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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汝捷先生的《仙·鬼·妖·人——志怪传奇新论》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著作。 志怪传奇无疑是中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因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将经世致用的功利性放在首位，这两种文体虽拥有众多的读者，却从未进入正统文学殿堂，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所编《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以及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为标志，探讨的空气始日益展开。一般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在论及志怪、传奇时，大都强调的是作品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并据此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文体角度来研究其审美特征的，汝捷这一著作还是开创。 从文体上看，从志怪、传奇直到《聊斋志异》，自有一条日臻成熟的发展轨迹。志怪作为初创期小说最重要的文体样式，虽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学的认识意义，但还显得粗陋。 传奇则如鲁迅所说，是我们的祖先“有意为小说”的开端。它曾与律诗并称为“一代之奇”；即用现代的“小说”概念去衡量，也已大致相符。志怪和传奇各有其兴盛时期，而后又相继走向衰微。清初出现的《聊斋志异》乃将两种文体的优长熔为一炉，创造了文言小说的又一个高峰。用著者的话说：“《聊斋志异》正如一道灿烂的回光，照亮了志怪传奇暮色苍茫的原野。” 在这一著作中，著者明晰有序地理出了一条文体演进的脉络，说明了其兴衰嬗递的过程与原因。譬如，对志怪被传奇所取代这一现象，他就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唐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心理，分析了志怪对主体的种种不适应：人们在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下，追求今生现世的幸福，不再像志怪那样，把希望寄托于仙境、来世，寄托于因果报应。 人们要求小说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曲折的情节，不再满足于志怪的“粗陈梗概”（鲁迅语），只是作为简单雷同的宗教例证。 人们对诗美的要求空前高涨，而志怪则缺乏诗情……所以，传奇这一生机勃勃的新文体也就自然地“以对现实生活的拥抱、对艺术形式的讲究和对诗情画意的追求”，取代了自魏晋以来志怪在小说领域的主流地位。当然，传奇也吸取了志怪中于它有用的主题、题材、技巧手段。如著名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便都明显地取材于志怪作品《焦湖庙祝》，只是各自作了极大的再创造，形成了三部杰出的传奇小说。 以上只是聊举一例。本书对文体嬗变的各个环节都有所阐释，诸如志怪如何弥补神话的不足，又如何实现正统外的繁兴，传奇如何受到古文、诗歌的滋润，其作者的审美自觉如何在竞争的空气中得到培养，后来又如何受到词的冲击，受到来自话本的强烈挑战，如何试图复振，等等问题，著者都作出了周密而清晰的回答。 著者指出：“文体的生命决定于它对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适应力。”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立论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一、一种文体的审美特质系由创造主体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 所决定；二、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三、主体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并非凭空产生，不仅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息息相关，而且受到一时的社会风尚和其它文艺体裁的影响；四、文体的嬗递不是简单的抛弃，新旧之间总有某种继承、发展的关系。著者正是立论在这样的基点上，探讨文体的演变过程的。 在引导读者沿着文体的轨迹跋涉的同时，著者又让我们在志怪、传奇的作者们的精神世界遨游。这是本书更主要的部分。 他分析了志怪、传奇、《聊斋志异》文体形式的不同和内容重点的差异，但是他说： 作为独立发展的体系，从志怪到传奇再到《聊斋志异》，又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一以贯之的审美特征。最突出的，就是不以写实、再现为唯一目标或主要目标；作品显示的不是或不仅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是或更是作者真实的内心生活，是主体人格、情操、信仰的表现，是一个幻想和寄托的国度。 著者认为这一小说体系与重写意、重抒情、重表现的传统诗画的审美意境颇为相通。在上引他那段话中，虽然对志怪、传奇的写实功能、再现机制留有余地；分析具体作品时他也或多或少地谈到志怪、传奇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呈示；但他主要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则在强调作品所表现、所流露的主体的内心生活。从这一新的视角的切入，就为志怪、传奇的研究拓宽了领域，并与再现说互为补充。 志怪、传奇、《聊斋志异》的作者通过作品所表达的幻想和寄托，也只能是一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投影，受到历史的限制，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汝捷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感受和分析，窥视作者的意识、下意识或潜意识，探察其内心世界，同时也注意到了由此折射出的时代人文心理。从他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人渴望幸福的种种表现：或向往长生不老，或仰视神仙境界，或梦想世外桃园，或歌颂坚贞的爱情，或赞扬侠义的壮举……。我们也领会了他们对所认定的善的热爱，对所认定的恶的憎恨。幻想任意翱翔，起飞点还是现实的基地。寄托难免虚诞，反映的却是压抑的人性。人们正是通过幻想和寄托使感情得以宣泄，精神得到安慰。 著者给《聊斋志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明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蓬勃发展使一切志怪传奇均无法与之抗衡，《聊斋志异》乃以伟大的成就与《儒林外史》、《红楼梦》鼎足而三，毫无逊色地站在了清初小说的领袖位置上。”但他对那伟大的成就的评述，也不是重复人们常说的作品如何反映、揭露官场的黑暗、科举的弊端、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透过故事表面的恢诡荒诞，结合蒲松龄的身世，剖视作家的内心。他强调《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其中相当多的作品是对作者自身价值的肯定，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肯定；有的作品特别是爱情题材的作品则是一种自我慰藉。当然，蒲氏的内心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烙印。他的悲哀，他的不平，他的自负，他的梦想，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如他一般潦倒落拓的书生的共同心理。 正是从重表现的审美观出发，著者还就西方现代派小说与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相近、相趋之处作了六点比较和阐述，即主体的顽强表现、主题的哲理意蕴、色彩的怪诞离奇、接受的间离效果、梦境的明喻暗示、文风的简洁朴实。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当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不过，这恐怕也是一个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这本书中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文论的把握。 著者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富有审美能力；又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阅读了大量材料。他接受了不少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由于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切入志怪、传奇的研讨，因而就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是睿智的，但或许有的论点也会引起异议。在开创性的研讨中，这是难免的，勇于说出一得之见总比墨守成规要好。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文风却如此亲切。论述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明晰清畅；探讨具体作品时又举轻若重，擘肌析理。笔墨则是一派清新洒脱，有如好的散文，读来毫无枯涩之感。 汝捷先前从事小说美学和风格学的研究。他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开辟的“小说之美”专栏（后结集为《小说二十四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台湾淑馨出版社分别出版简、繁体字本），以其新颖独特而受到文艺界广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近几年来，他又从事小说史文体范畴的研究，这本“新论” 是其成果之一。我读后写了如上一点感想，权作序。 1991年12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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