茅草向草棚子走去，我心想这便是班长说的狗男女了，我拔腿急追，想看看他们的面目，可就是追不上，腿像被绳索捆绑住…… 这时我醒了，我看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站在床前看着我。这孩子很清瘦，眼睛很大，我一边看着他，一边回想着刚才梦中的情景。 “叔叔。”男孩子叫我。 “你从哪里来？”我问。 “从家里来。”他回答。 “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又问，问过方晓得是废话，因为我对村子还是完全陌生的。 他竟然没有回答我。 我坐起来，划火点上一支烟吸起来，原本我不会吸烟，在新兵连集训时每人发了几张香烟票，我就买来学吸起来。 孩子紧紧地盯着我撂在床边的火柴。 “你拿走吧。”我看出他的心思。火柴是农村中奇缺的商品，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许多物资都十分紧张。 孩子拿起火柴一溜烟跑走了。 我也拿起枕边的一本书看起来，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目光刚落书页，那男孩子又回来了，一声不响地瞪眼看着我。 我不知道他还想要什么。若要香烟我会给他，若要书我不会给。 “叔叔，我姑姑说，要我认你做干爹……” “什么？”我大吃一惊，“你说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孩子又说一遍：“我姑姑叫我认你做干爹。” 那一年我刚刚十七岁，才脱掉孩子皮，怎能当人家的干爹？真荒唐。 我说：“不成，这事不成。” 下连队后，连里曾向我们新兵宣布几条在农村驻防的纪律，其中有不准与当地姑娘谈恋爱和不准与老乡认干亲两条。就是说，纪律不允许我给什么人做干爹。 “我要你给我做干爹！”孩子固执地说，大眼睛期望地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小国。” “你家里有什么人？” “爷爷、奶奶、姑姑。” “你爹妈呢？” “没有了……” 哦，原来是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我的心突然下沉了，非常可怜他，这时孩子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一双赤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除了叫我做他干爹这一条，别的要求我都会尽力满足他。 正在这为难之际，我看见孩子走到桌前，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水，端着走到床前，又扑通跪下，双手把水杯举在我面前，叫我一声：“干爹！” 我慌了，一下子跳到地下，把孩子扶起来，杯里的水都泼洒了。我看着他的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深沉表情心里感到发疼。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他希望由我来替代他失去的父亲，可是一个十七岁的列兵实在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我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津贴费，放在他手里，孩子却不收，把钱放在床上，依然用期求的眼光看着我。 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时，吴宝光和黄孝平从菜园回来取工具，孩子跑走了。 从这以后，我常常在街上看到这个孩子，他好像是有意在等我，如果我和战友们一起，他就只是远远地盯着我，直到我们走远。要是我自己，他就飞快地跑到我跟前，甜甜地叫我一声“干爹”，接着掏出他采集的野草莓、酸杏子之类的野果子给我往兜里塞。这时候我就无所适从，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他。 有一回我问他：“小国，你为什么偏要认我做干爹呢？” 他回答：“我姑姑说你是好人。” “我怎么是好人？” “你心眼儿好。” 我苦笑了，一盒火柴换得一个好人称号，实在太廉价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和小国之间的关系，我久久考虑着：做他的干爹，还是不做？ 我们新兵尽管不那么招人喜爱，可我们的素质很快便不可阻挡地体现出来，无线排的新兵只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抄、发报的成绩已经赶上了老兵，测地排新兵在使用仪器及数学计算方面更领老兵之先了。至于我自己，尽管是偷偷跟孙鹏成学习驾驶摩托，但我敢说技术已决不在孙鹏成之下。在连队的文艺晚会上，我们新兵更是大出风头，吹拉弹唱样样都有人才。据说以前的连队晚会，大多是击鼓传花之类的游戏，唱歌也是老一套。不是说打就打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可我们新兵在晚会上唱的都是《红河谷》、《重访苏连科》、《三套车》等老兵连听都没听过的洋歌子。老兵们情绪复杂地蔑称新兵的唱歌法是“大波浪”，即声音颤抖如波浪翻腾。在篮球场上，新兵队把老兵队打得落花流水，原先连队的棋类冠军也都易人了，全由新兵占据冠军宝座。我们新兵渐渐发现，老兵们除了不时给我们来点冷嘲热讽外，也开始偷偷向我们新兵学点“洋玩意儿”了，唱歌时也希望从嗓门里掀起一点波浪；给家里的未婚妻写信也加上“亲爱的”“吻你”之类的新词儿；也开始像新兵那样用津贴费买一件翻领针织衫穿在身上；众多的平头渐渐长长变成了分头。总之我们新兵成了老兵偷偷仿效的楷模了。 但是一连之长却仍然对我们新兵怀有深深的敌意，在后来的一次篮球赛中这种敌意被推向了高潮。 那场篮球赛的时间我记得很准是因为那天是阴历的七月十五，在农村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这一天连队改善生活，晚饭后组织了这场篮球赛，照常是新兵队对老兵队，老兵队包括着连排干部。连长是老兵队的中锋。除了参赛队员，全连官兵都在场外观战，还有许多村里的农民。那时夕阳还辉煌地照射着大地，晚风却已经凉爽了。打球看球的都很惬意。然而一件意外事件发生了。在争抢一个篮板球时古宝力碰掉了连长的帽子，于是连长的秃头顶像一只巨大的蛋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全场的人都不由“啊”了一声，这瞬间连长呆痴了，当清醒过来后立刻从地上拣起帽子扣在头上，这时我们看到连长的脸变得已不成形状，他从地上拣起篮球，照准古宝力的头部狠击过去，古宝力把头一偏躲过这一球。连长张着两手骂道：“我×你祖宗！”我敢说，在这场意外事故之前，我们新兵没一人知道连长是个秃子。尽管觉得他永远戴着帽子有些奇怪。古宝力自然不是有意出连长的丑。但是冤家路窄，偏偏是他让连长在众人面前亮了相。这场球赛没再进行下去。不欢而散。古宝力受到连长的辱骂，受到不白之冤，但他没表示愤慨，甚至怀有歉意，他说他理解连长的心情，他对这件事感到遗憾。 