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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开春，我十五岁，升入初中二年级。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是从乡下转学过来的。这个乡下女孩名叫柳红，据说她父母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相继病逝了，她是到城里来投靠亲戚的。她是富农家庭出身。 柳红实际上是个矮个子，但当时的我觉得她长得很高，略胖，脸色像一般的乡下孩子一样被日光和野风吹晒得微黑。那天她穿着深蓝色的土布衣裤来到我们班级，老师把她安排在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 柳红在我们班里很少开口说话，也一直没有要好的朋友。每天她来学校上课和回家时总是独自一人，微低着头，不像别的女孩那么喜欢东张西望。在课堂上，老师好像从不点她的名叫她起来回答提问（当然老师也很少点其他同学的名）。她学习成绩很差。 和她同座的男生名叫王宏。王宏是老师眼中最讨厌的学生，女同学也都不愿意和他同座，老师就让他独个儿坐在未排。我和王宏从小同班，但不是朋友，平时没有来往。 在一天下午，我在校外的一个岔道口看见岔道里有两个人影。那是一条僻静的小道，道的一边有一些低矮陈旧的砖瓦房，另一边是一块废墟地，远处是麦苗青青的农田。我在路边的树丛后面停住，没有往前走。那两个人一个正是柳红，一个是她的同座王宏。在我的印象中，柳红当时是想要走开，王宏不让她走，在和她说话。王宏的背冲着我，约离我二十多米。我在小学时就练就了一门手掷砖块的绝技，那样的距离百发百中。我就在地上拣了一块石卵子，躲在一棵树后朝王宏掷去。石卵子击中了王宏的屁股。王宏叫了一声，回头望一眼就双手捂住屁股急急地溜走了。柳红站在那里，似乎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愣愣地、有些惊惧地朝小道的两头看看。这时候我离开树丛，走到岔道口，往前而去。我没有朝岔道里面转过头去，但能够感觉到她的目光幽幽地在我身上滑过，然后又回过来，随着我，似乎有些阴郁和潮湿，就像那些狭窄的街巷和阴晦的天气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出门去我的一个同学家锻炼身体。那个同学家有一座院子，院子里有一副吊环、一副杠铃、一只单杠，他家还有一些扩胸器、握铃之类的体育器械。我们五六个同学每晚都去，都锻炼得肌肉发达、感觉良好，在学校里有些出名。 那晚我刚离家走出，就被一个人影叫住。那个人好像是从路边的阴影里闪现出来，一下子挡在我面前。我看清了他，说： “王宏，你在这里做什么？吓我一跳。” 他说：“你是到周建国家去锻炼身体吧？我是在这儿等你。” 我问，“你等我做什么？有什么事情？” 他说：“今天下午是你用石卵子扔了我一下，对吗？我的屁股到现在还痛。”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石卵子扔你了。” 他用手摸摸屁股，说：“你不要赖，我知道是你。你为什么要用石卵子扔我？你当我在和那个乡下人做什么？” 我仍说：“什么乡下人？” 他在暗处嘿嘿一笑，说：“你越这么说，越说明你在装糊涂。你明天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对吗？” 我坚持说：“什么事？” 他说：“其实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在这儿等你，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不过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我说：“什么事情？你说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他靠近我一些，又前后望望，把我拉到路边。他这才说： “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说出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那个乡下人是只骚猫，上课时她常把手伸过来放在我腿上，有时还想要摸我的卵，今天下午是她叫我到那儿去的，她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她说那儿的麦田里有一座碉堡，她要我和她一起到碉堡里去。我不敢去，她就反咬一口，说她要告诉别人，我摸她，我就不让她走，要和她把话说清楚。这时候你用石卵子扔了我一下。”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石卵子扔你了。” 他的手仍摸着屁股，又在暗处冲我一笑，说：“反正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你了，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她要是还这样，以后我自己会去报告老师的。” 说完他就跑开了。 次日清晨我去学校上课，刚走进教室就感觉到后排角上有两道目光落在我脸上。一道是王宏的，略有些躲闪的目光含着狡黠、会意、心照不宣的微笑；另一道是柳红的，它似乎也在向我浅笑，显得深挚、热切而又怪诞。我感到惊颤和惶惑不已，脸颊发热，只顾低着头走到自己的座位。 那年春夏之交我们年级出去“野营拉练”，目标是川沙海滩。到达目的地，时近中午，我们虽然又饥又累，但还是兴高采烈地脱掉鞋子冲下沙滩。我记得在柔软潮湿的沙滩上我的脚底常被一些鹅卵石般的光滑坚硬的小东西砧着。我就把那东西从沙子里挖出来，原来是拇指大小的贝壳样的东西。我就自言自语他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到处都是。这时候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身后轻轻地答道，这是黄泥螺，可以吃的。我没有转过头去，也没有说话，蹲下身子用手指在沙子里抠起来。我把抠出的那种东西堆在一起。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沙滩，我不抬头，就会感觉天空是那么高远壮阔，灰黄混沌的海水在远方仿佛一道隆起的堤岸，和湛蓝苍茫的天空相接。那天气候很好，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空气中带着一种漫无边际的清例的潮味儿，沙滩上一时仿佛空无一人。我已经抠了很多那种东西，堆了一小堆。我身后一个影子也在抠着，并把她所抠的每一个也扔在那个堆里。她每扔来一个，虽然是静悄悄的，若有若无，但都在我的心房里发出一种回声，使我越来越听不见别的什么了，看不见别的什么了。我就有些漠然、迟钝地在沙子里抠着，我的心房涨大起来，每一阵回声都使它受惊似地、哆嗦地、迷乱、兴奋、不能自己地涨得更大。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跑过来了两个人，站在我跟前，问我：“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先用脚拨弄了一下那堆东西。我说： “不知道，挖着玩玩。” 我就起身踢了一下那堆东西，把它们踢散了，和他们一起跑开了。 那天下午在回去的路途上队伍走得很乱，大家都已精疲力尽，无心嬉闹谈笑，只顾赶路。我几乎一直独自走在后面。后来到了我们县的曹王公社（中学毕业后我即在那儿插队落户），路下的田地边上有一座旧草棚子，有几个同学在那里歇脚。我也走了下去。那凡个同学离开后，我仍坐着，朝四处看看，梦呓似地说： “这个草棚派什么用的？” “是看瓜的瓜棚。”一个声音似乎仍在我的身后答道。 我没有说什么，从书包里掏出几块饼干吃了起来。我的军用水壶里已经没有水了，我晃了晃那只空水壶，一只粉红色的塑料水壶递了过来。我接住水壶喝了几口。我要把水壶递还去时，有几个男同学跑了过来，那只捏着水壶的手伸到了草棚外面，手臂搁在一根横着的毛竹上边。他们进来见我在吃饼干，便说： “你还有饼干？给我们吃点儿，肚子饿扁了。” 我的手指松开，草棚外面是一条臭水沟，手松开后，那只水壶就滑了下去，几乎没有声音地滚到了水沟里。我把书包里饼干拿出来分给他们。我们吃完后，就一起离开了。到了马路上，有人说： “你怎么和那个乡下人坐在里面？” 我说：“这不关我事，我先在里面，她是后来进去的。” 他问：“你有没有给她吃饼干？” 未及我说什么，他们都大笑起来。 那个学期快结束时，有一天我们班在教室里举行联欢晚会。同学们靠边坐成一圈，让那些有表演才能的同学在中间的空地上唱歌、朗诵、讲故事和跳舞。我毫无表演才能，自觉地和同样没有表演才能的王宏坐在一边。我的另一边是和男同学一样坐成半圈的女同学。那晚很热闹，大家都兴致勃勃，唯独我对晚会的热烈气氛和精彩节目置若罔闻，我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眼前没有喧闹说笑的同学，也没有表演。晚会大约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出了一个意外，教室里的灯一下子全熄了，一片漆黑，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惊叫。老师朝大家大声喊道，大家坐着别动，安静点儿，不要吵。老师话音未落，我只感到有一只手突然伸到我裤裆里抓了一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已经缩了回去。我失声地大声叫道，你做什么！就像是我的声音的作用似的，这时候灯一下子全亮了。在白晃晃的刺眼灯光下，我的脸正扭向我旁边的那个人，两颊发热，怒目而视。我又激动地叫了一声，你做什么！教室里顿时冷场，所有的目光都惊愣地朝向我和我旁边的那个人。当时我似乎并没有十分注意她的反应，我沉浸在自己的激动、慌乱和义愤里，事后她的表情才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她面色发白，眼睛睁得很大，在复明的惨白的灯光和全体同学的注视下无言地望着我。我好像没有看见，又喝斥了一声： “你做什么！”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许多同学都站了起来。 那天夜里老师问我：“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满头满脑是汗，不说话。 