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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颠了７小时的长途汽车，在半下午的时候到了陵县。陵县很小，只有一条主街，石板路老长老长的，两边是铺面，县里各种机关、部门也在两边的岔道上。亦琼四人刚一在街上出现，就引起两边铺面里的人和住家人的注意。这里很少有城里装束的人来。老赵陪亦琼来对簿公堂，和他在县商业局当头的老同学取得联系，到商业局招待所安排住宿。到了招待所，老赵和小弟登记一个房间，亦琼和肖玲登记一个房间。小弟交的房费，他认为这是姐姐的私事，不能让公家出钱。 老赵对亦琼说，放心，住在这里绝对安全，双层保险，对方不敢来骚扰，他单位的人也不敢来冲的。 亦琼说，我知道。 把旅行包放下后，亦琼四人走出招待所。他们很顺利地到了法院，门卫已通报民庭庭长，重庆打官司的人到了。庭长中等个头，黑脸膛，满脸的皱纹。不知是天生的不苟言笑，还是对亦琼的案子从心里不满，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只是点点头。都没有什么好说的。连寒喧都没有。 庭长说，明天早上９点开庭。 老赵说，我们明天 ９点见吧。 出了法院，亦琼松了一口气。到陵县来的第一关过了，没有什么意外。现在就看明天开庭了。 亦琼和老赵、肖玲，还有小弟，提前十分钟到了法院。由于是隐私案，不公开审理。没有旁听的人。 审议庭设在法院后院的会议室。室内的乒乓球桌做了审案的办公桌，书记员搬来一堆三角体木条，上面写着“审判长”、“副审判长”、“书记员”、“原告”、“被告”的字样。庭长作审判长，他穿着全身披挂的法警服装，戴着大盖帽，比起头天穿便服的样子神气多了。 大约９点２０分，男的一个人无精打采地走进来了，他穿一件灰色衬衫，有些空荡荡的，更显得身材的瘦小。他讪讪地对庭长打个招呼，来了。 他看了亦琼一眼，没有说话。又转身看到后排坐的老赵等人，急忙回过头，一屁股在被告席上坐下。 亦琼两手交叉坐在藤椅里，她看见男的进来，就象见到一个陌生人一样，无动于衷，两眼平视前方。而在她的内心，恨死了这个男人，他把她的个人幸福全毁了，把她的名誉都败坏了。她表面的平静，只是火山爆发前的沉静状态。 小弟看着男的进来，死死地盯着他，毫不掩饰脸上的鄙视与仇恨。这个人，把他的姐姐害得太苦了，搞得满城风雨，还那么无赖地拖着姐姐，要调动，真他妈的好意思，连点男人的骨气都没有。他盯着那男的看，然后扭头往门口看，怎么就男的一人来出庭的，没有单位的人陪同，也没有亲属参加。这次开庭，男的已经风闻上级法院过问了此案。单位领导知道不占理，不愿为男的出庭作证。单位的职工见领导都改变了最初支持男的的态度，也感到闹事不妙，谁也不敢到县城来起哄了。 小弟看看前面坐着的姐姐，身边的老赵和肖玲，女方的阵容是强大的，有单位的人，还有亲属。可是男方就一人，身单力薄地坐在那里。小弟看着男的，脸上的怒气慢慢消了，他心中有些不是滋味，竟对这个男人起了怜悯。他身体有病，给弄得人人都知道，尽管当地人帮他说话，但笑话他无能，可说也是在所难免的。乡下人的舌头说起性无能来，是不饶人的，男的并不一定就好受。他家的兄弟没来，恐怕也是拿这个哥哥很恼火的，说不起话。真的要讲道理，要辩论，男的绝对不是姐姐的对手，那么男的就一个人，女的有一群人，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他想着有些不好受，起身走到亦琼身边，轻轻说，姐，男的就一人，没有家属来，我也不参加了。有老赵和肖玲出庭就够了。不要急，我相信你会辩论赢的。 亦琼回过头说，那好吧，你不参加。 小弟笑了，祝你成功，我在外面等你。 然后他走到庭长面前说，被告没有亲属参加，我也就不参加了，求个公平。 小弟退出了法庭。 庭长拉长了声音，宣布开庭审理张亦琼诉男的离婚一案。