如果不是因为下面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这场风波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息，使人淡忘。而事实却没能如此。 一件意外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往往会改变人的生活道路，这大概就是命运。 那场倒楣的球赛散后不久，炊事班向连长报告伙房被窃，毛贼从窗户入室，窃走了大宗鱼肉吃食，更可恶的是临走还在锅里拉了一泡尿。全连上下气愤难当。看情形盗贼是趁球赛的空档做案，逃走时间不久，连长命侦察排和我们运动通讯班追拿逃贼。 合该逃贼倒楣，我们在伙房后窗下不远处发现盗贼仓皇奔逃时不慎落下的食品，这些失落的食品像路标似地指引我们奔向了那片旷野，毛贼逃往旷野，使人难解。我们赶到旷野边沿处太阳还没有下山，桔红色的夕阳使整个旷野显得富丽堂皇，每一片草叶都像一朵野花在晚风中摇曳。北方那座巍峨大山在阳光下通体金黄，只是在山脚下背阴处色彩格外阴郁。我们知道必须赶在日光完全收敛前把整个旷野搜寻完毕。在那天正午班长把我带到这片旷野后，我是第二次来到这里。吴宝光和黄孝平置身旷野兴奋得哇哇直叫，我告诉他们要小心草丛里的毒蛇，他们才开始留神脚下。我们几十个人向旷野纵深平推过去，在靠近旷野中心那个草棚子时，我们一齐看到棚里有人，而且看得清这个人在那里大啃大嚼。是盗贼无疑。我们飞快地把草棚子包围住，捉住了这个盗贼。 老兵们都认识这个盗贼，是邻村的一个傻乎乎的二流子。 我们捉住了这个傻盗贼不久连长赶来了，有线排的战士竟跟在连长后面铺设了通讯电线，似乎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战斗或者进行一场重要的军事演习。 傻盗贼被我们绑在草棚子的木架上，他吃饱了，脸上露出胜利者满足的笑容。他头发蓬乱肮脏，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破裤衩。在绑他的时候有个老兵把他的裤衩也扯下来了，于是他就像刚从娘胎出来时那般赤裸裸站立在我们面前。映着身后长满野草的旷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这时有一个老兵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用一根木棍拨弄着盗贼的生殖器，竟把那东西弄硬起来，盗贼破口大骂着，原来他傻得并未丧失起码的羞耻。于是老兵们得出结论：得好好收拾一下这狗日的。 我们新兵谁也没有靠前，只远远地看着。 连长一直也没吭声，他脸色十分难看。我们猜不透他的怒气是来自对盗贼的愤恨还是先前怒火的继续。 老兵提出用电话机子过盗贼的电。 请示连长。连长不假思索地说了一个字：“过！” 电话机子的摇柄能摇出上千伏的高压电，这样给一个人上电刑是不是太残忍？我的心怦怦直跳。 老兵们忙活着把电线头缠在盗贼的胳膊上，那盗贼不知其厉害，新奇地直盯着摆在身前的电话机子。 这时新兵中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偏偏又是古宝力，事后我曾想到，假若出来阻止的不是他，是另一个新兵，或许连长会接受意见，可偏偏是古宝力，如此事情才闹到后来的不可收拾。 古宝力走到连长跟前，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说：“报告连长同志，我请求不要采取这种惩罚方式，因为……” “因为什么？！”连长怒视着古宝力，脸上的表情每一秒钟都在起着变化。 “因为这样太野蛮，太残忍，不人道……” 连长哼了一声道：“收起你这套资产阶级情调吧！你说给兰勇头上打眼儿野蛮不野蛮？残忍不残忍？人道不人道？！” 我们都知道兰勇是几天前被公安局处决的杀人犯，开公审大会时连队曾去执勤。 “兰勇是罪有应得，而且对他的判决是经过了法律程序。”古宝力说。他说得很冷静。 “少和我来这一套，我是一连之长，我有权力惩罚一个小偷，就这么回事儿！” “连长，这是私刑，谁也没有权力使用私刑，我希望你冷静，连长……” “不用你教训我，你这个讨厌的新兵蛋子！”连长怒不可遏地吼道，“给我摇电话机子！” 若干年后我耳畔还回响着被绑住的裸体发出的那让人毛骨耸然的惨叫。这惨叫使旷野增添了无限的恐怖。 当那个裸体人昏厥过去时，我们新兵听到古宝力颤抖着声音对连长说：“连长，我要告你，记住，我要告你！” 我们新兵看到连长的反应仅仅是正正自己的军帽。 后来我终于知道班长带我去旷野砍草是为了他的未婚妻，他把草晒干后打成了草垫子。这时他的未婚妻来队了。 我们新兵出乎意外地发现班长的未婚妻竟是一个极为标致的女子，我们去找孙鹏成询问应该给这个女子打多少分，孙鹏成神色忧郁地说他实在挑不出缺点，只能够给十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美丽的女子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李岪。想到班长那张圆桃型的面庞，我们都不约而同为这个叫李岪的姑娘不平，惋惜。据说这门亲事是家里人给定的，两人并未见过面。在我们连队，经常接待这种未见过面的未婚妻，如果老兵到了规定的服役期，还可以在连队结婚。我们的班长已经超过服役期了，当然他也可以结婚。 按惯例，李岪被安置在一家农户里住。宫班长送他未婚妻去时我看见他腋下夹着那个草垫子。我还看见李岪跟在他的后面深深地埋着头。 就在这天下午，连里接到团部的命令，命令连里的八名神枪手去教导队集训，时间半个月，宫班长是神枪手。这么巧，他的未婚妻刚来他就得走。望着班长大背着冲锋枪的宽阔的背影，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一些往事，在烟台初中毕业后干了两年临时工，依然没有看到出路，这时青岛水产公司到烟台招收船员，那时我觉得能吃饱肚子的地方便是天堂，海洋就是天堂。我报了名。但在体检时大夫告诉我血压偏高，不适宜在海上工作，这叫我很沮丧。又很不甘心。我发现大夫在体检表上血压那一栏并未填写他测得的数字，我当时忽然想到可以自己填上一个显示正常的数字，我就填了。这位大夫偶然的疏忽使我踏上了开往青岛的火车。后面的事情更使我茫然莫测。到青岛后我们新船员要先进行一个月的培训，然后再正式登上渔船，如果这一个月中没有什么意外，恐怕我今后的一生便要在海上度过了。问题是又遇到了偶然，那天中午我们新船员正在宿舍里打扑克，工会郭主席进来对我们说：水产公司没完成今年征兵的报名数额，你们刚来是不是帮着去凑个数。扑克正打得红火，谁都不肯去。于是便有人提议大家摸摸扑克，摸到黑牌的去凑数，摸到红牌的继续打扑克，于是我们就摸。我摸到一张梅花Q，黑牌。下午我就和另外几个摸到黑牌的人去报名体检了。两天后我得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我将不必去大海里捕鱼，而是去当一名陆军士兵了。我知道这次生活道路的改变对我的今生将是十分深刻的，一张梅花Q拨转了命运的指针。我不知道当我望着班长远去的背影时怎么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而由自己的事情又使我暗暗揣摸着班长去集训的“偶然”将会给他怎样的凶吉。 李岪病倒了，她说要回家去。连长没答应，让我们班把她送到团卫生队住院。我和孙鹏成用担架把她抬到了卫生队。