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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节

　　后来我们站在百货商店的吊扇下面，吃起了冰棍。这是我童年的幸福时刻，那时王立强家中还没有电扇，我是那么吃惊地看着这个旋转的东西，就像是水倾泻时一样亮闪闪，而且是那么的圆。我站在风区的边缘上，不停地走进和走出，感受着有风和无风。那次我一口气吃了三根冰棍，王立强很少有这么慷慨的时候。吃完第三根后，王立强问我还想不想吃，我又点了点头。可他犹豫了，他令我失望地说：
　　“你会吃坏身体的。”我得到了别的补偿，他给我买了糖果。然后我们才离开商店，向家中走去时，王立强突然问我：
　　“你认识那位阿姨吗？”
　　“哪位阿姨？”我不知道他在说谁。
　　“就是刚才走在我后面的。”
　　我才想起来那个在田埂上的年轻女子，她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当时我正紧张地想逃避王立强。我摇摇头后，王立强说：“我也不认识她。”他继续说：“我叫住了你，回头一看竟然后面还有一个人。”他脸上吃惊的神气十分有趣，把我逗得格格直笑。
　　快要到家的时候，王立强蹲下身体悄声对我说：
　　“我们不要说是去乡间了，就说是在胡同口碰上的，要不她就会不高兴。”我当时高兴极了，我也不愿意让李秀英知道我放学后又贪玩了。可是半年以后，我又一次看到了王立强和那位年轻的女子在一起，这一次我就很难认为他们互不相识了。在王立强发现我之前，我就逃之夭夭。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苦思冥想，十一岁的我已经能够费力地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事情了。我逐渐明白了王立强和那个女人之间含含糊糊的关系，我突然吃惊地感到王立强是那么下流，但当我站起来走回家中后，我却是保持了缄默。我很难找出当时保持缄默的全部原因，但有一点我至今记得，当我想到要把这事告诉李秀英时，我突然恐惧地颤抖起来。我成年以后，还常常会出现这样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当时将这事告诉了李秀英，李秀英苍白无力的疯狂，也许恰恰会阻止王立强因此而送命。缄默使我后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在我认为应当遭受处罚的时候，我对王立强的威胁，使我可能逍遥法外。
　　那个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盅，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我拖地板时一转身，拖把柄将酒盅扫落在地，就这么被打碎了。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坏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栗。王立强会像拧断一根黄瓜一样，咔嚓一声拧断我的脖子。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我也知道他不会拧断我的脖子，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处理，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强。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盅，将它们放入簸箕。然后在王立强下班回来时，由于激动和紧张，我突然哭了。王立强吃惊地蹲下身体问我：“怎么啦？”我向他发出了哆嗦的威胁：
　　“你要是揍我，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出来。”
　　王立强脸色当时就白了，他摇着我的身体反复说：
　　“我不会揍你的，我为什么要揍你呢？”
　　我这才告诉他：“我把酒盅打碎了。”王立强先是一愣，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他脸上出现了微笑，他说：“那个酒盅我早就不要啦。”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你不揍我啦？”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完全放心了，为了报答他，我凑近他耳朵说：“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
　　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王立强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强一起散步，当时我是那样迷恋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辉。我的兴致感染了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到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屁股。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人不怕穷，就怕苦呵。”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接着忧虑地说：“你是个小妖精。”然后他换了一种口气：
　　“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刘小青的哥哥，那位我极其崇拜的吹笛手，患急性黄疸肝炎死去了。
　　那时候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子，而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了。可他依然戴着鸭舌帽，将笛子插在上衣口袋里，听说他和两个船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插队，那两个强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欢上了他。他的笛子吹得那么美妙，在乡间寂寞的夜晚怎能不令她们感动。但是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回到城里，坐在自己的窗口吹着笛子，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就会吹出卖梨膏糖的小调，他喜欢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感到窒息的地方，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爱情的丝网恭候着他。
