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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和我的朋友都迟疑地站住。在我的面前，是一座院落的黑色大门。我的朋友伸出手去，快要挨近生锈的门环时，又缩回来了。他回过头来看我，呈露着那样困惑、苦恼的脸色，似乎正面临着什么不幸。接着，他做了一个可笑的鬼脸，轻轻地问：“怎么样？” 这一次拜访是他提议的。我们在一个悠长的、艰苦的八年之后，又回到这个大城来了，我们惊异着这个城市的巨大改变；当幼年时的朋友偶而重逢，我们惊异着各自巨大的改变。于是，我们谈起许多年前的一些事情。当我们面对过，而且也正面对着鲜血淋漓的人生，童年在我们的回忆中，是亲切、灿烂而动人的。那以后，是狂热的少年时代，在民族的灾难面前，我们真诚而努力地贡献我们的热情，抛开了学校的课本，四处奔走，组织集会，参加浩荡的游行行列……自然，这一切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当我们现在谈到时，仍旧有着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相互说起那些已不知去向的友人，最后，当我问起那个时候曾经被我们每一个人都悄悄地爱着的叫做江叶的少女时，意外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她就住在城外，并且，他提议，不妨去作一次冒昧的拜访。我自然同意了。我们大都愿意享受这种——就说是“罗曼蒂克”吧，以好奇和激动，去看望一个十年前被我们悄悄地爱过的、勇敢而热情的少女。 在路上，朋友——我一直忘了介绍他的名字——周大杰向我述说着江叶的情况。他们曾经在路上偶然遇见过一次。她苍老了，她曾经使我的眩目的奇异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他说，她现在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妇人”。——她是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买东西时，与周大杰遇见的。 我沉默地听着我的饶舌的朋友的述说。他的夸张的形容好几次使我忍不住发笑；而这笑声并不能表明我的快乐。我的朋友自我述说着那个少女巨大的变化，而他似乎忘记他自己，十年前那么顽皮、活泼的少年，现在已经是周大杰先生：一个机关里的小公务员，一个“妇人”的丈夫，和一个孩子的父亲。而我，虽然现在我还是一个流浪汉，而当我现在思索着这一些“现实的残酷”的时候，说明我已失去了少年时单纯幼稚的欢乐了。 现在，高高兴兴地一口气跑完了近十里路，我们反而迟疑了，周大杰甚至不敢伸手敲门。是什么力量阻止他？我们相互沉默地望着，站了一会。回过头去，黄昏正好：灿烂的落霞，在蓝天上涂抹着瑰丽的色彩。远山，树丛，茅屋，池塘……都静默着。晚风掀起稻田中金黄色的波浪。在寂静中，我的面前的一颗大树，发出轻微的呼喊。 “怎么样？”周大杰第二次问，微微提高了声音。 我生气地看他一眼，举手轻轻地敲门。门环发出凝重、喑哑的声音。 没有回答。 半晌，这一次是周大杰敲门，敲得很重。“谁呀？”我们听见有人走过院落，门打开了，一个穿得很破乱的中年妇人站在我们面前。她显然是一个女仆。 “找哪个？”一点没有礼貌地询问。 我和我的朋友又相互看了一眼。周大杰告诉她，我们来找“江小姐”。 “江小姐？这里姓张，没有什么姓江的。”那个女仆粗鲁地回答，门几乎就要关上了。 但是，从门的隙间，我看见了一张脸从院内一个窗口伸出来，向着我们这边张望。是的，那是已经有一点苍老了，但我还是认得那张脸，因为我认识那一对还是很大的眼睛。“什么人哪，刘妈？”那张脸问。同时，我听见里面有个小儿的哭声。 “江叶！”我几乎就要喊出来了。我鲁莽地推开了那个女工，向院落里跨进了一步。我正预备开口说话的时候，那女工打断了我。她大叫：“跟你说过了，这里姓张，没有什么姓江的！”我已用不着回答，那张脸突然有着惊异和快乐的表情（那是如此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告诉了我它已经认出来站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了。 “呵！”那脸发出尖锐地呼喊：“马莱，还有——”她看清了在我后面走进来的周大杰，“大杰！……刘妈，刘妈，引他们进来！” 那女工惶惑地看着我们，接着歉意地笑笑：“呵，你们是来找太太的。”她说着道歉的话，引我们走向院落。 一个妇人从门里迎出来，一面在扣着长衫肋下的纽扣。在她背后，一阵风似的跟着三个孩子，从她身后探头向我们望，如同一个巢里面的三只小雀。屋内传出来更大的小儿哭声。“想不到，马莱……呵，房里坐，马莱，你看……”她显然是慌乱了，招呼着身边的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去，大傻，去招呼妹妹。” 我们在房里坐下了。这间屋，如所有的乡下的屋子一样，是潮湿而阴暗的。仅只靠天井的那一边，有着一个钉着木格的窗子。四边的土墙已经有一些颓落了，露出竹篾。左面的墙上，有着一张六寸大的照片，光线太暗，辨不清那是什么人。