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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道理，解放以来的各次运动中，我都被认为反对鲁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极大的罪状，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惩罚。这完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同鲁迅有点认识，见过也不只一面，既没有当场面红耳赤地吵过架，也没有针锋相对地打过笔战，反对鲁迅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而来?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鲁迅从广州来上海，住在闸北、虹口交界的横浜桥相近的景云里。有一次我在内山书店看见了他，这是第一次识荆。那时内山书店还在北四川路一侧，也是横浜桥相近的魏盛里，一幢石库门的住家房子，在客堂间里摆开了几架书架和铺开了一个书摊，陈列着日本来的书册。我有时也去那里跑跑，看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同老板内山完造到以后才认识，这时只是个普通的过(或顾)客。鲁迅的相貌，因为在报刊上看到过照片和画像，所以一见就认出来了。他穿件青布灰答答的长衫，没有戴帽子，头发长长的，脸孔黑黑的，有点憔悴干枯样子。我没有跟他招呼，不想冒昧地打搅他，他对我当然毫不注意。 不久，由陶元庆兄的怂恿，并由他陪同去拜访了鲁迅先生。当时鲁迅已经很有名望，去晋谒拜访的人很不少，我不愿被认为是因为好奇而去看他的尊容的那些好事之徒，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要去求教于他，所以没有劲。陶元庆同鲁迅是很熟的，在北京时就相结识了，一直受到鲁迅的爱重。他为鲁迅的书作封面作装帧的设计及画图，很得鲁迅赞赏。在元庆口中，鲁迅同他是很亲热而接近的自家人，去看望一次正同走邻舍串门子一样平常。 陶元庆同我是在台州的浙江省立六中同事而相识的。其时学校里发生风潮换校长，新任命了北大数学教师，法国留学回来，也是台州人的陈荩民去当校长。他从北京带了一批教员去台州接任整顿，陶元庆也是他所邀请的一个教师。我是在杭州半路上加入他们这一伙的。那时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计宗型(仰先)是我在嘉兴读书时的校长，由他介绍我去六中试教。那时，我刚从东京高师毕业回来，此后的行动方向未定，到台州去一方面是试行做做教师，一方面是出码头增长点社会经验，不是存心认真教书的。实际也只教到暑假为止，说半年其实不过三个多月，但同陶元庆倒很投机了，甚至放暑假回来，他还特地邀我到他家里绍兴去玩了一天，但因为天雨，什么地方也没去成，却总是我第一次到过绍兴了。是走水路坐乌篷船去的，下雨天关舱下篷，水乡的景色一点也没有领略到。 后来在上海重逢了，是在江湾立达学园。元庆在那里担任艺术专修科的教师，我在那里尽义务教几点钟数学，两人虽不住在一处，但经常见面。也因为元庆的关系，而相识了他的好友许钦文，许是鲁迅的及门弟子，两人在北京时是经常出入于鲁迅家门的熟客，因全是绍兴同乡。元庆热心鼓励我去拜访他们的老师鲁迅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他看我也偶然写写文章，读读文学作品，谈谈文学艺术，而且还想写作编书，因而可以去向鲁迅求教一番，但他也没有对我讲到这个用意，我也竟还想不到此，因为我这人本来不聪敏的。实在有点笨拙。 他领我到了景云里，很熟门熟路地不打招呼就推门进去，他当然不是第一次来。我跟着他走进去，也不见有人来理睬。那时，屋子里好像有不少人在，鲁迅被包围在中间，周围好像全是些年轻小伙子。陶元庆走过去同鲁迅说了话，并把我向他介绍了，我站在一旁向他点头致意，他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一句初次见面的应酬话，比方“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见原来如此”之类，大概因为他跟元庆很熟，就“熟不拘礼”，就一味忙着自己正在进行的事情，继续同小伙子们热烈交谈，没有顾到别的。元庆就退了出来，伴着我在房间里东看看，西望望，之后就失望无聊地不告而别，径自回了出来。元庆对于这次拜访毫无收获，而且为我们受到的冷淡，非常气愤，十分不快，竟自说了些失敬的话：“这老头糊涂透了!”等，好像他是很受了委屈，他同去的朋友没有受到礼遇，即是他受到轻蔑，有点忿忿不平。他不知道，这样的随便，正是表示他们关系的亲密，而不是失礼，但元庆觉得对我抱歉了，几次表示这种意思，不知道我对于世俗的礼节本来也不介意的，并不曾感到什么不好。不过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拜访过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比我年长１９岁，是我们的父执师辈的人，和我在嘉兴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朱宗莱，同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宗莱号蓬仙，是个跛足，人称“跛仙”，也在日本读过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先生在《民报》社为他们八个人特别于星期日开班讲授“小学”，讲许叔重的《说文解字》，所以照旧习惯讲起来，鲁迅应是我的师伯了。其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后来看了许季市和周作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时我只知道鲁迅同夏丐尊一样，在杭州两级师范任过教职，他们是同事，而且夏丐尊也去过日本，可能很早就是朋友了。丐尊先生在立达学园和暨南大学任教职，我们是一道的，他是老一辈的先生。日本学风是尊敬“先辈”的，因而对鲁迅我也怀有些敬意。对于这一次的拜访，虽然感到有点特别，但是没有什么反感，并未影响我对他的尊敬。 随后我同邵洵美编《金屋》月刊宣扬唯美派颓废派的不健康的文艺思想，在月刊上也写了点对《呐喊》的读后感之类的文稿，不好算是什么文艺批评。我不是学文学的，根本不懂文艺批评是怎么回事。