卫生队让留下一个人陪床，我们打电话请示连长，连长让孙鹏成留下，因为他们是老乡。李岪住下院我便回连队了。 五天后，孙鹏成带着李岪回到连队，她完全痊愈了，脸色很红润，精神比刚来队时还好，大眼睛水灵灵地亮。她的房东是一家军属，军人的妻子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年轻媳妇。 像所有来队的家属一样，李岪也知道她该做些什么，我们出去训练时，她就在班里找衣服洗，要不就到炊事班洗菜淘米，炊事兵们对她表现出最大的热情，偶尔哪次不见她来，大家就一遍一遍念叨着：李岪哪里去了？在连队炊事兵是顶郎当的兵，好汉子不屑惹，赖汉子惹不起。他们说话没深浅，开玩笑也没深浅，而和来队家属玩笑开得更离谱，据说有一次副指导员的家属在伙房干完活要走，被副班长拦住了，问：“刚蒸出饽饽，就往家里偷呀？”副指导员家属被问成个大红脸，说：“谁偷饽饽啦？”副班长指指她胸前高耸的乳房：“这是啥？藏得住吗？”气得副指导员家属哭了一场。其实这种玩笑并不是最高水平，对那些混熟了的家属甚至会直截了当地问：“哎，昨晚上几回？”或者：“×××（家属的丈夫）炕上的活干的地道不地道？”张口就在裤腰上转。不过他们纯粹是一些“口头革命派”，只说，从不动手动脚。他们和李岪也开玩笑，却开得极有分寸，不敢胡说八道。只有一回，一个炊事兵脱口说了句：“哎，真是好汉没好妻，赖汉娶花枝哟！”一句话说得李岪眼泪汪汪的。事后这个兵叫炊事班长臭骂一顿。 我们都看出李岪的心事重重的。 晚饭后孙鹏成便去陪她，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她住的院落里，谁见了都无可厚非。宫班长不在家，关照他的理所当然应该是孙鹏成，谁都这么觉得。他们是老乡，他陪她住过院，再说孙鹏成家里有未婚妻。 我们常常看到孙鹏成陪她到村外散步，有时候看到他们往旷野那边去，回村的时候李岪手里总拿着一束野花。 有时候孙鹏成还把摩托车开出去，带着她兜风，或者到县城夏村去逛商店，买点小玩意回来。但不管怎么样，连队晚点名前孙鹏成一准会赶回班里。 我们机动通讯班负责团部上与师下与营之间的文件传递，距离近，就由我和吴宝光、黄孝平骑自行车送。距离远由摩托车手送。这天孙鹏成奉命去二营送文件，二营部在杜家岛。退潮时杜家岛是一个半岛。人、车可以由陆地上岛，涨潮时陆地和海岛之间便被海水淹没了，波涛汹涌。孙鹏成把文件送到潮也涨上来了，他得在岛上过夜。他打电话向连里说明情况，最后又叫我听电话，他叫我去告诉李岪，就说他今天赶不回来了，他在岛上给她拣贝壳和鹅卵石。 晚饭后我就按照孙鹏成的旨意去找李岪。我在她住的屋子见到她正在看书，我一眼便认出是我的书，就是那本被吴宝光、黄孝平恶作剧装进班长箱里又被班长默吞的书，她看得很专注，我咳嗽了一声她才发现我站在面前。 我把孙鹏成让我传递的话原样传给她。 我看见她脸上出现颇为失望的表情，只是在听到孙鹏成将在那里给她拣贝壳和鹅卵石的话脸上才慢慢泛出笑影来。她的笑很妩媚。 我关注的仍然是我的书。吴宝光和黄孝平不明不白地让我失掉这本书，真可恶。我带到部队的仅有三本书，这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诗集》。 她见我眼光老往书上瞟，就说：“这本书真有意思。” 我点点头。 她问：“你看过了吗？” 我几乎就要告诉她这是我的书，但克制住了，我说我从班长那儿借来看了。 “他怕我寂寞临走时找出这本书让我看。”她说。 “班长的心眼儿好。”我说。 她的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 过了会儿她忽然问我：“孙鹏成的未婚妻来过吗？” 我如实说：“没来。” 我不是个多言语的人，可这次就多说了一句话，我说：“孙鹏成恨他的未婚妻，他不愿和她结婚。” “为啥呢？”她看着我的眼睛问。 我说：“听他说那个人很讨厌，长得也丑，只够个四五分。” “四五分？你们当兵的还给人家女孩子打分？” 我点点头：“这是孙鹏成给她打的分。”我停了停又说：“孙鹏成也给你打了分。” 她的脸忽地红了：“孙鹏成这人真……真……”她没真出下文来，后又问：“他给我打几分？” 我说：“十分，”又补充一句：“十分是满分。” 她听了这话没再言语，两眼有点发怔。 这时我听到村子上空响起清脆的号声，我有些奇怪，刚开过晚饭吹什么号呢？我忽然想起连里原先讲过晚饭后要去团部出公差。团机关的老爷们大事小事都要我们当兵的伺候，很烦人。 我只得离开李岪的屋子。 古宝力真的把连长告了，他对我们新兵讲了告状的过程。他去过那个盗贼所在的村子，他见到在旷野的草棚子外被电昏的那个人时他正处于清醒状态。他以为这个当兵的要把他拘捕问罪，再三告饶，说知道那电盒子的厉害了，以后再不敢去营房偷东西了。古宝力费好大气力才对他讲清了来意，他听说让他在状纸上盖手印告下令电他的连长，坚决拒绝，一溜烟跑掉了。古宝力又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他的儿子被电后一直没再犯病，要是从此去了病根他还要去感谢大军呢。无奈，古宝力只得自己写了材料，寄给了团首长。 我们新兵都希望这官司打赢。 连长知道这个情况，可毫不在乎，无事一般，有一次在晚点名后的时候说：“有那么一个新兵告我的状，正好呢，这七斤半（手枪）我早都背够了，把我告倒了我请他吃酒席，怕只怕他没那个口福哩。” 几天后，古宝力被调出了侦察排，去了勤杂班，养猪。 为了表示抗议，我们新兵在开饭前又唱起了《人民海军之歌》。 我心里一直装着当干爹还是不当这个旷日持久的问题，狗大的年龄，按说不应该当人家的长辈，况且还有部队的纪律，这事若是叫连长知道，没准也得像古宝力那样背上一个处分。可是不当又有点不忍，那个叫小国子的孩子对我是那样的倾心，简直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踏上村街，便会看到一对可怜巴巴的向我注视的眼睛。有一次他见我一个人，又跑到跟前叫我干爹，其实班里的一个老兵正跟在我的后面，我急了，朝他吼了一句：“不准叫我干爹，再叫我就揍你啦！”这一下把他吓呆了，手里的草莓都滚到地上了。事后我非常后悔，怎么能这般对待一个孩子呢？我愤然地谴责自己，心中却有某种轻松：或许这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就此会终止了呢。但我想错了。当我再次出现在村街时，那孩子依然站在惯常的位置上向我注视，只是不敢靠前了，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招手叫他过来，他显得很畏惧，一步一步朝我走来。我摸着他的光头顶，半天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可当我低头看他时，我看见他哭了，小脸上沾满了泪水。我的心忽地揪紧了。 我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孙鹏成，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告诉我，这孩子很可怜，他的爹妈受不白之冤死去。部队去年春刚进驻村子时，这孩子就谋求找一个当兵的当干爹。可部队有明文规定不准认于亲，也就没人愿意无事生非了。他说这回孩子一定是认准了你。 我请求孙鹏成给我讲讲孩子爹妈的事。