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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来春芳的讣告的同时，荻帆还写了一封短简：我难于忍受这样的悲痛，她觉撒手而去。 心脏与尿毒病并发，二者相克。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愿死在医院。她是死在我们长年相聚的小房我深深感到没有还清我对她的爱情的债务。我原指望在余年与她相亲相爱过些时日。 信是在匆忙中写的，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理解了他的哀痛心情。 我为春芳的离去难过，我又失去了一位年轻时代的友人。多年来，每次见到，她总是亲切地接待我，给我许多照顾。我也为荻帆难过，他将怎样承担这永别的悲痛，并忍受今后的孤寂的日子呢？失去了与他在风风雨雨的人生长途上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五十年的伴侣，那种孤寂与空虚，是任何别的感情难以填补的。 我是在１９４０年夏天，重庆北碚认识荻帆的，他那时从抗日战场来到后方，打算投考复旦大学，住在学校边上的一间小茅屋里。通过荻帆，我认识了春芳，她已在复旦大学念书，也喜欢文艺，倾向进步。他们是通过举办小型的文艺晚会开始交往的。认识也并不久，已开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正由于这样，他们——主要是春芳，有时就乐于有我在场。陪伴他们在嘉陵江边，在星光下，散步，谈天，念诗，唱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夏天，虽然我们当时穷得连吃一碗大肉面都是难得的享受。荻帆进了复旦大学以后，１９４１年夏天到１９４２的春天，我也在北碚工作，和他们也常在一起。后我被迫离开北碚，春芳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勒令退学，她和荻帆后来辗转去了成都。我在重庆和他们保持着书信联系。１９４７年我们又相聚在武汉。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了。解放前半年，他们先后到香港，在荃麟同志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解放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北京。我每到北京必到他们家做客，有时还住在那里。五十年来，只有我在困厄的那二十多年里，不能和他们交往和联系。虽然我已在一个可怕的罪名下为人神共弃，但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理解我的清白和无辜的，其中就有荻帆和春芳。在六十年代初，荻帆到武汉时，就敢于来我家看我，并转达了春芳的关怀。在１９７９年秋，我的问题还未解决，到北京去他们家时，他们还是殷切地接待我，一如当年……荻帆于今年四月出国访问，得知春芳病重的消息后，当即动身提前飞回北京。他来信说，春芳经过手术后，已度过了危险期，从医院回到了家中。我因而感到了欣慰。没有想到她还是很快撒手而去了。 她和荻帆共过患难，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荻帆遭罪时，她表现得那样坚强、勇敢，是一个好妻子。她年轻时就要求进步，几十年来，从事革命工作，默默地奉献自己。她可以安息了。但是，荻帆将永久记得她，朋友们也难以忘怀她。荻帆寄来了他今年出国前和她在北海公园的一张合影——这是他们最后一张合影了。我看着照片，有许多感慨。认识春芳时，她是十八岁的少女。荻帆和朋友们都喊她“小史”（她姓史），岁月如流，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她已先离荻帆和朋友们而去，当我在哀痛的心情中写这篇短文时，也真正地感到自己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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