老师仍坚持不懈地问我：“你告诉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柳红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我仍不开口。 那时晚会早已结束，老师把我留了下来。柳红也被老师留了下来，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因为我不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老师离开我到那问办公室去和柳红谈话。过了一会儿，老师领着柳红回来了，让柳红坐在我旁边，老师坐在我们对面。老师说： “你们两个当面对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汗水又从我的背心和额头冒了出来。我很难受，头昏脑涨，非常慌张和窘迫。我还是不说话。老师问柳红： “你现在当他的面告诉老师，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没有？” 柳红答：“我没有。” 老师问：“真的没有？” 她说：“是没有。” 老师问我：“那你告诉老师，她对你做了什么？” 我已经汗流泱背，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师问：“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没有？” 我说：“她没有。” 老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提高声音，问道：“你说她没有？如果她没有，你怎么会对她叫：你做什么？你现在是想对老师说谎话、包庇她对不对？这件事本来是和你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说出来，而你不说出来，想要包庇她，就和你也有关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 “柳红！”老师又掉过脸去正色问道：“你说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你以为你不说，他又包庇你，老师就不会知道了吗？你完全想错了！” 老师伸过手去在柳红的额头上戳了一指头。柳红低头唔唔地啜泣起来，说： “我没有，我不知道。” 老师说：“好吧，下学期你回乡下去，不要再来了。” 我仍深埋着脸，浑身掠过一阵寒颤，嘴角哆嗦，无语。 大约是第三天早晨，王宏上学时他后脑勺上贴着一块巴掌大的纱布。同学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不小心跌了一跤，撞破的。那天上午王宏总是嬉皮笑脸地觑我。后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王宏在后面赶上我，对我说： “昨天晚上我差点儿死掉，流了许多血。” 我说：“这关我什么事？” 他说：“是你扔的。” 我问：“什么我扔的？” 他说：“我知道，是你扔的。”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扔你？” 他说：“反正就是你扔的。” 我说：“你不要做梦，说话前想想清楚。” 他顿了顿，说：“以后你再扔我，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说：“你来试试看。” 他说：“你等着瞧吧。” 说完他就朝前跑开了。 我以前请过几位名士来我们学校给文学爱好者作了一场报告。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在那次报告会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张署名“尤飏”的学生寄来的圣诞贺卡。贺卡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当时我上二（5）班文选写作课，那些文字告诉我说，虽然我不上她们班课，我不认识她，但她一直是我的小说的读者，早就知道我了。她说她对文学很虔诚，她有一个大伯，一生的经历非常坎坷，她曾立志要把大伯的故事写出来，至今矢志不移。她说她喜欢我的小说，觉得我很有艺术气质，这次在报告会上见到我，又觉得我颇具有幽默感，她现在就借报告会所给予她的激动和振奋，十分冒昧地寄这张贺卡给我，希望我接受她的圣诞祝福。她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 那时我还是单身，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有一天晚上，我找到了学校主管团委工作的小殷。小殷是我们学校留校的，曾是我的学生。我问她知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尤飏的学生？她说知道的，是二（4）班的。我就请她去通知尤飏，让她晚自修结束后到我办公室来。 这之前我已从别人那里对尤飏有所了解。我班有一个会跳舞的学生，叫杨晓敏，漂亮而随和，伶牙俐齿，在校园里人缘很好，和我关系也不错，平时常来我办公室或寝室和我闲聊，和她谈话是十分省心愉快的。有一回我就问她，认不认识二（4）班的尤飏？她说知道的了但谈不上认识。她问我，你怎么知道尤飏的？我说听她们班主任说，她对文学很虔诚。杨晓敏笑笑说，好像是的，我也听说过的，不过我和她从来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她好像很孤傲，不太合群。又说，她家在徐州，离开父母独自到这儿来读书，这儿又没有亲戚，非常了不起。 那晚晚自修结束后，尤飏就来了。我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即说，门没关。一个身材颀长、略有些胖的女生就推开了门。她站在门口，叫我一声张老师。我说，你是尤飏？她说，是的。我就请她进来。在我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不知是她有些拘谨，还是生性就矜持内向，她坐下后脸上没有笑容，神情显得有些淡漠，她有一张椭圆形的长脸，短发，肤色不白，粗眉大眼，左边眼角那儿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她不响，等我说话。我说： “是殷老师去通知你、说我让你到我这儿来的？” 她说：“是的。” 我说：“你的圣诞卡我收到了，我请你来，是想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她这时令我颇感意外地一笑，似乎想说什么，但仍没有说。我有些勉强地问： “你说你喜欢写作，平时写过什么没有？” 她说：“没有，就是写写作文什么的。” 我说：“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可以把你写的作文拿来给我看看。” 她说：“好的。” 我问：“你家在哪儿？” 她说：“在徐州，我不是本地人。” 我显得很惊讶，问：“是吗，你不是本地人，家在徐州？这儿有亲戚吗？” 她说：“没有。” 我说：“你一个人出来读书，很不容易。” 她说：“这没什么。” 我说：“可见你独立性很强。” 她说：“还可以吧。” 那晚我们大约就谈了这些。我当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想马上把谈话结束，又想和她郑重其事地谈些什么。这使我内心充满难堪、困惑之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说得很不好，平淡无味、意义不明，甚至语无伦次。当我最后终于说道，那今天就这样，再次感谢你的圣诞卡，这时候我不能不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我又觉得更难受了。她走后，我独自在办公室里踱了许久，才回寝室去。 不过事实上那个晚上我可能还是和她郑重其事地谈过些什么的，因为现在为了回忆那些事情，我把她在校期间寄给我的几封信和几张贺卡都找了出来，我发现就在她寄我那张圣诞贺卡后两个月左右，也就是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她写过一封信给我，在那封信里她告诉我说，那次谈话给她的印象很深，她从中得到了许多教益和启示，她觉得我是一个深沉、丰富、独特的人，以前在校园里见到我时就曾想，这个人我一定要认识他。她说，现在她想做的事情，果然就做到了，等等。 或许就是基于她对我的这种看法，在她写那封信给我的那个学期，有一天晚上她到寝室里来找我。那晚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她在我寝室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后，就翻开了那个本子，庄重地摊在膝上，对我说，我刚才到办公室去找你，你不在，我就想你可能在宿舍里。我说，我一般都在宿舍里，不去办公室的。她低眉看着那个本子，说，我来找你，是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我有许多疑惑不解，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导。我说，尤飏，你怎么这么严肃。视线不由得也移到了那本子上。 然后她就开始向我提问题。她的神情一直很严肃，坐姿也十分端正。由于她头发短，又拢在耳后，脸显得特别大，眼角边的那块胎记也显得特别醒目，她的目光总是不十分的亮，似乎有些涩和晦暗，有些沉郁。我记得那晚她大约这样问我：她目前应该读些什么书？为什么她心里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写出来却很平淡，她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她应该和同学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似乎还向我提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对某本书她应该怎么读，和某一位同学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她现在远离父母，独自生活是不是好，等等。我坐在她面前，就像接受采访似的，对那一幕印象很深，对那种氛围、情绪记忆犹新，虽然我说了什么都很模糊了。 以后她又到我寝室来过。