孙鹏成讲了下面的话： 这个叫吕家的小村从历史上就贫穷，据说刚解放的时候做了一下统计，全村三百多口人就有二百多条打狗棍（要饭棍），但从解放到现在村子一直也没富裕起来，自然灾害时这村饿死的人比哪个村都多，愈是贫穷的地方不公平的事就愈多；愈严重。这个村有四个干部，很霸道，群众又怕又恨，背地里把这四个人叫做狼、虫、虎、豹。狼虫虎豹极为好色，其中以“虫’尤为可恶。小国子的爹叫天成，妈叫素红。俩人是县一中的初中同学，在学校相爱，毕业后成了亲，素红长得白净秀气，浑身透出女学生气。他们住在村西北角。“虫”对素红垂涎已久，但直到小国子出生时还未得手。当小国子过了“百岁”，“虫”便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占有女人自然得先把男人支走。“虫”分派天成去公社砖瓦厂出工。天成走的当晚“虫”便破门而入，强迫素红就范，素红不从，两人便滚打起来。“虫”干这勾当经验丰富，先堵了素红的嘴，让她喊叫不出，然后开始撕她的衣裳，很快把素红剥得赤身条条，也正在这时，天成冲进自家门，原来他早猜测到“虫”派他出工是要打素红的主意，于是干完活便匆匆从公社赶了回来，素红正处在危难之时。“虫”没料到，先是一怔，接着恨恨丢掉衣裳碎片走出门去。据说后来天成到公社告过状，但没有结果。天成也便罢休了。然而“虫”却不肯罢休，他精心为天成挖掘了一个“陷阱”。这晚村子放映电影，天还没黑全村的大人孩子便集聚在打麦场上等候县放映队的到来。天成在自家的菜园里浇水，“虫”走来向他分派任务，叫他去仓库领十斤花生回家炒熟，做招待放映队之用。天成就撂下活计去到仓库，仓库的门敞着，他走进去却不见保管员在。他等在那里，好久不见一个人影，看天黑下来，他怕误事，就自己动手称了十斤花生，背着走出仓库大门，这时被两个民兵拦住，质问他为什么偷大队的油料，他赶紧分辩，说是奉命而为，民兵便带他去大队部见“虫”，不料“虫”矢口否认，说花生他已叫另一户炒出来了，就放在大队部里，怎会再分派他炒？分明是偷盗油料。天成一下子明白是“虫”设计陷害他，却有口难辩。当晚天成被民兵押送到县公安局，也在当晚“虫”完成了对素红的强奸。不久案子判下来，天成被判处三年徒刑，发送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天成不服，屡次逃跑，终于被枪弹打死。素红得到天成的死讯已在半年之后，这打击使她疯了，撂下自己的孩子四处奔跑，就像运动员练长跑那样穿着裤头背心奔跑，后来脱掉了背心，再后来又脱掉了裤头，再后人们在一口井里找到她赤裸裸的尸体。 孙鹏成十分简要地对我讲述了小国子父母的故事。若干若干年之后，当我被人们称之为“作家”了，当我面对着几十篇已被印成铅字的粗浅小说感到惶惑，当我虚心聆听着上乘作家们介绍生产上乘小说应如何如何超脱淡泊如何如何写出感觉写得空灵以及如何如何不食人间烟火的时候，我眼前便出现小国子一家的动感十分强烈的画面（我不知道当我坦白出那个不停奔跑的裸体女人给我的感觉最为强烈会不会由此招致道学家们的谴责）。总之，当后来我的小本子上这种类似故事多得使我不愿再记下去的时候，我仍然记得小国子那不复存在的“家”的故事。 那天听完孙鹏成的讲述之后我便断然决定接受小国子执意要送我的干爹头衔，那天我在街上对他说：“你叫我吧，小国子。”他叫了我一声“干爹”，我很郑重地应了一声“哎！”又对他说我要到他家里去看看。 当然当天我没有去，我得做一点准备，我骑车去夏村商店买了一份“认亲”礼。有衣服、鞋子和食品。自然灾害刚刚过去，食品的质量还十分低劣，我估计里面还掺有少量的“代食品。 第二天晚饭后我在小国子的带领下去到他家，见到了他的爷爷和奶奶，还有他的姑姑。我倒万万没想到，他姑姑竟是孙鹏成说的那个“八分”。 我也见到了小国子的爹妈，他们并肩站在挂在墙上的一个像框里。 我忍住心中的酸楚，默默对着像框里的人说：你们死的冤屈，我要替你们申诉，不仅因为我是你们儿子的干爹，还因为我是队伍里的人，这支队伍从成立时起便被叫作人民的军队啊。 孙鹏成从杜家岛回来送给了李岪一大包贝壳及鹅卵石子。李岪非常喜爱。但不久我便发现孙鹏成有些一反常态，他不再去接近李岪，晚饭后也不去陪李岪散步，一个人躺在床板上发怔。情绪焦躁不安。假若有事情他便让我去告诉李岪。我发现李岪同样心神不定，她见了我总是问孙鹏成为什么不来，我回答不出。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情。 这晚又轮到我和孙鹏成上一班岗。孙鹏成背着冲锋枪围弹药库不停地转圈，像一个幽灵，我觉得十分可怕，远远地盯着他。后来又见他划人吸烟，按规定值勤是不准吸烟的，尤其在弹药库值勤要求更为严格。我担心出事，便走过去制止。这时他忽然冲我说道：“我告诉你，李岪要同我结婚。”我吓了一跳，问：“真的？”他说：“真的。”说完一屁股坐在弹药库倾斜的水泥护基上，抱住了头。 我们新兵看到孙鹏成陪李岪在夕阳辉映的旷野里采花的情景时曾议论说他俩倒是挺合适的一对儿，当然我们只是即兴说着玩的，说真的，以我们新兵的眼光，我们在连队看到的婚配十之有九是不大协调的，有时让人哭笑不得。后来我们便想，也许不协调的才是真正的协调的吧，生活对人总不肯如愿以偿，婚姻更是如此，这也是人生的悲剧所在。 孙鹏成说出来的事情给我很大震动，我望着在云中缓缓移动的半轮月亮忽然觉得眼前的生活变得生动而玄妙了，我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掠过旷野向我们连队袭来。 孙鹏成也抬起头看着月亮，月亮忽明忽暗地在他的脸上变幻，显得十分怪诞，可笑。 “你愿意和她结婚吗？”我问了一句。 “愿意，怎么会不愿意？我恨不得和她结一百次婚，可这办得到吗？”他把脸转向我，用十分憎恨的样子盯着我，好像是我妨碍了他和李岪结婚似的。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愿意表达自己意向的人，我对他说：“要结就结，为什么办不到呢？” “宫班长怎么办？我家里的那个怎么办？”他仍然用那种愤恨的口吻回敬我。 我能体谅他，他心里很难受，很矛盾，很冲动。 我说：“孙鹏成，你知道我们新兵都怎么看，我们认为你和李岪很合适……” “真的？”他吃惊地问。 “我们认为挺合适。”我又说一遍。 “我配不上她，真的，我一点儿也配不上她，刚见她时我觉得宫班长配不上她，现在我觉得自己也不行。”他说。 “李岪确实很出色。”我说。 他又把脸转向月亮，久久地凝望着。 “真奇怪呢，”他说，“和家里的那一个在一起时，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和她靠近，没有一点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欲望，可和李岪在一块儿就不，我老想盯着她的脸看，看不够，我的心老在怦怦地跳，老想去碰碰她，摸摸她，想把她紧紧搂住，想和她睡觉……可我知道我不敢……我什么都不敢做……” “你说这个我不懂，我还没产生过这种感情，这种感情大概就是书上写的那种爱情吧。”我说。 夜很静。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只偶尔能听到从村子传来的牲口叫，狗叫。这座弹药库建在村子与县城之间的一个岗岭上。这是团后勤处的仓库，让我们特务连代守。自下连队后，心理上最大的负担就是站岗，凡当过兵的都会知道这么两句话：当兵不当司务长，站岗不站二班岗。现在我和孙鹏成站的就是二班岗。不过此时我们都没有一丝困意。 “龙凤伟，你说我该怎么做呢？告诉我，换上你，你会怎么做呢？”孙鹏成忽然仰脸问我，问得极真诚。 