　　最后一次回来，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点。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要把他赶回乡下去。有几次我从他家窗前经过，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他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告诉父亲，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想吃东西，更不能干活。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得肝炎了，刘小青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劝他还是回乡下去吧。他回到乡下以后，才过两天就昏迷了。是那两个健壮的姑娘轮流把他背回到家中。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了这两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姑娘，满腿烂泥，哭丧着脸从刘小青家走出来。当天晚上他就死了。我至今记得他当初离家时暗淡的神色，他扛着铺盖，右手攥着两个鸡蛋，慢吞吞地往轮船码头走去。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死气沉沉了，蹒跚的步履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唯有那支插在上衣口袋里的笛子，在他走去时一摇一摇的，显得稍有生气。这个死到临头的人，在看到我走来时，还想再捉弄我一次。他让我凑近他屁股看看，那里是不是拉破了。我已经上过他一次当了，所以我就对着他喊叫：
　　“我不看，你会让我吃臭屁的。”
　　他嘿嘿一笑，放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屁，然后缓慢地走向了永久之死。当初黄疸肝炎的可怕被极其夸大了，刘小青戴着黑纱来到学校时，所有的同学都叫叫嚷嚷地躲着他。这个刚刚失去哥哥的孩子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走向一个篮球架下打球的同学，那群人像蜜蜂一样立刻逃向了另一个球架，他们同声咒骂他，而他则依然讨好地向他们笑。我当时坐在教室外的石阶上，看着他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球架下，垂着双手一付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他慢慢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近旁站住了脚，装出一付看别处的样子。过了一会，他看到我没有走开，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自从那标语的事后，我们没再说话，更没有那么近地呆在一起过。突然来到的孤单使他走向了我，他终于先和我说话了，他问：“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我不怕。”我这样回答。
　　随后我们两人都不好意思了，把头埋在膝盖上哧哧笑了起来。毕竟我们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了。
　　我在两天时间里，经历了童年中两桩突然遭遇来的死去，先是刘小青的哥哥，紧接着是王立强，使我的童年出现了剧烈的抖动。我无法判断这对我的今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王立强的死，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刚刚和刘小青恢复了昔日的友情，还来不及去和国庆握手言和，那天夜晚王立强就一去不返了。他和那位年轻女子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这样的结局，他们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日子，在那个夜晚被人捉住了。
　　王立强一位同事的妻子，是那个时代道德的忠实卫士，按她的话说是她早就怀疑他们了。这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以自己无可挑剔的贞节，去监视别人的偷情。王立强在这个女人的丈夫出差去外地时，他们共有一间办公室，他带着那个年轻女子黑夜来到这里，将办公桌上的用品放到了地上，然后以桌代床开始他们苦涩的幸福。
　　那个突然袭击的女人，手拿丈夫的钥匙迅速打开房门，并以同样的迅速拉亮了电灯。桌上那一对恋人吓得目瞪口呆，在偷袭者极其响亮的痛斥声里，王立强和他桌上的伙伴都顾不上穿好裤子，就双双跪在她的脚前，百般哀求。在我眼中是那样凛然不可侵犯的王立强，当时是声泪俱下。
　　这个监视已久终于获得成果的女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她明确告诉他们，再求饶也没有用，她说：
　　“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你们。”
　　然后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叫唤了。王立强知道一切都不可改变了，他帮助恋人穿上衣服，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武装部的同事从楼下上来后，他看到了政委，就面有愧色地说：“政委，我犯生活错误了。”
　　政委让几个战士把王立强看守起来，让那个姑娘回家去。王立强的恋人早已泣不成声，她站起来往外走去时仍然用手捂着脸。那个眉飞色舞的女人这时恶狠狠地冲着她喊：“放下你的手，你和男人睡觉时怎么不脸红。”
　　王立强缓慢地走到她身旁，挥起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
　　我无法知道当时更多的情形，那个得意忘形的女人遭受王立强突然一击后，她的疯狂是可想而知的。她张开手指向王立强扑过去时，却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她的愤怒立刻转变成了委屈，她嚎啕大哭了。政委让人快些把王立强带走，留下几个人去劝说这个坐在地上不愿起来的女人，自己则回去睡觉了。王立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坐到了后半夜，然后站起来对一个看管他的战士说，他要去办公室拿点东西。因为瞌睡而迷迷糊糊的战士，看着他的上级有些为难。王立强说声马上就会回来，就径自出门了。那个战士没有尾随，而是站在门旁，看着王立强在月光下走向办公楼，他高大的身影融入了办公楼巨大的阴影之中。
　　事实上王立强没有去办公室，而是打开了由他负责的武器室，拿了两颗手榴弹后走下了楼梯。他贴着房屋，在阴影里无声地走到家属楼前，然后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在西面的一扇窗户前站住脚。他多次来过这间屋子，知道那个女人睡在什么地方，他用小拇指扣住弦线，一使劲砸破玻璃后，就将手榴弹扔了进去，自己赶紧跑到楼梯口。手榴弹这时候爆炸了，一声巨响将这幢陈旧的楼房震得摇摇晃晃，灰尘纷纷扬扬地飘落到跑出去的王立强身上。他一直跑到围墙下面，蹲在围墙的黑影里。