我记得也是那个学期，好像是“五·一”前夕，她带着一位女生一起到我寝室来，她向我介绍说，那个女生是她同班的、是她们班里她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她这么说时，那个女孩正襟危坐，脸颊绯红，微笑。那是个身材苗条的腼腆的女孩，笑容羞涩而甜，很标致。那时我刚午睡起来，我有些发愣地、迟钝地望着她们，好像不明白她们的来意。我听着尤飏在对我说，“五·一”节她们班要演一个节目，是个课本剧，可是她们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希望我能够帮她们找一个。她好像把这个意思重复几遍。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在我答复她时，我的普通话里夹杂着许多本地方言。我好像说了许多，表示我无能为力。我好像告诉她们，对课本剧我是不了解的，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课本剧的演出，不只是课本剧，舞台剧我平时都是不关心的，连剧本都几乎没有读过一本，因为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养成兴趣，等等。我说完这些话后，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身，说，那我们走了，张老师，谢谢你。 我没有准备的是，那天晚上尤飏独自一人来了。她在我寝室里只坐了一会儿，说了不多的几句话。她是来告诉我，她很后悔今天下午带那个女同学到我宿舍来，这是很冒昧的。她说那个女同学是她们班的文娱委员，正为找不到合适的课本剧发愁，便托她来请我帮忙，她就和她一起来找我了，而其实她对这件事并不关心。她又说，她不知道刚才自己怎么会脱口而出，说那个女同学是她们班她最喜欢的女孩，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她说出这话，也感到很后悔。 不知不觉地她们那一届就快毕业了。在她们下小学实习回来后，有一天午饭后她来找我。当时我班的舞蹈明星杨晓敏也在，她们俩是为同一件事而来的，即要我在她们的毕业留言簿上题辞。她们俩看来不熟，尤飏进来后，她们俩都无话。尤飏就站起身，交给我那本簿子，把要我题辞的话说了，就先走了。尤飏来前，杨晓敏正在和我聊一件事。那会儿我在南方的一本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有的学生读了，我去上课时，她们把从学校阅览室借的那本杂志放在讲台上，要求我朗读。我说既然你们已经看过了，就没必要再朗读。但是许多学生都说她们没有看过，再三要求我朗读。我还是没有读，仍旧上课。课上完后，剩余了不少时间，我拿起那本杂志，说，现在我给你们读一下吧。学生们没有想到，都活跃起来。我说，其实我是要给你们读的，对你们朗读我的小说是很自然的，可是你们刚才那样哄（hong）我，像是要逼我做这件事情似的，这是为什么呢？她们说，刚才我们不对，我们知道了，现在你读吧。我就对她们朗读了那篇小说。小说是写一位女学生和她的男教师之间的“暗恋”，女学生在校期间，他们虽接触频繁，各怀好感，但一直没有说过什么。女学生毕业后，他们俩竟几年没有见过面。这期间他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恋人。后来有一天，女学生忽然到学校来看望她的老师，她告诉老师，她马上就要出国去了，她已经结婚，丈夫在新加坡，今天她是来和老师告别的。临走前，她在门旁踮起脚尖，吻了吻老师的脸颊。老师不由得搂住她，也欲吻她，可是她却轻轻地从老师的怀抱里滑脱了。她对老师说，我从前曾经暗恋过你，吻你一下是我最大的梦想。说着，她朝老师璨然一笑，转身离去了。我在朗读到这个结尾时，我把女学生吻老师、老师也欲抱吻女生的细节跳过了。教室里气氛非常好，我感觉到所有的呼吸、心跳都融会到了我的声调里。我读完后，就像我把这种越来越凝聚、沉郁的声调抛了出去，教室各处都有了深挚的反响。有一个女生伸出手来对我说，把那本杂志给我看看。我说，你已经听过了，还看什么。她说，给我看看嘛，我只看一段。那天午后，杨晓敏到我寝室来说的第一句话即是，张老师，你今天读小说时非常狡猾。我说，什么狡猾？她说，有一段里面的几个细节你没有读。我说，是吗，我没有读？她说，你不要装糊涂了，那是这篇小说最精彩的几个细节。我说，不可能的，我怎么会不读。她说，你把杂志拿出来，我指给你看。我说，杂志是你们借的，我这儿又没有。 尤飏进来时，杨晓敏正在和我聊这事。杨晓敏说，你今天在朗读小说时，我们班有个男生可以说是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如痴如醉，趴在课桌上口水都流了出来。她说，我没有什么文学细胞，但也觉得小说写得很美。我就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在艺术上，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尤飏离开后，这个话题没再续上。杨晓敏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地透过窗户望着尤飏的背影远去，回头冲我笑笑，说： “张老师，你和她很熟吧？” 我问：“什么意思？” 她说：“没什么意思。我听同学说，你非常欣赏她，说她有个性、有才气，和她很谈得来。你是不是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无论什么动物，孤独的总是品质最高的？” 我说：“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恐怕是虚构的。” 她说：“虚构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本来不认识她。有一次她写了封信给我，说她很喜欢文学，从小就想写一本书。她说她有一个亲戚，一生非常坎坷，她很希望将来能够把她这位亲戚的故事写出来，但对自己目前的写作水平感到很不满意。这样她就和我谈了一次话。后来她又写过几封信，寄过几张卡片给我，也到这儿来和我谈过几次。” 她问：“你看过她的作文没有？” 我悦：“没有。她还没有拿文章来给我看过。不过，我想，一般像她这样的女孩，相貌平常，心气比较高，大都是有才气的。” 她问：“是吗？那张老师，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她话音未落，即显得说错了话似的用手捂住了嘴。 那天她离开时，我不知为什么提醒了她一句，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去对别人说。我没有说明哪些话，她也没问。她好像很会意地答道，我不会对别人说的。当第二天我把她找来，问她有没有对别人说过什么时，她十分肯定地回答我，我对她说的话，她都不会对别人说的。我说，我是相信你的，我只是假设你对别人说过了什么。她说，张老师，我没有对别人说过什么。我说，所以我说我是假设这种情况。 在她们交给我留言簿那天的晚上，尤飏来找我时神情显得有些异常。她问我： “张老师，你是不是对别人说过，我在外面乱说话？” 我说：“我没有说过。” 她说：“你说过的。” 我问：“是吗？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儿？” 她就问我：“你还记得吗，你有一次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那时天已全黑，她坐在我对面，眼睛望着我。她的并不的亮的眼睛就像深远的暗处一对猫眼似的，被黑雾笼罩了，显得有些幽暗和阴郁，甚至有些迷乱。我顿了一会儿，说： “我好像说过的。怎么了？” 她说：“你是说过的。” 我说：“尤飏，我怎么能记住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况且这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这是没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可以肯定我确实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但我确实是不记得了。” 她一笑，说：“像你说的，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谢谢你。” 她就站起身，从我手里接过了她的那本留言簿，和我告辞了。我在那本留言簿上写了什么当时就没有印象，我只记得在被我撕下来的一页纸上我所写的一句关于动物和孤独的话。就是那句我告诉尤飏我不记得是否对她说过的话。在那页纸上，那句话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任何动物，孤独的总是品质最高的——我再次把这句话送给你。 那以后好些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天晚上她离开时的情景，那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记忆。她毕业后，我没有再收到她的信和卡片之类的东西，也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我总想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了结。 妻子小圆那一阵子在读一本描写文人和各色女人作爱的书。据称那本书是传世之著，小圆的心情自然十分虔诚。有一天，小圆回家告诉我，她已读完那本书。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我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很下流，别的没什么，但在你们文人的眼里，也许这种下流里面包含着什么深刻的含义。我没有读过那本书，没有发言权，就只说了一句，你这话倒是很深刻的。小圆说，不过，在这本下流的书里我倒也读出了一点儿严肃的意思，就是你们男人都是很下流的，特别是你们这种文人，下流，加上花言巧语，最大的本事就是欺骗老婆。我现在不知道，你平时对我说的话是不是也是在欺骗我呢？这本书里的那个文人，平常对老婆也是甜言蜜语，道貌岸然，可是谁知道背地里他却在外面拈花惹草，甚至把姘头带到家里来在老婆的床上睡觉，还在家里同时和两个女人乱搞。你们这种文人实在是大无耻了！我想了一句话说，读书应该使人变得更加聪明，你怎么越读越愚蠢了？小圆看定我，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说，你不要太激动嘛，你怎么脸都红了。 