我知道，我的回答将对他十分起作用，但我也必须以真诚来对待他的真诚。 我说：“孙鹏成，我看你可以和李岪结婚，真的，可以。” “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他急急地说，“可你想没想到假若我破坏了宫班长的婚姻……” “这不是破坏，是顺其自然，有一出戏叫王老虎抢亲，你承认你是抢亲的王老虎吗？” “我不承认，我不是王老虎。”他急急分辩。 “这就行了。李岪不愿嫁给宫班长，她愿嫁你，你也愿娶她，这事情就合理。谁都无权干涉。”我说。 “别人真的没权力干涉？” “没有，人应该追求自己的个性解放。” “个性解放？”他的声音很惊讶，“李岪也这么说的，她说那本书上的女主人公就追求自己的个性解放……” “那女人叫琼斯·丽朵。”我说。 “你，你怎么知道的？！” “那本书是我的。”我说。 “是你借给李岪的？” “算是我借的吧。”我这么含混说。 孙鹏成要求我把这本书的故事讲给他听，但此时此刻确不是讲故事的时候，说不上什么时候查哨的连排干部就会幽灵似地在面前出现，那就糟透了。几天前，黄孝平站岗时打瞌睡，叫查哨的副指导员把枪从怀里抽走了，醒后发现丢了枪，顿时吓得尿了裤子。 我只用几句话给他讲了这书的梗概，其实故事本身也不复杂，大庄园主的女儿琼斯·丽朵在结婚的前一天，跟她热烈相爱的家庭教师逃走了，但在半路上被她的未婚夫追上，两个男人进行了决斗，家庭教师中弹身亡，丽朵用事先准备好的枪打死了自己。 听了我的讲述孙鹏成再没说一句话，从水泥斜基上站起，又像先前那般围着弹药库转起了圈子，直转到来人换岗。 后来每当我自愿或不自愿地扮演着唐·吉诃德的角色时我都会记起头一次替小国子的父亲母亲申诉的情景，那时我坚信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如同我坚信正义能够战胜罪恶。为了取得证词我利用所有空闲时间走访与案件有关的人，把谈话详细记录在本子上。 你是大队保管员吗？ 我是。 你认识天成和素红这两个人吗？ 怎么不认识，一个村里的。 我向你了解一下天成偷油料的情况。 他死了，还问这干啥？ 他死了案子不死。你觉得他的案子冤枉不冤枉？ 不冤枉，他犯了法。 他进仓库的时候你不在，你那时在哪儿？ 在茅厕里。 为什么不锁门？ 谁寻思他会来偷东西？ 他偷了多少油料？ 十斤。 他偷东西为啥还要偷个整数走？ 这……这人是有点怪。 天成这人怪？ 怪。不知天高地厚，拿着小腿掰大腿，判了刑还不安分，搭上一条命。 要是冤枉了你，你跑不跑？ 我不跑，哪儿的饭不好吃。 你知道村里谁和天成有仇怨？ 不知道。 干部对天成怎么样？ 好，咱们的干部对社员好。对天成也好 好？为啥要做下套子陷害他？ 没的事，别听外面瞎传传。 你和天成的案子有牵连。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你很坏！ 同志，你咋好这么说。 你很坏！ 你是民兵队长吗？ 我是民兵队长。 天成偷油料叫你抓住了？ 叫我抓住了 你等在仓库外面抓？ 不，叫我撞见了。 你抓住了他，就大喊：天成偷油料？ 我喊了。 他背着口袋，你咋知道里面是油料？ 这……我猜的，油料最值钱，我猜他一准偷油料。 你撒谎。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勾结起来害死了天成和素红。 你别冤枉人！ 你变了质，你拿着人民给的枪，向人民开火，比狼虫虎豹还要坏！你是狈。 我是啥？ 你是狈。 狈是啥？ 狈是狼虫虎豹的牙，狼虫虎豹的腿！ …… 我不断地找有关人谈话，尽管处处碰壁，但我坚持不懈，心中充满着一种崇高感。别的事情我已无暇顾及。当我在傍晚的田野里找村里的老乡了解情况时，我又看见了孙鹏成和李岪并肩向旷野去的身影。 我终于写成了一份申诉材料，写得很长，记叙了事实经过，还有我个人对案情的疑点分析，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都会被打动。我找来一张厚牛皮纸，糊了一个大信封，端端正正在上面写了“县人民法院收”的字样。正要寄走，连长让通讯员把我喊到连部。连长还是穿着白衬衣端端正正地戴着军帽，从那次篮球赛他的帽子被古宝力碰掉后，我们新兵都说能透过他的帽子看到他的秃头顶。就是说他戴帽子已经没有意义了。连’长问我是不是在帮村里的一个死去的罪犯打官司，我说是，但那个人是遭人陷害落狱的，他含冤而死。连长说这个我不管，问题是村干部知道这件事非常恼火，找到连队，说我们破坏了军民关系，干预了地方上的事情，假若不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他们将把连队从村里赶出去。连长要我把写成的材料交出来，我拒绝了，他就大发雷霆起来。 “你，你们新兵从下连队后就不安分守己，和连里做对，早知这样我一个也不要！” 我不说话，心里想的是反正我不能把材料交给你。 “我问你，你想不想当个好兵？想不想进步？” 我说：“这自然想。” “那你从今以后就得站稳立场，不要跟着古宝力那伙人瞎胡闹。” 我说：“连长，你不了解情况，小国子的父母确实是叫村里那个外号叫‘虫’的干部迫害死了，我觉得应该为他们伸冤。” 连长说：“哪个庙没有屈死的鬼？我们部队要是整天价为人打抱不平，我们还怎么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说：“我是利用课余时间调查和写材料的。” “那也不行，我们军人不能干预地方上的事情……”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团里的电话，说团政治处要派一个调查组到连里来，连长对着耳机毕恭毕敬地说欢迎。那时他还没想到调查组是调查古宝力告他的那件事，所以才大说欢迎。 我趁空离开了连部。 团调查组在连里住了两天便走了，这两天找了许多人谈话，记在小本子上。我们新兵常在一起议论这件事，猜测上级会不会给连长处分，给又会给哪种处分。我们不希望给他们处分过重，更不希望撤他的职，因为撤职后他就得离开军队，即所谓解甲归田。他的家在贫困的鲁西南地区，回去可没好日子过。 宫班长回来了。射击场上空的阳光把他的圆桃型的脸晒得更红了。熟透了一般。听说集训结束时的射击比赛他的成绩突出，受到嘉奖。他的精神也很好，乐呵呵地和班里的战士们握年。问长问短。他说在集训队老惦记着菜园种下的菜苗，不知成活率高不高。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你惦菜园的菜苗，就不惦撇在家里的小媳妇呀？”他忙说：“不惦不惦，那有啥好惦的哩。”这时大伙一齐劝他去看看未婚妻，可他坚持要先到菜园里看看菜苗，扛着铁锨向村外走去了。 我忽然觉得他十分可憎。我猜不出他是在装模做样，还是李岪在他心中的地位确不如菜园里的菜苗，但不管怎么说都十分可憎。我又从心里佩服起李岪来，佩服她的眼光，佩服她的勇气。宫班长可以是一个好班长，今后也可以是一个好排长、好连长，甚至会是一个好将军，可他绝不会是一个好丈夫，他不会给生活带来欢愉。他这个人像用木头做成的，没一点水分。 我知道，一场可怕的风暴即将卷扑过来，因为孙鹏成已告诉我，为了得到李岪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他已经给家里的“那一个”写去了信，宣布一刀两断，理由是“他疯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看见宫班长和李岪一前一后相跟着来到食堂。