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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否认，《在同一地平线上》拥有一批读者，小说所触及的社会生活存在的某些弊病，小说所描写的从困境中奋斗出来的两个青年主人公，他们的爱情与事业“矛盾”的烦恼和坚持个人苦斗的劲头，很容易拔动年轻人的心弦。特别是当这一切由一支细腻的、富有才气的笔来描述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应着眼于整体的构思，弄清它的主旨及作者的倾向性。 男女主人公扑朔迷离的感情纠葛，牵引了不少读者的注意力，直到结尾，读者还闹不清他们到底是否离了婚。其实，作品的主旨并不在这里。只要注意一下男女主人公在“竞争”上互不退让的态度，便可看出一个人苦斗高于一切，这才是作品所要强调的核心思想。 这个主旨十分鲜明。其集中体现者就是男主人公“他”。 有同志认为，个人苦斗总比游手好闲强，他的竞争精神有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一面。问题在于这个形象个人苦斗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他的个人苦斗与我们所提倡的个人努力、事业心，拼搏、奋斗精神并不是一回事。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总离不开与社会、与他人的合作。可是，这部作品却孤立地强调个人苦斗决定一切，赤裸裸地宣扬主人公的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作者对他的态度，尽管有复杂的一面（即并不一定赞成他的所有想法或作法），基本倾向却是肯定的、同情的、赞赏的。这就大大损害了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第一，作品告诉我们，主人公的竞争是社会环境逼迫出来的，他不过自觉地顺乎这个法则来行动。作者通过人物之口，把我们的社会勾画成生存竞争的社会，说这股“新时代的竞争之风”“铺天盖地而来”，“这个场地很小，彼此都不能容忍另一个的存在，你不击他，他要击你”。社会如此，以绞杀别人为目的的个人竞争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合情合理的了。所有真正高尚的事业心，奋斗精神，全被一笔抹黑。这显然是对生活的严重歪曲。 为了与他对比，小说写了一些不懂得竞争的凡夫俗子，如宽厚的乔亚光，只知忙家务的吴大平，以及象蝴蝶一样飞来飘去的楚云云。竞争对手徐飞，“靠他父亲的名声，靠久居京城的捷足先登”，又是个手段卑劣、不学无术的人。 唯有他，才是象孟加拉虎那样的强者。与《调动》等作品不同，这部中篇没有把主人公写成一个专搞歪门邪道的人，也没有彻底抹掉他的七情六欲，而是突出他竞争成才的毅力，强调他有真本事，懂得苦干加“巧干”，强调他不择手段地拉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乃社会所使然。作品甚至用理想的笔调来写他，说他为竞争而能克制自己其它的一切欲念，其赞赏之情是掩饰不住的。 第二，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是男主人公个人苦斗的苦陪衬。正如小说写到的，他们象是“一个两头怪蛇”“象是两只虎住在一起，雄虎和雌虎”。 女主人公曾经慨叹：“这个时代的男子汉太少了！”后来遇到了他，迷恋上了他那“穿透性的目光”。她与他的离异，有争取女性的独立人格之意，更主要的是如她自己所表白的，她也要争得一席之地，以和他保持关系上的平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到了女人的软弱，所以，当他受伤后，热泪滂沦地跑回他身边，主动代写画集序言，并发现他完全变了，终于用自己“在事业奋斗中的全部苦恼和探索”完全理解了他。直到离婚前的片刻，她还对他怀着崇拜与柔情。 摩擦是有的，而且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与事业的矛盾，无疑被夸张到一种变态的程度。但这样写，正是为了突现作者所赞赏的竞争精神。 第三，作者对男女主人公心绪的渲染，也值得注意。小说写道，他们感到自我被扭曲了，他们经常满怀“疲惫、孤独，还有说不清的悲哀”，他们意识到奋斗前途的渺茫：“生活、感情，以美的意愿开始，常常以丑的方式结束”。虽然他们总以饱经世事的鄙薄的口吻谈着男人、女人的弱点，但又只能靠两性的抚爱或“渗透在大自然中”，才能略排胸中的郁闷。 这一切被说成“清醒的孤独”。就是说，许多芸芸众生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而他们这些卓然独立的个人苦斗之士，才有强烈的内心追求，才有智慧的痛苦。于是，愁雾又化作笼在人物头上的光圈，个人主义的苦斗成了一种带悲壮意味的东西。 这样一类与“整个世界”对立的唯我主义者，怀着强烈追求个人名利的目的，难以摆脱空虚。悲观情绪的疯狂竞争者，究竟有什么值得同情和赞赏的呢！赞美他们，不就是赞美极端个人主义，不就是赞美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吗？ 文学作品在表现生活真实时，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没有纯客观的革命现实主义，更没有宣扬没落情绪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作家有责任通过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对生活作出正确的评价。而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近年来，人们在探讨创作的主观因素时，注意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艺术素质，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家的思想武装，哲学、美学、社会政治观点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文坛上出现了一些貌似深刻的作品，它们似乎用“穿透性的目光”把社会人生“看透”了：美和善良是不存在的，到处都是龌龊与丑恶，人生是一场悲剧……它们用以评价生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而是其它的什么主义，甚至是种种消极、病态、阴暗思想的大杂烩。这样的“穿透性的目光”实际上是很迷惘的，追求这种“思考”，就很可能“用变色的笔涂改了生活本身”，而且糟踏艺术的才华。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衡量一下《在同一地平线上》开列的“社会处方”，我想，作者是会发现自己思想的苍白之处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7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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