他没有马上对亦琼提问，而是把一摞材料往桌上一放，板着面孔说，你到处写信告我们！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省妇联。 亦琼一下子警惕了，怎么这样说话？她呆滞的面孔有了表情，抢答式地回答说，我给上级法院写信反映情况，是履行一个公民的权利。 她边说边打开随身带的文件包，从里面拿出一大叠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摆在桌上。她决不给法院一点空子钻。 庭长瞟了一眼桌上的材料，口气软下来说，当然，我们也没说你不该反映，我们本来就是准备现在解决这个案子嘛，只是你操之过急了。我们去年就给北碚法院去了代讯函，请他们代为向你方调查。不是我们不办，是你们当地法院拖延了时间。你看这是我们发函的存根。 亦琼大吃一惊，还有什么比法官当面撒谎，嫁祸于人更叫人惊讶的呢？亦琼已经习惯了凡事掌握证据。她对庭长说，请把你们的发函存根给我看看，我要抄下来，回去调查此事。如果真是北碚法院敢于如此目无党纪国法，严重违背民诉法第１７１条，扣压兄弟法院的函件，拒绝协助办理此案，我就要告他们。 亦琼起身凑到乒乓台前去看，这算什么存根？没有法院发函编号，没有公章，只是一张便条，新崭崭的一张纸，没有一点折皱，墨迹新鲜得就象是这天早上６点钟才写的一样。她心里哼一声，骗鬼！嘴上却说，这里面恐怕有技术问题，我更要把它抄下来，看看究竟是谁的责任？ 亦琼伸手去拿那张纸。庭长象翻烧饼一样迅速，一把把存根翻过来用手压住。绷紧的脸皮，绽开了象花卷那样的螺旋状。他用发沙的嗓音说，慢点，你不必这么认真，我只是说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把纸条揣到了警服兜里，拍了两拍。 亦琼似笑非笑地看着庭长的动作，室内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庭长干咳了两声，又板起面孔，拖着长腔说，原告张亦琼，你是个研究生，大学教师，为什么在结婚两个月内提出离婚？ 从起诉离婚到现在，亦琼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机会陈说自己的理由。谁知她不可控制地浑身打起哆嗦来，抖得说不出一句话。她只好对庭长摆了一下手，表示停一下。她的发抖，并非是害怕，而是一种肌肉紧张的颤抖。抖得来她浑身肌肉突突地跳，牙直磕，说话不成句数。在场人都看得明白，亦琼心里着急，老这么发抖怎么成？赢官司都要打成输官司了。她使劲地咬住牙关，使颤抖停下来。然后回答庭长的提问。 她说，我是研究生，大学教师，但我也是一个普通女人。人到中年，我想望安定，建立一个普通人的家庭，尽为人妻母的本分。我没想到男的有病，他婚前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欺骗。他把我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全都变成了泡影。我问他为什么瞒着我，你骗一个１８岁的姑娘，人家年轻，有感情就等你几年，不愿等可以再嫁。你骗到我３３岁的门下，骗得我爬都爬不起来，我跟你还有什么情份？ 亦琼说到这些，不免有些激动。她没有讲男的施暴破膜的事，那个恐怖的情景，令她终身难忘。单是那一幕，也是叫亦琼万难接受男的的。 终归说来，亦琼不能接受这个男人，有病不是绝对的因素，根子是完全没有感情基础。本来象男的不能过性生活的毛病也不是不可医的，也可以商量，值得同情。现在连艾滋病人也要同情嘛，何况一个性功能有毛病的人呢？ 男的之所以婚前没有告诉亦琼的身体疾病，大概是过去谈恋爱失败过，这次就抱着侥幸的心理，结了婚来说。生米做成了熟饭，女方就只好象别的妇女那样吞下这杯苦酒了。还有太监也娶老婆的嘛，女的照样过得好好的。