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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我几乎不读当代小说，不管是先锋的还是不先锋的，然而，李劼的小说是例外。我几乎读了这几年李劼在全国各地杂志上发表的所有小说，包括他的那部长篇力作《情戒》。这并不仅仅因为彼此之间的友谊，而且更是由于我这位朋友的小说值得一读，并且耐人寻味。 现在回想起与李劼在学校共事执教的那段往事，不仅感到美好，而且深以为幸。在那个沉闷单调的乡村师范学校里，因为有了李劼这样可以海阔天空的朋友，才得以不寂寞，不压抑。在围棋的棋盘上，孤零零一子，与二子并列的气势，毕竟大不相同。由于这样的并列，我们经常以幽默的姿态面对严肃的校方。那段日子有点像《围城》里的某些场景，只是我们谁也不以方鸿渐那样的自我感觉为然。我们谈天谈地，谈得最多的似乎是卡夫卡和《局外人》。说卡夫卡是谈彼此对世界对生存境况的感受，谈《局外人》则是意喻我们对一个荒诞世界所取的人生姿态。顺便说一句，那时我虽然在一个刊物上发了一篇大学毕业论文，但还没有成为李劼。同样，那时李劼也还没有打算将自己的姓名付诸铅字。 十多年以后，我们先后成了文学中人。然而有时见面谈起来，话题依然不离卡夫卡和局外人。只是当年我们是那个学校的局外人，而如今我们是当今文坛的局外人。一个局外人的小说被人结集出版时，自然就很希望另一个局外人对此说点什么。 毋庸置疑，对李劼的小说，我相当熟悉，不仅熟悉他的叙事风格，而且熟悉其叙事所基于的生活场景。每每谈到某个细节，我总是会心一笑。当然，我没想到在那个乡村师范学校中居然有这么多故事可说。卡夫卡一生没走出过维也纳，但他的目光却洞穿了整个人类。作家的文学法门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作家需要到处奔波才能写出小说，比如海明威。但李劼不是海明威式的。李劼从一个乡村师范中发现的故事，足够海明威那样的记者型作家忙乎上好几年，用某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的话来说，下好几次生活。李劼不需要下生活，因为李劼一直在生活之中。李劼不像那些中国作家，先脱离生活，然后再下生活；结果越下越脱离，越脱离越要下，最后下得象祥林嫂那样，眼珠间或一轮，不住地念叨生活。李劼不是这样的，李劼也不会这样的。 作为一个作家，李劼很健康。李劼有着健康的心理状态，因而也有着健康的写作状态。李劼的这种健康主要体现于他的怜悯和他的淡泊。人们过去总说愤怒出诗人。也许诗人确实需要愤怒，但小说家却未必。我以为小说家的同情心要比义愤填膺或愤世嫉俗更具小说性。同情，或怜悯，其要点不在于高高在上的精神或情感的施舍，而在于理解，尤其是对自己所不喜乃至憎恶的事物的理解。李劼在他的小说中总是那样宽厚地理解着笔下的人物，不管对方有多么变态，多么丑陋，他都能以理解为前提，给予应有的同情。他善于从最为暴虐的人物或事件那里看出其可怜和其荒诞，一如他善于从表面上很美的现象背后发现其丑陋，从看上去很庄严的事情上揭示其虚假。但他很少愤愤不平，他也从来不因为自己的健康而对病态的人物显露自己的优越。 与这种怜悯相应的是李劼的淡泊。李劼在小说创作上虽然很认真很执著：但在文学的功名心上却始终很随意。李劼不把文学看作自己的谋生手段，而是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李劼知道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成为一个作家是一件最最无可奈何的事情。正如《红楼梦》中的顽石自叹“无才可去补苍天”一样，有修养的人们往往是因为无用才写了小说。有用的人们是不会选择小说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的。李劼懂得作为一个作家的无用性，所以他无意于在文学的功名上有所作为。 基于李劼的怜悯和淡泊，李劼的小说风格相当质朴，既不剑拔弩张，也不故弄玄虚。正如李劼喜欢在平淡无奇的人物和故事中点出惊心动魄的内心冲突和灵魂挣扎，李劼长于用委婉的笔调和准确的细节着手叙事，而从来不事先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苦苦经营。李劼的这种叙事风格宛如青果的品尝，使阅读时时飘溢一阵阵淡淡的清香；甜而不腻，哀而不伤，当然，还有乐而不惶。不过，这种叙事风格虽然平易，但很难把握。稍许焦燥一点，或者写作状态稍许疲惫一点，就会丧失分寸感；从而不是过火，将作品烧糊，就是过淡，使叙事变得沉闷单调。 李劼以质朴的方式构筑了他的小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没有高山那样的伟岸，也没有大海所具有的惊涛骇浪景象，一眼望去，是一片无垠的田野：有花草树木，有小河流水；有泥土的芬芳，有阳光的明媚。但人们千万不能据此将李劼的作品读作田园小说，因为这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放风。 谈李劼的小说，领略了的自然就领略了，不在意的也就只能不在意了。倘若我与李劼在那个乡村师范中再度重逢，也许依然会像当年那样共话卡夫卡和《局外人》，仿佛彼此什么都没说过，什么都没写过一样。 是为跋。 一九九四年九月甘三日 写于华东师大校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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