我注意到班长的神情没有什么异样，一副淡漠矜持的表情。李岪也无异于平常，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眼光不时向四下瞟，我知道她是在寻找孙鹏成，然而孙鹏成去师部送文件还未回来。 吃过饭班长和李岪又相跟着走了，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而且隔得很远，若同路人。我看到李岪从我跟前过的时候向我点了点头，我立刻明白她向我点头的意思。她知道我晓得她和孙鹏成的事，也知道我的态度。 晚饭后又是烦人的公差，去弹药库帮炮连来拉炮弹的汽车装炮弹，我借故请了假，因为我必须留下来等候孙鹏成。我们班住的是一间厢房，只有一孔不大的前窗，没有后窗，屋里十分闷热，况且还有一口模样十分狰狞的棺材。在很小的时候我便听说若在梦中见到了棺材，这便是吉梦，是要发财的征兆。我想我们白天黑夜都守在棺材旁那更应有大财可发了，事实上一直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每月所得照例是不多不少的六百分（我们新兵总是如此不恭地提及到自己的六元津贴费）。 我锁上门，迎着孙鹏成归来的方向往村外走去，走出村子后我继续往前走。太阳已经落下西面地平线，但原野上还十分明亮。麦子早已收割，地里生长着苞米、谷子和高粱。走到一条河边我停下了，脱掉鞋踏进清澈的河水中，心里感到十分舒畅。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从桥上过来，是老百姓。走到近前我才认出是“虫”，“虫”也认出了我，止住步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看。“虫”有一副十分强壮的身架，这使他在霸占别人家姜女时很占便宜。 “小同志，”他叫了我一声，口气还算和气，“听说你是从青岛过来的兵？” 我说：“是。” “青岛我去过，是个好码头，解放青岛那年我出夫，进城后有位首长问我愿不愿留下当干部，我说我想家，就回来了。现在想想挺后悔，那是个好地方。” 我说：“那地方是不错，你真该留下当干部。” 他笑笑说：“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人当该吃哪碗饭是定下了。我把自己一碗凉水看到底，也就是当个村干部的料儿。” 我没吱声。我不想和他谈下去。 他又说：“小同志，听说你想帮小国子把他爹妈的案子翻一翻？有这回事吧？” 我针锋相对地说：“有。” 他问：“你找吕起本了解情况啦？” 我说：“了解了。” 他问：“你找吕凤初了解啦？” 我说：“了解了。” 他又问：“你还找管长水、吕起河、吕永福、管长东、吕凤山、吕起义、管仁禄了解啦？” 我说：“了解了。” 他说：“我是当事人，为啥不找我问一问？” 我说：“我找你，你能说实话吗？” 他说：“能。” 我问：“我现在问你，你能说实话吗？” 他说：“能，你问吧。” 我忽然有些紧张，但我又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问他：“你说天成的案子冤枉不冤枉？” 他回答：“冤枉。” 我吃惊地盯着他。 又问：“你强奸了李素红？” 他答：“头一次没成功，叫天成撞上了，抓起天成后我把事做了。” 我问：“你是不是和吕起本一块做下套子陷害天成偷油料？” 他答：“是这样。吕起本是我堂弟。” 我问：“民兵队长也是你事先安排的？” 他答：“这自然，他是我侄子。” 我哑然了。不知再该问什么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就一遭问完吧。”他望着我说，“省得东问西问的，也问不出句实话来。” 他朝我笑笑。 我尽快想了想，却没想出再有什么要问的，只觉得脑袋木木的，像失去了知觉。 “要没啥问的，我走啦，有空到家里坐，好好聊聊。”说完又朝我笑笑。 他上了车子，向村子骑去了。 我久久地位立在河水中，被一种极其深刻的自卑感吞咽着，我觉得“虫”是那般强健无比，而自己却像一只蚂蚁那样渺小可笑。 直到摩托车的马达声使我回过神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 孙鹏成被关进了禁闭室，就在他回来的当晚。 李岪是那般的坦诚率直，晚饭后回到住处，便向宫班长宣告解除和他的现有关系，班长大吃一惊，问为什么，李岪告诉他要嫁给孙鹏成。班长怔了半天，后来飞步跑进连部向连首长做了汇报，开始连长并不相信，找到李岪问了方知是真，觉得事态十分严重。孙鹏成回连后便立即被叫到连部，追问其事，孙鹏成也承认了。当时连长勃然大怒，斥责孙鹏成道德败坏，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要孙鹏成立即同李岪断绝一切关系，并写出深刻检查。孙鹏成拒绝了连长的要求，说选择爱人是他和李岪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两人针锋相对地争吵起来，最后连长下令把孙鹏成关进禁闭室。 李岪知道孙鹏成被关了禁闭已是第二天上午，她找到连长，要求去禁闭室见孙鹏成。连长没有答应，对她说，事实已证明孙鹏成是一个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分子，不要继续受他的欺骗，赶紧悬崖勒马同他断绝关系，并同宫班长重归于好，争取尽早尽快完婚。李岪拒绝了连长的要求。连长又告诉李岪：假若事情没有转变，孙鹏成将受到开除军籍的处分。李岪这样回答：孙鹏成做了农民，我便做农民的妻子。连长无言以对，恼火异常。 这里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犹如大敌当前，进入一级战备。团政治处很快来了工作组，日夜找人谈话，边谈边记，笔走如飞。 我们班轮流给孙鹏成送饭，当然班长例外，他是受害者。所谓禁闭室也只是一间民房，不过更破败些，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连里仍然要留出一间做禁闭室，可见纪律在部队之神圣地位。 第二天中午我便见到了孙鹏成。按规定送饭人一到，看守禁闭室的战士便回班里吃饭，看守工作由送饭人代理，直到正式看守回来为止。 待正式看守走后，孙鹏成朝我笑了，笑得十分舒心。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笑什么，只是想笑。他一边吃饭一边问我外面的情况，我都如实对他讲。说到李岪，我告诉他李岪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时他说：“李岪也许很快就会离开部队，走前我得见她一面。”我说：“恐怕办不到，她提出要见你，连里不允许。”他想了想又说：“无论如何我得见她一次，你帮我给她传个信，叫她今晚日头落山后到村北大草场中间的草棚子等我。她知道那地方。”他说的大草场就是班长曾带我去砍草的旷野。我有些吃惊地问：“你怎么去呢？”他指指后窗：“这儿，我试了试，窗棂都腐烂了。你看着人，我把它推下去。”他果然把整个后窗推掉了，我赶紧跑到房后又把窗子安上去，竟一点儿看不出破绽。我回到屋后见他兴奋得两眼发亮，说：“等以后关你禁闭时也可以从这里跑。”我说：“谢谢你还想着我。” 为防止意外，李岪实际上处于被监视之中，这也确是必要的。她的明里或暗里的主要监护人自然是宫班长。