他忘了这不是皇帝坐天下，女人依靠男人吃饭的时代了。他想自己的利益太急迫，完全没有为女方着想。因而一结婚就闹翻了。 亦琼陈述她的理由。根据婚姻法第６条，性行为是夫妻生活的重要部分，共同生活下去是不人道的。又根据婚姻法第２５条，婚前感情基础差，婚后因男的有病没有建立起感情，无调解和好的可能。她想起了区法庭的判决。现在她得把那些判词都驳回去。 她激动起来，说，区法庭说我怎么没有在结婚的第二天提出离婚，而是两个月后。我得说结婚离婚不是百货公司买衣服，可以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我没有在结婚的第二天提出离婚，而是在两个月后，是经过反复再三考虑的。在这两个月中，我多次与男的协商离婚，希望好说好散，不让外界知道离婚的真实原因。男的不同意，一定要以调他回重庆为条件。这里是他有关谈调动，谈疾病的复印件，白纸黑字，证据都在这里。 区法庭说我不该中止调动男的，说他想调动，是为了搞好夫妻关系，对我有真感情。我看不出哪儿有什么感情，纯粹是把我作为一块跳板加以利用。包括他隐瞒疾病跟我结婚，都是为了达到他利用我调回重庆的目的。他利用我可以，但起码他得有个好身体，好人品。他隐瞒疾病，既无健康，又无人品，我干嘛让他利用？我提出离婚，就不存在照顾夫妻两地分居解决调动的事。真的把他调回去了，法院会准予离吗？你说男的有病，你还把他调回来，这说明你们还是有感情嘛。况且单位也不会同意，你要求照顾调动，我们给你调动了，你又离婚了，给学校添一个包袱，我们把这么一个没有文凭的人调到学校有什么用？试想我以后还要结婚，难道我又去找学校要求照顾调动？学校问我，你已经照顾一次了，你究竟还要照顾调动几次？我怎么回答？我就那样脸皮厚，好意思说，我结一次婚，就请照顾我一次。什么时候不再结婚了，就不照顾了。单位不是我老爹开的，凭什么要一次二次照顾我？我不能把自己的包袱往学校甩。不能为了顺利离婚，就拿调动做交易。他把我的名誉全破坏了，尽管我跟他没有性生活，可是我在法律上是个已婚妇女了，我离婚以后就背了一个离婚女人的名了。你们法院想没想过我的处境，想没想过我所受到的伤害？ 亦琼越说越激动，到最后，说到她空背一个离婚女人的名时，竟发了疯似地吼起来了。 庭长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亦琼象个波妇一样对着庭长咆哮，我冷静不了，这个婚把我害得好苦，法院还拖我一年多，谁来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谁来赔偿我受到的精神伤害？ 她突然转过身去，对着被告座位上的男的吼道，你，你想过你这样做对我的损害没有？你还支使你妈来泼我闹我，骂我骚婆娘，扬言要让你家兄弟来破门而入，还说出让三兄弟来日个够的脏话。你是个人吗？你还好意思要我调动你，你是个什么东西！ 庭长大声喊，有话好说，法庭上不许骂人！ 亦琼伸着脖子对庭长喊，他泼我那么多污水，还不兴我骂他一句“东西”？我就要骂，“你是个什么东西？！” 话一出口，庭长、副审判长、书记员、被告、老赵、肖玲都愕然，这究竟是骂庭长还是骂被告？还是两人都一起骂？ 亦琼已近于疯狂了，她完全不管不顾，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在来出庭前，她曾反复思考，她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打这官司。完全按大学教师的斯文、理性来辩论，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些乡下的土皇帝才看不起你城里人酸溜溜、文绉绉的样，“狗屎做鞭——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他们服的是恶人、歪人！