　　那时候武装部里仿佛出现战争似的乱成一团，他听到第二次被吵醒的政委正破口大骂那位失职的战士，还有人在喊叫担架的声音。这纷乱的情景在王立强模糊不清的眼中，犹如一团翻滚而来的蝗虫。后来他看到那幢楼里抬出了三副担架，他听到那边有人在说：“还活着，还活着……”
　　他心里随即一怔。当担架被抬上汽车驶出去以后，他立刻攀上围墙翻越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应该往医院跑去。
　　这天凌晨的时候，镇上那家医院出现了一个拿着手榴弹，满脸杀气腾腾的男人。王立强走入住院部时，值班的外科医生是个大胡子北方人，他一看到王立强就明白和刚才送来的三个人有关，他吓得在走廊里乱窜，同时哇哇大叫：
　　“武装部杀人啦。”大胡子外科医生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大约半小时以后他才稍稍镇静下来，那时他和一个浑身哆嗦的护士站在一起，看着王立强手提手榴弹正挨着房间搜查过来。外科医生突发勇敢，他向护士建议两人一起从后面扑上去抱住他。这倒是提醒了那个护士，眼看着王立强越走越近，护士惊恐地哀求外科医生：“你快去抱住他吧。”外科医生想一想后说：
　　“还是先去报告领导吧。”
　　说着他打开窗户跳出去，逃之夭夭了。
　　王立强一个一个房间搜查过去，周围恐惧的喊叫吵得他心烦意乱。他来到护士值班室，刚打开门，一股力量把门堵上了，他左手的手腕遭受门的猛力一击，然后被夹在了那里，疼得他直皱眉，他用身体使劲将门撞开，里面四个护士对着他又哭又喊，没有他要找的那个女人。他就安慰她们，他不会杀她们的。可她们只知道哭喊，根本就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王立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退了出来。接着他走*胧质跏遥质跏依锏*医生护士早就逃跑了。他看到了两张手术台上躺着两个男孩，认出了是那个女人的儿子，他们血肉模糊，已经死去了。他非常不安地看着这两个男孩，没想到最后死去的竟是他们。他从手术室里退了出去，两个男孩的死，使他无意再去寻找那个女人了。他缓慢地走出医院，在门口站了一会，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该回家了，随即他对自己说：
　　“算了。”不一会，他发现自己已被包围了，他就将身体靠在一根木头电线杆上，他听到政委向他喊叫：
　　“王立强，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
　　王立强对他说：“政委，等老林回来了，请转告他，我对不起他，我不是有意要杀他儿子的。”政委可顾不上这些，他仍然喊：
　　“快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啦。”
　　王立强苦涩地回答：“政委，我已经死路一条了。”
　　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我，打骂过我的王立强，在他临死的时刻，突然感到刚才受伤的手腕疼痛难忍，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帕，细心地包扎起来，包扎完后才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他自言自语道：
　　“我包它干吗？”他对着自己的手腕苦笑了一下，然后拉响了手榴弹。他身后的木头电线杆也被炸断了，灯光明亮的医院，顿时一片黑暗。王立强一心想炸死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只是被炸破一些皮肉。王立强自杀的当天下午，她就出院了，这个惊魂未定的女人出院时哭哭啼啼。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昔日自得的神态，半年以后当她再度从医院走出来时简直有些趾高气扬。妇产科医生的检查，证明她又怀孕了，而且是一胎双胞。那几天里她逢人就说：“炸死了两个，我再生两个。”
　　王立强死后，因此而起的灾难就落在了李秀英的头上。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当王立强生前的一位同事，代表武装部来告诉李秀英时，李秀英成功地挺住了这最早来到的打击。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她一言不发长时间地看着来人，倒把对方看得慌乱起来。这时候她尖利的嗓音突然响起：
　　“王立强是被你们谋杀的。”
　　把那人搞得措手不及，当他再度解释王立强是自杀时，李秀英挥了挥她的细胳膊，更为吓人地说：
　　“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其实是为了杀我。”
　　她离奇的思维使来者痛苦不堪地感到，无法与她进行正常的对话。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又必须征询她的意见，他问她什么时候去领王立强的遗体。
　　李秀英半晌没有声音，然后才说：
　　“我不要，他犯别的错误我要，犯了这种男女错误我就不要。”这是她唯一一句像是正常人说的话。
　　那人走后，李秀英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愤恨地对我说：“他们夺走了我的活人，想拿个死人来搪塞我。”
　　随后她微微仰起头，骄傲地说：
　　“我拒绝了。”这是怎样艰难的一天，又逢是星期天，我呆在家中，杂乱无章地经受着吃惊、害怕、忧伤各种情感的袭击。王立强的突然死去，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
　　整整一天，李秀英都呆在自己屋中，细心照料着自己的内衣内裤，在移动的阳光里移动着那些小凳子。可她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把我吓得浑身哆嗦。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
　　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没一会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仰起脸又喊叫了：
　　“啊——”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在刺眼的灯光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
　　“别哭，别哭，是我。”
　　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她近乎得意地问我：
　　“你认不出我吧。”我来到孙荡五年后，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我打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
　　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一百来米，当她站住脚喘气时，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有几次我刚开口想说话时，她就“嘘”地一声制止了我，轻声告诉我：