这些篇什批评《呐喊》的稿子相当长，而是认真地对于书中每篇作品，都说了几句话。其中有一个主要论点，认为鲁迅这位作家，是有点精神病的，说他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的几篇作品中，都有这种征兆，这种现象。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然不是说完全患了某种精神病，只说在某些地方，有这种征兆。 这种看法，可能我稍稍看了点弗洛伊特的变态心理学得其皮毛，应用到文艺批评上来了。受到这种影响，做了点模仿，以为是一种时髦的新鲜的东西。当时自以为是具有独特的见解而沾沾自喜，这只表示我如何浅薄，但也没有什么轻慢、污蔑这种作品的意思，其实，平时把这些想法讲出来时，反而是很有人赞同的，并且还进一步说，“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点神经病”。他们都会被世俗之见认为是怪人、畸人，不合时宜，痴子乃至狂人。作家也必须有点狂，才能显出他的才气横溢，不同流俗。因之，我的这种精神病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是成了赞美颂扬之辞了。 鲁迅本人也许没有看到过我写的这些读后感，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提到过。 《论语》半月刊的出版，因林语堂等的努力，得到畅销的成果，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了。鲁迅是反对《论语》所取的那种态度的。以为旁敲侧击，讲幽默讽刺来表示点不满不平是不够革命的，而且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有利于反革命。虽然鲁迅也曾为《论语》写过几篇文章，但反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一惯蔑视邵洵美，但又肯为邵洵美办的《论语》投稿，这种做法，为别人所难以理解。我认为这倒是鲁迅的正确做法。他是个自由人，自由地写他自己意思的文章，只要能发表以宣扬他的言论，这就好了。至于在哪一个刊物上发表是不重要的，至少也只是次要的。只要刊物能为他发表言论服务，就好。所以刊物销路大，读者多，他可以认为更好。 那时我自费出版了一本《文坛登龙术》，承他以苇索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登龙术拾遗》一文，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意思是邵洵美娶了盛杏荪的孙女为妻，得到丰富的嫁妆，用了这些钱来开书店搞文学，跻身到文坛上来，是卑鄙可耻的。邵洵美参加了新月书店，同徐志摩友好，新月这一班人原是从北京来的，有许多原来是鲁迅的冤家对头，也许因此迁怒邵君，也把他作为敌人了。邵洵美和盛佩玉的结婚，只是中表联姻，并且也没有什么丰厚的嫁妆，所谓妻财一节，乃是想象出来的不实之辞。 恰好我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三篇一组的杂文，译了一篇《谈监狱》给《人言》周刊登载，原不过想借重鲁迅的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当时鲁迅的文章，在国内极为少见，有号召力。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的来历。不料编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后面加了个注。附注里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这一项注文，大大触怒了鲁迅，他当做也是我所写的，于是我就被叫做邵家帮闲专家，而且认为“提出军事裁判是极高的手笔，其中含有甚深的杀机，并且见到了豪家儿的鹰犬，向权门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同时他还写信给郑振铎申诉，说章的为人恶劣等等。 他指责我为邵家帮闲，好像在先早已有过，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废话，没有道理。邵家此时似已算不上什么豪门权贵而是已经破败了，邵洵美也够不上纨绔浪子，虽然他家里人也的确叫他“大少爷”，那不过像周树人家里人叫他“大先生”一样，是长子长孙罢了。所以说我们交朋友是帮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不会使人感到什么痛痒的。 这些事情，我当时全不知道，也没有多余时间去关心这种闲言闲语，而且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回到乡下，想找寻点安静。那时上海是这样的一片混乱，我实在怕厕身其间了，我的战斗意志、斗争性是很薄弱的。 这些事情原来我没有这样清楚，是全亏得鲁迅的《准风月谈·后记》有第一手材料原原本本记录着。我相信这些记录全是真实的。我以前一直没有看到这本书和这篇后记，所以在１９３５年离开上海以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虽然也听到些风说，实莫明其究竟。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复旦同上海师大两校中文系合编的那部《鲁迅杂文选》上下册里的注释和这些后记，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离沪回乡后，在嘉兴中学教了书，移家住在学校附近。过了一年多些，在报纸上看到登载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新闻，万国殡仪馆里吊客盈门，我既属过后方知，也就不可能去上海吊唁、执绋，这样就轻轻易易地与鲁迅先生永别了。对于这位先辈和师伯，是永远没有办法向他说明这些歧误，以解冤释怨了。我想不到他的这种怨忿是如此之深，甚至于要向郑振铎去申诉。但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夏丐尊、章锡琛这几位他的绍兴同乡去说说呢，这两位同我见面的机会，要比郑振铎多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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