中国人说“离婚”是“打脱离”，基层法院审案，首先是问两口子打不打，不打，那还有感情，各人回家去。亦琼没有跟男的打，区法庭和县妇联就说他们还有感情，不予离婚。“打脱离”就得打，不打，就离不脱。亦琼畏惧这种野蛮的离婚，可她不服也得服这种传统的离婚方式。她想好了，她得闹、得泼，以泼以闹代替打。她要拿出泼妇的样子，让法院看看，他们究竟是有感情还是没感情，她究竟是好欺负还是惹不起。于是她选定了自己出庭的姿态，一重证据，二加泼闹。 亦琼以为她在法庭上是在按照她的计划扮演角色的，实际上，她的心境真的被这个离婚破坏完了。她害怕法院又要判她不离，她得抓住这个机会拼命说。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停，不能停，我要说，我要说，我要喊，我要叫，我要吼，我要拼命闹，我要拼命叫。于是她就象个疯子一样，在那里不停地说，不停地喊，不停地叫，唾沫飞溅，把结婚以来所有的苦水水都一股脑儿往外倒。 她用手挨个指着庭长、副审判长、被告、老赵、肖玲，说，今天当着你，当着你，当着你，当着你，当着你……她象个神经病一样，用手指了一圈，最后又指着庭长说，还是当着你，大家评评，这个婚该不该离？这个婚我离得有不有理？这个婚法院该不该阻拦不准离？ 亦琼满脸通红，象是作了百米冲刺一样，坐在藤椅上直喘气。庭长脸上红一阵，黑一阵，身子在藤椅里一挺一挺的。大概他没有料到原告这么泼，象个母夜叉一样。这知识分子就这么个玩意儿！ 哈哈，亦琼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庭长挪动了一下身子对男的说，请被告对原告的陈诉作出答辩。 男的脸色煞白，汗水直流，他本就有些女人态，这下更被亦琼阵势吓住了。他忸忸怩怩说，我的功能是正常的，这是县医院的证明。我只是结婚时候不行，现在已经恢复了。 亦琼气还没有喘定，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说，恢复了！恢复到零点几？瞎子恢复视力，能看见０．０００１，也叫做看得见了，性功能病者，医到０．０００１的程度，也可说是功能正常了。无论他现在吃了什么激素，走了什么后门，得到这张证明，我都是实际受害者！ 她歇斯底里吼起来，我尊重我与他结婚两个月的婚姻事实，我对他的疾病最有发言权。我想，此时不会有哪个女人敢于出庭来驳斥我说，男的性功能正常，她跟他睡过觉。男的也举不出他跟哪个女人睡过，他没有问题。凭一张县医院的证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当然男的不可能举出他跟哪个女人睡过。他有病，不可能睡，退一万步说，他睡了，也不能说出来。说了，不就表明他在婚姻期间乱搞男女关系吗？那对亦琼离婚不就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在中国，离婚就是有点怪，身体有病，法律上认为是过硬的理由，但人们的观念却认为不是原则问题。原则的是作风有问题，乱搞男女关系。如果亦琼离婚是为男的作风有问题，管保大家都同情她，离婚也顺当。可她是为生理疾病离婚，城里人的同情就大打折扣了，乡下人则是完全不同情。 亦琼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她又重复问道，他能举出他跟哪个女人睡过吗？她想，要是男的能举出人来，那才热闹呢！她这心理，多少有些病态了。 男的一声不吭。庭长大声说，原告，不要把问题扯远了。 亦琼不说了，昂着头，看着庭长。庭长翻着桌上的纸卷，慢条斯里地拿起一叠纸，说，这是被告给原告的信，我念几段。“我的身体有病，跟我长期在乡下生活艰苦有关，把我调回重庆后，加强营养，是会好的。”“我一直在治病吃药，希望你要给我时间，不要提离婚。” 