　　“一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
　　她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
　　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荡。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雍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那时候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接连叫道：“谁把我扶过去。”她进入船舱以后，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她。我始终扑在窗口，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我才离开窗口，这时候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我怎么办？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十二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突然成了孤儿。我身上分文没有，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我没有钥匙。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出于习惯，我回到了家门前，当我伸手推一下紧团的屋门后，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我在门旁坐下来，哭得伤心欲绝。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我重新哭泣了。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
　　“王立强死了，李秀英走了，我没人管了。”
　　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
　　“到我家住吧，你就睡我哥哥的床。”
　　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可过了一会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可是我没钱买船票。刘小青眼睛一亮，叫道：
　　“去向国庆借。”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刘小青叫他时，他说：
　　“我不过来，你有肝炎。”
　　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
　　“我们过来，好吗？”国庆没再表示反对，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
　　“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小孩，小孩。”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
　　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
　　“到南门怎么走？”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
　　“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
　　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前面是南门吗？”“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
　　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我立刻转回去，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撒腿跑开了，跑了一会回头一看，他正趄趄趔趔地急步追来。这使我很生气，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
　　“喂，你别跟着我，你往那边走。”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那时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摸上了另一条路，急步走了一阵，发现那老人还跟着我，我转回身向他喊叫：“你别跟着，我家很穷的，养不起你。”
　　这时候雨点下来了，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
　　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我在雨中奔跑过去，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我接近村庄的时候，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雨开始小下来。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
　　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同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乱糟糟地堆在那里。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伶仃的胸前，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
　　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但他吸引了我，我就走到他身边，响亮地说：“我要找孙广才。”附录自传
　　１９６０年４月３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时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卖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缴缴*…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１９７３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７０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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