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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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