庭长又拿起一封信说，这是被告给原告弟弟的信，信里说“我跟你姐姐结婚不能过性生活，这只是暂时的，会治好的，可是你姐姐坚持要离婚，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希望你劝劝她。离婚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离，也得有个前提，把我从乡下调回重庆。”庭长又拿起一张纸说，这是被告吃药的单子。刚才念的几段材料，都是被告的笔迹，被告没有反对吧。 男的低着头，没说话。 庭长说，身体疾病是可以医的，原告说话不要那样尖刻。你不愿意等待男的治病，也是可以离的，我们也没有阻拦，不准离婚。庭长拿起一张单子，转了话题说，原告，被告说他的衣物在你处没有归还，是不是事实？ 亦琼说，是。忙从带来的一摞材料中找出一张单子。说，这是我开的男方在我处衣物的清单，有两件西装，一件衬衫，一条短裤，两双皮鞋，两个温水瓶，一个果盘，一盏８瓦日光灯，两个玻璃罐。另外还有三百八十七元五角现金。这是清单，请庭长核实。 亦琼念清单时，男的身子前倾，听的很专心。及至亦琼念完了，他才把身子靠到椅背上去，舒了一口气。他一直很看重这些东西，造了不少舆论，说女的吞他的钱财。 庭长问男的，这些东西都没错吧？ 男的摇头，没有。 庭长问，被告对原告诉离婚还有什么说的，同意离婚吗？ 男的干涩地说，没有。同意。 庭长说，既然没有异议，那么这个离婚案还是按协议离婚处理。原告和被告的结婚动机是良好的，只是婚后事与愿违，出现夫妻生活不协调才导致离婚，如果不是身体原因，这个家庭就不会破裂，而会好好地存在下去。考虑到被告医好病还要再婚，建议在调解书上不写离婚的真实原因，不知原告同不同意。 亦琼没想到庭长说得这样合情合理，跟过去一年他们的拖延、设置障碍完全是两回事。她爽快地说，同意。 书记员把拟定的离婚原因念给双方听。“张亦琼要求离婚，被告同意离婚，法院准予离婚。男方在女方的衣物按照清单数目由女方如数归还男方。起诉费女方同意独自承担。” 亦琼和男的，都在这份离婚调解书上签字按了手印，也在书记员的记录上签字按了手印。庭长说，这个调解书要一式两份给原告被告各一份。现在还没有打印，你们回去后，我们按调解书打印好再寄给你们。本案审定，到此结束。 亦琼这才感到了刚才吼叫的劳累。她身子靠着藤椅，用手撑着头，沉默地坐在原告席上。 男的故作姿态说，我早说过好说好散，你偏要闹到法院来解决。哪里需得着找法院嘛。 亦琼没接他的话。男的见没人理他，自觉没趣，他摇晃着身子，轻飘飘地出法院了。 老赵和肖玲起身来到庭长面前，感谢他们的秉公办案。庭长干笑着，没什么，这是我们的职责。 肖玲走到亦琼身边，拍她一下肩头，走吧，还坐着干嘛。亦琼起身对老赵肖玲勉强笑笑，又对庭长点点头，轻轻说了声谢谢。 庭长没说话，只是嗯嗯了两声，算是对亦琼的回答。 小弟早已在外面等着，他先见男的出来，看他灰溜溜的样子，知道案子已经解决。及至见到亦琼三人出来，他迎上来说，还顺利吧。亦琼点点头。 肖玲说，亦琼今天好激动，简直吓人一跳。她也是大方，处处让步。诉讼费明明是一家一半，她是胜诉，干嘛要答应自己一个人出。 小弟说，离得顺利就好，诉讼费自己出没关系，让男的也求个平衡。他心里仍对男的有种怜悯，那是一个健康男人对一个有病男人的同情。 坐上回重庆的汽车，亦琼又象来时那样两眼望着窗外，没有说话。旁边的肖玲碰碰她，怎么啦，还是不高兴？ 亦琼摇摇头说，没甚么。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 肖玲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今后有什么打算？ 亦琼说，没有。 她也真是没有打算。在还没离婚的时候，她一门心思对付舆论，对付男家的泼闹，想着怎么打官司，人给搞得紧紧张张的。现在离了，她达到目的了，她反倒对今后怎么办感到茫然。 