我们新兵发现，以前他们俩人相跟着走是班长在前李岪在后，而现在是李岪在前班长在后，我们还看到班长那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锐利目光。如同押解俘虏一般。 整个下午我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把孙鹏成的话传给李岪。我有些后悔，本不该赞同孙鹏成与李岪见面的计划，假如出现意外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但后悔也晚了，我已无法再见到孙鹏成，只有把信儿传给李岪了。 我忽然想到我的干儿子小国，知道他能帮我做成这件事。我找到他，交给他一张揉成团团的小字条，又如此这般地嘱咐一番。当小国子撒着欢儿往回跑时我晓得他把事情做成了，心里充满喜悦，想着无论岁数大小还是有个儿子好呵。 熄灯之前，村子上空突然响起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哨音，连里有句名言叫新兵怕号老兵怕哨。因为发生最危急的情况总是听到哨子瞿瞿乱吹，吹得人紧张万分。哨声响时我正和吴宝光趴在床上下军棋。班长从外面回来大吼一声：上装备集合！于是我们便赶紧奔向枪架取枪。下班后我并没有分到真正的枪支，只分到一支信号枪。枪和信号弹都装在一个挎包里，背在身上一点也不威风，我曾提出把信号枪拿出来别在腰带上，但班长不允许，说这样不符合条令。为此我深感遗憾。我们带好装备后便飞速奔向连集会场。天已完全黑下来，只是在西天上还能看到一抹淤血似的暗红。在街上我看见村里的民兵也持枪奔向集合点，我知道这叫军民联防。我忽然想到没准是发现小股匪特登陆？最近一个时期上级不断发出这样的通报。我想到这一层心里不由一阵高兴，我们当兵的都盼着和登陆的匪徒打一仗。 集合点在村北的打麦场上。军人和民兵分列两队。鸦雀无声。连长在队前宣布：连队有人失踪，立即将其追缉归队。 我顿时清醒：被追缉的正是孙鹏成。他运气不好，行动败露了。 后来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部队开始行动后便直扑村北的旷野？莫非有人看到或者侦察到孙鹏成的去向？抑或是有人跟踪了李岪？ 两支队伍呈扇面状向旷野包抄过去，我们机动通讯班的任务是限定连指挥位置，准备随时传递指挥员的命令。在我们身后，有线排的战士提着线拐子在放线，他们的任务是随时保障电话畅通；无线排的战士则背着沉重的步话机气喘吁吁，并不时轻轻呼叫着，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清回答的联络信号。我一直几乎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待这些无线电兵的。下连后当得知自己分在通讯班而没有分在无线排时我似乎对整个服役期都绝望了，再后来每当我听到从无线排的教室里传出的滴滴达达的收发报声心就一阵阵颤抖，我甚至对无线排排长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因为听他的发报声就像听泪泪的流水声，极为悦耳。但此刻我才发现果真有了情况他们并不消停。原野无限的黑暗。月亮还未升起，满天闪烁的星星只能使夜显得更加黑暗无边。除了看到周围奔跑的人影，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却闻得见原野那惯常的苦香掺揉的气息。 必须承认，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前进中的每一瞬间都规范得无懈可击，我看到连长手持的那支手枪在黑暗中发光，看到宫班长义愤填膺地平端着冲锋枪，我竟然看到了“虫”，我看见他时吃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我忽然记起他是我们军民联防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此刻他正是置身于他的指挥位置上，嘴里不断发出“肃静跟上”的口令声。从那次河边谈话之后，我更加憎恨他了，而此刻他的出现更使我难以容忍。 我们已经到达旷野的边沿地带，行进速度减慢了。孙鹏成和李岪此时在哪里呢？在草棚子里？还是闻声已藏匿在草丛？我在心中猜测着。一本没有皮面的书使我卷进这个不平常的事件中，这确是我始料不及的。 在白天看，这片茅草丛生的旷野并不很大，从一边可以看得清另一边吃草的牛羊。而在夜间这片草地就显得漫无边际了。队伍缓缓地在齐腰深茅草中向前摸索着，使人颇有一种大海捞针的感觉。兵力不足以完成这样的搜索。因为无法对整个旷野实施完全的包围。在草丛中，连长不时通过电话机或步话机与据守连部的团工作组报告情况，听取指示。身临其境的连长是十分清醒的，他报告说被追捕的人会很容易逃离草地奔上后面那座大山，那就一筹莫展了。工作组的回答是尽一切可能封锁住草地通向大山的地带，必要时可以使用信号弹照耀。于是连长便命令我不离其左右，准备随时执行他的命令。 搜索队伍继续向前推进，透过眼前摇曳的高草，我们看到一个黑色的怪物凸起在草原顶端，我知道这是那座草棚子，我们已搜索到草棚子跟前。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这里是孙鹏成与李岪约见的地点。 连长命令队伍停止前进，他先用望远镜向草棚子看了一会儿，大概没看见什么，然后向我命令：打一颗信号弹！ 我立刻执行命令，从挎包里掏出信号枪，接着又伸手摸信号弹，既然连长没说明施放哪种颜色的弹，我就胡乱摸出一颗，装入枪膛，然后瞄向黑暗的天空勾下了扳机。 一颗红色的信号弹悬在顶空，顿时把旷野照耀得如同着火一般，美丽无比。 “孙鹏成——”我听有人喊了一声。 这时信号弹燃尽熄灭，旷野陷入更深的黑暗中。 “放白色的！”我听到连长激怒的声音。 我赶紧用手指分辨出一颗白弹装入枪膛，再次射向天空。 天亮了，整个旷野被光线压迫得凝固一般，这时我看见孙鹏成和李岪并肩站在草棚前的白色身影。 “包围住！”随一声口令，队伍从两翼包抄实现了对草棚子的包围。 旷野又变得漆黑一团。 “孙鹏成，我是连长，听见了吗？”连长开始喊话。 “听见了连长。”黑暗中的回答。 “你们已经被包围，逃跑没有可能了……” “连长，我们根本就不想逃跑。” “听我的命令，你们举起双手，向我这边走过来，边走边拍巴掌！” “我不是敌人，李岪也不是敌人，为什么要我们举手投降？” “是不是敌人都要举手过来，我们怀疑你身上带有武器！” “我向你保证，我身上没有武器，李岪也没有，我们赤手空拳……” 连长思索了一下，又喊：“孙鹏成，李岪，你们听着，现在再放一颗信号弹，你们必须在弹光熄灭之前到我这里来，听见了吗？” “听见了。”孙鹏成表示同意。 我没等连长向我发出命令，便把手伸进装弹的挎包里。我摸索着一枚枚如同干电池般的信号弹，脑中奇异地升起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枪放红的？白的？还是绿的？更奇异的是只在一瞬之间我便认定应该放一颗绿的，而且绿弹已经握在手中了。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我便苦苦思索着当时我坚定地选择绿色的依据，而终不得其答。 孙鹏成重新住进了禁闭室，让他推掉的后窗已请村里的瓦匠用砖堵住。 