小圆说我脸红，她或许是以为她的话使我们俩都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便以此来暗示和奚落我。但她并没有说出来。那会儿我们结婚不久，有一回暑假，我从北京旅游回来，小圆还住在娘家没回，大约是第二天，我出门去市区看我的一个老同学。我有这样的印象，那天气温很高，出门的人不多，车站里显得有些空荡。排在我前面的那人身着一条红颜色的连衫裙，站在那儿不停地擦汗。我们等了不多一会儿，就开始检票了。这时候出了一点儿意外，当我举步向前时，我没有注意到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已经从地上拎起了一捆芦粟，我穿着西式短裤，光裸的小腿前部就一下子碰在了芦粟上。我不禁叫了一声。那个人回过头来，明白了怎么回事，连声对我说对不起。我们低下头去看，我的小腿那儿被刀子似的芦粟硬皮刺破了，出血了。她连声说对不起，并要把手里的一块手帕递给我，让我擦血。我没接那块手帕，只是用手掌把血擦去了。我说没什么，也怪我自己不留神。我确实没有一点儿怪她的意思。我见那捆芦粟数量不小，很沉的样子，我还对她说，你干脆把芦粟放下，我来给你拿上车。她连忙推辞道，这不行，我已经把你的脚弄出了血，怎么再让你替我拿东西。我说，不要紧的，我来拿吧，很方便的。我就伸过手去从她那儿把那捆芦粟拿了过来。她回头有些窘迫地朝我笑笑说，今天真是太难为情了。我说，这没什么。我想了想，又自以为幽默地对她说，你拿的话，我还怕你的芦粟再把我的脚弄出血来。这时候前面的人流动了，我便提着那捆芦粟，和她一起往前走。 上车后我们在后车厢找到了座位。我把那捆芦粟塞在座位底下。车开后，有风吹进来，人觉得凉快了些。听她说话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我问她是不是苏州人。她说是的，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话这么好听，总归是苏州人。她转过脸来笑了，告诉我说，在这儿的乡下，她家有一门亲戚，她现在就是从亲戚家出来，回苏州去。她问，你呢？是本地人？我说，本地人，就住在这个城里，现在是到市区去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已经好久不见了。她说，是吗，怎么会这样的？市区离这儿又不远。我说，不是这个原因。我就给她讲了一个平凡而又动人的爱情故事，我说： “这位朋友本来和我是同事，后来有一个浙江丽水的女学生到我们单位来实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我朋友对她一见钟情。到实习结束时，他们两个已经难分难舍了。女学生毕业分配回了老家，我朋友为了爱情，不久也调到那儿去了。浙江丽水那个地方是个小地方，可以说是穷乡僻壤，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去，但我朋友认为生活质量的高低物质条件是决定不了的，主要还是要由人的素质、由男女双方的关系来决定的。在这方面他们俩确实很富有。” 她说：“听你讲这个故事，很感动的。” 我那时特别喜欢引用一句话，我就说：“幸福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我看他们俩现在很幸福。” 她说：“是这样的。” 她是指我引用的那句话。 我说：“他们俩都在那儿的一所专科学校教书，放暑假回到了上海，我现在就是去看望他们。” 她说：“老朋友见面肯定很开心的。” 我说：“那当然。”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她是到南翔去坐火车。汽车离南翔已不远了，我问她，认不认识南翔火车站？她说认识的，来时就是在南翔站下的车，以前也来过几次。我说，你们苏州很美，我去过几次，苏州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女孩子，男人也都有些女性化，说话也是很嗲气的。她笑了，说，是这佯的，我们苏州的男人都很娘娘腔的。我说，不知你是否感觉到，你们苏州的语言天生就是给你们女孩子说的，不是给男人说的？她说，是吗？可能是这样的，这时车已快到南翔了，我告诉了她。她朝车窗外望了一眼，问我，以后你还会去苏州吗？我说，有机会当然会去的。她说，以后你去苏州，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方便，你可以去找我。我们家就在火车站附近，很好找的。她就告诉了我她家的住址和她的姓名。我说，以后你来这儿走亲戚，也到我家玩。我把我家的地址和我的名字也告诉了她。车到南翔，我帮她从座位底下取出了芦粟，目送她下车，她也在车门那儿回头朝我一笑。和我道别。 她下车后，我继续坐车，到了我的那位朋友家。我因只见到他一人在家，便问他： “你老婆呢？” 他说：“上班去了。” 我问：“怎么星期天也上班？” 他说：“她们单位就是这样的。” 近中午时他老婆回来了。我在他们家吃了午饭。吃饭时我朋友告诉我说，他听说下学期我们俩可能要被安排在一起编一本教材。我说我没听说过。我朋友说，如果这样的活，我们一定要提个条件，让我们脱产。我说，这是当然的。 我又独自在家过了一天。我从北京回来后的第四天的傍晚，我听到了敲门声。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太，手里捏着一封信。她把信递给我，说： “这是你的信吧。地址写了我家的，邮递员把它投在我家的信箱里了。” 我接过信看了一下信封，信是写给我的没错，地址基本都对，只是把我家的“305室”写成了“302室”，信是寄自苏州。我说： “是我的信，地址写错了。谢谢你。” 她说：“不用谢。好些日子没见你们俩了，我还以为你们家没人。” 我说：“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到娘家去了，还没回。” 邻居离开后，我关上门，把那封信读了。信是这样写的（信中的一些错处原文如此）： 张宏（这是我的原名）： 你好！ 也许因为今天在车上碰到了你，我后来一路上运气都很好，很顺利回到了家。现在已经深夜十二点多了，我还一点都不感觉到疲倦。爸爸妈妈都已进入了梦香，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灯下，给你写这封信。 今天真是非常抱欠，我拿的东西把你的脚触破了，还流出了不少血，你不但不责怪我，还为我拿东西。这件事使我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粗心，而你的气量是多么大，具有绅士风度。后来在车上还有幸和你交谈，通过和你的那一番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懂得了许多人生的哲理。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不像你具有深刻思想的女孩子，懂得那么多，你大概还在笑话我今天的表现吧。在此，我要再一次向你表示我的欠意和感谢。 我这个人可能运气比较好，人生的道路一直走的比较顺利，中专毕业后，又有幸进入了我们苏州一家很好的工厂——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这些年来，我在生活中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可以说我还没有亲生接触过一个坏人，使我深深的相信友情，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今天认识了你，更说明这一点，和你的交谈中，就像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现在很惭愧这些年来自己没有好好的读书，虚度了光阴，现在给你写信，使我感到自己的写作水平实在太差，让你见笑了。你如果给我写回信，请一定不吝赐 教，非常感谢。 这封信我就寄到你家里，地址也不知是否写对了。你 若回信，请寄我厂。又打挠你了，十分抱欠。 祝 夏安 吴秋燕 1986年7月Ｘ日 两页普通的信笺上有一缕淡淡的、若隐若现的香味儿，可能是她写信时手上搽了花露水的缘故。信封的背面有一行小字，是她家的地址。我又把信看了一遍，收了起来。 过了两天小圆回来了。她见我在家，问我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 我说：“回来好几天了，你怎么今天才回来？” 她说：“谁晓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离开家就不知道回家的吗？” 我说：“我都一个人在家过了一礼拜了，你在哪儿？还说这种话。” 她习惯地伸过手来在我脸上摸了一下，说：“这不是很好吗，清清静静，没有人打扰你。” 我抓住了她的手。那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开那么久，约有二十来天没见。我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按照程序做事：拥抱、接吻、宽衣解带上床、融为一体。小圆的身体就像她的名字所意味的那样，丰乳圆臀，秀色可餐。天太热，我们身上都热气腾腾、汗流如注，把小圆身下的席子洇湿了，虽然我们没盖什么，落地扇正对着我们吹，小圆的身上有一阵淡香，恰如古语所谓“香汗淋漓”，她的呵气就像口中含了一颗水果糖似的。 她在问我：“这几天在家里做什么？” 我说：“在等你呀。” 她说：“你回来一个礼拜了，为什么不去接我？” 我说：“你为什么不出来，让我等了一个礼拜？” 小圆回来后四五日，一天饭后她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慵倦欲睡。小圆有午睡的习惯。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过去坐下，一只手放在她的光滑圆润的臂膀上，对她说： “小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她扭过脸来问：“什么事？” 我说：“这件事很有趣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告诉你。我从北京回来第二天，我到费洪胜家去，在车站，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的手里拿着一捆芦粟，不小心把我的脚戳破了，她很不好意思，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对不起。