小弟说，你还是给陵县法院写封感谢信吧，好歹他们给办了。告了他们的状，也让他们好过一点。 亦琼在信里说，“昨日我以获得解放的轻松心情从陵县返回学校。这次在您们的积极办案下，我的离婚案得以圆满解决，为此我向您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我将以有效的积极工作来感谢您们给予我的人身解放。请向所有关心此案的领导、司法人员致谢。” 十天以后，亦琼收到了陵县法院的调解书。她满心欢喜地拆信，就是这张纸头，是她获得人身解放的凭据。她打开信，看了禁不住大吃一惊。调解书上没有按她和男的签字达成的离婚协议写，在离婚原因一段里，在法庭签字的原文没有了，另外增添了原本没有的１０９个字。这份打字调解书指责女方“草率结婚”，“婚后生活不久，因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遂发生矛盾。自此，张不愿与丈夫共同生活。” 满心欢喜，兜头一瓢冷水。亦琼决没想到，法院竟然可以不顾事实，篡改已经签字的调解书。这个婚没结好，是她的不幸，有什么可让人指责非议的？特别是一级法院来指责她。 男方也接到调解书了。调解书上的离婚原因不仅对他有利，还把亦琼置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男方自是扬眉吐气，他只求调解书对亦琼的打击，并不在意“草率结婚”对男方也是不尊重。他让他的两个兄弟拿着调解书，带着一个大口袋，兴冲冲地到亦琼宿舍来，要拿回他的东西。 亦琼说，问题没有重新解决前，我不能还，你们有意见，也找法院反映，以便早日改正调解书的错误，我好还东西。 亦琼是把周老师请到宿舍来说这话的。老头子对两兄弟说，东西会还的，张老师也说得很清楚。离婚时，张老师考虑到你们哥哥今后的利益，同意不在调解书上写你哥哥的病。现在法院不负责任，篡改调解书，这又对女方不利了。我们做事都得为对方着想嘛。只要法院改正了调解书，东西会还给你们的。如果张老师不还，到时候你们来找我老头子好了。 男家兄弟被周老师劝走了。 本来，这个婚亦琼已经离掉，她也可以接受县法院的调解书，不再和法院为调解书的不实之词认真。在中国，没有个人价值可言，个人总要受一些委屈，除非你不生活在中国。象亦琼这个案子，法院准你离了，已经是一种恩典，你亦琼给法院写感谢信，不也有感激法院恩德的含义吗？法院即使把你的离婚原因歪曲了，你也得忍气吞声接受，不要再想法院改正的好事了。可是李家大女婿穆向东的妹妹穆向红和亦琼在一个学校，保不准会把亦琼离婚的传过来呢。尽管罗家儿子罗开全挨枪毙以后，穆向东不再到岳母家来了。他对死了的舅子是怀恨的，那门婚姻是他硬拉的，女方的父母对他也结下了仇。遇上革委会取消了，他不仅没有爬到局里的高位，反而重回电工组当工人，还是负责修理电灯开关保险一类的事。 母亲在小弟家住了一个月就和父亲回红房子了，还把孙子也带回家。她担着两头心事，一头是亦琼的离婚案子，另外心里还总惦记着万一哪天老大突然回来了呢？家里连个人都没有。她是家里一把锁，她还要再等等他呀。要议论就议论吧，她经历的事情还少了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过堂（趟）风”。母亲拉扯大她的四个儿女，本就不容易，儿女大了，她还是不得清静，这个不出事，那个就出事。母亲的苦难太重，心中装着太多的儿女的不幸，以致在十多年后她突然查出脑癌，事前一点症兆都没有，一发现就是晚期了。也许这脑癌在现在就已经潜伏下来了呢。 亦琼走到人和街路口，看着远处光树桠枝后面的红房子，那已经褪色的暗红色砖房，就是她的家。房檐的大红瓦破裂了，排列得参差不齐，有的缺口直齐砖墙，红砖墙上也就留下一道道屋檐水迹印。檐顶的石灰早已脱落，露出已经发黑的腐朽的木条，窗口伸出的晾衣竿搁在对面的堡坎上和梧桐树上，穿在竿上的衣裤呈“大”字形和“人”字形在半空中飘摇，行人走到竿下，偏偏头，免得被垂得低低的“人”字形裤子扫着了脸，或是用手拂一下白色的被单，以便从被单下钻过去。