只是李岪难办，因为调查还没有结束，暂不能让她回家，而她自己也表示，只要不解除孙鹏成的禁闭，她就不离开连队。 于是只能把她再交给宫班长，除了晚上睡觉时间，其他时候都令其形影不离。当然连里和工作组还有另一番用心：常在一起就能够产生感情，有了感情事情就迎刃而解。 然而事情不仅没有如愿，反而酿成一场悲剧，后来我们新兵才知道产生悲剧的来龙去脉： 那晚宫班长在李岪屋里。时间已晚，李岪叫他离去，说她要睡觉。宫班长却不走，威逼说假若她不答应与孙鹏成一刀两断，他今晚就不离开这里，叫人知道和她睡了，叫她的名声一辈子洗刷不清。李岪听了冷笑一声，问道：你真想娶我做老婆？宫班长答：想。李岪又问：要是孙鹏成和我睡了你也要我？宫班长听了先是一怔，接着瞪眼问道：你真的和他睡了？李岪说：睡了。宫班长顿时全身颤抖，操起桌上的一把暖瓶猛向李岪掷去。暖瓶在李岪头上撞碎，开水烫伤了她的整个面部。半个村子都听到了李岪凄惨的呼叫声。 当晚李岪被送进了县医院。 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是李岪住院后对医生诉说的。 然而宫班长陈述的却是另一情景：李岪辱骂他，他回骂了一句，李岪便拿起暖瓶向他投掷，当暖瓶举在头顶时塞子掉下来，开水都浇在她自个头上 不论事情究竟如何，这毕竟是未婚小夫妻之间的“内政”，似乎不必认真追究。工作组让宫班长去医院陪床，他迟迟未去。 全连上下对李岪的伤情十分关注。她是一个年轻而又十分美丽的女孩子，面伤治愈与否是至关紧要的。 全连只有孙鹏成一人不知道李岪在危难之中，我给他送过几次饭。可我没有告诉他。别人也没有告诉他。 他却告诉我：他和李岪对他们的事不会有任何动摇。 从医院传来了消息，可怕的消息：由于天气炎势，李岪的面部感染了，落下了疤痕，当纱布从脸上解下，李岪已变得面目全非，丑陋不堪。李岪要来镜子看了，当场昏厥过去。 又紧接着传来消息：李岪失踪了，她逃出了医院，不知去向。 她到哪里去了呢？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她回家乡了吗？可是家乡的人还能够再认出她吗？我们预感到她不会回家去。 预感很快得到证实，连里派去她家乡的人回来说：她没有回家。 一个可怕的阴影爬上每个人心头。 人命关天，师里也派来工作组，为得到线索，工作组把情况如实通告了孙鹏成，询问李岪有可能到哪里去。孙鹏成听了只瞪眼说了句：她完了，使昏死过去。 又一个被送进了医院。 但他被抢救过来。 炎热的夏季似乎渐渐过去，凉风吹黄了地里的春苞米，吹红了地里的高粱穗子，吹白了地里的棉花桃。 李岪仍然没有音讯，人们普遍认为她已不在人世了。村里甚至有人说看见了李岪的鬼魂，说看见她在黄昏的旷野上奔跑，头上飘着一条雪白的头巾。 宫班长居然也说看见了她的魂灵，只不过是在梦中。自从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情，宫班长原本木讷的精神变得更加迟钝。他开始一反常态地奢侈起来，经常买零食吃，甚至买酒喝。 孙鹏成从医院回来了，他见到我头一句话便说：“我要和他决斗！” “决斗？” “决斗！” 天，我的那本没有皮面的书，我在心里叫道。 “别胡思乱想，孙鹏成！”我严肃地对他说，“我们是军队，军队有纪律，决斗是不允许的。” “我不管，谁也管不着我，我只要为李岪报仇，李岪叫他害死了，我要替她伸冤报仇。”他执意不听我的劝告。 我有些紧张，我猜想他会说到做到，这势必要酿成一场新祸。我不能听之任之。 我说：“按惯例，决斗是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班长的枪法你是了解的，他是神枪手，也许他会先打死你。”“ “这样也不错。”他说，“在阴间和李岪相会。” “可现在还不知道李岪的死活呢。” “她死了，我知道，她死了。” “宫班长是不会和你决斗的，只要他不同意，你就没有理由强迫他。”我说，想到这一层，我紧张的心弦便松弛下来了。我认定宫班长不是一个能够坦然走向决斗场的男子汉。 果然宫班长没有接受孙鹏成的挑战。第二天孙鹏成以无比憎恶的神情对我说：“那王八蛋不同意，说家里有老娘要他养老，他不能死。我说你想活命就把枪瞄准点叫我死。我说打死你我也得偿命。我说决斗打死人可以不偿命。他不信，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是古往今来的法规。我说你要不同意咱们面对面开枪决斗，我就从背后开黑枪打死你，这两条你自个儿选。” “他怎么讲？”我急忙问。 “后来他同意决斗了，不过不同意用枪射击。” “用什么？” “土坷垃。” “什么？”我似乎没听懂。 “用土坷垃打，相距十步远，向对方投去十块土坷垃。” 我听明白了，心里忽然想笑，却终于没有笑得出。 这天晚饭后我看见孙鹏成和宫班长相跟着往村外的旷野里走去，我知道他们是去决斗的，因为没见他们背枪，我便没向连里报告，也没想跟着去，一是他们没有邀请我做仲裁人，二是这晚我有别的事要做。 但决斗的场面我想象得出：在美丽的旷野里，在绚丽的晚霞中，两上年青强壮的男人把土坷垃一枚接一枚仇恨地向对方掷去，土坷垃在温馨的天空中飞出一道道极标致的弧线…… 奇怪的是就在这晚，旷野中的那间草棚子着火了，我们在村子里看到高高舔向夜空的火焰，却都未理会，也没人跑去救火，因那草棚子实在太破烂了，烧掉也不值什么。我们看到火焰渐渐熄灭下来后旷野又复于惯常的黑暗中。 然而第二天一早，村人在草棚子焚烧遗迹上发现一具尸体，尸体已被烧焦，辨认不出模样，也辨认不出老幼男女。县公安局来现场照了像，尸体便原地掩埋了。许多人都怀疑死者是李岪，但又没有多少根据。 我们连队的人都没有去看那具烧焦的尸体，连长严令禁止。军队不干预地方上的事。 后来，后来是什么时候？大概就是决斗事件的一个月后，孙鹏成被责令提前退役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宫班长也离开了连队，他调到团集训队任射击课程的教员。我们新兵也有五人以不适合在特种连队工作为理由调走，其中有古宝力和我。古宝力对连长的诉讼仍无结果，他表示调走后将再接再励，他说他又给师、军首长写了控告信。我调走的真实原因除了我控告“虫”影响了军民团结这一条外，还因为我的那本没有皮面的书。在师、团工作组的调查过程中，宫班长提供了这个线索。工作组的人认真阅读了那本书，做出的结论是：孙鹏成和李岪就是在这本书的毒害下犯了错误，走上了可悲的道路。做为这本书的传播者，自然我是难逃咎责的。当连长在队前宣布将我们五人调到海岛连队的命令后，我们新兵又唱起了那支人民海军之歌，以示愤懑。在唱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不是说海岛是一艘不沉的舰船吗，我们去海岛当兵倒成了真正的“人民海军向前进”了。听说海岛很美，气候凉爽，还可以吃到新鲜的鱼虾，我愿意到那里去闯荡闯荡。我唯一遗憾的是工作组没收了我的书，我一直想弄清书的名字，失去了这本书，也许将成为我终生的一个谜。 离村前我找到了我的干儿子小国，我对他说我要走了，但我还会为他的父母继续申诉下去。我这么坚定地说，尽管在直觉中我已经感到希望很渺茫。我又问他以后愿不愿跟我去青岛，他说愿意，非常愿意，不过他要求我把他的姑姑也带去，我说好哇，心里似乎又燃起一种希望：人生之路再崎岖，只要坚定地走下去，也许会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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