屋内有着只有乡下才看得到的庞大、坚固、古老的木床，和一张污黑的歪倾着的方桌。大床上有一个正在啼哭的婴儿。女主人慌张地跑过去，露出胸部喂着奶；一面回头为我们张罗着茶水。 我们接过女工为我们递过来的茶杯。我环顾，感到了某种局促和不安，这是在拜访之前没有想到的。而且，虽然我先前就知道她已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在这个小屋内，我仍有着惊异和凄凉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马莱？”女主人询问。我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一点颤抖。我简单地答复了她。她抱起婴儿，正面坐在床沿上。在这个阴暗的屋内，我不能好好地看清她，但感觉这是一个陌生的妇人。她，这个妇人，使我温柔的回忆变得凄凉而黯淡。 我们沉默着。这沉默是生硬而痛苦的。女主人忘记了收回她的笑容，忧郁地凝视我们。周大杰低头长久地玩弄着那只粗糙的茶杯，我躲避女主人的凝视，想起了十年前的欢乐，和一些久已忘却了的细小的故事……火热的场面，风雪夜的奔走，激情的歌唱……那些青春的诗。现在，那时候最出色的女郎就坐在我们面前——以另一种身份。我觉得，我是走进了一篇小说中间，痛切地感受了时间鞭子的抽打……“我们九年不见了，不是？” “是的，整九年。” “时间过得好快呵！”女主人叹息：“这九年，你过得好么，马莱？” 我自然过得不好，我简略地说了一点我的情况。接着，问起她的情况。 “我么？”她凄苦地笑：“你看见的，就是这样……许多话，一时也无从说起。” 我们又沉默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我们是生疏的。我感到这一次的拜访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得到什么，除了失望和痛苦。我想告辞，却又一直犹豫着，如一种什么力量拉扯着，没有开口。 女主人也显然地感到了局面的僵硬，她低头喊一直惊异地望着我和周大杰的三个小孩：“来，喊伯伯，喊马伯伯，周伯伯。” 孩子们畏缩，害羞，不肯喊。 “他们的父亲呢？”周大杰问。 她望着周大杰，似乎不明白他的问题。接着，她又望着孩子们。 “死了！”好久后，她轻轻地回答，垂下了头。 “死了？”我不自觉地惊问。在说出口后，我就知道我的发问是愚笨的。 “在一年前，”她抬起头，用异样的音调回答。我看不见，但感觉到了她的眼泪。“敌人投降前两个月。” 暮色下沉，屋内更暗黑了。女工掌着油灯走进来，将灯放在桌上后，又在我们的沉默中退了出去。 “他是做什么事情的？”周大杰借着桌上的灯点燃了烟，递了一支给我。 “一个军官。” 在油灯的暗弱的黄光下面，这阴暗、古老的土屋，是有了另外一种气氛。我们渐渐地不再感到窘迫。女主人轻言细语地谈了这九年中的她的经历：战争初期，像那时候的多数年轻人样，她是狂热而感动，抛弃了幸福的家，投奔到此方；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军人，发生了爱情，结婚不久，有了孩子。因为战争的变化，她随着丈夫，移到了华中，胜利前两个月，他，那个军官，在一种极端残酷和壮烈的情形下面，死在另一种战场上。 “因为孩子太多，和一点别的原因”，她压抑着激情，低声地说：“我无法继续工作，回到了这边。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贤妻良母了。”沉默了一会后，她抬起头来，“对我失望了么？”我没有回答，我不能回答。点燃了第二支烟。 “这八年，”她说，“对我是一个艰苦的磨炼……现在，因为孩子，只有暂时守着。有时候，心里，苦得很。只要孩子有个交待，我还要再走出去。” 她的热情的低微的谈话，她的在油灯下抱着孩子的姿态，和她的经历，使我们因久别和别的原因而来的距离，渐渐缩短了。她对我，已不是一个生疏的主妇，而是，像九年前一样，仍是我的亲切的友人；我想到，先前以“罗曼蒂克”的心情来拜访她，因为她的苍老而失望，是一种罪恶。 我站起来，走近她，问：“还记得九年前的许多事情么？”“忘不了！”她点头，“回到这个城市来时，我很激动，是希望着什么，期待着什么的。但我发觉这个城市给我的只是冷漠。老朋友也都不见了，——仅只在街上遇见一次周大杰。我也就不大出去了。每天黄昏就这样坐在这个阴暗的窗口。”“还有过去的那种豪情么？” “相信我！”她语调是坚强而痛苦：“还是像九年前一样，帮助我！” 我们站起来告辞，她将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掌着灯送我们穿过院落。田野已溶化在黑暗中，一片寂静。她伸出另一只手来：“那么有空再来玩，我——寂寞。”我紧紧地还握她的手。“再重复一次，”她沉重地说，金色的灯光，摇晃在她有一点苍老、沉毅的脸上，“相信我，帮助我！” 当我想回答一点什么的时候，眼睛突然湿润，就放开了她的手，走了。 她将手上的油灯高举，为我们照路……１９４６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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