到了车上，我们就聊了几句。她是苏州人，在这儿有亲戚，那天她是回苏州去，到南翔去坐火车。在南翔她下车后，我就到费洪胜家去了。我一点都没想到，那天她回到苏州后会给我写信，两天后我收到了她的信。” 小圆问：“信在哪儿？” 我就起身到窗前的写字台那儿去取那封信，交给小圆。小圆接过信，欠起身子，脸上挂着微笑，显得有些讥诮和不屑，读了那封信。我坐在旁边，陪她一起读，一面向她指出信中字句上的错误。她读完信后，把信纸轻轻往前一撒侧过身子躺下睡了。我问： “小圆，你怎么了？” 她说：“没什么，我想睡了。” 我说：“你大概对我有意见吧？” 她说：“你自己去考虑。” 我说：“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是人家给我写信，又不是我给人家写信。” 她说：“你自己去考虑……你怎么会把地址告诉人家的？还有，我回来好几天了，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把这封信拿出来给我看？” 我说：“我早就要告诉你的，怕你笑话我。” 她转过身来，望着我，说：“难道你不可笑吗？人家把你的脚戳破了，流了血，你还讨好人家，帮人家拿东西，表现绅士风度。从这儿到南翔最多半个小时，可是在这半个小时里你居然把家里的地址都告诉了人家。从这封信看，几百个字里她就写了这些错别字和病句，什么素质呢？可是你好像和人家谈得很投机，是不是相见恨晚？我回来了你还舍不得把这件事告诉我，你不感到自己很可笑吗？” 我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的，所以我本来想不告诉你算了，又没什么事情。地址嘛，是她先把她的地址告诉我，说我以后如果去苏州，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去找她。这样我就也把我的地址告诉了她。这是一种礼貌，哪像你说的那样。” 她望着我笑笑，伸过手来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说：“你脸不要红。半个小时里就和人家搞得火热，不可思议。男人怎么都是这样的。” 我说：“我可没有火热，我没有写信。” 她说：“现在你可以给人家写信了。” 我说：“我是要给人家写封信，把这事情了结。” 她说：“何必呢？和她约个时间，以后到苏州去看看她。” 我抓住小圆的光膀子。她翻过身去，把半裸的白皙丰隆的背和臀对着我。她背上奶黄色的乳罩带子和臀间细巧的花裤显得十分醒目，我把精致的搭扣解开，把缩在臀间的裤衩拉了下去，在她身上轻轻地柔抚（她有酸痛病）。小圆不响，好像睡着了似的。 那天午后小圆继续睡觉，我就坐在写字台前写回信。回信如下： 吴秋燕： 你好。来信收到，很高兴地读了。本应早些给你回信，但因那次碰到你后，次日我就到我妻子娘家去了，今天刚回来，所以你的信也是刚收到的。迟复为歉。 从你的来信看，你仍记挂着那天你的芦粟碰了一下我的脚那件事，这使我颇为不安。其实这是一件小事，我的表现谈不上“绅士风度”；再者，如果你不后悔和我认识，这还是一件好事，你说对吗？ 同样从你的来信及那天和你寥寥数语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单纯、天真、聪明的女孩，对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这是我十分钦佩的，因为在生活中这样纯净美好的女孩一向不是很多的。你深信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友谊，这也是我的信念。虽然我们素昧平生，在人生的驿站上只有瞬间的邂逅，可是你却这么信任我，视我为友，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也正是我心里所愿的。我会十分珍视你的这份友情，并将我的真诚与你交换。 希望有空继续给我来信，谈谈你的工作、学习和想法。你这次的来信地址写错了一点，应是“305室”。以后再来这儿走亲戚，请到我家来玩。我若去苏州，有机会也会去府上拜访的。 再次感谢你的真诚和友谊。你所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报。 即颂 夏祺 张宏 1986年8月X日 信写完后，我即把它拿给已经醒了的小圆看。小圆睡眼惺松、赤身裸体地歪在床上看后，仍那样轻轻地往旁边一撒，笑笑。我问她怎么样。她说，很好，她读了这封信一定很感动的，还会给你写信的。我说，怎么会呢，她不会再给我写信了，你看吧。 当天下午我就把信寄出。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我的那封信如石沉大海，不知道那个人是否收到了。 后来有一个夏季的晚上，饭后我出门去散步。在俱乐部那儿我发现树丛中间的一片水门汀场地上有许多人在跳舞。我过去站在旁边观看。当时在播放一支慢三步舞曲，我只站了一会儿，便有一个人在月色和朦胧的灯光下朝我靠近，突然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问我，跳一个吗？我说，我不跳，我是路过这儿，过来看看的。她没有说什么，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手势，从我面前让开，退到我旁边。但是我只是又站了片刻，就朝她转过身去，对她说，好吧，跳一个吧。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她没有拒绝我，没有在乎我的反复，就把身子迎上来，张开两臂。她的裙子的颜色在黯淡柔和的光线里显得特别纯净晶莹，就像晚霞似的，舞步很飘，后背的手都十分柔软，肉感很强，气味芬芳。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在那支舞曲快结束时我对她说，刚才你请我跳舞时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没准备来跳舞，我是路过这里的，很抱歉。她笑笑说，这没什么。我问她，这儿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有一个露天舞场。她说，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说，人倒不少，很热闹的。她说，当然，不要钱的嘛。舞曲结束后，我们退回到场边，聊了一会儿。其时另一支舞曲响了。我们仍站在旁边，看着别人跳舞。待了一会儿，我提议，这儿人太多了，我们到舞厅去跳舞好吗？她也点头说，这儿是太挤了。我们就去附近一家舞厅。在舞厅里，我变得有些沉默寡言，只是跳舞，她则仍比较健谈。我记得我所说不多的话里包含了这样几个内容：1．关于我的职业；2．关于我的儿子；3．关于我对她的印象。她听了我对她的印象后，笑了起来，说，你完全错了，我们家是东北人，而且，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女儿都已读书了。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白色的名片盒，给了我一张她的香气四溢的宝蓝色的名片。我凑着灯光看了看，放进口袋。她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要方便一下，就离开舞厅上了厕所，然后我到了街上，我把那张名片取出来看了又看，把名片扔了。我形单影只地朝舞厅前面的一座石罐里长着一棵雪松的石拱桥上走去。 我总记得多年以前的一件事。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尽管我恐怕永难认真吸取。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忘不了那个在我生命史中第一次划出那么亮的一道弧光的女孩，再也忘不了那个宛如晨风柳枝般温馨轻柔的名字依依。这个名字使我感到和它的拥有者是那么谐和——她既赋予了名字生命，名字也使她显得更为清新柔美。那时候我常在校园里看见她，她走起路来很沉静，很优雅，又似乎充满喜悦。每当她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总不能抑制对她的注视。所以当她三年级时忽然有一天同事把她推荐给我请我给她辅导写作时，我心里真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那时我还不曾认识我后来的妻子李莹，一礼拜有五天住在学校，过着单身汉的生活。那位同事推荐她时曾对我说她有很好的写作天分，好好培养会有出息。我读了她最初几篇习作后感到确实如此，她的作文总是灵气流动新颖不俗，显示了她独特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但是我也感到她的作文缺少章法并且不够深沉。于是我每次都抓住这两点和她谈。最初几个月她写得很疯狂，她像被持续不断的创作冲动推击着，每个礼拜都有两三篇习作交给我。我则始终不厌其烦地和她谈章法与深度。几个月后她开始写得少了，而我也越来越感到她的无章法和深度不够实在是由她的性格和年龄决定的。这样当我再面对她的作文时我开始感到无话可说，也不必再说什么。我从作文上抬起头瞅着她，经过这几个月的文章热后我又注意到了她的音容笑貌。可是我还有什么理由把她留在这里呢？我只好再谈作文。有一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很高兴地和她谈起了作文里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等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都谈完后我只好再回到深度和章法上去，重复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话。为了显示不同我越谈越玄越谈越“深”。她坐在我对面（她的任何姿势都显得很优美），有时垂下脑袋，有时仰起脸看着我，随着我声音的韵律微微点头。终于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张老师，你说这些道理的时候你看我在点头，实际上我一点也不懂。说完她很天真地笑了起来。笑完她又说，张老师，你别看我规规矩矩地坐在这里，实际上我是很狡猾的哪。 我闻言窘得脸上发烧，幸亏我没有忘记自我解嘲地笑笑。然而那时我还是没有明白，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实际上需要的并不是写作。