小时候红房子的小孩经常躲在晾晒的被单后面捉迷藏，白被单上常常留下黑黑的手指印。 楼上走廊堆满了杂物，不时碰倒扫把撮箕的。罗妈在儿子枪毙以后不再当居民委员了，谁也不买她的账。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表，罗妈没理由再在走廊吆三喝四骂这骂那了。少了她的鸭青（公鸭）嗓子，红房子格外清静。 亦琼走进红房子，感到很亲切。每次回到红房子，母亲都会说，最喜欢你回家。父亲则说，“出门要用叉叉，进门要用钩钩”。意即她到家了就不出去，得用叉子叉出去，出去了就不回来，得用钩子钩回来。她想，她该早一点回家来，就不会一个人关在宿舍里东想西想了，差一点走了绝路。为了她亲爱的母亲，她也是不能够死的哟。 小弟带着亦琼的信和材料去走访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站。头两次都被不客气地挡驾了。挡驾的人说，不要以为你住在北京就可以天天来找了。 小弟发火了，你们是最高法院，怎么能对人民来访这个态度？ 接待站收下了他的材料。 小弟仍不放心，又去第三次。这次一个５０岁光景的干部接待了他，他是管西南片的，已经看了亦琼的反映材料。他对亦琼离婚的有关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高度赞扬北碚区法院调解亦琼和陵县法院僵局的作法。 他问小弟，现在你姐姐还没有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调解书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上级法院也不便给予解决。告诉你姐姐，先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寄给陵县法院，同时向陵县法院提出申诉，要求纠正不合理之词，然后才可向上反映。不用怕签字，按这个步骤去做，不会错。 这才是帮在点子上的忙。亦琼收到小弟的信，马上按最高法院的意见做了。寄回签字的送达回证，并给陵县法院院长写了申诉信。然而，陵县法院还是没有理睬亦琼的要求。 亦琼想横了，又给最高法院写了一封措辞更加激烈的信。“普及法制教育，不仅是教育人民群众，也包括教育司法人员。强烈要求最高法院拿我和陵县法院民庭庭长作为普及法制的典型开刀，决不允许陵县法院钻我们法律不完善的空子，以为只有他们有权以法整人，公民无民主以法治他们。”“我不相信在一个讲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度里，充满的是封建时代的人治和法霸。希望最高法院发挥最高法律监督权的作用，直接责成陵县法院纠正调解书的错误文字。” 小弟又带着亦琼的信去最高法院找那个管西南片的干部。干部看了这封信，沉吟良久说，最高法院不越级处理基层法院的案子，既然你来反映了，情况又很特殊，我就写个给地区中级法院的公函给你吧。 他让小弟等一下，然后进到里面，很快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最高法院的信封。他把信封交给小弟说，让你姐姐带着这个函去找地区中级法院，请他们过问此案。问题会解决好的。 小弟接过信封，信封没有封口，他打开来，从里面抽出一张象挂号单那么大点的公函笺，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只盖着一个“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站”的鲜红公章。 小弟觉得很惊奇，问干部，就拿这个去找中级法院？行吗？ 