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多，主要是信函联系，其间又有二十多年完全断绝了音讯，然而，他是我的至交中的一个。 1943年，他和荒弩同志在昆明编《枫林文艺》，来信约稿——不是泛泛的几句客气话，信写得很诚恳、热情。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交往。1944年夏，他从昆明来重庆，我当时正在迁移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念书，我们有了见面的机会。由于已有一段通信所奠定的感情的基础，而且，他的为人也是诚恳、热情的，我们很快就成为亲密的朋友。 他落脚在重庆一家旅馆中，为昆明一家布店在重庆进货。 身份是商人，他当然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职业需要上。但他内心更热衷的是文学事业，这是他和我交谈的主要话题。 当时《枫林文艺》已经停刊，他决定另创办《诗文学》。由于要办正式的杂志不可能得到国民党的批准，就只有采用丛刊的形式，不定期出版。同时，他还要推出一套《诗文学丛书》。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当时，荒弩同志还在昆明，只能在通信中为他提供一些主意并组织一些稿件，主要的工作都得由他独自担当起来。 他是初来重庆，当时在重庆的著名诗人，他几乎都一一走访了，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诗文学》第一辑的稿件很快就集齐并出版了，后来又出了第二辑。《诗文学丛书》也接连推出了力扬的《我底竖琴》、汪铭竹的《纪德与蝶》（去年，汪铭竹的家属将此书在台湾重印出版，仍保留了《诗文学丛书》和主编邱晓崧、魏荒弩的名义），何其方的《夜歌》、袁水拍的《诗和诗论译丛》和我的《门》，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丛刊和丛书的组稿、审秘、编排，以至以印刷、校对、发行，主要都由他独自承担，可以想见他的辛劳。我，还有燕郊等友人，也审阅和处理过一些稿件，提过一些意见，只能算是敲敲边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租了一间小房，以陈放出版的书刊，《诗文学社》算是有一个地方挂出招牌，并请了诗人张大旗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 当时纸张、印刷费用不断上涨、出版事业极其困难。他从商，经济状况较一般公务员要好一些，但究竟不过是一个雇员，收入还是有限。他自奉俭约，还要担负家人的生活费，却将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诗文学社”。当时发国难财的人很多，他却甘心在文学事业上赔钱。而且，他主编的丛刊和丛书，在政治倾向上是明显的，在反动派的统治下面，这只会给他带来一些风险。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吐露过早在20年代在昆明参加过革命活动，抗战开始后到过延安，因病经组织上同意返回后方。 那么，他是隐于市、隐于商的进步人士，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昆明。《诗文学》第三辑已编好，而未能出版。我于1946年夏复员到南京。他也又从昆明到了上海，还是为那家布店进货。1947年南京“五·二○”学生运动后，我因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曾到上海暂避过一些日子，食宿都是由他安排的。那年7月我们分手，以后就天各一方了。1955年5月，我被卷进胡风问题的风暴中，二十多年来和他完全断绝了联系。1980年，我的问题得到解决。第二年因写作任务到过昆明，我知道他在个旧教书，很想去看他，但因工作一时走不开，后又病倒了，未能成行。1986年夏，他旅游到武汉，适逢我出差在外，也未能见面。 过去我们交谈时，他只简单地提到过一点他的经历。我从魏荒弩同志发表在1992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枫林似火》一文中，和云南个旧电视台记者荣翔同志的《邱晓崧访问记》的录音中，才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他的历史。他于1927年就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后虽因故两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一直还是热爱党，跟着党走的。解放后，凭着他的斗争经历和一些老战友的关系，凭着他的学识和才能，他原是不难据有一个较显要的职位的。但他却宁愿当一名中学教员，在教学中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年来，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挨过批斗，下放到农场劳改过，他也都默默地承担过来了。一直到70岁时，才从教学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为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和对于名利的淡泊态度，使我深为感动。 他在20年代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同时也开始了诗歌创作，那以后发表过不少作品。关心他的亲友们很希望他能将诗作整理出版。可惜在动乱流离中，他原保留的剪贴本均已丧失。现在由他的学生四处搜集，从旧报刊上查找到了十来首，加上他近年所写的一些诗，编成了这一本《雪之家》。虽然数量不多，但大致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生命脚印，可以看出他在人生中的执着的追求，可以看出那青春时期的火焰还在他老年的心中燃烧…… 晓崧兄长我10岁，已是80高龄。人生的旅途上多风雨，有不少朋友已先后离去，因而我更珍惜还健在的少数故人之间的情谊。当我捧读这本《雪之家》时，深感到它的份量，并回忆起一些往事。我很感激当年他对我的许多帮助。我想说，更为动人的诗，是他正直的为人态度，是他在时代的波涛和真理的感召中默默奉献的一生。 1992年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