她们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放弃写作，写作对她们来讲还只是一种青春游戏，所以她以学习写作的名义和我交往，结果却因谈论写作而倒胃口，而她事先原是一点没想到会是这样。等她倒了胃口时她才发现这个问题，并马上纠正了它。 这以后她就很少再写作文给我看。到了下一个学期开学后她完全放弃了写作，开始学习漫画。但她偶尔下午或晚饭后还来我宿舍坐坐。她对我解释自己停止写作的原因是想多看点书。我见到她来虽仍很兴奋，但一种歉疚之意已经败坏了我的情绪。我完全把她停止写作归咎于自己，而我本来或许是应该对此感到庆幸的——我不是早就对她的作文无话可谈了吗？然而这时我反而感到她原是可以在章法和深度上有所进步的。这样我在她的笑容面前感到了羞耻，在她的漫画面前感到妒忌，虽然那些漫画都很幼稚。我一句也不谈她的漫画，也越来越感到闲扯的无聊和虚假。可我心里是多么愿意她来，多么愿意她不要离开。好像我所企盼的某种情景就在眼前，然而我却怎么也进不去，怎么也不能与之相融。几年后我与李莹热恋时我才懂得如果彼此相融谈什么都是愉快的，问题不在于活题和方法。那么当我所渴望的那种情景已经在眼前展现，又是什么阻止了我的进入？ 很快半个学期又过去了。下半个学期她和同学们一起离校去实习。实习期间她好像忽然又处于一种写信的冲动里，每个星期都要给我写两封信。我为她的情绪感染，不知不觉地也每信必回。我们在信里闭口不淡写作，谈的都是无聊的琐事，可我却读得津津有味，写得津津有味。或许是因为我不必听见自己的声音，也没有面对她时的尴尬吧。我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这令我终身难忘。 两个月的实习转眼结束了，毕业班的同学又返回了学校。那天白天我没有见到她。晚饭后我去校外散步，在校门口那儿看见她和几个同学一起走在我前面。我一时愣住了，发现自己正是在找她。由于激动我感觉喉咙发涨，脑袋也有些发涨。她穿着一件淡蓝光亮的短袖衬衫和宽松短裤，真像一只美丽轻盈的蝴蝶在我眼前曼舞。可是我却差一点避开，要不是她像有超感似地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她朝我一笑，马上离开同学向我跑来。她跑动的姿势是那么优美，脸颊泛起红晕，明亮的眼睛充满了笑意；风鼓动着她的衬衫，仿佛要把她托起似的。我何尝想到她会这样，一瞬间感动万分，又禁不住心颤起来。我站在晚饭后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我的脸上也挂着笑容，但那笑容连我自己都感到像是刷了一层浆糊。我呆呆地看着她飞快地跑到面前。我听见她欣喜地叫了一声“张老师”。 我说：“你好，实习结束了？” 我的声音躲闪、飘忽、淡漠、超然；我也以这样的目光注视着她，好像最近两个月我和她没有互通了16封信。她个子较矮，略略仰起脸望着我，跑过来时脸上的红晕开始消褪，笑容也化作了一种不知所措的窘相，反衬出了她刚才跑动时的姿态似乎要与我拥抱。她似乎即刻发现了这个错误，脸上又出现了愉快的笑容，她说，“张老师，你知道我刚才跑过来时脑子里在想什么？我想到了电影里的慢镜头。”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不会忘记她说这话时脸上那种表情。我无法描绘这种表情，不过我相信这不仅是一种自嘲。这使我一时间非常感动，也和她一起笑了。可我笑得还是很勉强。我也想作出某种幽默的反应，但我最后说出的只是：“你的动作还不够慢。” 她说：“是吗？” 这么说着，我们一起去了我的宿舍。 这是那年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和以前的多次谈话不同的是，这回几乎都是她在说，我听。她几乎不停顿他说着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说着班里的许多趣事，说着男女生之间的种种故事。这些事她在信里曾经有过记载，只是不如现在说得这么具体。我认真地听着。我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可说，我也不去想她所说的事是否是有趣的。我只是听着，很高兴她能够安坐在这里，并且相信她是愉快的。那一晚我过得很愉快。只是她离开后我的内心才又空茫起来了。这时我不再能肯定她是愉快的，因为我说的话太少了，差不多像个木头人。 不久她毕业了。新学期开学后她给我来了一封信。是封短信，简单地谈了自己的近况，告诉了我她的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我给她回了信，希望她工作顺利、心情愉快。然后我开始等她的再次来信。可是等了整整一年也没有她的信。这期间我多次提笔想主动给她写封信，但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我想她既然不给我来信说明她现在不想和我通信，那我何必写信给她呢？ 一年后，我忽然意外地在办公桌上又见到了她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较长，详细地对我谈了自己一年来的情况。这一年她换了工作，最近又谈了个男朋友。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的男朋友个子和我差不多高，长得也和我有点相像，目前正在办理赴日留学手续。 这以后又是很久没有她的信，整整两年。这期间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李莹并和她相爱了。不久我们结了婚。那年六月下旬，暑假前夕，我忽然收到了她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简单地说她两天后要来学校看我。那天她来了，我才明白她是专程来和我告别的，几天后她将出国。但她告诉我，她不是去日本，她已和先前那位男朋友分手了，她这次是去新加坡——一个月前她已嫁人，她的丈夫在新加坡做生意。 那天她在我宿舍从上午十点一直呆到下午五点才离开。三年不见，她除了神情显得成熟了些没有什么变化。她穿着长裙短衫，作为成熟的点缀胸前挂了条金项链。她的脸化过淡妆，仔细看比从前艳了些。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纯净又透着些不安分的机警和调皮，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她不再像以前做学生时那样和我说普通话，而是说她自己的家乡话。她的家乡话语调柔和悠扬，使我不由得感到说家乡话的她显得更纯美了。 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谈了很多、很久。我们这一回总算是真正地处于一种交谈的气氛中，不再由一个人唱独脚戏了。她告诉我，这几年追求她的人很多，许多是有国外关系的，她说现在选中的这位，是她一位好同学的哥哥，从小认识，人是很牢靠的，也很爱她。说着她便从皮夹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除了他，还有一位自发老人。她说是他的祖父，新加坡一家公司的老板。 到了傍晚五点钟，她必须走了。我们站了起来。这时她忽然像被某种想法逗笑了，指指一面的墙壁说：“要是这几年我住在你隔壁倒是挺有趣的。” 我没有反应过来，很顶真地答道：“这怎么可能。” 她说：“是啊，是不可能的。” 我们走到门口，我伸手要去开门，说我去送送你。但是被她阻止了。她说你不要去送，我们就在这里告别。这时门没有开，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互相凝视着。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笑意没有了，显出一片沉静和温情。我顿时怔住了，心头产生出一种深重的恍惚，仿佛进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热烈的梦境。我的热血开始沸腾，脑袋开始膨胀，一种强烈的激动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恍若看见她忽然朝我嫣然一笑。上涌的热潮模糊了我的眼睛，但我马上又感觉到她抬起双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两肩上。我又听见了她的声音在轻轻地对我说，我能吻你一下吗？未等我作出反应，她已经勾住了我的脖子，踮起脚尖，把红唇凑上来吻住了我的嘴。我感觉到了她的嘴唇的润滑、柔软、温暖和力量。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多少年来的感情再也不可遏制。我从她的背后抬起双手紧紧地搂住了她。我觉得她像只猫似地绵软地在我怀里偎着。我情不自禁地摆动头颅要去狂吻她。但是这时我却感觉到她软软地滑脱了我的怀抱，她把两手放在我的脸颊上，她继续朝我仰起粉红的脸。她说，好了，我们告别吧——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过去曾经暗恋过你，吻你一下曾经是我最大的梦想。说完，她又踮起脚尖吻了我一下。然后她把手落下来，开了门，朝我最后地、深深地一笑，转身离开了寝室。她一直朝前走，没有回头。 我站在门口，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我没有追上去…… 这以后我再也忘不了她的临别赠言，她的那句富有总结性的话：我曾经暗恋过你。我越来越感到这句话真是把某种“禅机”道破了，真是她迄今写出的一篇既有章法也有深度的作文。那时候我常把这句话写在纸上，仿佛读出了它底下没有说出也不必再说的许多话。正是这些话构成了她交给我的最后一篇作品（它确实已不再是习作）。我曾经暗恋过你。我无数次认真入迷地研究着这篇作品，感到读懂了许多，这却又使我十分难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悲哀。这件事便永难忘记了。 那年我二十五岁，当教师三年零三个月。那是1985年5月，我带毕业班学生下小学实习。我负责的那个地区共有二十名实习生，分布在五所小学。这个地区的中心小学接纳了八名实习生，我就和他们住在一起。最僻远的一所村小只有一个实习生。临行前总负责这次实习工作的殷副校长曾特别关照我要多当心她点。我问那为什么把她一个人分在那儿？殷副校长说，那儿只她一个学生，别的学校都离得大远，而且那一带又只有她一个女生。又说，她家就在学校附近，毕业后她总要一个人在那儿工作的。 当时我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在心头滋蔓。 我不认识这个女生，但她的姓名徐青我是非常熟悉的，我早听说了她的一些事。