干部说，行，你姐姐要是去不了，让她把它寄给地区法院也可以。 小弟见干部这么说，也就不好再问了。他带着满腹的疑问离开了最高法院。把信封和盖有公章的空白函寄给了姐姐。 亦琼收到信，按小弟说的，把盖有公章的空白函寄给了地区中级法院。她心里也象小弟一样感到奇怪。就这么一张空白纸片能解决问题？ 寄出公函才两个星期，亦琼就收到了陵县法院按原文改正的调解书。这最高法院的空白公函还真起作用了。亦琼突然发现它的威力竟有些象封建时代的尚方宝剑，只要皇帝赐与的尚方宝剑一到，没有谁敢不执行的。 但这是法制还是权力意志呢？还是她凑巧遇到了一个充满人情的“青官”——或者用老大早年说过的一句话，是“贵人”呢？当年亦琼下乡遇到巴县的老胡，老大就说是“贵人在助你一臂之力”，如今在她经过千难万难都打不下这死婚官司时，她又遇到了最高法院的“贵人”来助她一臂之力。她不知道除了最高法院给小弟的这个空白公函以外，他们法院内部还有什么联系。这个空白公函对亦琼和小弟始终都是一个谜。 从１９８４年冬到１９８７年春，亦琼为这个离婚案整整打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官司，从３３岁打到３５岁。她回想起这两年间发生的事情，简直象做了一场恶梦。一个普通的离婚案，就这样折腾了两年多。真是拿她在碱水里煮，冰水里泡，生不如死，死不心甘。说来她也是有文化的人，还有打官司的能力，都打了两年的官司才解决问题。她想，要是她没有文化，没有打官司的能力，遇到这样的死婚，也只有认了。她除了接受的路，还有什么路可走呢？生活在这块重视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价值可言的土地上的人，就得受这样的委屈。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的。 亦琼的官司打赢了。可是打赢了又怎么啦？社会、法院给她造成的极大伤害和摧残，没有任何赔偿。举目茫茫，她已经３５岁了，是名符其实的老姑婆了，叫她还到哪里找对象，还有什么婚可结？在这两年中，她处于婚不婚，离没离的状态中，谁还敢和她谈对象？男家是清楚这一点的，他们达到了把她拖老，拖得她嫁不出去的目的。法院也是清楚这一点的。他们存心不改调解书上的错误，在给学校和本地法院的公函中公开威胁，“告诉张亦琼，在她没有归还男方财物前，不得另行结婚，结婚就视为犯重婚罪。”法院的目的也达到了。现在她完全自由了，她也是难得再结婚了。她不知道该怪谁。 还有她事业前程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８０年代初期，她是批评界崭露头角的新人，现在她的同仁大踏步地赶超到前面去了，她却因身陷离婚的泥淖影响了学术的研究。 还有，和她一起在外语学院参加出国集训学习的同事，在国外攻读学位、做访问学者，寄回在纽约自由女神塑象前照的照片，风姿绰约，叫亦琼好不羡慕和痛惜。离婚官司的拖延，使她失去了出国的机会。可以想象，她出去以后生命的大书必将掀开新的一页，她后半生的生活也将是另外一副光景。无论如何，都比她现在过得好，她肯定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有一个爱她、疼她、长相知、长相守的丈夫。 还有精神上的创伤和痛苦是一口无法测量的古井。很多年里，她不敢回忆那次离婚的细节，她对人讳莫如深，从不裸露她的心伤。即使十年以后的今天，她回想当年的离婚，所造成的摧残还象烙印一样打在她的心上，令她不寒而栗。就象《红字》中的海丝特刻在胸前肉里的耻辱红字“Ａ＂一样，永远抹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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