当实习第一天二十名学生集中在中心小学开会时，我见到了她，这时候不知是由于我平时可能无意地看见过她，还是由于我主观上的因素，我没有感到意外，我倒有一种如梦的恍惚，仿佛她就是这样子，但太逼真了。那时我是不知道这种感觉会有什么寓意的。她脸很白，穿什么衣服我忘记了，总之打扮得干干净净，和十九个黑黑沉沉的男同学保持着一点距离坐着。这鲜明而有些古怪的反差至今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甚至感到她天质中有一种妩媚和妖艳，虽然她并不很漂亮。也许这完全是那种反差和我的心境造成的。同样我分不清开会期间究竟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原因促使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留意着她，而当我讲话时我却又一眼不看她。那天散会后她走得很快，我本想和她谈谈，告诉她我会常去她实习的学校看看。也许是我耽搁了，我应该一散会就叫住她。我好像有些紧张。她离开后我朝她去的方向望望，心中有些怅然。 那年我二十五岁，实习生十九岁。我二十五岁不算年少，但我还不懂得女性。我尤其不懂得徐青这样的女性，虽然她是学生，我是老师。实际上我没有很强的为人师的感觉，那天侧目徐青离去时这种感觉已经丧失殆尽。那一整天我郁郁不乐，可又不知道想做什么。徐青不是个好学生，这我很清楚，她曾违反校规，和高她一级的男同学谈恋爱。可是和有经验的老师相反，徐青的这个错误反而使我不知道如何和她相处，如何对她保持一种合适的态度。这问题在那一刻完全暴露了。我侧目她的离去，满心想叫她一声。我叫她一声本是很简单、也很自然不过的。可是我一看见她，一些事便在脑中作祟，她便在我的眼里显得很特别。我忘不了她在学校的大草坪上把头枕在那个男生的腿上；忘不了她在校园里碰见他时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站住，伸过手去拉他的手，不顾（或忘了）身后的女生们正惊慌地注视着自己；我更忘不了当他告诉她他将离校去小学实习两个月时，她一下扑进他怀里，泪流满面；我也忘不了她后来写给班主任的那份检讨。她在检讨中说自己和他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初恋，是很纯洁的，但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她不想为自己作任何辩护，这些话我没想到会给我至深的印象，当时我一点都不认识她。她在检讨中还说，一个人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人？如果不会，为什么许多老师现在都用另一个眼光看我？她在检讨中还说，为什么我已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应该的，你们还要反复找我谈？既然你们指责我的一些行为不知羞耻，为什么又要我不知羞耻地回答那些问题？ 那天我见到了她，我便又想起了她的这些话，并且想起一年前这些话是被当作奇文在老师中间传播的，我想起大家说她写出这样的检查，资格很老。我想起我听说这篇奇文时内心莫名的困惑，也许在我内心深处也有别人那样的想法，也许正是那样的想法种下了我在她面前作为老师的虚弱。可是不作为老师，我又怎样喊住她呢？不寄身于老师的形象，我又怎样显得优越于她呢？ 我第一次到她那儿去，是在隔了一天之后。那个日子有些阴晦，总像要下雨，但天气预报说没雨。我借了辆自行车上路。离开了马路后，路越来越不好骑，有几段甚至坑坑洼洼。半路上还下了一阵雾一样的小雨。一小时后我拐进一条陋巷，才看见那所窄小破败的校门。这时候雨已住了，天仍阴晦，我出了一身汗，感到身上很肮脏，蓬头垢面。校门在陋巷的尽头，那儿很空阔，田地与天空相接，麦香芬芳。我进校门时看见有一个人也在朝里走去，就是她。我看见她的背影，我好像来不及叫她似地骑着车从她身旁擦过去了。我感到背上有些湿热，好像受到了她的目光的抚摸。 校园很小，只有几排平房，六个班级。我见到了校长，在校长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校长是位中年女性，姓陆，很和蔼。我对她说，我是来看看徐青的，听听她的情况。校长说，她很好，本来按照你们学校的要求，应该先让她听一到两周课，但我们学校缺师资，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昨天起就让她上课，她很爽快答应厂。我说，多让她上点课，对她是更好的锻炼，只怕她没有经验，上下好。校长说，她胆子大、脑子活，上得好的。 校长又告诉我，徐青工作热情很高，她家就在附近，可她要求学校给她安排一间宿舍，平时不回家。 我们就这么交谈了一会儿，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校长问我，现在有一节徐青的课，你去听吗？我说，去的。 我们走出办公室，校长带我到后面一排房舍，进了一间教室。教室很旧，泥地，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都有些斑驳。校长说，我门这儿条件很差。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我一眼就看见她在前面的大黑板前背对着我们，正在书写课文的题目：大雪山。校长叫她，徐青，你们张老师来了。她转过身来，看见了我。她的脸上露出一个很深的笑容，叫了我一声张老师，一边朝我们这儿走过来。到了跟前，她对我说，张老师，我看见你来的，我说，是吗？她说，是的，在校门口。我说，路上下了点雨，衣服和头发部湿了。你今天上《大雪山》？她点点头，白皙的脸上略有些红晕。这时学生部已坐好，上课铃响了。她回到讲台那儿，开始上课。我像受了惊似地没有听清她开头讲的几句话。我感到身上仍然粘乎乎的很不舒服。 她的声音清亮甜润，软软的，像许多实习生那样有些不自然。我可以远远地直接地注视着她。她的脸上有了丰富的变化，显得有些陌生。她的白脸即使在阴天的教室里也有一层反光，一会儿晃在眼前，一会儿又退得很远。只有她的声音清晰地在教室里响着。还有她的眼波有几次在我脸上划过。 课结束后，我依旧从后门退出。校长对我说，今天在这儿吃饭，我去食堂说一声，你和徐青谈谈。徐青出来后，到了我跟前，她没有说话，嘴边挂着笑意，眼睛看我，脸有些仰起，我说，课上得不错。她说，上得不好的。我说，是上得不错。我低头翻翻手里的听课记录，又说，你普通话很好，课的安排比较合理，问题的设计总体上也是好的，又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比如板书要规范；不能写不规范的简化字和自由体；课文结尾两句话可以设计这样两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她庄重地听着，不时点头。她的困窘的笑容展开了，有些羞涩。我说，你刚开始上课就能这样，很不错了。你基本功较好，能很快适应小学工作的。她说，是吗？我说，肯定是的。校长对你印象不错，说你住在学校里，不回家。她说，我不想回家。她沉默了片刻，对我说，张老师，你到我那里去坐一会儿吧。办公室很挤，没地方坐的。我问，你宿舍在哪里？她朝我们所在的那排房子的另一头指了一下，说，就在那里。我说，好吧。 我们到了她宿舍。宿舍很小，半间被一堵墙隔开。宿舍处在这排房子的尽头，再过去是学校的一块活动场地，泥土的，那天被雨水淋湿了。我在她宿舍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她给我倒了一杯水。她说，张老师，没有茶叶，要放点糖吗？我说，不要。她说，这水很难喝。这屋子里除了我坐的这把椅子，还有一张床、两只课桌、一口箱子和一只脸盆架。床小小的，很整洁。房门开着，我可以看见前面一排房子这一头的两个房间，一些老师在里面说话和做事。我说，你不去办公室，要紧吗？她说，不要紧，校长知道你来了。她在床沿上坐下来。 我注视着她，脸上挂着笑容，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她不看我，两手十指交错握在一起，搁在腿上。下一课的铃声响了，外面很快平静下来。我说，是第三节课吧。她说，是的。我问，你今天还有课吗？她说，今天没有了。我问，一星期叫你上几节课？她说，很多了，还要上体育课。 我好像感到此事很好笑，笑了起来。她也笑了一下。我说，你难道会上体育课、她说，这有什么，就是叫学生们玩玩。她抬起头来，脸上浅浅的红晕已经退去，白净光亮，目光落在我脸上。她说，张老师，我没想到今天你会来。我说，我当然是要来的。她说，我想你是不会来的。我问她为什么，她抿起了嘴，脸上有一种淡淡的又很深邃的表情。这表情使我忽然一下子浑身热了起来，两颊有些发涨，她在我的视线里变得模糊了。等这一阵莫名的激动过去后，我感到外面又下起了雨，比刚才大些。风也紧了些，雨丝从外面飘进门里，飘进我的后颈。我站起身过去把门掩上。我的这一动作做得很无意，却又很轻柔，几乎没有发出声音。我退回到座位上，不能不又有些心颤。某种情景已经在房间里展开，被那扇门关住了。我听见她在对我说，路这么远，又不好走，我想你是不会来的。 我好像没有听懂她的话，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我感到那种情景像潮水似地默退了。我感到自己不知所措地、古怪地坐着。然后我说，我当然是要来的，她说，是吗？她下响了，眼帘又垂下去。她的床单是蓝白方格子的，她的背后有一块深蓝的窗帘，拉得很宽。我说，我不是来了吗、说着我站了起来，探过身去看了看她桌上的书，又坐下。她忽然有些突凡地对我说，张老师，你还记得三年前报考师范时是你面试我的吗、 这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它当时给了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像我和她之间原来有一个很亲切的故事；或者正好相反。 那天在食堂吃过午饭后我和她道别，她把我送到校门外。在我骑上车前她问我，张老师，你还来吗？我说，当然还要来的。我骑了很远，回过身去招招手，已看不见校门了。 我第二次去她那里是一星期以后。我说不清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去。虽然路远，又下好走，但我确是每天都打算去的，可最后还是过了一星期才重新上路。 那倒是个晴天，一路上微风和煦，春景醉人，路边的麦子正在泛黄，远处的村落好像被一片烟云笼罩了，灰灰淡淡。我出门时有些困窘，这时忽然感到心情少有的舒展，恍若无目的地在野外游荡。直到拐进了那条昏暗的小巷，我才重又变得拘谨起来，内心有些无可名状的紧张和惶惑。 那天校门口空荡荡，上课铃刚打过。我发现我的手表慢了。我径直去她上课的教室，仍从后门进去，在老位置上坐下。那儿有一条长凳，留给听课老师的。我这才抬起头来看她。我想我神情端庄。几个学生回过身来看我。她也在看我。她没有中断她的声音，脸上也仍是上课的表情。可是她的眼睛看着我，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产生出温热的触觉。 课结束后，我仍从后门退出，不一会儿她从前门那儿朝我过来。不知为什么我对她说，你这堂课上得不错，我过会儿再和你详细谈，我现在要先去见一见你们校长。她看着我点点头，脸在阳光下有些苍白，没有表情。我朝她笑笑，朝前面那排房子走去了。 我在校长那儿呆了一节课。校长表扬了她，说她工作勤恳、认真，主动，能力强，对学生和气，对老师尊重，大家都喜欢她。未了校长问我，她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毕业后不会分到别处去吧？我说，一般不会。校长说，我们这里师资一直紧，特别缺年轻人。我问，那你和她谈过吗、校长说，还没有。 午饭照例在学校食堂吃。徐青也在那里，我把饭菜端过去。她快吃完了，对我说，张老师，等会儿你到我那里去吗？我说，去的。她说，我先过去了，你慢吃。 吃完饭后我去她宿舍。此时不觉天已阴了下来，起了一阵风，简陋的校园在风中有些苍凉。我走进她宿舍，门开着，她在批作业。见了我，她起身将那把椅于让给我。桌上有一杯刚沏的茶，冒着热气。她对我说，张老师，你喝茶。我确想喝茶，端起来便喝了一口。她还是在床沿上坐下。房间里很整洁，今天改变了的床单颜色使她显得有些不寻常。那颜色也使我有些晃眼。洞开的房门将这奇异的桔黄的光泽泄漏到室外去，像流水似的，我竟能对此有如此感觉。我看得见的那两间办公室里仍有几个老师在说话和做事。她的两手平静地交错在膝上。 我对她说，你今天没课了，她说，没有了，我说，今天上午你的那节课上得很好，进步很大。她说，上得不好的。我说，是上得很好。她笑了笑。她好像没有十分注意我的话。她间我，张老师，别的学校实习生开始上课了没有？她好像仍有些随意地这么问我。我说，有的也上了，所以这几天比较忙，一礼拜没到你这儿来了。她说，张老师，我当你不来了。 她的脸上有一种神情，我不懂。或者说她那儿早已漫开一种气氛，使我无端地心颤。我对她说，你怎么总是这么看我，我当然是要来的，她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默望着她，没有听懂她的话。我间她，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抬起头来，声音不高，但确实是在对我说，张老师，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领导关照的？ 她的语调是平和的，使她这话听起来并不很突兀。她的脸有些惊人地朝我微仰起，冰清玉洁，那是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淡然和沉静，似乎还暗含了一丝如烟的淡漠的笑意，我的目光尚未从她脸上撤去，此时便在那里凝固了。好一会儿我才像喃喃自语似地对她说，怎么是领导关照的？我的身子和脑袋部有些发涨，眼睛充血了，她在我的视线里便有些晃动和跳跃，化在了那片色彩里。天更阴了些，光亮减弱了，可那里艳丽纯净的色彩却在房间里热热地自由地弥漫开来，使我坐在敞开的房门口不寒而栗，我听见自己又在说，怎么是领导关照的？ 她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她的目光落了下去，落在自己搁在腿上的那双洁白纤长的如梦的手上。她的脸仍朝着我，脸上有一种漠然的执拗的表情，我幽幽地看着她。我再说话时声音有些枯涩。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对她说，刚才校长还对我表扬你，说了你许多优点。校长还想把你留下来。 我不再说下去。外面忽然下起雨来，我才注意到室外早已昏天黑地。雨下得很大，发出哗哗的声音，雨点像上次一样随风打进门里。我也像上次一样起身把门轻轻地合上。我退回到座位上。一种无可名状的情景似乎又在房间里展开了。房间里光线很弱，她所坐的地方面对着南窗，显得亮些。她的眼帘依然垂着，两手依然交错在膝上，几络额发耷拉下来，有些遮住了她的脸，使她脸上显出一团凄迷幽寂的神情。雨打在窗户上，声音很响，令人心惊。在这样满世界的风雨声中我心底潜伏着一种很深的不安，使我神经紧张，好像一切都变得不可理喻了。我想我肯定是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奇怪的压抑，如果说我也确曾短暂地兴奋过的话。她坐在那里，多么像春雨中一颗柔美的孤魂，她的双肩是多么娇弱，她的姿态是多么凄楚。昏暗吞噬着她的形体，却又使她着光的部分，她的乌发，她的脸，她的胸部和搁在膝上的那双纤纤素手突现了出来。这时候我体内的感受、那种奇怪的感受膨胀开来，把风声雨声排推得很远很远。我感到我在这样的感受中获得了一种下可思议的静穆。 我问她，你夜时一个人睡在这里不害怕吗？ 她说，害怕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家？ 她说，我不想回家。 我问，你总说不想回家，为什么？ 她在南窗昏沉的光亮里抬起脸来，那光亮挟里着水汽，蒙在她脸上，湿湿的，那脸便泛起异彩。她的眼圈有些发黑，两颊很苍白，眼睛幽幽地注视着我。她对我说，张老师，难道你没听她们说过，我七八岁的时候，就看见过我妈把外面的男人带回家？ 我说，没听说过。 那一刻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想我是那么说的。那一刻我浑身突然收缩起来，有一道凉意在我的后背及脑后飞速地掠过。 我问她，你父亲呢？ 她说，他也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是他们的累赘。 我说，我确实一点不知道。 她的嘴唇微微翕动，显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她对我说，你总会知道的，张老师，你总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会说这是遗传的，命中注定。 我说，怎么会呢，即使如你所说，你和你母亲也是不一样的。她说，是吗？她的唇间露出一线雪白的牙齿，那种笑容似乎在她的唇上凝固了。她又说了一句，是吗？眼神有些空茫，落在我脸上。我一直不懂她那么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认真地问我。雨仍在下着，下得很大，很吵闹，又很沉静。 这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漫天遍野的风雨声吞噬了一切，淹没了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哗哗的风雨声构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的遥远的背景。也许这是我的神经得以休憩的一个短暂的间隙，也许这是许多兴奋点之间的一段滑坡。然后我看见了她的一个动作：她忽然从腿上抬起那双白手，合在脸上捂了一会儿。等她拿开手后她对我说，张老师，我设想到我会和你这么坐着说话，那时候是你面试我的。我说，是吗，我也没有想到。 说了这话，不知为什么我侧脸朝窗外看去。雨还在下，下个不停，窗外灰蒙蒙的。我忽然对她说，你过来批作业，我让你。她说，作业不要紧的，我晚上可以批。我说，你来批吧。我站了起来，把那把椅子让给她。 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停的。记得有一刻我们的目光几乎同时转向窗外。我们显然都很注意窗外雨声的变化。那时候雨已经悄悄地停了，但天空仍然很阴沉，好像是在夜里。我说，雨不下了，我该走了。说着我朝她走过去。她也站了起来，当她向后推开椅子转过身时，我已走到她跟前。我把不知什么时候拿在手里的两本杂志搁在课桌上。我们不能不面对面地站着。我想我们之间出现这样的姿势恐怕是命定的，恐怕是命运安排给我的一道坎儿。我注视着她，我还从未没有这么切近地正面注视过一个女孩，况且她也正仰起脸注视着我。她的气息似乎麻痹了我的神经，使我的反应变得迟钝了，我仍然那么站着。我说，我要走了。她说，张老师，你还来吗？我说，来的。灯光从下面泛起照亮了她的颈部和右边的脸颊，她左边的脸颊隐入了朦胧的暗影。她对我说，张老师，你肯定不会再来了。我说，肯定来的。这时候她好像脚下吃了一绊，身子忽然朝我倾过来，转眼间她的头已经靠在我胸前，她的身子已经落在我本能地屈起的两臂上。可是我的两臂在本能地屈起接住她的同一时刻，又把她推了出去。我把她推倒在身后的椅子上。记得我随即声音很高地说了一句，你这是做什么！然后我绕过她，开门走了出去，把她撇在屋里。外面又在渐浙沥沥地下雨，但比刚才小多了。我冒雨骑回中心小学，浑身透湿，两颊绯红，像发烧了似的。 那天夜里我躺在中心小学的宿舍时，我身上仍在发热，微颤，胸口发胀，我的闭着的眼前，在那样铮谧而又喧嚣的黑暗中不断地浮现出她突然向后倒在椅子上的情景，她的向后倾斜的身子已经改变了形态，显得十分可怕、怪异。房间里一直弥漫着她头发上的香皂味儿，这味儿变得越来越浓郁和刺鼻，似乎又不止是香皂味儿。我躺在床上，止不住心跳和颤抖。我虽然一夜无觉，却又像连续八小时乱梦颠倒。我的记忆已经完全失去了她的面容，那儿现在仿佛是一个无底的黑洞，什么也没有，使我惊颤，使我惶恐。我甚至听不见她的一点声音，哪怕是一声惊叫、一声哭泣也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地推她——不论她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为什么要那样地推她？我不知道这一推意味着什么，是它证实了我的虚伪（就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还是它下意识地泄漏了我的内心隐秘，泄漏了我的真实的感觉、想法和态度（也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虽然它们藏得很深，很隐蔽？次日起床时，我面色灰白、头发蓬乱、神情大异，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这以后我没再到她那里去。她毕业后，据说她本来有希望分配到中心小学，因为她是音乐专修班的。可是她主动要求留在她实习的那所学校里。后来又听说她嫁给了那所学校的一位老师，生了个女儿。 那年五月，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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